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疆锡伯族诸多的文艺活动中，“朱伦呼兰比”这种街坊邻里会聚、亲朋好友鳞集，大家围拢一处，由一人念唱众人聆听长篇小说的乡村文学活动，自萌芽到兴盛再到衰微，无疑经历了一段漫长的历史，直至20世纪上半叶，这一活动还曾是各牛录大部分村民闲暇时尤其是冬季主要的休闲方式之一。或许在外界人士来看，朱伦呼兰比只不过是一般的读书活动，纯属文学消遣形式，无须深究它的历史作用和社会意义。但是，熟悉新疆锡伯族传统文化的人都知道，在这种消遣形式下深隐着一个民族丰富而漫长的文化生活史，它犹如民族文化的摇篮，让偏居一隅的锡伯群体安享文学读物的适意，从中感悟大千世界的千姿百态，强化对国家民族历史的认同，扩展审视真善美的视野；它悠悠荡荡几百年，对一代代村民的文化生活施以持久而深远的影响，并由此形成了诸多富有时代色彩的民族情趣。迄今为止，我们在其他族群中尚未发现，有像新疆锡伯族那样整个族群钟情于长篇小说的实例，他们将翻译、缮写、阅读和欣赏长篇小说的行为纳入到整个族群日常的文化生活之列，历经几个世纪；将外来文学不断融入到本民族特有的欣赏形式之中，并逐渐使其定型为特定时代的民族文化传统。当这一滋生在小农经济背景下的文化传统，面对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强有力的冲击，已不可避免地呈现出衰微趋势之时，曾得其滋润的长辈们，仍难以抹去昔日岁月中与朱伦文化相关的一切记忆，每每回味，总会感慨不已。

对这一文化现象的调查，有助于我们了解特定时代不同民族之间文化传播的一般性规律，有助于我们剖析一个民族如何吸纳外来文化并将其用于构架自身文化传统的个案过程，有助于我们了解汉族文学在偏远少数民族地区传播的特殊形式及其所发挥的作用，也有助于我们揣摩在锡伯族群中以口承为主的传播形式在现实层面上是如何被以书写为主的传播形式所取代的文化演绎规律。

2006年9月17日至22日，由新疆文联研究员忠录、理论研究室助理研究员佟进军，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所研究员尹虎彬、在读博士高荷红等组成的调查小组来到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进行了短期的锡伯族朱伦文化田野调查，期间因得益于当地锡伯族个体驾驶员孔肖刚的相助，在短期内奔赴8个自然村，采访了近十位相关民间艺人，对新疆锡伯族乡村朱伦文化现状做了初步调查。现根据采访、忠录先生家藏朱伦抄本以及已刊布的相关资料，综合汇成如下报告。

一、朱伦呼兰比的存在形式

“朱伦”（zhulun），在锡伯语中特指长篇小说，“呼兰比”（hulabi）为动词，有“念”、“朗读”之义，两词组合，字面义为“读长篇小说”，可这样的直译并不能完整地表达这一文学活动的主要特征。“朱伦呼兰比”是指用一种较松散的哼吟曲调念唱长篇小说。新疆锡伯人朗读长篇小说离不开曲调，倘若有人提到“朱伦呼兰比”这个词，他们的脑海中除了会浮现出各种手抄本以及妇孺老少围坐炕头聚精会神聆听小说的场景外，耳际旁还会回旋起读书人随着小说内容的波澜起伏而不断变幻的哼吟曲调，锡伯人称其为“朱伦木旦”（zhulun mudan）。所以，将这一词组译成“念唱朱伦”或许能更贴切地表达此类活动的特征和本意。

这是新疆锡伯族乡村社会自发形成的各牛录普遍存在的群体性文学读书活动。起始年代暂无从考据，但从“锡伯人自东北西迁伊犁时就携有不少朱伦抄本”的传闻来看，这一活动无疑经历了一段漫长的历史，直到20世纪60年代，它仍在乡村各牛录中保持着旺盛的活力。那时，每逢冬季来临，各牛录家家五谷入仓，户户柴草备足，随节气变换而从事不同劳作的村民，此时除了要操持庭院里并不繁重的诸如修理农具、圈养牲畜、扫雪积肥等农活外，大部分精力则用于走亲访友、聚会娱乐等休闲活动，以消解农忙季节积蓄的疲惫。这其中街坊邻里每晚相约在某一户室，坐在暖融融的火炕上，用念唱朱伦来打发漫长的冬夜，无疑是最惬意也是最常见的消遣形式。据调查，20世纪60年代前各牛录每条居民街区几乎都有一两个因念唱朱伦而自发形成的群体，成员多系街坊邻里，少则八九人，多则近二十人，男女老少无定数，其中必有几位娴于念唱朱伦的艺人，他们或为白须耆叟，或为乡村夫子，因识文断字优于同乡，说事论理幽默风趣，且能自如运用多种曲调，对内容和叙事风格不同的朱伦给予相宜的情感表达，自如地将听客带入小说意境，感受文学的乐趣，故倍受乡亲们的惠爱，乡亲们称他们为“朱伦念唱艺人”；个别街区还会出现念唱朱伦不逊于须眉的女楷，她们也同样受到乡亲们的推崇。念唱朱伦的场所多选在该群体某一房舍较宽敞的成员家中进行，并不固定，视方便与否不定期地调换；也有的大户或借到一套好朱伦的人家，会主动邀请高手来自家念唱，闻讯的街坊邻里自然不会错过机会，每晚茶余饭后必到场与大家一起享受听朱伦念唱的乐趣。主人对所有听客都一并热情相待，决不会慢待或拒之门外，以成乡亲们的笑柄。为此，要事先将正房火炕烧得暖烘烘的，炕上放一小桌，桌上置一油灯，炕沿下方有一燃木炭的火盆，用于热茶温酒；来这里的朱伦听客，年长者多盘腿坐在炕上，青壮年或妇女，有的坐在炕沿，有的围着火盆坐在板凳上，小孩则躲在不显眼的某个角落，视兴趣浓淡决定去留；念唱朱伦者无疑是这一场景的中心人物，他们靠着小桌坐在炕沿上，凭借着油灯的光亮，全神贯注于朱伦内容，兴致勃勃地给大家念唱，每当口干舌燥时，自然有人递烟送茶，而听客也会借此间隙对朱伦内容议论一番。

念唱朱伦不同于一般的读书活动。一般读书活动读者和听者在接受效果方面存在着一定差距，读者因朗读需要，视觉听觉并用，容易全神贯注地进入故事场景，感受到作者精心营造的文学氛围；而听者由于受制于读者的语速，且要面对语调和节律单一的叙述，若不具备有素养的听力，往往容易走神，致使同样一部作品，在两个角色不同的接受者的体验中，对其文学意味的感觉会出现明显的差异。念唱朱伦不同，念唱者在全神投入故事内容的同时，还须运用带有情感色彩和节律变化的曲调将其对故事的理解传达给听者；对听者而言，曲调的感染力远胜于叙述，由感情丰富的曲调描述出的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更容易将听者引入作品的文学意境，从而缩小读者和听者在同一时空下对同一文学作品的感受和体验方面存在的差异。这种现象在乡村文学素养有限且以兴趣为牵引力的读者群体中，尤其如此。或许这也是“朱伦呼兰比”活动得以在新疆锡伯族群中普及并经久相传的动力学渊源，直至定型为民族文化传统的成因之一。

庞大的散文体叙事作品决定了朱伦曲调的非固定性。由于作品内容不同，叙事风格有别，不同念唱者的审美尺度不一等因素，致使念唱朱伦者不可能采用一致的曲调，只能因人因作品而异，采用适合于长时间叙述且不受约束的自由曲调。所以，在锡伯族众多的朱伦念唱艺人甚至是师徒之间，几乎都没有完全雷同的曲调，即使某一艺人在不同时间念唱同一部作品，其采用的曲调也不会完全相同，只能重复一种大体相似的调式。当然，这并不妨碍听客们对艺人念唱水平的评价。一个优秀的念唱者，不仅要唱词清晰，断行分句得当，而且还要随着书中人物命运和故事情节的发展，赋予其或喜悦、或高昂、或委婉、或激烈、或深沉、或悲哀等不断变换的曲调，而要做到这些，念唱者除了须具备一副好的嗓音之外，还要有一定的文学素养，即对文学作品的理解能力，对文学形象的洞察能力。只有在很好地理解作品情节内容和洞察文学形象禀赋的基础上，才能自如地运用表现不同情感的鲜活的曲调传达作品内容，才能在念唱中流露出感同身受的真情，才能牢牢地抓住听客们的兴趣。这几方面成了乡民们对念唱朱伦者的评价尺度，诸如佟忠林（1874——1957）、太丰阿（1900——1983）、白洁尔（1916——）、穆屯泰（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寨牛录民间念说艺人，生卒年不祥）、鄂果善（上世纪四五十年代民间艺人，生卒年不祥）等，都是在他们所处的时代因念唱朱伦出色而在族人记忆中留下深刻印象的民间艺人；而佟宝（1940——）、佟林宝（译音）等则是当代仍富有声望的朱伦念唱艺人。

二、朱伦的来历

无论是聆听老人们的追忆，还是查找族人著述或文献资料中的记载，我们都可以得知，在人数不多的新疆锡伯族群中曾流传和珍藏过大量用于念唱的朱伦抄本，直至今天，在珍视民族文化遗存的老人家里，在当地民俗博物馆或县图书馆中，还可以见着这类朱伦的残存样本。就创作渊源而言，这些抄本可分为本民族创作和译自外民族两大类，后者又可分为中国古典文学、中国现代文学和外国文学三种类型。

从流传时间来看，迄今为止能够确认流传在新疆锡伯族群中最早最久的朱伦抄本是译自中国古典文学的作品。诸如《东周列国志》、《西汉演义》、《三国演义》、《隋唐演义》、《三唐五帝演义》、《宋史演义》、《封神榜》、《开平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石马传》、《施公传》、《彭公传》、《三侠五义》、《七侠五义》、《大八义》、《小八义》、《薛仁贵》、《绿牡丹》、《罗家将》、《胡家将》、《秦叔宝》、《岳飞传》、《杨家将》、《狄青传》、《永清升平演义》、《济公传》、《西厢记》、《聊斋》、《清史演义》、《红楼梦》等等，几乎大部分汉文古典章回小说在新疆锡伯族民间都曾流传过相应的满文译本。有人估算这类抄本在锡伯族民间有百余种之多，要核实这一推断，即使在很多抄本已遗失的现状下，也不是一件太难的事，列出书单在年长听客中做一番调查即可略知其详。可要澄清其中哪些是锡伯人自译，哪些是早先满文译本直接传入，这却是一件相当棘手的事情。因为先于锡伯族西迁伊犁之前，满族群体中就已经盛行译介汉文典籍的风尚，包括“四书五经”、训导劝诫类传世范本以及不少古典文学名著，早在清朝鼎盛初期就被文人墨客译成满文，并作为强化“国语骑射”的教材内容，向包括锡伯族在内操满语满文的各族群中广泛传播，尤其是“康乾盛世”期，译介和传播明清小说曾在盛京（今沈阳）等地盛极一时。在语言文字方面与满族有亲缘关系且已融入满洲八旗驻守东北各城池的锡伯军民受其濡染并不为奇，况且时至今日很多老人对“锡伯族西迁伊犁时就带着手抄本朱伦”的说法仍深信不疑，只是在当时年代锡伯族群中是否也有人介入了译介明清小说的行列，要确认这一点尚无可资依凭的实据。但考虑到这些译介活动在当时年代仅仅是供文学消遣而在民间形成的自发行为，不同族别的群体在无像样的满文出版业可依赖的社会条件下，自发涌出翻译高手翻译明清小说，以满足本群体成员文学消遣需要的行为并不是没有可能，只是由于政治地位的边缘处境决定了他们文学意识的闭锁状态——文学交流呈单向态势，多见流入，少见输出。所以，在早期流传的朱伦中，我们还不能断然定论：其中没有锡伯人的译本。尤其是因为锡伯族乡村文人均成长在浓郁的民间文学生态环境中，名利观念淡薄，他们创作和翻译的文学作品也多依赖于民间文学传播渠道存在于世，故留给后人佚名之嫌，在所难免。值得关注的是：乾隆后期以降，以国语著称的满语文开始衰落，分布在全国各地的满族群体大部分成员逐渐以汉语文取代了满语文的至尊地位；而西迁伊犁后的锡伯人，在长达近两个半世纪的漫长岁月和几乎完全脱离原有语境的人文环境中，不仅仍然维系着锡伯语满文的母语地位，甚至还延续着以满文满语传唱中国古典文学的风习，其中为传承这一风习所必须的翻译、缮写和创作在新疆锡伯文人中更是从未停歇。这种现象似乎昭示着一种并不为主流视野所关注的文化认知：锡伯人在西迁之前既已具备相当的满语文功底，惟如此，他们才能将活形态的满语文——曾接续过中华文明发展史，但在两个世纪前既已衰竭的国语——孤傲地延续到今天，使其成为新疆通行的六种文字之一。

历史似乎告诉我们，早期的明清小说转化为锡伯族朱伦抄本主要有两个渠道：一是由满文译本直接传入；一是由锡伯乡村文人自主翻译。两个渠道并行不悖，在不同历史时期所提供的社会条件下，交替发挥着满足锡伯族社区群体文化需求的作用。满文译本的直接传入是适应满语文兴盛于东北地区的社会现状而在整个锡伯族群中必然存在的客观事实，应该是锡伯族西迁之前朱伦来源的主渠道，此间锡伯族文人的翻译活动则显得微不足道；随着满语文在全国范围由南向北衰落趋势的加剧，直接使用汉语文的满族群体日渐扩大，流入锡伯群体中的满文朱伦译本必然越来越少，尤其是西迁新疆的锡伯族群因脱离了满语文通行区域，要维系朱伦念唱传统，除了利用和不断转抄原有朱伦外，能够为传统注入活力的只能是由本族文人依据尚能觅得的各类拓印石刻新版汉文读物来自行翻译，而随着屯垦戍边岁时的延长，这种自主翻译必然逐渐成为锡伯族朱伦来源的主渠道。

当然，朱伦念唱活动得以在新疆锡伯族群中长期存在的社会条件，首先在于该族群长期一贯地维系着满语文的母语地位，从而为这一活动提供了最基本的语言载体；其次在于寂寞的戍边生涯和农垦的冬季闲暇助长着人们对文化消遣的需求，从而为这一活动提供了最基本的时空背景和动因；再次在于明清小说受众的平民化取向迎合了锡伯族群的趣味爱好，从而使这一活动得以在该族群中广泛而长期地普及；最后还在于不同时代脱颖而出的精通满汉文的翻译匠人和更多的乡村缮写文人的存在，为朱伦的翻译和抄录提供了必要的人才储备。

锡伯族谙悉满语文由来已久。据史载，天聪八年，皇太极就有锡伯族所操“语音与我国同”的说法。至康熙三十一年，清政府从科尔沁蒙古八旗将锡伯族系数赎出时，该族群中有不少通满蒙语文互译的披甲，可供朝廷遴选，以应付对俄外交事务口笔译之需。到了17世纪末锡伯官兵分散驻守东北各城池要隘时，已有部分锡伯官宦子弟进入清办学堂，更多幼童则就学于各类社学、义学、书院、宗学、私塾，以备遴选披甲考核。西迁伊犁河畔后，伊犁将军府在锡伯营设有清书房一所，虽吸纳锡伯子弟不多，但累年相沿，还是培养出了一些文人，而且锡伯营各牛录均有私塾，吸纳富家子弟就读。1802年，伊犁将军松筠办敬业官学，由满、汉教师分司教读，汉语文被正式纳入新疆八旗教育体系，当然这并不排除民间另有学习汉语文渠道的存在。1883年，锡伯营总管色布希贤利用朝廷补发同治年间动乱七年和沙俄占领伊犁十年所欠各驻防营官兵的饷银，在锡伯营各牛录均设一所义学，推行双语教学，甚至选送锡伯子弟赴俄留学，此后的锡伯乡村教育更是学校蔚兴，彬彬称盛。依史载锡伯族教育沿革情况推断，注重教育的锡伯族在各个时代都应该有擅长书写的文人，他们或行差在军旅，或从业在学堂，其中散布在乡村的文人，当不在少数，或许正是他们在漫长的岁月里致力于翻译缮写朱伦，寂寞地承担着秉承和传播文化的使命，可是因身份卑微，无缘显名于史册，故为遗存至今的诸多朱伦抄本留下了不少疑问。从民间遗存至今的《辉番卡伦来信》、《离乡曲》、《萨满神歌》等作品中，我们可略知这些乡村文人堪与博学雅士相媲美的文学修养，其中《离乡曲》纯系锡伯族文人锡济尔珲以汉文格律诗形式创作，由此又可见他们的汉文水平之一斑。

进入20世纪后，有关民间翻译、缮写、念唱和收藏朱伦的情况，因当事人或其亲朋好友或其子女尚健在，线索已显得清晰起来。据调查直到80年代各牛录还存在不少自发地翻译长篇小说的乡村文人，同时，伴随着大的社会变革，这一时期产生的新朱伦在内容方面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首先，自1903年到1936年间，先后有三批锡伯族优秀青年被选送到俄苏，在阿拉木图、塔什干等城市留学，他们受到西方民主思想影响和俄苏语言文学熏陶，回到家乡后力图利用所学影响同胞和改良社会，其中有些人致力于外国文学和俄苏文学翻译，如卢寿林、柯西春等人首先翻译了英国名著《错中错》、《鲁滨逊漂流记》、《非洲迁徙记》等，萨拉春翻译了《复活》、《死魂灵》、《德兰斯瓦尔的迁移》、《神秘岛》等10余部外国名著。这些译本虽然也采用了手抄本形式，但并未在乡村得以普及和广泛传抄，仅限于在有外国文学修养的锡伯族知识分子中传阅。与此同时，家乡父老对汉族章回小说仍情有独钟。随着社会变革的加剧，这种状况也发生了变化，如堆依齐牛录的管兴才（1885～1963），民国末年正着手翻译《清史演义》，译至12册时，遇全国解放，他终止此项译事，50年代中期又开始翻译《新儿女英雄传》《暴风骤雨》《吕梁英雄传》、《高玉宝》《李有才板话》等中国现代小说，这些译本被乡亲们不断转抄，很快以朱伦形式传播开来；同一时期，纳达齐牛录的寿全翻译了《岳飞传》、《杨家将》；龚金保翻译了《林海雪原》、《渡江侦察记》；扎库齐牛录的恭喜翻译了《金陵春梦》、《霍家将》；寨牛录的顾富明翻译了《罗同剿匪记》、《小二黑结婚》；苏富林（1924～  ）翻译了《薛刚反唐》（十一册）、《文天祥》（一册）；涂荫柏（1925～  ）翻译了《王贵与李香香》、《阿Q正传》等。此外，像《苦菜花》、《迎春花》、《阿诗玛》等等，也都由乡村文人翻译后纳入到了朱伦念唱的范畴。还有更多的像郭基南、穆精阿、希布阐、正津巴图、功舍保、韩明亮、永昌灵、玖山、柯信太、文成功、新福、连保、玉林、富安太等一大批乡村文人，则是这一时期为人们所熟悉的朱伦翻译者。

题材的宽泛和多样是这一时期流行朱伦的特点。依据不同题材的译本，我们可以揣摩不同乡村译者对不同时代不同类型文学作品的偏好。当这些译本不断被转抄并流入朱伦念唱渠道后，我们可以依据朱伦抄本的多寡来判定受众群体的审美情趣以及朱伦念唱形式对不同叙事风格作品的取舍。一般来说，语言生动，寓意明朗，人物性格鲜明，以连贯而曲折的情节来彰显主题的叙事文本，似乎更容易以朱伦念唱形式传播，有着更多的抄本；而那些以景物和心理描写见长，寓意曲折而深刻，以心灵历程的展示来突出主题的叙事文本，则在村民的朱伦念唱活动中受到了冷遇。由此可以看出，通俗是不同译本顺利进入朱伦念唱渠道的重要取舍标尺，或许这也是40年代中期锡伯族部分进步青年所翻译的外国名著未能在家乡父老乡亲中得以普及的原因。在同等情景下我们却不能依此来推断受众群体的价值取向，可现实中这种错误的抉择却偏偏得以实施，“文革”时期甚至达到了极至。经过数次意识形态领域的“洗礼”，锡伯族乡村绝大部分朱伦抄本被当作“糟粕”遭到人为的焚毁，侥幸存于民间的不过十有一二。即使在这种特殊的年代里，孙扎齐牛录的穆旭东（1905～1985），感念于乡亲们不畏“文革”极左思潮迫害，暗自聚集念唱朱伦的行为，退休后以晚年之躯致力于朱伦翻译，其中的《西太后演义》、《红楼梦》为乡亲们普遍称道，广泛流传，尤其是后一部在乾隆年间由满族作家用汉文创作的文学经典，二百多年后或许是第一次以满文形式在锡伯群体中出现，这引起了相关学界专家的关注，1992年新疆人民出版社以书版形式正式出版。

当然，用于念唱的朱伦抄本并不仅限于翻译作品，平日里或在短暂的歇息期以朱伦曲调来念唱本民族自创的散文、短篇小说、民间故事甚至于书信，也是乡村群体中经常可以见到的现象，亦可视做是“朱伦呼兰比”的附属形式，只不过没有像正式的朱伦呼兰比那样显得有规模有场景而已。这种状况到了1992年有所改变，锡伯族作家郭基南用锡汉两种文字创作出第一部以本民族西迁史为题材的三部曲长篇小说《流芳》。以民族文字而论，这部长篇小说使锡伯族朱伦史上第一次有了讲述本民族历史生活故事的朱伦读本，只不过由于社会条件的不同，这部规模宏大的朱伦与传统朱伦相比又有所不同，它是以正式出版物形式面世，而不是以手抄本形式流传。按说正式出版物字体规范，版本美观，价格低廉，便于迅速普及，应该有着远胜于手抄本的诸多优长，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锡伯文出版业在遭遇二十余年的停办于80年代初期开始恢复之后，出版水平与其它文种相比较，无论是技术手段，还是贴近读者群的程度，都还处在相对滞后的状态，尤其是字体、版式的设计尚未找到即符合现代出版业运作规律，又适于传统朱伦念唱、传播和珍藏的最佳结合形式；其次，以锡伯语为母语的普及教育同样也遭到取缔二十余年的厄运，其后果是产生了一代人的锡伯文文盲，朱伦文化圈人数已今非昔比；再者，由于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成果在现代社会的普遍运用，已使乡村文化消遣形式大大改观，尤其是电视在乡村的普及取代了朱伦念唱活动的时空位置。在这种背景下，《流芳》——这部在锡伯族文学史上有着重要意义，且对朱伦念唱活动来说十分难得——的问世，以及由职业文人先期出版的众多古典章回小说和当代小说，在新疆锡伯族乡村社会并没有像以往的手抄本那样得到预期的反响，这应该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总之，朱伦呼兰比在民间走向低迷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或许这也是由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所决定的必然结果，纵使有更多的听着朱伦曲调度过一生闲暇时光的老人，为此而感到极度的伤痛和惋惜，也无法让这个曾伴随着一个民族度过两个多世纪闲暇时光的文学活动，在旧有的形式下焕发出新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