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二十年（1755年）和二十四年（1759年），清政府平定准噶尔部叛乱和南疆大小和卓叛乱之后，舒赫德便走奏请调遣索伦满洲绿旗兵丁到伊犁屯垦驻守。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伊犁惠远城建成，伊犁将军衙门署行政机构也已健全，于是清政府根据伊犁防务情况，决定陆续撤回调来戡乱之索伦等官兵，而从东北抽调索伦达斡尔等官兵携眷到伊犁屯垦戍边。

索伦等民族迁到伊犁是分两批进行的。第一批五百兵丁未带家眷，于乾隆二十八年春草萌生时出发，第二批也是五百兵丁，并携带两批计一千兵丁的家属，于乾隆二十八年八月（1763年9月）出发，二十九年三月到达乌里雅苏台，五月平安抵达伊犁，历时九个月。

索伦等军民抵达伊犁后，伊犁将军把他们安置在伊犁河北霍尔果斯河以东和以西的策济、齐齐罕、萨玛尔、图尔根等地牧耕驻防，并组成索伦营。索伦营分为左右两翼，右翼四旗（镶黄、正白、镶白、正蓝）为达斡尔族，霍尔果斯河以东驻防，左翼四旗（正黄、正红、镶红、镶蓝）为索伦（后改为鄂温克族），霍尔果斯河以西驻防。

索伦营、锡伯营、额鲁特营、察哈尔营通称伊犁四营或外八旗，以别内八旗、当时索伦营共设官兵1018人。

索伦营定居伊犁之后，清政府发给籽种耕牧畜。当时的霍尔果斯四面荒原，一切都待从头做起，生活比较艰苦。

乾隆三十年（1765年）伊犁地区瘟疫流行，“索伦官兵染疫患病之多……牧业牲畜亦多死亡”。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索伦达斡尔等十佐领官兵“耕种地亩被荒”，生活非常拮据，清政府不得不推迟索还所借籽种和口粮；到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业经三十年后的索伦营人品倍增，生计亦愈艰窘。索伦营除牧耕之外，亦与锡伯、察哈尔等营一样，肩负着维持内部安定，守卫边界的任务。他们同锡伯族兵丁一起，除守卫本地区的卡伦之外，也承担了换防哈什噶尔、塔尔巴哈台的任务。喀什噶尔、塔尔巴哈台换防的索伦官兵与锡伯官兵一样，也不带家眷，因并非长期驻扎，初期每二年换防一次，后来三年一换，春秋巡南北卡伦一次。

换防喀什噶尔、塔尔巴哈台以外，索伦营主要守卫伊犁河北边界，巡查布鲁特等游牧区界。伊犁地域辽阔边界线长，索伦营肩负的任务也很繁重。据称，伊犁沿边大小卡伦70多座，周围地逾数千里，各卡伦相距十里之遥，每卡伦仅设？？兵十余名及三十余名不等，按月周巡，可期声势联络，其索伦、锡伯、察哈尔、额鲁特四营，每月派总营、佐副总营、佐领等官一员。各带本营兵丁三十名，于该营卡伦挨次行查，至各营交界会哨，其中隔大山，无路可通，及所管理各卡伦隶于境内者，均每须巡查会哨，统计各营每月各派官员会哨一次。索伦营军民因天灾人祸，人口曾两次锐减，几至灭绝的边缘。一次为嘉庆年前，索伦营人口减少严重，导致兵源枯竭，以至影响巡边守卡，这一情况早在乾隆四十年便引起了伊犁将军的重视，到了乾隆末年、索伦营兵员枯竭问题已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故伊犁将军保宁于嘉庆二年上奏陈情：

“窃查。伊犁索伦部人口增长向来缓慢，且已有绝裔者是故，以前挑选披甲之缺，即稍难选得已成丁之强壮闲散（锡伯语为苏拉）西丹（即吃奉禄者）”，不意，去年因天花，损该部闲散、西丹、将近四百，现在所剩闲散、西丹极少，亦皆年幼。是故，今挑选披甲竞不得年力精壮之？？。译思索伦部之实，尚系一支劲旅，若不稍加调办，而以幼童征兵充数，或致裁减兵额，均不成事体。故伊犁将军保宁面对这一情况，奏请由锡伯营调补。

嘉庆帝接到保宁奏，即谕“照保宁所奏办理”。保宁接旨后于嘉庆三年（1798年）正月谕索伦营修建房屋，并谕锡伯营挑选18-23岁之间的闲散、西丹160户，准备携眷迁往索伦营。据“锡伯营总管档房事宜”载：本年三月。晓谕（锡伯营）于迁移索伦营人等之房修建之际，锡伯营派骁骑校一员、兵二十九名，由副总管率领前往索伦营察看建房事宜，四月为移送闲散至索伦营事，自民衙雇车160辆，筹银二百四十一两三钱，交与民人，秋后由兵丁奉禄中扣除。这次共补迁160户，553人，小口106人，共计658人。

1820-1828年的张格尔之乱和1830年的玉索布之乱中，清政府也几次选派百名索伦营官兵前往戡乱。索伦营官兵不畏艰险，英勇顽强，为维护国家边疆的安全，前后有数百名官兵献出了生命。因此在索伦营人口繁殖本来就缓慢的情况下，在补充官兵缺额时，又发生了兵源枯竭的现象，伊犁将军特依顺保根据面临的困难，于道光十三年（1833年）十月十八日向清政府呈明原委，又一次要求锡伯营补充兵额。

1833年十一月十七日，道光帝接到奏闻，准谕：即照，特依顺保等所奏，准由锡伯营挑选闲散、西丹100户，携眷移至索伦营，以备挑选披甲，并且严词训示：此次所移锡伯部闲散、西丹100户，俱正年力精之时，益应善加指教各自技艺，著该领队大臣等务必诚心诚意、一体严加教练，以致精锐。断不可使如此众多之兵，年复一年，徒食饷银米石，一致渐渐废驰边陲军务。伊犁将军根据旨谕，于道光十四年四月，调拨索伦营补充兵额之锡伯一百户，人数为大口438人、小口183人，共计621人。

综上所述，在索伦营兵源枯竭以至严重影响边陲军务的情况下，两次由锡伯营补充兵额260户、1279人。他们是清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奉皇帝之令从沈阳西迁伊犁并在伊犁河南岸扎营的八个牛录锡伯人的后代。经过这两次补充，在索伦营内部锡伯族军民占相当部分，部分达斡尔和索伦族开始与锡伯族融合。因此，将索伦营称呼为锡伯索伦。现在原来的翁湖尔索伦只剩一二户，其余均系锡伯营调补之人。至今称索伦为锡伯索伦是也。

锡伯营官兵补充到索伦营后，使索伦营两次兵源枯竭的困难都及时得到解决，使其能够继续履行其保卫祖国的职责。锡伯营官兵两次补充后，使索伦营的民族成分构成大大改变，锡伯族已占多数，故虽然其各项活动以索伦营表现，但作为占多数的锡伯族官兵，是他们代表索伦营履行着其神圣职责。这一现象到清朝后期表现更为突出。

16世纪后期，国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尤其是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蜂拥而上，互相争夺权益的斗争非常激烈，其中沙俄尤为贪婪。他们以种种借口，频频武装入侵斗争第一线的索伦、锡伯等族的官兵，面对沙俄的侵略，群情激愤，同仇敌忾，几次击退来犯之敌。

沙俄在用武力进行威胁的同时，还用其他种种手段，对清政府施加压力，迫其订割地（《中俄勘分西北界约纪》）。同治三年（1864年）九月七日，乌里雅苏台将军明谊、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锡霖、塔尔巴哈台领队大臣博尔果素被迫在该界约上签字。根据该约第三条规定，把索伦营耕种放牧之地部分被割让。接着沙俄根据条约中人随地归的原则，对索伦营军民百般威胁利诱，让其臣服从沙俄。但具有高度爱国之心的索伦官兵并不理睬沙俄当局，而是强烈要求归还世世代代牧耕之地，对失去土地的二旗（镶红、镶蓝）人，伊犁将军曾答应将他们另择地安置，但直到1866年初，清政府的谎言迟迟不能兑现。这是沙俄的威胁利诱又步步紧逼，索伦营的达斡尔、锡伯萦伦已到进退难容的地步。

1864年新疆各地爆发了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但起义不久，一小撮封建地主和宗教上层互相勾结，混入起义队伍，窃取领导权，变成起义队伍的领导者，改变起义方向。同治五年下半年（1866年）一小撮地主与宗教上层竟以整个民族为敌，开始进攻集中在拱震城（霍尔果斯）的索伦营军民，十一月索伦营军民因寡不敌众，弃城溃退。

部分索伦营军民在失去耕地、牧地而遭受内乱打击的情况下，弃城突围后分数批向西退进俄境，第一批于同治五年三月十六日、二十二日，由领导大臣霍加布带领索伦、察哈尔、额鲁特营军民共三千四百余人，过阿勒坦额摩勒岭行止库库乌苏地方……将此众人分布在库库乌苏、哈拉塔拉、哈帕尔三处安置；第二批于七月间，闻得索伦出来三百七十余人，前往俄国阿拉木图地方；第三批八月间，副总管博精阿带领千余人口往俄境附近驻扎。三次共出走四千多人。

当时，原牧耕驻防在策集、萨玛尔等地索伦营左翼四旗军民，因鞭长莫及、没有遭内乱的冲击，因此多数人没有出走。

光绪七年（1881年）签定（《中俄伊犁条约》），沙俄又将霍尔果斯河以西地区强行割占。原索伦左营翼四旗，耕地、游牧之地尽失，因此，安置这部分索伦营军民成为一大难题。

光绪八年（1882年）即签定（《中俄伊犁条约》）的第二年，上述索伦营的锡伯、达斡尔和索伦军民告别世世代代耕种、游牧的地方，携眷、先辈的遗骨迁回霍尔果斯河以东地区。现在伊犁霍尔果斯地区的锡伯、达斡尔族，就是那时迁回的索伦营军民。

1866年分三批出走的索伦营军民在沙俄被视为奴仆，沙俄官员强迫他们为其耕作、游牧、开垦荒地，收获物被勒索净尽。尤其是住在阿拉木图的四百余名军民赤贪尤甚，生活难以维持。在此情况下，索伦等族军民返回祖国的要求日益强烈，他们多次向沙俄当局要求，请愿速回祖国，但遭到拒绝。

索伦等军民出走后，清政府在试图派人携资前去救济的同时，一直通过外交手段，要求沙俄当局归还我部军民。起初，沙俄当局有种种手段故意刁难清方交涉人员，并且对索伦等族军民加紧威胁、利诱，使其臣服沙俄。同治七年（1868年）上半年，在清政府多次交涉下，沙俄当局被迫同意归还，于是两年多时间在外颠沛流离的索伦等营的军民，于本年底由领队大臣霍布加（锡伯族）率领陆续迁入塔尔巴哈台境内的吾尔雅尔地区。索伦等营军民返回祖国之后，清政府安置在塔尔巴哈台以西二十公里处的苇塘子。同治十一年（1866年）塔尔巴哈台城被内乱中毁掉后，撤到阿尔泰布尔根河一带的原驻防塔尔巴哈台的锡伯、索伦、额鲁特、察哈尔和回归祖国的土尔扈特官兵三百余名由台路前往塔城。光绪元年（1875年）左右，回到塔尔巴哈台的军民移住塔尔巴哈台城。

为了加强塔尔巴哈台地区的防务，清政府将从俄境回归的索伦营官兵和阿尔泰撤回的锡伯、索伦官兵组建为索伦新尖税营。他们一方面耕种地亩，又由参赞大臣额尔庆额率领投入兴建新城的劳动；另一方面开始了巡边查界监督放牧等工作。

光绪八年（1882年）清中央政府为了加强伊犁地区防务，恢复伊犁营制，根据金顺所奏，谕令“将索伦营军民迁回伊犁。”

光绪十年（1884年）七月情况又有变化。伊犁将军金顺奏，请将流寓塔城的索伦营，全数调回伊犁，乌鲁木齐各城旗营官兵迁回塔城驻防，两地边防均有益允之。

但是做出上述决定之后的几年内，塔城形势变得复杂化，使撤走索伦营事宜。暂时被搁置下来：一是清政府欲将承化寺僧众迁回塔城安置，但又恐滋生事端，一时举棋不定，如果安置塔城，就不能把索伦营撤回伊犁；二是塔城紧靠俄界，需要派兵前往阿里雅玛图官屯屯田，以防边隘让俄人越界窥视，而塔城现有兵力甚显单薄；三是光绪十三年（1887年）六月发生塔城勇丁叛变事件，他们枪毙营官陈明得，逼迎满春行台。施放枪炮，损坏大门官厅，使清政府上下震惊。为此于光绪十四年三月，清政府最后决定留索伦官兵驻防塔城，以资训练而固守边防。并用闲散余丁，准其仍留塔城。到光绪十七年（1891年）新城竣工建成，并将索伦营官兵军民移住新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六月十九日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富勒铭额，奏请设塔尔巴哈台新满营，“前将塔尔巴哈台索伦营所选尖锐营官兵，改变为驻防新满营，即依照伊犁新满营之制设左右两翼分编八旗……”即左翼四旗：一牛录为镶黄旗，三牛录为正白旗，五牛录为镶白旗，七牛录为正蓝旗，右翼四旗：二牛录为正黄旗，四牛录为正红旗，六牛录为镶红旗，八牛录为镶蓝旗。设新满营：置协领二员、佐领、防御骁骑校各八名，并置催总前锋校、领催等管辖之。计左翼四旗二百二十三户，男女一千二百六十三人，右翼二百零九户，男女七百四十六人，共计四百三十二户，二千零九人。在塔尔巴哈台新满营中，锡伯族军民占一定数目，即左翼四旗为达斡尔族，右翼四旗中，两旗为锡伯族，两旗为鄂温克族。在旗营构成中，有不少锡伯族被授任协令、翼长、佐领、骁骑校、防御等官。

暑理右翼协领一缺，拣选得奏保尽先尽，即补佐领驼马处章京主事富勒浑暑理。食俸饷当差三十七年，现年五十七岁，锡伯族，佟佳氏，马步尖平等。

骁骑校一缺，拣选得五品顶戴蓝翎即防御伊纳逊暑理，食钱粮当差二十五年，现年五十七岁，锡伯族。巴雅尔氏，马步尖平等。

镶红旗佐领一缺，拣选得尽先即补防御委队官秀成暑理，食钱粮当差二十六年。现年三十九岁，锡伯族。格吉勒氏，马步尖平等。骁骑校一缺，拣选得六品顶戴蓝翎即骁骑校笔帖克氏，双西布暑理，食钱粮当差三十五年，现年五十七岁，锡伯族，巴雅尔氏，马步尖平等。

镶蓝旗佐领一缺，拣选得赏戴蓝翎补缺后尽先即被防御委队官，希喇图暑理，食钱粮当差四十年，现年五十九岁，锡伯族。瓜勒佳氏，马步尖平等。

防御一缺，拣选得五品顶戴，即补骁骑校委队官巴哈台暑理，食钱粮当差四十年，现年五十四岁，锡伯族。扎斯呼里氏，马步尖平等。

骁骑校一缺，拣选得即被骁骑校前峰校，伊犁春暑理。食钱粮当差三十年，现年四十六岁，锡伯族。格吉勒氏，马步尖平等。

据军机处（满文月折档）载自光绪二十九年至三十三年（1903-1907年）的五年时间里，还有扎布善、玛琳、鸿福、征福、扎隆阿、托克瑞巴图、纳明阿、秀福、富尔津太等人被授予佐领、防御、骁骑校、前峰校等管职。

新满营的主要任务是，驻守台站，防守卡伦、稽查逃人，监督游牧。除了防守塔尔巴哈台地区的边界外，还远到阿尔太、乌鲁木河、禾斯勒托海、布林、乌图布拉克、卡拉托海（黑山头）、乌伦古尔、额勒齐斯河、巴拉巴善、阿尔泰等卡伦和驿站换防。

塔尔巴哈台新满营的俸银由清政府统一发放，官兵家眷的粮食由屯垦戍边的官兵自己种公田，收获后全部入档房仓库，由旗下档房统一发放。如我们在1982年塔城市地区普查时，自二工镇的头工村开始往东到喀拉哈巴克的五工村等村的周围土地，就是当年塔尔巴哈台新满营组建后，解决旗军民的食粮问题，而划分给各旗的公地，即一公地、二公地、三公地……等，就是那是新满营官兵屯垦耕种的顺序称号。

1911年辛亥革命后，即塔尔巴哈台在民国初年，其政治体制都是沿用清政府的八旗制，并无任何变更，如官职的设置、权限和隶属关系，就连官吏的名称也无任何改变，全部沿袭了清朝的一切，最高军政官员仍然叫参赞大臣。

1911年辛亥革命前，自光绪三年（1863年）开始，授任参赞大臣是锡伦、十一年（1871年）是明春，十二年（1872年）是春满，十三年（1873年）是额尔庆额，十九年（1879年）是富勒铭额，二十三年（1883年）是春满，三十年（1890年）是安成，三十三年（1893年）是扎拉丰阿。清宣统二年（1909年）是锡恒，二年到三年（1909-1910年）是额勒浑。民国元年仍然称呼参赞大臣。那时塔尔巴哈台的参赞大臣是毕桂芳，到民间三年（1913年）是汪步端。新满营的领队大臣是托噶达，巴噶达等……

在民国元年七月二十三日，袁世凯令伊犁镇边使拨给塔尔巴哈台快枪一百支，马枪七十支，并调驻日本使馆置学务委员的高栾、前留俄学生赵福涛、军政府总务长兼参谋官毕文所硕、以及陆军中学部毕业生刘成浚等四员，来塔尔巴哈台佐理毕桂芳。

毕桂芳署理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事务以后，鉴于塔尔巴哈台新满营八旗军民生计艰难，于民国元年12月31日呈请，于民国二年将旗民的十分全饷由财政部拨款发给，并拨地分领耕种，俾得自食其力，以作永久之图，然后再撤消粮饷。该八旗查问有官兵俸饷米折马乾等银共每年42元874.8两，请早拨给备置耕牛、犁具等项。如此该八旗生计有所依赖，国家发出已归节省，似属两便之策。并设屯垦局以专管之。督率旗民种植米麦外，兼种其他植物及疏浚河渠各事，阿不都拉大渠就是那时开挖的。

清代组建新满营的重要性，在于当时清政府为了加强塔尔巴哈台地区的边防管理，巩固西北边防，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清政府拨派粮响和卡伦官兵，在雅尔地方建筑城坦（在苏境内）当时雅尔一带是准噶尔古都的游牧地，这时水草茂盛，牛羊肥壮；牧民生活较富裕。清政府派兵驻防边卡，到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由于自然条件和道路遥远等客观原因，将城坦卡伦从雅尔地区移近200里，在楚呼楚地方重建一城名曰“绥靖城”易其地名为塔尔巴哈台。

当时卡伦道路分南北两路。南路卡伦又称常设卡伦，它由塔尔巴哈台城一直向南长七百五十里，设卡伦六座，设塔布图两座，共八座，其中除塔尔巴哈台西南设置的巴克图卡伦外，其余七座均有通讯转运任务。北路卡伦道路，由塔尔巴哈台城东，北经锡伯图卡伦，乌里雅苏图卡伦，鄂伦布拉克卡伦，到玛呢图噶勒卡伦，其中察罕鄂博卡伦是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为传递和布克赛尔地区、北土尔扈特三旗同伊犁的冬季往来添设的卡伦。

塔尔巴哈台至伊犁的卡伦道路又称科布多卡伦道路，这条卡伦道路是当时北疆的主要道路，乾隆皇帝曾令为承担通讯任务的主要卡伦道路，所以塔尔巴哈台卡伦每年拨的粮饷也多于其他卡伦。除此卡伦道路外，由塔尔巴哈台到奎屯再向西路，又可到达伊犁，向东南走可到达乌鲁木齐。

从上述情况看，塔尔巴哈台卡伦的位置，是自清朝乾隆逐步完善起来的，当时塔尔巴哈台属伊犁将军管辖，彼此往来密切，如果说塔尔巴哈台卡伦道路是一条数千里的长河，那么塔尔巴哈台“绥靖城”，就建筑在这条长河上的大桥，他是塔尔巴哈台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当时新疆的重要卡伦和城市。居住在这里的新满营的达斡尔、鄂温克族的军民，游牧牧民辛勤的在这块土地上劳动，保卫祖国的西北边陲，同时以塔尔巴哈台城做为同伊犁、蒙古等地商人经济贸易的交汇点，促进了各民族间的了解、交流和往来，共同创造了塔尔巴哈台的历史文化。

民国元年（1911年）毕桂芳参赞呈准裁旗军归农以后，陆续给弃甲务农的新满营官兵，按户拨给土地，到一九一六年春全部办完。

新满营的八旗制，仍然保持原来的建制，陆续迁到农村找水源丰富，土地肥沃的地方安家落户。新满营左翼四旗是达斡尔族，在奇噶达的率领下，沿袭伊犁索伦营左翼居住驻防地名，即霍尔果斯河以东：一牛录镶黄旗（霍尔果斯）现住地阿西尔乡阿西尔村，三牛录正白旗（阿尔米铁），现住在恰夏乡的恰夏村，五牛录镶白旗（柯多浅），现住在阿西尔乡的柯多浅，七牛录镶蓝旗（负责克），现住在阿不都拉乡的中阿不都拉村，右翼四旗为锡伯、鄂温克族，在巴噶尔率领下，沿袭伊犁索伦营右翼居住驻防地名，即霍尔果斯以西：二牛录正黄旗（齐齐罕）锡伯族，现住在喀拉哈巴克乡的五工村（民间称为别肯托克特，人名，鄂温克族后代有无不详）。八牛录镶蓝旗（策集）锡伯族，原住在别尔吉卡拉苏，该地1962年划归博孜达克农场农工四队后，该地居民前前后后迁到喀拉哈马克乡的上喀拉哈巴克村和山北村，全是格吉勒氏。

新满营的官兵弃甲迁到农村务农以后，除军事外，其他仍由原来的总管、协领、佐领……等管管辖，一直沿袭到塔城县组建。

右翼四旗迁到喀拉哈巴克地带后，最后一任噶尔达（协领）是郑喜噶尔达巴雅尔氏。1928年为了防备马赫英的侵犯，在喀拉哈巴克高坡西端有一围墙，叫江布勒，郑喜噶尔达任职时率领全翼旗民凭高筑墙，以为防御，土墙低宽两米，顶宽一米，高三米。墙内面积约120亩，今属上喀拉巴克村耕地。组建塔城县以后，县政府设有农官，八旗改为乡。由乡村署理乡务，由农官署理全县的农业生产（即八旗的农业生产）当时的农官殷德春，叫殷农官，锡伯族，佟佳氏。

1933年盛世才统治新疆以后，把原来的八旗锡伯、达斡尔族组建为区，区长、副区长都是锡伯族。区公所原设在喀拉哈巴克乡农机站院内。1945年三区革命后，于1946年迁进塔城、现邮电大楼位置，区长、副区长，乡长改为千户长、百户长，其职责仍然管理原来八旗的事务。

后来又成立了锡索文化协会。那时千户长是诺哈，达斡尔族。新中国成立后，锡索文化协会会长由段德春担任、副会长由开英担任。

自同治七年（1868年）下半年，锡伯族迁入塔尔巴哈台地区到2004年止已有136年历史了。塔城的锡伯族人民经历了清朝政府封建统治、屯垦戍边，到杨增新、金树仁、盛世才时期的反动统治，到1945年止整整经历了77年的历史。

现住在塔尔巴哈台地区的同胞，有三方面的来历：一部分是索伦营兵出走到俄境，后经清政府一直通过外交手段，要求当局归还我兵民，经多次交涉，沙俄当局被迫同意，1968年七月下旬，两年多时间在外颠沛流离的索伦营兵民回到祖国的怀抱，现住在塔城地区的锡伯族就是他们的后代。

还有一部分是在漫长的岁月里，由于工作、投亲、婚姻以及其他原因，从伊犁地区的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霍城县伊车嘎善锡伯族自治乡到塔城安家落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