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最早的锡伯村屯和姓氏分布

据调查，在锦州义县原有锡伯族村十四个，北镇原有锡伯族村三个。义县锡伯族聚居地方，基本上都在县城大凌河以北的高台子、九道岭、头台等三个乡镇。这里是边界地区，即过去所说的“明边”（明朝修的边界），也叫“柳条边”。有的地方边墙遗迹，不依稀可见，就是现在所说的从丹东地区起到山海关的东北万里长城。在义县境内有二个边门，一是头道河乡北部的九官台门；一是高台子镇北的阜新市清河门（原归义县管辖，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期因产煤归阜新市一个区），往东到黑山界还有白土厂门，清代守军也归义县管辖，往西南在朝阳边界还有个松岭门。这就是边境分界，过去群众叫边里边外，过九官台门西北是北票县，蒙古族就比较多，出清河门就是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所以出门就叫边外，门这边就叫边里，边外在历史上就是蒙古地区，可见当时就是边防重地，都有驻兵把守，据《义县志》记载：“义州属三边：白土厂边设防御一员，领催三名，兵二十七名，台领催一名；清河门边设防御一员，领催四名，兵三十六名，台领催二名”。再有，在高台子镇有二个村，一是北砖城子村，古称大靖堡，一是北部清河城子村，古称大清堡，也是个驻军地，县志并没记载驻军人数，但有“……大清堡游击闫印……率所属兵民投降满洲”的记载就是证明。可见锡伯人迁到义县编入满洲八旗，都是驻防在此边界一带，携眷属就在这带落户了。据 一带锡伯老人说锡伯有十三个屯子，叫“锡伯十三屯”，即锡伯人来此落户的地方，经查，这十三个屯子是：高台子镇桑土 营子村桑土营子、孤家子、七道沟、台子山村台子山、马户屯、石家堡子村石家堡子、北偏坡子、九道岭镇李金村瓦房，荒地村南偏坡子，孙百屯村达子营，大屯村达子营，头台乡万佛堂村万佛堂，王油匠沟村前营子；在义县城南还有一处，是七里河子镇谈家沟村达子营。全县最早有锡伯族人的地方是十四个屯子，按城北比较集中的是十三个屯。现在锡伯族人口基本已遍及全县了。在这十四个屯子按原有姓氏计算，来落户时有共十二个姓，按原姓汉译简化后，即现在的关、白、何、杨、马、安、陶、苗、孙、吴、韩、佟。分布情况如下：

高台子镇：桑土 营子村桑土营子：来时有关（瓜尔佳氏）、安（安佳氏）、何（何叶尔氏）、苗四姓。现有关、何、韩（哈斯胡里氏）、苗、孙、杨（杨吉尔氏）六姓；孤家子：来时一户，孙姓，故名孤家子。现有孙、杨两姓；七道沟：来时三姓，韩（哈斯胡里氏）、吴（吴扎拉氏）、佟（图克舍里氏）。现此村已无，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因这里居住条件不好，全屯居民陆续迁入本村东洼子屯；台子山村台子山：来时有关（瓜尔佳氏）、白（巴雅拉氏）、何（何叶尔氏）、杨（杨吉尔氏）四姓，现有关、白、何、杨、孙五姓；马户屯：来时有马、何（何叶尔氏）两姓。当时叫马何屯，后来叫俗了就叫了马户屯。现有何、杨、白三姓；石家堡子村石家堡子：来时有佟（图克舍里氏）、安（安佳氏）、陶（妥库里氏）三姓。现有关、安、陶、佟、何五姓；北偏坡子：来时关（瓜尔佳氏）、安（安佳氏）、何（何叶尔氏）三姓。现有仍是关、安、何三姓；九道岭镇李金村瓦房：来时关（瓜尔佳氏）、安（安佳氏）、韩（哈斯胡里氏），现仍是关、安、韩三姓；荒地村南偏坡子：来时吴（吴扎拉氏）、何（何叶尔氏）二姓。现有吴、何、马三姓；孙百屯村达子营：来时只有一姓，何（何叶尔氏），此屯早已不存在，原在孙百屯西南现在大凌河床中间，一部分迁入孙百屯，一部分迁到大于树堡镇拉马沟村；大屯村达子营：来时只有一姓，韩（哈斯胡里氏），此屯也早已不存在，韩姓迁入附近杨树沟屯；头台乡万佛堂村万佛堂：来时是吴（吴扎拉氏）、韩（哈斯胡里氏）两姓。现仍是吴、韩两姓；王油匠沟村前营子：来时一姓吴（吴扎拉氏），现仍是吴家一姓；七里河子镇谈家沟村达子营（现已改为关山屯）来时有三姓：关（瓜尔佳氏）、安（安佳氏）、陶（妥库里氏）。现有两姓关、安。锡伯人来义州基本都在城北上述“十三屯，比较集中连片，只有此屯孤立在城南，但也确实最早就有的，据九道岭瓦房安俊林老人说：“他们从长白山蓑衣草沟，随努尔哈赤来时，先到城南达子营，来时是哥三个，有一个留在城南达子营，有哥俩在那里未停就来到瓦房”。可见此屯也和城北一样是最早的，此屯安姓是和瓦房老发家应是一家子，但此屯安姓没人知道。该屯关姓有的老人说和桑土营子老关家是一家子，年代久远已无从查考。此屯依山，山上有庙，供奉关圣帝君，山下有碑，是乾隆年间立的，庙碑都已不存，碑文内容已无人知道了。

上述十四个屯，除九道岭镇二个达子营和桑土营子村的七道沟等三个屯已无外，其余十一个屯现仍是锡伯族聚居的地方。

北镇锡伯族聚居的三个屯，并不集中，在县城北、东、南各一处，原因就是努尔哈赤攻占广宁后在境内各处都有驻军。这三个屯按原有姓氏计算，原姓汉译简化后共有七个，即关、吴、赵、高、何、徐、郝。分布情况如下：大市乡么沟村达子营，在城北，来时有关（瓜尔佳氏）、吴（吴扎拉氏）两姓；常兴镇王二台子村何家营子，在城南，来时有何（何叶尔氏）、关（瓜尔佳氏）、吴（吴扎拉氏）、赵（觉罗氏）四姓；中安镇东甸子村下洋河，在城东，来时有高（果尔吉氏）、何（何叶尔氏）、徐（舒穆禄氏）、关（瓜尔佳氏）四姓，后来一户郝姓，共五姓。

二、人口分布与增长

锦州市共有锡伯族人口16568人，占全市总人口的0.54%。其分布情况是：古塔区247人，凌河区484人，太和区201人，凌海市216人，黑山县711人。上述各区县（市）的锡伯族人口都不是当地原有居民，是在解放前后，特别是在解放后，迁徙、结婚，农村到城市找工作，公教人员工作调动，大学生分配，军人转业等原因来到这里。原在当地就有锡伯族居民的只有义县和北镇市（原北镇县）。义县比较多，也是辽宁省锡伯族聚居比较多的县份之一，现有锡伯族人口12020人，占全县总人口的2.8%。全县十七个乡（镇），只有一个乡没有锡伯族，基本遍布全县。500口人以上乡（镇）有七个，比较集中地区是县城大凌河以北几个乡（镇），高台子镇3241口人，九道岭镇2837口人，头台乡896口人。其他地方白庙子乡1820口人，城关乡685口人，义州镇587口人，七里河子镇577口人。北镇市现有锡伯族人口2689人，占全县总人口的0.5%，主要分布在五个乡（镇），大市乡485口人、中安镇524口人、常兴镇358口人，正安镇280口人，闾阳镇103口人。

锦州市锡伯族人口在1949年解放初期没有准确的记载；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时，有人口1392人，占全市总人口的0.06%；1982年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时增加到3614人，占全市总人口的0.13%，比1964年增加了1.5倍；增加最多的是到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全市锡伯族增加到14537人，占全市总人口的0.49%，比第三次人口普查增长了3倍。义县在1949年锡伯族只有1130人，占当时总人口的0.37%；到1982年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时达到2579人， 占当时总人口的0.62%，比解放初期增加90%；到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时，义县增加到10890人，占总人口的2.5%，比第三次人口普查时增加了3.2倍。北镇市原来的锡伯族人，都是报了满族或汉族，是在1964年全国第二次人口普查时，锡伯族聚居村群众强烈要求恢复锡伯族，经市县民委组成考察组，到义县锡伯族聚集村考察后批准其恢复锡伯族。第三次人口普查时，全北镇市锡伯族人口有804人，到1990年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时有2124人，增加了1.64倍。从1982——1990年 一时期增加的比较多，原因是经过文化大革命（1966-1976）后拨乱反正，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1979）精神指引下，更进一步深入地贯彻了党的民族政策，有一部分误报其他民族的又恢复过来。按中国传统以父系血统为世代相传的姓氏、民族成份，根据三中全会后党的政策规定，子女随父也可以随母，有很大一部分人是随母亲而改成锡伯族的，所以这一时期锡伯族人口增加的就比较多。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全市锡伯族人口有16568人，占全市总人口的0.54%，比第四次人口普查时增加的就不那么多了，只增长了1.4%，比1964年增长了11倍。

三、政治经济文化历史与现状

义县、北镇锡伯族人在历史上有三低：政治地位低，生活水平低，文化水平低。在政治上，解放前除受当时统治阶级统治与压迫外，在社会上还受歧视，被人称为“锡伯鞑子”。在经济上，大多数锡伯屯子处于贫困山区或丘陵地区，土地瘠薄，农作物收成不好，收入很低。解放前，有60%-70%的户是贫下中农，只有少量的土地，北镇中安镇下洋河解放前36户锡伯族，是只有一户富农，二户中农，33户是贫下中农，他们靠抗长活、打短工度日，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非常贫困。在文化上，除少数有钱人家孩子念些书外，大多数都是农民，没有文化，一个大字不识。解放后，在政治上实现了各民族一律平等。大多数农民分得了土地。生活有了很大提高和发善，但是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特别是在人民公社化以后，绝大多数锡伯屯是“吃粮靠返销，花钱靠贷款，生活靠救济”的困难生产队，义县原现有十一个锡伯屯子，在“四人帮”横行时期，有八个屯子人均收入不超过五十元。全县锡伯族较多的桑土营子屯当时三个生产队，在当时挣工分，只有一个队有点分值，其余二个队基本上年年有分没值。辛苦劳动了一年，最后所得的收入连本户口粮都领不回来，可见当时生活的困难。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民族政策进一步放了光辉，照耀了锡伯族人，锡伯族也进一步得到了新生。在政治上，进一步实现了民族平等。锡伯族聚居较多的乡义县高台子在1985年被省政府批准建立了高台子满族锡伯族乡。有不少误报其他民族的锡伯族人恢复了自己的族籍。1985年调查时，全县在46个村中锡伯族有23人当上了村支部书记、村主任、文书等职。有14人当上了乡级干部，其中有3人被选为乡长或副乡长。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锡伯族比较集中的高台子、罗家屯（现已并归九道岭镇）两个乡没有锡伯族干部，经市县批准还专门从农村招聘了两名锡伯族干部到乡政府工作。当时据义县不完全统计，在四十六个村中在县内外工作的锡伯族干部就有60多人，其中县（处）级以上干部就有十几个人。全县历届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委员会都有锡伯族参加。在1986年时，全县有县以上锡伯族人民代表7人，其中市人民代表1人，省人民代表1人；县以上政协委员3人，其中一人被推举为市政协委员。在当时四十六个村三千多成年人口中，有103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有108名青年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党团员加在一起，占成年人口的7%。这些都反映了锡伯族人政治地位的提高，同各民族一起，当家作主，为实现脱贫致富奔小康，为振兴中华，实现四化，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贡献他们的力量。

在经济上，党的十一届三中以后，由于实现了联产承包责任制，于1985年调查时，义县、北镇锡伯族人在经济上就已发生了很大变化。像锡伯族比较集中的义县高台子镇桑土营子人均收入就已由原来的有分没值或低值达到了250元，北镇的三个村，更比较好，人均收入都达到400——500百元，人民生活已有很大改善。现又经过20年，锡伯族的经济状况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仍以桑土营子为例，该村是个丘陵山区，7个自然屯，12个居民组，主屯桑子营子，四个居民组，160多户，80%以上的户是锡伯族。全村有453户，1513口人，耕地面积5200亩。经过改革，在实现联产承包后，又经过产业结构调整，发展多种经济，实行科学种田等，到2004年统计全村人均收入已达到1800元，超过1985年的7倍。全村经济收入已达到417.5万元，超过改革前全村总收入的5-6倍，当然由于物价不同已无法可比，但按粮食生产可比，原来全村5000多亩地全种粮食，全村总产量只有120万斤，亩产只有二、三百斤。现在拿出1000亩种经济作物（花生），用4000亩种粮食，总产量已达400多万斤，超过将近三倍，亩产超过千斤，超过三、四倍。特别是经过产业调整，发展多种经济，全村发展了养牛业，现已成为全镇的养牛专业村，全村养牛的饲养量每年都超过2500头以上，年销售量都在2000头（主要靠购小牛、瘦牛饲养大再销售），每头纯利500元，全村仅养牛一项就增加收入一百万元，占经济总收入的四分之一。再加经济作物，其他各项专业经济收入以及劳务收入（全村每年都有一百多人外出打工）等，这里的农民实际收入都是几倍的增长，如果说改革初期，有的户收入达万元，当时叫“万元户”，人们就觉得惊奇，可现在这个村已有70%的户收入都达到万元了，不仅不惊奇而且户均收入超过10万元的就有十多户，如有一户锡伯族养牛专业户每年的牛销售量都在200头，仅此一项收入就是10万元，再加农业收入及其他收入就是十几万元。由于农民收入增加，手里有了钱，也有了扩大再生产的能力，使农业耕作机械化水平提高了，现在全村已有大型拖拉机4台，小型拖拉机15台，农用运输汽车50台，汽车代替了牛马车，这是历史上所没有的。由于农民经济收入增加，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提高了，全村450多户中变化最大的就是已有60%以上的户住上了新房，由原来的木石结构黑暗的土平房变成了红砖水泥结构的宽敞明亮的北京平，有一户还盖起了二层小楼。电视机、洗衣机、电饭锅等家用电器，几乎家家都有，已经普及，有20%以上的户有电冰箱，80%的户安装了电话，其中有40%以上的户还有手机，过去这些户有一台自行车就了不起了，现在全村有40%以上的户有了摩托车达160多台。大米、白面、鱼肉等已不是过年节才有吃到的，现在多数户已是日常所吃的。

在文化水平上，也有很大提高，已不是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前的状态了，现在全村青壮年90%的人都是初中毕业，还有部分高中生。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后，上大学的也多了，到现在已超过五十多人，多数已经毕业，分配到全国各地，现在在校的大学生还有20多人。北镇的锡伯族村，经济变化更大，收入水平更高了。锡伯族比较集中的中安东甸子村和大市的么沟村，锡伯族群众以种植大棚蔬菜和水果为主，发展高效农业，建立蔬菜批发市场，实行产业化经营，年人均纯收入达3800——4200元，走上了致富之路。

四、革命传统与贡献

锦州锡伯族人也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无论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以及解放后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都曾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在抗日战争中，北镇市正安堡镇马市堡村的族佟锡久，于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积极宣传抗日救国，号召群众“为了不当亡国奴，就拿起枪来打日本！”在他的宣传鼓动下很快组织起一支抗日队伍，司令部就设在自己家里，破家赴国难，把自己全部家财做了军需，自任司令，称平日救国军，活动于北镇（北镇）、阜新、黑山、台安等地。1932年被东北民众救国会编为东北抗日义务军第二路军，佟锡久被任命为旅长。1932年6月，他联合台安义勇军共3000多人，于台安县桑林子，巧妙机智的把日本军队引入他的包围圈。日军来了100多人，打死伤87人，几乎全军覆灭，来四辆大卡车，全部打坏，缴获大批枪支弹药，取得桑林子大捷。给日军以沉重打击。日军又来十辆大卡车，300多人支援时，佟带领部队已经转移，又继续转战于北镇、阜新一带。1936年腊月三十，佟锡久潜回家中过年，被人告秘，遭日伪军警包围，他与长子佟国珠，一齐开枪射击，打死敌一人，掩护全家老小撤出后，在跳墙时，不幸把腿摔坏，儿子搀扶着艰难行走，到两处朋友家，不敢收留，走到候屯北山，腿肿得很粗，再也难走了，佟锡久便对儿子说：“我不行了，抗日未成，恨不能再杀几个鬼子，你走吧，要想法去关内找到抗日队伍。”儿子不忍说：“我一定带你走，死也死在一起。”佟厉声说“当以国事为重，不能都去牺牲！”即令儿子到高处看看有无动静，当儿子转身时，枪响了。一个不甘心当亡国奴的中国人，一个不屈服不愿受日本人侮辱的人，一个锡伯族的硬汉子，为表明自己抗日报国的决心，为中华民族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时年45岁。

在解放战争中，有不少锡伯族青壮年，踊跃地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做出了贡献。义县头台乡万佛堂村锡伯族吴凤春，1947年参军，共产党员，曾任班长1948年在辽阳调军台战斗中光荣牺牲，年仅20岁。北镇市常光镇何家营子郝国相，1949年参军，在南下解放全中国战斗中贡献出自己的生命，年仅20岁。

在地方敌我斗争中，锡伯人也出现过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义县高台子镇石家堡子村，在1949年时，是敌我斗争的前沿阵地，国民党盘踞在义县城，不时有国民党的杂牌军、地主武装来袭骚扰。贫苦家的孩子年仅十六岁锡伯族的安玉宝，人称安小宝，时任儿童团长，为了保卫我地方工作人员在村里开会，他与汉族小伙伴石庆春，在街上站岗放哨。突然发现国民党杂牌军马队已经进村，他不顾个人安危，急忙跑到开会地方去送信，使我工作人员免遭袭击。我武装工作人员，立即冲出庭院，在街上凭借一个园墙与敌人展开了战斗，小宝与小伙伴躲在一个大院的大门洞里，不幸中了敌人一颗子弹，穿过了胸膛，不一会，敌人被打退，战斗结束了，村人们急将安小宝抬往邻村找医生去抢救，但因伤势过重，在半路上就光荣牺牲了。安小宝的英雄事迹，教育着几代青少年，流传至今，为人民永远怀念。

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争中，更有许多锡伯族的青壮年投向了朝鲜战场。高台子镇桑子营子村孤家子青年孙永祯，1948年参军，曾任过班长，立过大功四次，小功两次，1951年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光荣的牺牲于朝鲜的武甲山。七里河子镇谈家沟村达子营锡伯族青年关玉贵，在美帝国主义把战火烧到祖国鸭绿江边的时候，同本村许多满族、汉族青年一起走向了朝鲜战场，1953年在大军胜利凯旋时，他没回来，原来他仅去半年多，1951年在第五次战役中就光荣牺牲了。北镇市大市乡么沟村达子营关桂林，1947年参军，1951年在朝鲜战场上光荣牺牲，时年23岁，曾立过大小功各一次。据查，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牺牲的义县锡伯族烈士就有10名，除上述二人外，他们是：高台子镇台子山村马户屯的何春田1948年参军，一九五一年牺牲于朝鲜马良山。九道岭镇李金村瓦房有二名：韩国恩，1950年参军，1951牺牲于朝鲜五次战役；关景代一九四八年参军，1951年牺牲于朝鲜五次战役。头台乡万佛堂村，一个村在朝鲜战场上牺牲的就有3名：刘德升，1949年参军，1950年牺牲于朝鲜上甘岭战役；吴中周，1950年参军，1951年牺牲于朝鲜战场；吴作周，1950年参军，1951年牺牲于朝鲜战场。白庙子乡项家台柴二涝，1950年参军，1951年牺牲于朝鲜战场。

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有的锡伯族农民也曾被评为县以上劳动模范。义县高台子镇旧陵村锡伯族马德惠，曾当过村党支部书记，生产大队长等职，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开始，他就带领全村人民群众，在发展农业、林业、畜牧业上都做出了显著成绩，在五、六十年代旧陵村曾多次被评为省市县的先进单位，马德惠本人也就多次被评为县市到省的劳动模范。该镇桑土营子村锡伯族关凤歧，因植棉高产曾被评为县劳动模范，该村锡伯族何桂兰，在生产队当过妇女生产队长，也是种田能手，被评为县劳动模范。北镇市常兴镇何家营子何恩山，五十年代在发展农业生产中也曾夺高产，被评为全县的劳动模范。他们的行动和事迹，对推动当地和全市的农业生产发展和在农村社会主义建设上都起了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