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吉林省锡的族的居住与人口（统计至2000年）

吉林省锡伯族主要聚居在扶余和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简称前郭旗），两个县只有一江相隔，均位于本省西部松花江的平原上。锡伯族居住地区的自然条件良好，土地较肥沃，水源足，降水多在夏季，一半以上降在六、七、八三个月内，这时候普遍气温高，白天又长，再加上雨多，因此适合于种植各种农作物。粮食作物有水稻、高梁、苞米、谷子、小麦等，经济作物有大豆、烟草等。之外长春地区也有一部分锡伯族人居住。

据1953年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吉林省在册锡伯族人口只有360人。其中，长春市锡伯族人口14人；吉林市锡伯族人口12人；扶余县锡伯族人口229人；前郭县锡伯族人口102人；珲春县锡伯族人口2人；延吉市锡伯族人口1人。

据1964年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吉林省锡伯族人口685人，其中，长春锡伯族人口62人；扶余县、前郭县两个聚居村锡伯族人口505人，占全省锡伯族人口总数74%。

据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吉林省全省有锡伯族人口1559人，其中，长春地区锡伯族人口180人，市区人口177人，五县（市）锡伯族人口3人；扶余县锡伯族人口458人；前郭县锡伯族人口404人，两县锡伯族人口占全省锡伯族人口总数55%。

据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吉林省全省有锡伯族人口3452人，其中，男性1 803人，女性1 649人。其中，长春地区锡伯族人口630人，市区人口594人，五县（市）锡伯族人口36人。长春锡伯族人口受教育程度的6岁以上人口520人，其中市区人口495人。在这些锡伯族人口中，大学本科市县97人，其中市区96人；大学专科市县73人，其中市区72人；中专市县48人，其中市区47人；高中市县104人，其中市区101人；初中市县108人，其中市区95人；小学市县90人，其中市区84人。其中长春市区锡伯族大学文化程度占全市锡伯族6岁以上人口的32.7%，居长春市世居少数民族第二位。

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吉林省有锡伯族人口3168人，其中，男1 649人，女1 519人。其中，长春地区锡伯族人口685人，其中男性356人，女性329人；吉林市锡伯族人口431人，其中男性224人，女性207人；四平市锡伯族人口283人，其中男性141人，女性142人；辽源市锡伯族人口87人，其中男性48人，女性29人；通化锡伯族人口151人，其中男性81人，女性70人；白山市锡伯族人口156人，其中男性85人，女性71人；松原市锡伯族人口950人，其中男性498人，女性452人；白城市锡伯族人口311人，其中男性158人，女性153人；延边州锡伯族人口114人，其中男性58人，女性56人。其中受教育程度的6岁及6岁以上锡伯族人口2959人，其中男性1 545人，女性1414人。在这些锡伯族人口中有研究生10人，其中男性5人，女性5人；大学本科225人，其中男性135人，女性90人；大学专科242人，其中男性129人，女性113人；中专195人，其中男性89人，女性106人；高中472人，其中男性263人，女性209人；初中936人，其中男性488人，女性448人；小学806人，其中男性404人，女性402人；扫盲班7人，其中男性5人，女性2人。

吉林省锡伯族原来有本民族的语言和文字，到清代锡伯族内部所使用的语言文字已经发生了变化，迁入本省的锡伯族，因与蒙古族杂居则通用蒙古语文。到了清朝中叶以后，因长期与汉族杂居共处，接受了汉族的先进文化。在语言文字方面也逐渐的使用汉语汉文。现在汉语、汉文已成了吉林省锡伯族人民所通用的交际工具。

二、吉林省锡伯族的历史沿革

吉林省锡伯族的先人是黄头室韦。公元658年（唐朝显庆三年）唐太宗李世民派统兵都督程名振率领薛仁贵（薛里）等大将征东，攻打吉林扶余高句丽的“新城”，锡伯族先民黄头室韦西北部拓跋佟·白大将军（图克色里氏）、拓跋苏·国亲王（舒穆鲁氏，亦称苏木尔氏）、拓跋关·双亲王（卦勒察氏，亦称古里甲氏）、拓跋杨·伊亲王（䴕杰里氏）、拓跋富·多巡王（福西里氏）等五个氏族军事联盟，于公元661年（唐朝龙朔元年）农历八月初三出征助战，夺“新城”（今吉林扶余），攻城大胜。后于公元667年（唐朝元封二年）又随唐将薛仁贵挥师南下至金山（今吉林四平伊通境内），一举攻克南苏、木底、苍岩三城。唐王朝为表彰吉林省锡伯族先人黄头南室韦西北部的历史功绩，将全部兵马和家眷留居在今吉林省松原扶余伯都讷（古称“纳尔浑”）和长春双阳苏完延及延边珲春、二道白河等地域。从此他们在吉林省境内垦荒造田，为唐王朝晋纳“军粮贡”。

明末清初，锡伯族先民在史书上记载叫拓跋鲜卑，在历史文献记载中最为普遍，如《黑龙江外记》有“黑龙江今为东三省之一，在京焚师东北三千三百余里，古肃慎氏遗墟，汉时鲜卑地，鲜卑乃部种非地名，今锡伯及俄之西比尔，皆鲜卑之音转”。又《黑龙江志》稿卷十一有“锡伯打牲部落，本鲜卑遗种……”等记载。

吉林省锡伯族最早的居址和活动区域分为两个阶段：最早在西伯利亚，而后迁到内蒙古境内、黑龙江西南和嫩江、松花江流域。杨宾著《柳边记略》中云：“席百有船厂边外西北五百余里，凡自船厂往墨尔根、爱珲黑龙江者由此”。《柳边记略》所记的船厂边外西北五百里的席百，即是地名史书记载的伯都讷。《吉林通志》记载：“绥哈城在吉林西五十里。可见锡伯部族中心活动区在嫩江和松花江一带，以伯都讷为中心。”《黑龙江志稿》记载：“锡伯故城在扎萨克图郡王府东南五十里，周围九里，门四、北隅有内城”。扎萨克图郡王府东在今科尔沁右翼前旗王爷庙的东南。由此可知，锡伯族最早的活动范围很广，南至洮儿河流域，东至吉林，东北至齐齐哈尔，西至内蒙古，而以松花江和嫩江流域的伯都讷为中心。尤以伯都讷地方，江带三方，田沃万顷，鱼产丰富、水草茂盛，是一个风景美好、物产丰富的地带。古代的锡伯部族，就在这一片广阔肥沃的土地上，和许许多多的部落住在一起劳动、生息和繁衍。那时锡伯族祖先的人口众多，分布广泛，形成了纳尔浑（深末怛）、苏完延、卦勒察三个人口较聚居的部落。当元朝统一中国之时，锡伯族亦隶属其下；当满族努尔哈赤崛起时，锡伯族于1593年（明万历21年）曾联合“叶赫”等部族，发动史称的“九国之战”，以反抗后金政权统治者的武力吞并。在清朝统治时期，那时候锡伯族虽然是“养儿不当兵，种地不纳粮”，但是每年都必须向北京朝庭贡纳“鳇鱼”，为皇帝年节大祭之用。这项沉重的皇差义务对锡伯族来说是极为苛苦的负担。清帝倒台建立中华民国以后，封建军阀和蒙古王爷又把锡伯族人民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在前郭尔罗斯大草原，蒙古王爷把归锡伯族所有的“晾网地”（亦称“晾脚地”，这是锡伯族历史上的风俗，即“闻足择偶，亲足定亲”；锡伯族人民献清朝皇帝贡进鳇鱼，皇帝把锡伯屯周围40里的土地划给锡伯族作晾网地，此时由方园40里缩为4里；同时又强迫他们去当兵，服徭役和交纳租粮，而其种植的水稻相当著名，叫做“锡伯米”，为进贡之品，致使当地的锡伯族人民因疲于租税徭役而日益穷窘；在扶余，军阀政府从1920年借“直罗锅”的名义，向锡伯族人民追收民国以来所积欠的“钱粮大租”以后，种种苛捐就纷至沓来。在这种情况下，军阀官吏相勾结使许多锡伯人都被迫抬钱卖地。其中有扶余的达户屯，到日寇入侵的前夕有90%以上的锡伯族农户已经卖光了祖先开荒占草时所圈占的土地，成了贫无一垅的雇农或者佣农。锡伯族在松花江和洮儿河沿岸植桑养蚕，种植桑树叫做“锡伯桑”，粮荒之时锡伯族人采摘“桑椹果”充饥。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锡伯族人民和东北各族人民一样，在日寇的压迫和欺凌下陷入了灾难的深渊。那时候，日寇的警察、官吏对锡伯族人民非打乱骂，百般敲诈。他们不仅用“出荷粮”的名义强迫搜刮去了辛勤一年所收获的粮食，而且还“挑国兵”、“抓劳工”，把锡伯人民驱作炮灰或者到军事要地去强迫劳动。那时候锡伯族人民穿的是麻布、更生布；终年累月甚至连本民族喜爱的饮品茶叶、奶茶也喝不起。在这种情势下，不甘心过亡国奴生活的锡伯族和各族人民一起纷纷起来展开了抗日斗争。早在东北沦陷的前夕，吉林省锡伯族中的爱国者就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延边地区创办了《民声报》（是当时锡伯族的进步人士关俊彦、党员周东郊等于1928年在延边龙井办的进步报纸）。1931年，《民声报》停刊。关俊彦继续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阴谋，呼吁各族人民行动起来，共御外敌。当日寇侵略东北以后，在党领导的抗日联军中也有许多英勇作战的锡伯族青年。特别是1940年抗日联军第三路军西征部队来到扶余、前郭尔罗斯和相邻的黑龙江三肇一带活动时，本省锡伯族人民受到极大的振奋。当时人们到处传颂着抗日联军攻取肇源的奇迹，并且满怀着胜利的信念，用种种形式同日本帝国主义进行斗争。

英雄的锡伯族人民积极参加了党领导下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与全国人民一道，携手并肩，打垮了日本帝国主义，推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和几千年的封建剥削制度，获得了自由和解放。锡伯族人民解放后在党的领导下政治、经济、文化上彻底翻了身，开始了幸福的新生活。期间经过了一系列的民主改革、社会主义建设、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等不同历史阶段，现已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

三、新中国建立前后的吉林省锡伯族

1945年9月3日，吉林省锡伯族人民同各族人民一起得到了解放。过去，吉林省锡伯族所居住的农村中贫富之分极为悬殊。例如，扶余的达户屯土改前夕3户地主和9户富农就占有了全村耕面积的55%（3000亩），120户中农占45%（2300亩），而279户的佃雇农却寸土皆无；前郭尔罗斯锡伯族也是如此，31户的地主富农占有了全屯耕地面积的48%（3430亩），110户的中农占52%（3800亩），269户贫雇农寸土皆无。在本省锡伯族居住的村屯，地租一般占总收入的50%（叫对牛辦），有的甚至超过到“四比一”的苛刻剥削。在高利贷剥削方面，放钱一般年利普遍50%，即是春天借贷10元到明春要还15元。但出借时放贷者只合理的土地占有制的社会所有制基础，农村的贫富差别十分悬殊。除去地主、富农“酒肉盈腹，囊中有余”，大多数人终年过着“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苦难生活。

1945年“九三”胜利后，吉林省锡伯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了反霸、减息等斗争。1946年春在党的领导下，首先对地主展开清算斗争，没收了地主富农剥削农民的部分粮食钱财，分给了农民，并且平分了他们的青苗地。这次分青，地主富农虽然被打倒，他们还保留着大量的土地，而且大部分是土肥近村的好地。为了根本上打垮封建势力和彻底实现“耕者有其田”的革命目标，1947年，党又领导锡伯族农民和各族农民一起进行了轰轰烈烈的砍挖斗争。没收了封建恶霸地主全部的财产，在“有冤的伸冤，有仇的报仇”的口号下，锡伯族农民们诉苦情、吐苦水。对地主恶霸进行了无情的斗争。1947年冬至1948年春根据“土地法大纲”进行了复查和平分土地的工作。

在锡伯屯当时每人平均分得5亩2分地，好的由雇农、贫农优先选择。扶余县达户屯一位40多岁的雇工出身的锡伯族农民过去两代都是终年累月给地主扛活，始终没有还清欠下地主的债务，一直到土改时才拨云见日，一家人分得5垧多地，还有一匹马、一座房子和其他衣服等等。从此锡伯族人民个个扬眉吐气同声高唱：“吃水不忘打井人，翻身不忘共产党”。

1946年7月，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内战。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队曾一时侵占了扶余、前郭尔罗斯锡伯族居住村屯达100余里的松花江南岸。于是，这里就成了前线的后方。为了上前线去和敌人拼杀，锡伯族人民中出现了许多父送子、妻送夫，兄弟相争报名参军的动人场面。在扶余县的达户屯，当家翻了身的关姓锡伯族5个成年弟兄中就有3个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前郭尔罗斯的锡伯屯427户锡伯、汉、蒙古族人民（锡伯族占8%），解放战争时期35个参军青年中锡伯族青年就占去了11名。他们不仅参加过解放长春、沈阳、锦州的战役，而且他们的足迹远至云南、广东，为解放全中国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为了保卫翻身果实，保卫已经获得的民主和自由，吉林省后方的锡伯族人民在“一切为前线”的口号下，交公粮，抬担架，做军鞋，拥军优属，踊跃支前。例如，1947年因天灾减产而使粮食欠收的时候，扶余和前郭尔罗斯的锡伯族人民和各族人民一样，宁肯自己吃豆饼，也一定要把新粮、好粮交给政府以支援在前方作战的子弟兵。锡伯族的妇女，只要一听说做军鞋的任务，就立刻把家中的活计扔一旁，争先恐后地连夜赶做军鞋，提前完成任务。前郭旗锡伯屯先后3次拥军支前，共做军鞋达3 000余双。扶余达户屯仅在1947年的一年中，平均每家就做了军鞋3双。锡伯族人民在党和政府的号召下，踊跃开展了“拥军优属”工作，除经常慰问当地驻军外，还为烈军属“包耕”，从而保证了后方解放区烈军属家庭的生活需要。

1949年10月，吉林省扶余、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等锡伯族同胞和汉、蒙古等各族人民一起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把侵略战争的战火逼近我国边境，不断派遣飞机侵犯我国领空，轰炸与扫射我国东北边疆城镇和乡村。吉林省锡伯族人民投入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前郭尔罗斯锡伯屯14人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扶余达户屯的锡伯族和其他各族的23个民工自愿赴朝，抬担架、卸火车、搬运物资，为时达1年零3个月之久。捐献飞机大炮的时候，仅前郭尔罗斯锡伯屯一处，就捐献人民币2500多元。锡伯族人民反对战争，酷爱和平，上自白发苍苍的老人，下至刚刚懂事的孩童，都在世界和平理事会所制定的和平宣言书上签了名。

1953年，在党的民族政策光辉照耀下，锡伯族人民获得了民族平等的权利。根据《选举法》的规定，年满18岁的公民享受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在各级人民政权普选的时候，锡伯族人民以无比兴奋的心情和主人翁的姿态参加选举。按照人口比例，锡伯族人民选出了自己的代表出席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与各族人民共同行使了管理国家的权利。据前郭尔罗斯、扶余两县的统计，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锡伯族有7人，乡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有13人，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有锡伯族2人。经过这次普选，锡伯族人民的爱国主义思想、社会主义觉悟和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更加热爱党和人民政府，不断增强了社会主义国家主人翁的责任感。

土地改革，使锡伯族农民在政治、经济上翻了身，获得了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本省锡伯族农民在土改后，积极响应党的“组织起来”的号召，迅速走上了互助合作的道路。早在1948年初，锡伯族农民和其他兄弟民族一道，在自愿互利的原则下，在已有“插具换工”的基础上，开始建立了临时季节性互助组和常年互助组。在前郭尔罗斯锡伯屯，1948年出现了“人合心，马合套”的换工插具组；而到1953年时全屯除20%的农户仍然留在季节性互助组外，其余80%的农户都参加了常年互助组。

1953年党中央公布了过渡时期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锡伯族居住的村屯出现了一批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在扶余县的达户屯，1954年由8户锡伯族和8户蒙古族组成了屯子里的第一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到1955年，本屯的锡伯族已经全部入社；前郭尔罗斯锡伯屯这一年已有5个初级社。由于初级社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大部分生产资料仍然归私人所有，土地、耕畜、农具还取报酬。例如，前郭尔罗斯锡伯屯将入社土地分成4等，分别给于1石、8斗、6斗、4斗粮食的红利，因此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社过渡到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社，就成为广大锡伯族农民与其他兄弟民族的迫切要求。

1955年冬到1956年春，在锡伯族聚居的地区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形成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高潮。这时期本省锡伯族农民和杂居在一起的其他各族农民，以村屯为单位，分别组织了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如前郭尔罗斯锡伯屯于1956年春将原5个社合并，建立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松江之社，至此该屯农户全部入社，胜利地完成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出现了蓬蓬勃勃的大跃进局面。

1958年的秋天，毛主席的“还是办人民公社好”的指示迅速地传到了本省锡伯族农民居住的村屯。锡伯族人民兴高采烈地加入人民公社，在为时不到1个月的时间里，本省锡伯族农民已经全部参加了人民公社。人民公社的出现，使锡伯族居住地区和全国一样，形成了各项生产全面发展的大好局面。在前郭尔罗斯的锡伯屯，当1958年隆冬10月大闹深翻时，自愿派出了一支20人的劳动力到邻屯七家子进行支援达30余天。在扶余县达户屯、土木街、双屯子等地锡伯族和其他各民族劳动人民之间历史上就共同战斗，在共同劳动和生活中建立了深厚的友情。如前郭尔罗斯的锡伯屯，当汉族邻居生病时，锡伯族、蒙古族邻居一天几次去探望，并且常常把自己的牛奶送给病人；当锡伯族人有事时，同村的汉族、蒙古族也主动的去帮助，都看作是自己的事情。

锡伯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通过解放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思想觉悟空前提高。锡伯族当中的许多优秀分子相继参加了党、团组织和国家政府机关工作，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岗位上大显伸手。截止1956年锡伯族党员共5名，占锡伯族人口的0.66%；到1958年党员达19名，在本民族中占2.32%，共青团员59名。锡伯族不仅在乡、县的人民代表大会中有自己的代表，而且还有两名是吉林省人民代表。20世纪90年代末，国家公布的按照新的国际通用的（PQLI）人口素质衡量标准统计结果，锡伯族人口素质质量居于全国各民族首位。仅在长春市居住的685名锡伯族中就有正、副教授18名，正、副研究员6名，占长春市锡伯族人口3.5%。近年来有39名锡伯族学子留学旅居海外，分布在美国、加拿大、俄罗斯、澳大利亚、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日本、韩国、奥地利、比利时等国。锡伯族在吉林省涌现出较为杰出的人物，有吉林省早期革命者之一、原副省长关俊彦，“为党担重任、青史留长春”的第六任市委书记、第五任市长傅雨田，建国初期曾担任吉林市市长、吉林省民委副主任关鹤童等。

1989年10月，经长春市政府批准成立了单一民族的社会团体“长春市锡伯族联谊会”；2005年10月，吉林省扶余县成立了三骏满族蒙古族锡伯族乡；2007年先后成立了吉林省民俗学会长春锡伯族文化专业委员会，吉林省民俗学会长春锡伯族艺术团等群众团体，积极开展有关本民族的学术交流、联谊、民族产品开发和群众性文化活动。

四、改革开放以前吉林省锡伯族的生产生活

吉林省锡伯族主要从事于农业生产，以种植粮食作物为主，主要农作物为水稻、苞米、谷子、小麦、高粱；经济作物为大豆；其次是从事于渔业。

建国以后，党和政府给予了锡伯族居住地区大量的农业贷款、救济款等。如扶余县的达户屯仅1952年和1957年两年得到贷款达13800元。前郭旗锡伯屯截止1959年月供贷款9500余元。这些农业贷款为锡伯族居住的村屯农业生产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在兴修水利方面，建国后国家在锡伯族居住的村屯修建了大型水利工程，如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的松花江防洪大堤。此外，建设了不少中小型水利工程，不但基本上消灭了洪涝灾害，而且还扩大了浇灌面积。前郭尔罗斯锡伯屯于1957年新开了一条灌溉干渠（南北长3里，东西1里，干渠宽15公尺，深1公尺）和8条支渠，有2500多亩的旱田改为水田。扶余达户屯也在1958年引松花江水上岸，新开改造水田70多垧，又新植了沿江沿河的桑树。一方面为农业社制备了大批普通农具，另一方面也购买了许多新式农机具，如播种机、双轮双铧犁、单铧犁、产趟机、打稻机、胶皮车等。前郭尔罗斯锡伯屯自从互助合作化运动以来购买的新式农具，截止1958年为止已有4种69件，这些新式农具的推广有效地提高了生产力。锡伯族村屯的主要牵引力是牛、马等耕畜。锡伯族人民为了适应农业生产发展的形势，几年来非常重视保畜和增畜，逐步满足了农业生产的需要。如前郭尔罗斯锡伯屯1958年马增加到78%，牛增加到63%以上。

在施肥方面，解放后十几年来也有很大改进。过去锡伯族农民在田里很少施肥，园田里施肥量也很低，一般只施一次底肥，几乎不懂施肥的方法，因此产量很低。合作化后，为了增产增收，积极发掘肥源，扩大施肥面积，增加施肥量，广泛地实行了追肥。前郭尔罗斯锡伯屯1958年为了积肥，不仅做到家家有厕所，屯里设公共厕所，而且做到了牛马有棚，养猪有圈，因此积了很多粪肥。同时，还施用了化学肥料和土化肥，每亩平均施肥量约达5000斤，扶余达户屯达6000斤，从而大大提高了农作物产量。

在种植高产作物方面，合作化后锡伯族居住的村屯大量种植了高产作物。前郭尔罗斯锡伯屯与扶余达户屯都种植了水稻、苞米、大豆等高产农业作物，增加了产量。选种方面，锡伯族农民采取了块选、穗选、田选、单割、单打、单放等好多方法。在消灭病虫害方面，普遍采用了 “六六六粉”、“赛力粉”等农药进行种籽消毒，避免了病虫害。为了躲避风灾，进行了大自然改造，积极参加了国家大面积营造防风林带，割除了风沙灾害。解放后本省锡伯族居住的村屯农业生产得到了飞跃的发展，产量迅速地提高。

1958年党中央掀起了生产大跃进的浪潮，在扶余的达户屯这年锡伯族人民苦干巧战2个半月，引松花江水上岸，开改水田20多垧，到秋天共打稻谷20多万斤。锡伯族人民在人民公社化后，大力经营农业的同时也大办工业。扶余的达户屯、双屯子和前郭尔罗斯锡伯屯解放前只有几个木匠，仅能修理农具和做其他木器业。到1956年大跃进中各地都建立农具修配厂、铁木社和被服厂，直接服务于农业生产和社员的生活福利。此外，前郭尔罗斯锡伯屯还经营着砖瓦厂，而扶余的双屯子也利用本地出产的原料办起了火硝厂、皮硝厂和土碱厂等。这些工厂的建立，不仅把产品供应国家和外地，同时大大地增加了公社社员的收入。锡伯族居住的村屯社员为完成修土高炉和炼钢炼铁的任务，前郭尔罗斯锡伯屯抽出50人次，分4期参加了县的钢铁会战。

吉林省锡伯族在公社化以后，大力发展了渔业和养猪业。在扶余的双屯子1959年春40多只母猪繁殖了300多只小猪，这些小猪除少数留在公社饲养外，其余都卖给国家，共收入2000余元。与此同时，在紧靠松花江的达户屯和前郭尔罗斯锡伯屯，都有捕鱼专业队和养鱼场，从1956年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时组成捕鱼队以来，到现在已有60多人，其中达户屯的捕鱼队一年能捕鱼15万斤，可收入1万多元；捕鱼主要在每年春、夏季用呆河网、铁焦子、扒网等捕鱼工具在松花江上捕捞各种鲜鱼。在养鱼方面，锡伯族屯养鱼场饲养繁育种鱼和鱼苗，到1959年秋预计收入10万元左右。

在商业方面，解放前在锡伯族人民居住的村屯里根本没有商业。解放后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锡伯族的村屯都建立了供销合作社，除供应人民的生活用品和生产资料外，还收购大量的当地土特产品，促进了城乡物资交流，稳定了物价，调动了锡伯族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以扶余达户屯供销社为例，当1950年刚刚成立的时候，只有盐、布等廖廖可数的几种商品，但到1958年的春天，商品种类已增至1100多种，农民的购买力也逐年上升；在1952年的时候，平均每家农户只能购买100元左右的商品，但到1957年底每家农户的平均购买额达150元，而到1958年底每家农户的平均购买额已增加到170多元。由此看出，锡伯族人民的生活状况日益改善。现在本省所有的锡伯族农民每家每户不但有吃有穿有喝，而且许多家庭还购买了钟表，安装上了有线广播喇叭，生活越过越甜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