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吉林省锡伯族文教卫生事业的发展

锡伯族人民过去在日本帝国主义和封建恶霸地主的残酷压榨之下，生活的重荷夺去了锡伯族人民享受文化教育的权利。锡伯族学龄儿童90%以上不能就学，上中学和大学的更是廖廖无几，在成年人中90%以上是文盲。解放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锡伯族人民的文化教育状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特别是在党和政府对少数民族的照顾和关怀下，锡伯族居住的村屯普遍设置了小学，增加了教师和设备，使得锡伯族劳动人民的子弟获得了充分的就学机会。扶余县达户屯早在1952年就已经普及了小学教育，其他地方也如此。据1959年8月末统计，前郭与扶余锡伯族小学生已有26名，比解放前增加2倍到3倍以上，大学生从无到有，已有8名中学生和1名大学生。经济困难的学生得到人民政府助学金的补助。党为了促进少数民族的教育事业的发展，1958年开始在扶余的达户屯小学特为锡伯族的学生增设了蒙古语文课程。加强了学生学到的书本知识与生产实际紧密结合，从而大大的提高了教学质量。

新中国建立以来，为了普及和提高各族群众的文化水平，在锡伯族人民居住的村屯中普遍成立了冬学、夜学、识字班等，在青壮年中扫除文盲。经过几年的努力 ，吉林省锡伯族人民的扫盲工作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绩。锡伯族青壮年现已基本上脱盲。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生活的不断改善，锡伯族人民的农村文化生活也逐步丰富起来了。在锡伯族居住的村屯都组织了业余文工队（小组），结合每个时期党的方针政策和农村中心工作，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文娱活动。前郭尔罗斯锡伯屯的文工小组自1950年成立以来，在村、乡、县作了百场次的演出，并且得到了各族观众的一致好评。另外，这些村屯都建立有线广播网。如前郭尔罗斯锡伯屯到1959年春已有广播喇叭40余个。锡伯族人民订阅的报刊杂志数量和种类也在逐年增加。过去几乎没订阅报刊杂志的农户，现在锡伯族人民从脱盲那天开始就订阅报纸。扶余的达户屯现在每个生产队都订阅了人民日报、吉林日报、扶余县报、红色社员报等刊物。解放前散居在农村的锡伯族人民根本没有看过电影，而解放以后县里的电影放映队时常到农村放映电影，从而大大丰富了锡伯族群众的文化生活。

在保健卫生方面，解放前锡伯族人民居住的村屯医疗卫生条件很差，更谈不到医疗设备。有病就到城里去治，但是贫困的锡伯族劳动人民又哪里有钱医治疾病呢。解放前死于霍乱、鼠疫、天花、麻疹等各种流行病者颇多。前郭尔罗斯锡伯屯清朝末年发生了一次霍乱，死亡者达到30多人；扶余双屯子伪满时候发生过一次伤寒，几乎每家每户都没有幸免。许多人因病在床上躺了半年多。扶余达户屯解放前儿童死亡率达50%以上。解放后许多锡伯族居住地区的医疗卫生条件都大大改善了。各级政府还着手保护和挖掘锡伯族土医土药，对有灵验的锡伯族医药拟报批锡医师和锡药师。为了杜绝传染病，几年来在以预防为主的原则下，锡伯族人民无论大人小孩都按时注射了牛痘和各种预防针。党和政府贯彻了医务工作面向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在锡伯族村屯中建立了医务所，积极培养锡伯族的医务人员，为锡伯族人民提供了良好的医疗条件，使患者能够及时得到治疗。此外，各村屯都实行新法接生，婴儿死亡率现已大大减少。

在党的领导下，锡伯族人民积极投入了轰轰烈烈的爱国卫生运动，并且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前郭尔罗斯锡伯屯，仅1958年一年就捕鼠6 700余只，流行在锡伯族人民中间的各种主要疾病，已经基本上得到控制和杜绝，从而保证了锡伯族人民的身体健康。

在新时期现阶段，吉林省锡伯族人民与全国各族人民一道，正在建设小康社会，编织美丽的中国梦，锡伯族地区的各项事业都在得到日新月异的发展，锡伯族人民在各行各业中做出着自己的贡献。吉林省锡伯族的政治地位也明显提高。

六、吉林省锡伯族历届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民委、青联、妇联委员名单

吉林省锡伯族历届各级人大代表：

关靖寰（吉林省水利厅原厅长、吉林省人大常委会委员）、吴家祥（吉林省白求恩医科大学校长、教授、吉林省人大代表）、关学英（女，前郭县吉拉吐乡妇女主任、吉林省人大代表、前郭县人大代表）、佟连发（扶余县四马架乡东达户村生产队会计、吉林省人大代表）、付国臣（扶余县四马架乡西达户村生产队长、吉林省人大代表）、佟学广（扶余县四马架乡东达户村农民、吉林省人大代表）、关承时（吉林省歌舞剧团副团长、长春市人大代表）、关品三（吉林大学物理研究所副教授、长春市人大代表）、关振荣（吉林市船营区第十二小学教师、吉林市人大代表）、关守兴（扶余县四马架乡民安村党支部书记、扶余县人大代表）、苏文毓（扶余县三岔河一中副校长、扶余县人大代表）、苏发（扶余县大洼乡双屯子村农民、扶余县人大代表）、关守才（扶余县四马架乡西达户村生产队长、扶余县人大代表）、刘湘彬（前郭县吉拉吐乡锡伯屯村党支部书记、前郭县人大代表）、高光霁（长春市朝阳区防疫站站长、长春市朝阳区人大常委会委员）、胡爱萍（女，长春市第82中学教师，1983年调往新疆，长春市二道区人大代表）、关清康（吉林省林业厅助理巡视员、高级工程师、长春市南关区人大代表）、那中凯（吉林省医保专家门诊部主医药研究员、长春市朝阳区人大代表）、何纬寰（长春市宽城区文教局副局长、长春市宽城区人大代表）。

吉林省锡伯族历届各级政协委员：

关俊彦（政协吉林省委员会原副主席、吉林省政协常委）、关靖寰（吉林省水利厅原厅长、吉林省政协常委）、关鹤枫（吉林省广播电视厅音像管理处处长、吉林省政协委员）、黄俊峰（吉林工学院基础部立体研究室副教授、吉林省政协委员）、关清康（吉林省林业厅助理巡视员、高级工程师、吉林省政协委员）、关今（女，民盟吉林省委员会副主委兼秘书长、吉林省政协常委）、关正红（女，长春铁北劳改队干部、长春市政协委员）、佟靖飞（长春市民族事务委员会办公室主任、长春市政协委员）、关雅兰（女，长春· 中国一汽集团公司材料研究所高级工程师、长春市政协委员）、赵玉谦（吉林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长春市政协委员）、韩瑛（女，吉林省三星金银珠宝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长春市政协委员）、王夏冰（长春市宽城区农业局副局长、长春市政协委员）、石一凡（长春市社会保险局分局局长、长春市政协委员）、关越（辽源市工商联干部、辽源市政协委员）、苏文毓（扶余县三岔河一中副校长、扶余县政协委员）、关惠君（图们市卫生防疫所医师、图们市政协委员）、关振生（扶余县四马架乡西达户村农民、扶余县政协委员）、刘湘彬（前郭县吉拉吐乡锡伯屯村党支部书记、前郭县政协委员）、关振国（扶余县地马架乡西达户村会计、扶余县政协委员）、关维民（扶余县四马架乡民安村农民、扶余县政协委员）、何纬寰（长春市宽城区文教局副局长、长春市宽城区政协委员）、何炜（吉林大学副教授、长春市宽城区政协委员）、张苓（长春市公用局供应处处长、长春市二道区政协委员）。

吉林省锡伯族历届各级民委、青联、妇联委员：

关鹤童（吉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原副主任（局级）党组书记、吉林省民委委员）、佟靖飞（中共长春市委地方病防治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长春市民委委员）、关荣华（女，吉林市公安局科长、吉林市民委委员）、关雅兰（女，长春·中国一汽集团公司高级工程师、吉林省青联委员、长春市青联委员）、安建（白城市武装部政工科干部、白城市青联委员）、关惠君（图们市卫生防疫所医师、图们市青联委员）、关振荣（女，吉林市船营区第十二小学教师、吉林市青联委员）、关正红（女，长春市铁北劳改队干部、长春市妇联委员）、胡爱萍（女，长春市八十二中教师、长春市妇联委员）、关莉（长春市公安部干部、长春市妇联执委）、关靖文（女，长春市电子衡器厂厂长、长春市第十四届妇代会代表）。

七、风俗习惯与宗教信仰

服饰：清代时，本省锡伯族男女多穿着蒙古族服装，但不镶边。每逢节日或外出时，多数人都穿色泽鲜艳的“紫大袍”，系上青色腰带，再穿上靴子（女人蹬木底鞋），显得格外漂亮别致。不过因为这些衣服不适于从事于农耕生产。后来由于锡伯族人民与各族人民，特别是与汉族人民间的长期的共同生活密切联系，现在锡伯族人民所着用的都是简便的短衣便服。

饮食：锡伯族人民在狩猎的畜牧经济时期，主要食品是肉类和奶类，其中特别是“牛奶炒米”、“锡伯鞑子粥”、“南瓜发面饼”、“桑椹饼”、“花花菜”等，更是锡伯族人民所喜爱的食物。锡伯族人民常吃牛、羊、猪肉和鱼类、鹿肉、狍子肉等。进入以农业为主的经济生活时期后，粮食作物逐渐成为主食，常食大米、小米、小麦面、荞麦面等，是人们的经常食物。面食的种类也是和汉族相同。锡伯族喜爱喝茶水、饮酒等。但绝对禁忌食狗肉和马肉。

住宅：锡伯族人民最早居住于帐蓬中，其后住草房，然而两种住宅形式目前已不存在。现在住宅的主要形式是“马架子”和“正房”。马架子和正房都是用泥抹墙，座北朝南，屋顶上多有“气眼”。马架子造价低，用的人工和木料少，屋内狭小，冬暖夏闷，窗小而光线不足。正房造价则较高，用的人工和木料较多，屋内宽敞，光线充足，外表美观，夏爽而冬暖。在解放以前，由于锡伯族人民生活贫困，住马架子者较多。在解放后，由于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住正房者为多。居住的房子西北角不准堆放杂物，更不能放脏乱东西。正房大部分以一排三间组成，但也有两间的。其形式与东北汉族的房子大致相同。在正房的东侧，有园形或方形的仓库。

婚姻：锡伯族一般是一夫一妻制。在旧社会里男女婚姻不能自主，都是父母包办的买卖婚姻制度。习惯上本族同姓不结婚，父系亲族绝对禁止婚姻，唯母系婚姻可允许。此外，由于锡伯族和蒙、满、汉族等民族长期杂居，常常彼此通婚结亲。不过在习惯上，与蒙、满族通婚者为多。历史上与苏联人通婚，避于和汉族通婚，只是到近年来与汉族通婚才逐渐增多起来。锡伯族把结婚称作“小登科”。在古代锡伯族男女相亲定婚有行“吻脚礼”的习俗。在过去，举行结婚仪式时新郎头着青色园形大帽，穿蹬青色靴子，身系腰带。在腰带的结上，带着一朵用红绸缎编制的喜花，并有两条白色飘带。这腰带称作“忠孝带”，在它的上面还佩着荷包和刀剑。迎亲的时候，新郎骑马，新娘坐车，路过之人甚至是官员兵丁也都得让道。新娘入男家下车后，夫妻向西北方向扣头，是为祭祖敬天“拜天地”。当日开宴时，新婚夫妇必须为客人们把盏敬酒。解放后，随着封建制度的彻底摧毁，婚姻制度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新婚姻法颁布之后，男女婚姻都是自己作主，婚姻仪式也较简单。

丧葬：锡伯族行土葬。只有喇嘛、产妇和痨病、姑娘为死者的采取火葬。人死停放在西屋中间，头西北脚东南。全家举哀，邻里亲友皆携纸箔吊唁。近亲邻里彻夜不归，坐谈通宵，谓之守夜。3日领魂至土地庙，叫做报庙。第4天上午入殓，停棺堂屋内，请喇嘛念经超度亡魂。晚辈皆用白布缝孝衫，腰束白布带，不披麻。男子穿青布鞋，不戴帽；女子头加白布包头。在出殡前，男女带孝穗皆垂胸前，均在墓前举哀脱孝服，只系白带，带穗按男左女右挽结腰际。百日孝除，男子在百日内不剃头不刮脸，女子不施粉和涂口红。3年后方准穿绸缎和彩色衣服。

宗教信仰：锡伯族最早信仰萨满教，以后信奉了喇嘛教。解放前扶余达户屯就有1座喇嘛庙。另外，锡伯族人民也因为和汉族接触频繁，在汉族的影响下大多信奉佛教。锡伯族与苏联人联姻者信仰东正教。在解放以前，每户锡伯族在西北角墙上都供奉佛像，点着佛灯。

习俗：“喜利妈妈”是锡伯族崇拜祖先神，带有迷信色彩的原始习俗。在以前家家都供“喜利妈妈”。用长约二丈多的丝绳。上系小弓箭、小鞋、箭袋、摇车、铜钱、猪羊嘎拉哈（背式骨）、小布条等物。平时装入纸袋里，挂在屋内西北角的墙上。新年时由袋取出，从屋内西北墙角，斜挂于东南墙角上，并烧香磕头，到“二月二”再装入纸袋内挂于原处。“喜利妈妈”每一辈更换一次，到生一辈的第一个孩子3、4岁时，即立新的“喜利妈妈”。旧“喜利妈妈”烧毁或挂到野外的老榆树上。新的“喜利妈妈”所用各种物品，做摇车的桦木用钱买，其余如布条、铜钱、嘎拉哈、弓箭等物，都是在村邻中选择人口全、辈数多的户中寻找，并邀请人口兴旺，子孙满堂的人家中年纪最长的老人制作“喜利妈妈”。其后每生一子添一弓箭，每生一女添一布条。借此以记本家出生男女人数和辈数，并设想一种神灵保佑孩子们平安的意思。忌夜晚睡觉将鞋、袜放在头部前上方。锡伯族女人不裹脚。过去每年农历七月十七日为女性“晾脚日”，又称：“玉足节”，这一天年轻女性裸足，任凭男性观足、闻足、评足，形成了“闻足择偶”、“亲足定亲”的奇异习俗。这一陋习现已废除。由此也说明了在游牧和打猎经济时代锡伯族的生活形态。

（本文根据佟咸亨1959年9月著《20世纪50年代吉林省锡伯族社会调查报告》改编，该报告是全国建国初期较早、也是较翔实的锡伯族史料。佟咸亨曾任原中共东北局沈阳机关干部、东北税务总局税政三科科长、中国民主同盟吉林省委组织部部长等职务，于1995年2月15日逝世，享年7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