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朱伦文化对锡伯族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影响

就通俗文学而言，人们的需要决定着文学活动的存在形式和内容，同时，文学活动的存在也影响着人们的行为取向。朱伦文化现象在锡伯族乡村社会存在了两个多世纪，它顺应着一个偏僻的相对封闭的社会群体对外部世界知情的渴望，顺应着一个携带眷属负命于千里边塞履行戍边职责的八旗军旅对与己相关的国家和民族历史命运会通的需求，将大量以通俗文学形式反映历朝历代江山社稷更迭缘由的讲史演义，用文人翻译、民间传播的形式引入到新疆锡伯族乡村文化生活领域，并使其得以普及和代代相沿，应该说这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同时，作为外来文学读本经由文人翻译转入民族传播形式之后，已经大大地缩短了族人与代表中原文化人心态的作者之间的心理距离，族人在消遣这些文化产品的同时，也在潜移默化地接受着其施予的精神影响，它给锡伯族乡村社会带来的一系列变化，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朱伦译抄本的传播为新疆锡伯族群长期延续本民族语言文字提供着现实的范例。就内容而言，朱伦承载的主要是中原汉文化，但其表现形式是满语文。锡伯语和满语同属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和满语有着相同的语法结构和基本词汇，存在着语音上的细微差别和词汇上的发展演化，其文字在清代和民国初年一直沿用满文，至1947年经锡伯文人在满文基础上的改革，形成了现代意义的锡伯文。在我国多元文化背景下，汉文化与周边少数民族文化之间，自古以来就处在主体与分支相互作用的格局之中，主体确定着方向，分支彰显着色彩，只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的分支色彩浓烈，有的分支色彩清淡，有的则融于主体失去了自身色彩。与操满－通古斯语其他族群相比，在传承和维系本民族语言以及借以反映该语言符号——满文——的现实作用方面，新疆锡伯族无疑是最忠实的践行者，它让满语文得以活形态存在至今，从而为中华主体文化保留了一个色彩不褪的分枝。这其中固然有着多重复杂的社会缘由，但朱伦抄本的存在无疑是重要的成因之一。在以满文以及后来意义的锡伯文形式固守中华文化内容的过程中，朱伦无疑承担着重要的媒介作用，它如同数据库，为乡民们备份着最基本的语言词汇，又同教科书，为乡民们提供着普及面最广的乡土教材，而朱伦翻译、缮写和念唱活动本身则为该语言文字的运用提供了可操演身手的现实场景。

其次，朱伦译抄本的传播强化了锡伯群体的儒学观念。自明清以来盛行的小说体讲史演义，多为中原儒学之士所撰，其中富含着以“忠、孝、礼、义”为核心的儒学思想。这些思想通过故事情节、人物形象以及所述事件和人物的命运结局得以显现，并潜移默化地影响于受众，使其习惯于据此来评价事物、判断是非，继而逐渐成为人们用于衡量现世行为准则的道德标尺。有很多事实可以说明朱伦文化对锡伯族社会生活的影响程度。察布查尔县各牛录至今还残存的关帝庙遗址，彰显着新疆锡伯群体历史上对关帝的崇信程度。在无其他可资依凭的史料来说明这一崇拜现象产生的缘由之时，我们只能将其与朱伦文化相联系，是朱伦文化在新疆锡伯族群中树起了一个忠义楷模，而在崇信神灵的时代，人们通过塑像、绘画、立庙等神化手段，将其与本民族现世生活相联系，以冀望这一代表忠义的神灵对自身处境的庇佑，这应该是并不离谱的推测；倘若再考察历史上《三国演义》在新疆锡伯族乡村的普及程度，则会进一步确信这一推测的成立。据传，西迁新疆的锡伯军民落脚伊犁河畔后不久，因移师西陲有功，两官员受命赴京朝见皇帝，得到封官加冕及丰厚俸禄后，再求乾隆帝赐以兵书，用于休闲时研习兵法，以备锡伯营地处偏远，战乱时朝廷鞭长莫及之需。可乾隆帝却赐朝拜之官以《三国演义》，认为这就是最好的兵书。此后，伊犁锡伯营官兵传抄《三国演义》成风，民间亦以熟读熟记此书为荣，甚至在此基础上创作出了带有本民族文学意味的长篇叙事诗《三国之歌》。此风尚历代不衰，由此衍生出关公崇拜就不足为奇了。此外民间至今还保留着诸多以19世纪下半叶伊犁战乱为背景的关公护佑锡伯村寨的传说，也从不同侧面佐证着锡伯族群接受《三国演义》影响的事实。

再次，朱伦译抄本的传播使新疆锡伯族乡村萌生了最初的民间教育形式，并在特定时代促进着整个群体教育水平的提高。朱伦文化现象在新疆锡伯族群体中存在已久，历经漫长岁月，虽未形成相应的职业群体，但却出现了为数不少的以翻译、缮写、念唱或收藏朱伦译抄本见长的乡村文人。他们或掩隐在营帐，或活跃在乡村，形式上扮演着文化消遣主体的角色，实际上承担着传播民族语文和国家历史知识义务教员的作用。正是在这种寓教于乐的民间教育形式中，锡伯族文学语言得以普及和延续，国家历史知识得以在乡村传播，而在这一氛围熏陶下产生的一代代乡村文人，又在自发地延续着这种教育形式，从而使整个群体的文化素质延续不断地得到增益。

最后，朱伦译抄本的传播改变着新疆锡伯族以口承为主的文学传统，并将这一族群对社会文化的认知牵引到了一个新的境地。族内有不少学者推测，锡伯族作为一个长期驻留在我国北方英雄史诗带、且具有悠久渔猎文化背景和浓郁氏族遗风的族群，历史上可能曾创作和传承过不少以反映部落征战和与自然界抗衡为主题的长诗，这在至今尚遗存于民间疑似长篇叙事诗片断的几首渔猎歌、萨满原生宗教神歌中遗存的氏族神灵、用于朱伦念唱的曲调以及清代以来民间自创的诸多长篇叙事诗等与古老史诗传承相关的文化现象中都可以得到旁证。由此我们可以推想，在明代以前，先祖用朱伦曲调念唱的或许并不是那些讲史演义，而是在特定地域发生的与民族荣辱兴衰直接相关的充满着幻想色彩和英雄主义气息的长篇叙事诗。联系到锡伯族早期的文化类型，我们可以猜测，这些长诗不会像草原民族传唱的史诗那样具备广阔的时空场景，同时，由于该族群所具有的浓郁的山林文化底蕴，这些长诗也不会与历史上北方游牧和农耕族群之间所发生的一系列重大角逐相联系，只能是以相对狭小的地域范围为叙事背景，反映氏族之间征战以及历经坎坷繁衍壮大的过程，且有大量显赫的动物神灵充任重要角色，充满神秘色彩的叙事诗，叙事内容也多局限在族群内部，同时，由于缺乏记述手段和尚未熟练使用文字，这些长诗只能凭借记忆以最广泛使用的口头形式代代相传，而其中的曲调则是便于记忆和叙述的重要手段。当朱伦抄本伴随着满文的使用进入该族群叙事范畴后，无疑大大扩展了该氏族集团的视野，与以往的叙事内容相比，讲史演义所反映的社会场景更为鲜活，传承的手段更为稳定和便捷，尤其是该族群被编入满八旗肩负起国家政治使命并和其他民族广泛接触之后，以往的氏族社会组织形式被逐渐瓦解，具有凝聚氏族集团意味的口承叙事自然失去其存在的意义，代之以包涵有广阔社会场景和内容的对适应新环境有借鉴作用的以书面形式传播的朱伦抄本，就成了锡伯族叙事传统转变的一种必然。

四、现存的朱伦抄本、被遗忘的朱伦念唱艺人和消失的朱伦译者

时过境迁。当人们已习惯于用电视来消磨闲暇时光时，朱伦呼兰比这个曾滋润过无数代新疆锡伯族村民和八旗弟子心智的文学念唱活动，只能默默地退隐在现代生活的幕后，成为长辈们茶余饭后感慨万千的回忆；而那些凝结着无数前辈文人心血，曾被人们视作家珍的朱伦抄本，也只能搁置在被遗忘的角落，任凭岁月消磨，平添历史风尘。

今天，当我们蓦然醒悟，祖上创作、翻译、缮写和传唱的朱伦抄本，其实犹如一个民族童稚年代的文化摇篮，曾滋润过族内无数成员的心智，值得我们为之留下碑铭，以记叙其历史功德之时，却发现这些弃置一旁的文化摇篮，淡忘已久的朱伦抄本，大多已被冷漠和无知所毁，剩余无几，只有在对已逝岁月充满眷念之情的个别老人家中，才能见着侥幸遗存于世的少许几本。据初步调查，这些人大体分为以下几种，一是对祖上遗物珍爱倍至者。如忠录先生珍藏有其太爷伊车苏于光绪三、五年间在塔尔巴哈台戍边闲暇时抄录的满文《三国志》，全套共44册，文革期间遗失4册，现实有40册，每册60－120页不等，开本为26．5厘米×27厘米，单面抄写，每页16行，为和田桑皮纸质，线装，第十七卷封面书有“yilan gurun i bithe”锡伯文字样，封底有4页无正文，其中第二页上书有“伊犁锡伯营正红旗富佐领下即补骁骑校军功六品蓝披甲伊车苏的一套三国志”汉文字样，封底4上书有“光绪五年二（后面一字磨损）”字样；此外他还珍藏有锡伯族乡村文人管兴才于1948－1949年在忠录先生的父亲柯克瑟里的约请下翻译的《清史演义》，为译者本人手迹，译至第12册时，因时逢新疆和平解放，管兴才老人停止译事，故未能完成译稿，现传于锡伯族乡村的均为依据该不完整译本的传抄本，原译本文革期间丢失一册，现实有11册，每册约90页，双面抄写，每页8行，15×22．5厘米开本，俄国纸质，线装。另据调查，察布查尔县堆依齐牛录乡一位觉罗氏老人家中也存有一套《三国演义》朱伦译本，据说是其父亲在世时缮写的抄本。孙扎齐牛录乡的胡兴福也珍藏有不少祖上遗留的朱伦抄本。据新疆民委古籍办公布的《新疆锡伯族家藏古籍简易目录登记表》中可看出，永志坚、贺元福、赵春生等根据专业需要也收藏有不少朱伦抄本。另外，锡伯族乡村各牛录历来有收藏朱伦嗜好者，文革前有的农户家藏朱伦抄本可谓车载斗量，可惜大多在运动中被焚毁。后来又有人不辞辛苦，千方百计找来各种朱伦，抄写后收藏，孙扎齐牛录乡的瓜尔佳·文明，寨牛录乡的阿吉玛莫、永文成等都属此类。这只是粗略地勘查，倘若扩大范围做进一步细致调查，估计还会发现更多的朱伦遗存线索。

虽然朱伦念唱在新疆锡伯族乡村社会已延续了两个多世纪，但作为因擅长念唱而受乡民推崇的艺人，却从来没有形成为职业群体。民国之前，他们或为戍边守卡的八旗官兵，或为挥锄舞镰的布衣农民，或为循循善诱的教书先生……即使到了新中国成立之后，生产力的发展已使乡村职业的分化不断加剧，也未能使这一小农经济背景下出现的服务于文学消遣群体的乡村艺人获得独立的职业身份，他们仍然是现代社会中的农民、教师或工人，仅在文学消遣中享有“念唱艺人”的名分而已，活动结束后又回到各自的生产环境中，依旧是某一行业的普通劳动者；到了上世纪80年代末期之后，由于乡村文化消遣形式的改观，朱伦念唱艺人在自然状态下就更不可能获得独立的职业身份了，与之相应的是朱伦念唱艺人也在随着人们文学兴趣的转移迅速地减少，念唱技艺也在不断退化。现今，人们记忆中优秀的念唱艺人大多已过世，只有为数不多者尚健在，不过其中有的因久未接触朱伦抄本而念唱技艺荒疏，有的因失去了曾众星拱月般围拢在身旁的听客而兴趣索然，只能在寂寞时抚摸着自家珍藏的朱伦抄本，回味着逝去已久的美好岁月。值得关注的是，近几年里又出现了个别几位年轻的学习朱伦念唱者，年龄多在30岁左右，他们是处于什么动机学习念唱，念唱一些什么内容的读本，念唱的适用场合在哪里，怎样学习，这诸多的疑问还有待于进一步调查。

根据人们的讲述可知，沿袭到上世纪80年代末，朱伦翻译者在新疆锡伯族各牛录已逐步消失。这或许显示出一个并不为族内同胞所情愿接受的事实：随着新疆锡伯族中使用汉文群体的扩大和使用锡伯文群体的缩小，翻译朱伦已不再是社会群体突出的文化需要了。这无疑与现行的教育体制有关，明眼人都可以看出，朱伦翻译者主要产生在新中国成立前的乡村文人同好中，当时他们面对的是懂汉文者少熟悉锡伯文者多的读者群体；此后，直到50年代末60年代初，虽说新疆锡伯族乡村仍维系着良好的母语教育体制，但同时推行的以汉语文为主的新的教育体制已将锡伯族基础教育纳入到大一同的全民普及教育体系之中，在这一背景下，乡村文人同好中再没有出现朱伦翻译者，其原因之一在于此时的乡村读者群体绝大部分成员已能自如地阅读汉文读本。我们无意据此说明现行教育体制对弱小民族文化传统的排斥，这是在任何时期任何环境下都会发生的无奈的事实，况且，相对于现行教育体制打破了锡伯族封闭的社会形态，扩大了群体成员的认知视野，推动了弱小民族整体文化素质的快速提高等等更大的社会成就而言，被排斥的传统文化已显得微不足道；同时还应看到，任何一种文化传统都是时代的产物，当滋生文化现象的社会条件发生巨变时，文化传统必然会发生相应的变化，这是毋庸争辩的文化发展规律。但是，朱伦念唱毕竟伴随着锡伯族西迁走过了二百多年的里程，作为一个民族文化的标识物，我们从多角度剖析它衰落和消亡的原因，忠实地记录这一过程，这在倡导多样性文化存在的今天，应该是一项十分有意义的思考，也是值得费心去做的文化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