我和德林先生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协会上认识的。1988——1997年，我当选为自治区政协第五、第六届委员，当时德林先生是自治区政协驻会常委兼文史资料委员会副主任，每年开政协常委会时，组委会就让我和德林先生同住一个房间，由此我和德林先生成了忘年的朋友。在相处的数年间，我断断续续地了解到他那不平凡的人生轨迹。在此之后，我经常就锡伯语言文字工作问题向他请教（我在自治区民族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从事锡伯语言文字研究工作）。1989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届锡伯语言文字工作会议召开以后，为了增加锡伯语言文字工作人员编制，我向德林先生求教，他欣然提笔向时任自治区主席铁木木尔·达瓦买提写了信，通过此信的作用，自治区人民政府给自治区语委会增加了两名锡伯语文科研人员编制。

1994年德林先生返回北京，1999年在北京逝世。现根据自己的回忆和相关资料，就德林先生的生平事迹概述如下。

赵德林，锡伯族，姓觉罗，名德林，尼勒克哈拉乌苏锡伯村人，生于1921年10月。童年在本村小学读书。1932年同姐夫郭清贵到迪化（现乌鲁木齐，下同）汉族学校学习。1940年毕业于省立第一中学，暑假回家探亲时，被说服充任，在锡伯历史上成立的伊宁中学锡文班主任。为了培养本民族失学青年，他放弃升学打算，欣然就职。这时期，他组织锡伯文班学生，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到街头大唱《太行山上》《大刀歌》《我们在太行山上》等等抗日歌曲，参加歌咏比赛。还同锡伯族音乐家安崇志创编唯一的一个锡伯语抗日救亡歌曲“努折乎”，让学生们演唱。

在伊宁中学的三年里，德林教学锡伯文班学生外，在业余时间手不释卷地攻读钻研马列主义著作，同教员阿巴索夫等交换阅读体会，树立了马列主义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成为的共产主义信徒。

圆满完成锡伯文班教学任务后，德林考入新疆学院土木系。1944年回家探亲时，他的家乡已有三区革命游击队活动，不久伊宁市解放，阿巴索夫从苏联回来，成为三区革命军政领导之一。德林偕同舒慕同去见他。阿说：“你们不要只看现在社会上的混乱，这都是暂时的现象，三区革命最终定要社会主义道路的。”这番话，对他们二人都吃了定心丸，投入三区革命洪流中去了。

德林到三工政府宣传部工作，任汉文“民主报”主编和三区革命青年团政治部指导员。这时期，他同阿巴索夫一起，为正确对待民族关系，为保护汉族人民的合法权利作了不少工作。这时期，在三区革命内部斗争中，他坚定地站在以阿合买提江和阿巴索夫为首的进步势力方面，反对和揭露锡伯族中亲国民党势力和暗中勾结国民党的阴谋诡计。1946年三区革命与国民党和平谈判成功，国民党派大员来三区地区监督各县县长选举。锡伯反动势力同他书信秘密来往，企图掌握苏木尔县（现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政权，被德林发现，国民党利用反动势力的暗算未能得逞。

三区革命和国民党联合政府成立，阿合买提江率代表团到迪化，锡伯族代表内定为德林，由苏木尔县长、各级锡伯官员和代表人物，正式选举德林为锡伯族代表。这样，德林就在锡伯历史上第一个被人民群众选举为政府的代表。到达迪化后，国民党方面不承认德林为锡伯族代表。理由是，代表应由民间团体推荐产生，所以锡伯族代表是应该在迪化的锡索满文化会所选出的人。三区革命批驳这无理要求说，锡伯族人民百分之九十九都在伊犁，他们才是有权选自己代表，双方争吵不下，锡伯族代表问题没有达成协议。这时又发生了一个问题。锡伯族反动势力交给本县哈萨克族代表恰坎一封信，叫他到迪化，交给国民党。恰坎把这封信交给了德林。信的内容是，说锡伯族人民生活暗无天日，强求派国民党来解救他们等。德林将这封信交给阿合买提江团长。后来将写信者撤职差办了。

从迪化回来后，阿合买提江副主席叫苏木尔县长和德林二人，组织起一个民间团体，来对抗国民党的文化会。他们二人召集了三区各地锡伯代表，开大会成立了“锡索协会”。德林自愿担任苏木尔县副会长，深入群众，尤其是青年中宣传三区革命前途、人民解放军步步胜利情况和国民党的反动本质。

联合政府成立，交通开通后，国统区人员大量注入三区，社会政治情况黯然突变，必须适当应付。伊犁公安总处就成立了二科，调德林为干事。不久社会情况果然趋向稳定。德林还把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译成维吾尔文发表。

1947年阿巴索夫在重庆面见董必武回新后，成立了 “人民革命党”。德林被选为该党中央委员。德林和阿巴索夫二人为入党介绍人，介绍苏木尔县长舒慕同为党员。他和德林二人在锡伯青年中发展党员和开展宣传活动。不到一年，该党宣布自散，成立“新疆民主同盟”，德林仍然成为其领导人之一。

1949年，党中央在北平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批被邀请的，以阿合买提江为首的三区革命代表团，因飞机失事罹难后，第二批以赛福鼎为首的三区革命代表团组成时，德林为代表团秘书和翻译。

到达北平后，9月21日，代表团参加了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德林加班加点将赛福鼎向毛主席和党中央汇报三区革命情况的维文材料外，还将大会一切文件即时译成维文提供代表团成员阅读。当赛福鼎向毛主席献“卡潘”（维吾尔族大衣）仪式和多次同毛主席、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先生访谈，研究问题、赛福鼎大会发言稿，毛主席同赛个别单独谈话时，都是德林当口头翻译。赛福鼎的入党申请书，也是德林代笔呈上毛主席的。毛主席和周总理对德林的工作表示十分满意。赛福鼎后来也说：德林先生出色地完成了大会全过程的翻译工作，我非常满意。

这里特别提出的是，德林同毛主席等领导先生多次见面、握手、谈话，成为第一个见到毛主席等中国领袖的新疆锡伯人。

回新疆后，于1949年12月30日，德林同一批以赛福鼎为首的三区革命骨干，在王震司令员的主持下，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无候补期的正式中共党员。这样，在新疆锡伯人中，他成为第一个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锡伯人。

期间，德林担任刚刚成立的中共新疆分局办公厅主任，投入民紧张地整顿社会秩序，恢复和发展营业生产中。1954年，他作为新疆党政代表团的成员参加了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的成立活动。1952年毛主席到苏联莫斯科，在签订新疆中苏石油和有色金属公司时，赛福鼎被邀参加，德林同去。在毛主席举办的答谢宴会上，大门突然打开，斯大林和胡志明前后进入了大厅。作为工作人员的德林，荣幸地见到了斯大林，他就成为新疆锡伯人当中第一个见到斯大林的锡伯人。

1956年，周总理亲自点名，调德林到中央民族出版社任社长、党委书记和中国翻译者协会理事。

1959年，德林到中央马列学校学习，被行为新疆第一班的党支部组织委员。以优良的成绩毕业后，他留存北京，出任中央民委翻译局副局长，中央民族出版社社长、副总编、党委副书记。他不分日夜，全力以赴，主持将毛选八本翻译成维吾尔、蒙古、哈萨克文字，使这些少数民族能以自己的文字读到毛选了。他还主持出版了四卷本《五体清文鉴》，该辞书内容丰富，具有实用的历史价值。

最具创意的是，德林对少数民族印刷技术的改进。当时少数民族印刷技术很粗糙的，尤其是锡伯文都是手抄的。赵德林先生同民族出版社技术人员研究，创制了锡伯文铅字，提供给锡伯文察布查尔报使用，使该报结束了刻字油印出报的历史。

新疆锡伯语言研究学会出版了肖夫主笔的《锡伯简史》，遇到印刷困难时，德林慷慨的承担这个任务，《简史》得以出版问世。

1985年，德林回到乌鲁木齐定居后，成为自治区政协第五、六届委员、常委、文史委员会副总编辑。他将自己收藏多年的满文古籍《三国演义》《西游记》等交给人民出版社锡伯文部出版，使锡伯古籍爱好者能读到铅印本。他还多次参与锡伯语言文字研究学会的学术研讨会。离休后还编纂了《维哈俄汉词典》。

赵德林先生青年时期就参加了三区革命，为新疆的解放和民主改革做出了应有的贡献。1940年在伊宁市任第一批锡伯班班主任、教师；新疆和平解放后，曾任中共中央新疆新疆分局秘书、办公厅副主任；“文革”后，任民族出版社党委书记、社长、中国翻译者协会理事、副会长，中国民族语言学会理事、副会长，中国突厥语学会理事、锡伯语言学会理事。他懂汉、维、哈、锡、俄五种语言文字，是解放后的新疆第一代翻译工作者。

时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王恩茂书记在新疆3000人干部大会上曾讲过这样一句话“我们不能忘记德林先生，他有功劳。”

（2005年8月30日写于乌鲁木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