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悉沈阳市人民政府做出决定，批准将位处锡伯家庙旧址的工厂搬迁他处，把家庙按原样恢复和建设好，交由沈阳锡伯族联谊会管理，这无疑是对锡伯族同胞的关怀和爱护，对锡伯族历史传统的尊重，党的民族平等团结政策在新的历史时期得到了进一步的落实。这一喜讯传来，我和所有锡伯族同胞一样，感到欢欣鼓舞。

    锡伯家庙问题得到圆满解决，引起我对40多年前去东北调查锡伯族社会历史的回顾。

1956年开始在全国范围进行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编写各少数民族的简史简志和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央关于民族工作方面的重大举措，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全国少数民族的极大关爱。

1959年我和肖夫同志参加锡伯族社会历史调查和编写锡伯族简史工作。当时我在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任任人民政府办公室主任，肖夫同志在察布查尔锡伯中学任历史教师。党和政府把首次锡伯族社会历史调查和编写锡伯族简史的任务交给了我们，这对我们来讲，既繁重又光荣。

    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的主要负责人是中央民族研究所侯方若主任和历史学家冯家升教授。我们学习了中央关于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的任务、方针政策等文件，并组建了锡伯族调查组。组织上决定要我负责，从中央民族学院、辽宁大学等单位抽调温银山、李子谦等七位同志参加。我们在乌鲁木齐编写了调查提纲，确定了工作重点。锡伯族调查主要在新疆和东北两地进行，调查方法是先近后远，先易后难，抓住民族历史发展的主流，收集当时可以找到的有关历史档案资料，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较广泛地收集民间流传的有关锡伯族的历史文化资料。

    新疆锡伯族的历史，肖夫同志比较清楚，他收集研究得多些。我们在乌鲁木齐、伊犁察布查尔、霍城伊车嘎善、巩留等地进行了一段调查和收集资料工作后，去北京故宫查阅满文档案，得到德林、曾林等同志的指点和帮助，收获甚大。因锡伯族的西迁及其在新疆的戍边、屯垦活动都属清代的军事活动，清代档案都有比较明确的记载。

    到了辽宁，我们住在省政府大院，在省政府干部食堂就餐。由于自然灾害，当时辽宁的形势相当困难，在省政府干部食堂已经吃不到肉油、大米、白面了，但大院的环境很好，人们的精神面貌很好，都在努力克服困难，争取经济形势的好转。

    我们去过辽阳、铁岭、开原、锦州、凤城、丹东、抚顺等十几个当年西迁时抽调锡伯族官兵的城镇，走街串巷，访问锡伯族家庭，访问当地知名人士，去过那启明同志家。那启明同志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代飞行员，参加过抗美援朝的空战，打下两架美国战斗机，荣立战功，是锡伯族英雄的年轻一代。当时那启明同志在部队服役，我们未能见面。那启明同志的父亲告诉我们，这地方锡伯族不少。我们所到之处有的人家把家谱给我们看，有的家供奉“喜利妈妈”，韩启昆同志家的家谱就有明确的记载：先辈祖先兄弟几人中萨尔扎去了伊犁。只因为骨肉分离200多年没有来往，更重要的是历代反动统治者推行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政策，弱小民族无法生存，有的报了汉族，有的报了满族，还有的报了蒙古族。

去凤城、丹东路上，我们五六个人步行，远处看见凤凰山上有个洞，据说是当年薛里东征时，射出的洞。今天来故地寻根，千辛万苦也要把根找到。当时辽宁的农村粮食供应太困难了，早晨起来跑几个餐馆都没有卖饭的，有的乡镇餐馆只供应稀粥一碗，在公社生产队食堂吃饭，能吃到粗高梁米饭一碗、清水菠菜汤就不错了。我们坚持走访了十几个村庄，几十户人家，收获不少。

我们到长春，民委的同志介绍我们认识了关俊彦省长。关老德高望重，在抗日救国的艰苦岁月里，为反对日本侵略者，为东北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过贡献，解放后，任过吉林省副省长、省政协主席，是锡伯族中级别、威望最高的一位长者。肖夫和我去拜访关老，关老白发苍苍，精神抖擞，见了我们异常亲切，我们以锡伯族传统的礼节拜见了关老，关老流泪了，我们也流泪了。关老带我们去长春饭店吃饭，接我们到他家做客，到我们的住地省民委招待所看我们，谈到了锡伯族的历史、文化、经济、新疆的锡伯族、东北的锡伯族，并指点给我们：什么书籍、什么资料中有锡伯族材料等等。关俊彦老人语重心长地说：“你们新疆的锡伯族是我们民族的精华，是挑选出来的精兵强将，西迁到新疆，你们能生存发展起来的事实就是对东北地区锡伯族的巨大推动，东北锡伯族人口不少，日本侵占前都清楚自己是锡伯族，日本侵占东北以后，国难当头，一致对外，共同抗日，锡伯族与汉族融合起来。”关老叫我们去吉林市与关鹤童见面，让他协助我们。关鹤童当时任吉林市委宣传部长，他把我们安排到吉林宾馆住，宾馆院内大丽花盛开，松花江边杨柳成阴，是一个非常美丽的住所。关鹤童同志天天来看我们，带我们过江去参观山里的梅花鹿养殖基地，打听有没有锡伯族人。历史的演变真叫人捉摸不清，康熙年间吉林乌拉盛产锡伯大米，曾远运黑龙江抗俄前线，今日却找不到种植锡伯大米的后来人了。关鹤童同志给我们找了一个美国中型吉普车，战争年代可以坐一个班的兵，我们两个人使用当然空空当当。当时是下雨天，吉林市到伯都纳（即现今的前郭尔罗斯蒙古自治县）的道路不好走，十分泥泞，中型吉普发挥了威力，穿过半个吉林省，顺利到达前郭县，我们的调查地点是前郭县“锡伯屯”。

    “锡伯屯”位于前郭尔罗斯蒙古自治县西北，松花江一个支流边，拙门就可以打鱼。我们住在一个姓关的同胞家，关同志的母亲是慈祥的老年妇女，穿了自缝的农家旗袍，裤腿用布带扎起来，头上系条毛巾，中上等个头，面貌、骨架、长相都是一个典型的锡伯族妇女。我们睡的热炕，与家乡的热炕一样，还吃上了松花江鲤鱼，与伊犁河的鲤鱼味道相似。说起来与鱼有缘，传说这个锡伯屯的锡伯人是清朝廷从北京派迁来，专为清朝皇宫打鱼的。

在哈尔滨停留的时间短，没有能与锡伯族同胞取得联系，感到非常遗憾。回到沈阳后，经多方寻找线索、查阅资料，在安文博老人（安文博老先生当时在沈阳故宫博物馆工作）、韩启昆老师和李力同志的大力协助下(李力同志当时在沈阳化工厂任厂长），克服了重重阻力，终于找到沈阳锡伯族家庙的遗址及被打坏后垫在机器下面的家庙石碑，这使我们感到莫大欣慰。家庙碑文明确记载：锡伯族世居海拉尔、伯都纳等地，编有74个牛录，生息四十余载。于康熙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年迁入盛京，安置各省效力。

    这一重要的记载，对当时撰写《锡伯族简史》起了重要的作用。家庙石碑送沈阳故宫文史馆保存，后国家有关部门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并经过辽字锡伯同胞的努力，在辽宁省民委等部门的支持下修复了沈阳锡伯家庙。随着对锡伯族历史研究工作的逐步深入，锡伯族历史源流越来越明晰。

    沈阳锡伯家庙及其碑文的发现，是首次锡伯族社会历史调查的重大收获。家庙碑文作为一个历史见证，为锡伯族历史研究提供了极为有价值的、无可争辩的依据。

    沈阳锡伯家庙可谓我们锡伯族的祖先圣庙，它不仅有历史价值，也对锡伯族的后代有巨大的爱国主义教育意义，它记载了我们从何而来，又在此送别了万里西去，为国效力的儿女，是锡伯族西迁精神升起的地方，我们对沈阳锡伯家庙永远怀着深切的诚挚敬意。

  在东北的调查任务基本完成后，我们在国庆十周年前夕回到北京。长安大街灯火辉煌，天安门城楼五彩缤纷，城楼两侧的大幅标语“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耀眼夺目。我们去东北时路过北京，人民大会堂正在兴建，半年后回来，人民大会堂、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民族文化宫等十大建筑都已竣工，建筑物上彩灯闪闪、红旗飘飘，十大建筑周围移植的柏树、松树都突然长成大树了，把首都北京装扮得更加美丽。

    我们同中央民族学院的队伍一起参加了国庆十周年庆祝活动，安排在新华门南侧，亲眼目睹了游行队伍一一通过：天上飞过喷气式战斗机群，地上走过各兵种兵器方队，人民解放军真雄壮。在中国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下站起来的中国人民真伟大。新中国欣欣向荣，祖国强大起来啦！这是中国各族人民的幸福。我们锡伯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的同志有机会在北京参加国庆十周年庆祝活动，这经历终身难忘，使我们亲身体会到祖国的伟大，大家庭的温暖。    {

    中央民族研究所侯方若主任，看到我们在东北半年辛苦了，人人都掉了几斤肉，把我们安排在颐和园昆明湖南侧的一个小宾馆。我们锡伯族简史编写组五六个人，按照简史编写提纲，由肖夫、温银山、李子谦等同志分工，分头编写简史初稿，写一段交换一次意见，最后由肖夫同志编印稿本。后来我们为翻阅资料方便，住进厂中央民族研究所机关。就这样，经近两个月时间，在东北调查、编写工作的基础上产生了《锡伯族简史（初稿）》。

    任务完成后，我和肖夫同志回新疆察布查尔原工作岗位，后来中央民族研究所又来函，商调肖夫和我到中央民族研究所工作。组织上同意肖夫和涂长胜同志去继续完成《锡伯族简史》的任务，留我在察布查尔原单位工作。此后《锡伯族简史》的多次修改和补充调查等工作都由肖夫同志担当起来，肖夫同志为《锡伯族简史》呕心沥血，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几经周折，终于使第一部《锡伯族简史》问世。

    说到这里，我们特别怀念肖夫同志。肖夫同志为首次锡伯族社会历史调查及其《锡伯族简史》的出版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功不可没。“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肖夫同志作为党培养的第一代研究锡伯族社会历史的专家、学者也未能免遭厄运，他被迫放下锡伯族社会历史问题的研究，被“造反派”送回故乡察布查尔农村监督劳动。在被监督劳动期间，肖夫同志赶大车拉煤、修渠种地、割麦子、打草、托土块、盖房子，什么重活、脏活他都干，而且样样都干得在行，结识了许多农民朋友，受到当地农民的同情、关心翻支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肖夫同志得到了平反，恢复工作，调回新疆社会科学院。时间不等人，这时肖夫已60岁了，他是一个坚强、忠厚的人，一声不吭又拿起笔，继续研究锡伯族历史，前后编写、编译、发表了《新疆历史资料》第十三辑即《锡伯族历史资料专辑》《辉番卡伦来信评介》《锡伯族西迁历史档案译文》《图伯特倡导修建察布查尔大渠的事迹》、《新疆的锡伯族》《塔城锡伯族社会历史调查报告》等，还翻译了不少家谱，为研究锡伯族历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和正确的思路，肖夫同志为锡伯族历史研究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他不幸于1992年8月在乌鲁木齐逝世，享年68岁。他的骨灰被运回察布查尔县金泉镇乌主牛录村城北佟佳氏墓地安葬。

首次锡伯族社会历史调查和编写《锡伯族简史》，已是40年前的事了。40年来，锡伯族的研究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了空前的规模。这是党的民族政策的胜利，是改革开放的丰硕成果。这些辉煌成就、丰硕成果，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实现。

（本文原载吉庆著《情系锡伯》，辽宁民族出版社2004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