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地区是锡伯族的重要发源地，锡伯族先民长期生息繁衍在兴安林丛、松嫩平原，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清朝康熙年间，由于奉谕主体南迁盛京诸地，致使留居的锡伯族大为减少。到嘉庆年间，由于屯垦移民，盛京、京师等地的锡伯族又大批北归黑龙江，形成了锡伯族人丁兴旺的新局面。多年以来，因历史条件的局限，黑龙江地区锡伯族社会历史调查基本上处于空白。党的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民族工作宽松局面的出现，使笔者有可能对黑龙江地区的锡伯族做以重点调查，下面分四个部分简要叙述。

一、双城县锡伯族调查

双城县是黑龙江省锡伯族人口分布最多的一个县份。为了搞清这里锡伯族的情况，自1979年以来，笔者曾多次到这里调查。得到有关单位的大力支持。使之搜集、了解了一部分有关锡伯族的情况。现归拢整理如下：

（一）双城县锡伯族的由来

通过调查得知:现在双城县的锡伯人他们的先世，主要是由辽宁县、金县、岫岩、风城等地迁调而来。是属于锡伯族主体南迁以后，重又北返的一部分锡伯人。为了便于说清问题，很有必要将锡伯人南迁的北返的历史背景略述一下。

黑龙江省是锡伯族的发源地，其先民曾长期生活在嫩江流域和松花江流域。到了清代，锡伯族被清政府编入八旗，驻防在齐齐哈尔城，伯都纳等地。然而，时过不久，移驻齐齐哈尔的锡伯官兵及其附丁等，又被迁往盛京。这主要是为了整顿东北驻防八旗和加强对锡伯族的管束。清统治者认为：锡伯人被编入八旗后，桀骜不驯，独行其事。如康熙三十七年（1696年）四月，黑龙江将军萨布素以锡伯佐领阿木呼朗等旷误防哨为因，疏称：“此项锡伯人，自编牛录，设官披甲，供食俸饷以来，已有五、六年，竟至今不遵法令。伊等系特令坐卡，查拿盗贼之人，竟如此旷误防哨，甚属可恨。此等之辈，若不严加惩处，则不能使锡伯、达斡尔官兵倾服法令，难以管教操练”。

另外，当时锡伯附丁基本上没有搬迁，仍住原来的村庄，官弁难以遥制，故“盗窃作乱之事，层出不穷”。基于上述原因，清政府对锡伯族采取了大批迁移的措施。

同年，康熙帝令：“归化城（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地方，地阔有鱼，著黑龙江省将军等召集齐齐哈尔所有锡伯人等，迁至归化城。交右卫将军兼管”。黑龙江将军萨布素接到谕旨后，立即传令：将锡伯二十四牛录官兵附丁及其家眷分为二队，以扎斯泰等十二牛录定于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迁往归化城，以扎噜等十二牛录定于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迁移。当一切准备就绪，将由齐齐哈尔迁往归化城时，康熙帝于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正月二十九日又谕大学士伊尚阿等：“本年自齐齐哈尔迁移之锡伯一半人口甚重，若迁至归化城，则归化城之米不足。著停迁归化城，于本年春耕前，不误农时，赶紧迁至乌拉境内，令其种田。俟收获后，食其所获之粮，迁至盛京。明年再照比例，迁其一半”。锡伯人改迁盛京，除“归化城之米不足”外，还有一种原因，这就是，满洲八旗主力入关，定都北京后，不断由盛京抽调满洲官兵驻守全国城镇要道，致使盛京兵源日渐紧张，需要尽快补充。锡伯族原系打牲部落，善于骑射，适合迁到盛京，替换八旗兵内的弱甲。

黑龙江将军遵照谕旨，派军将锡伯人护送到盛京。锡伯兵丁到达盛京后，不象在齐齐哈尔等处时那样单独编设锡伯牛录，而是裁汰盛京城及其开原、铁岭、兴京、辽阳、牛庄、盖州、熊岳、复州、金州、岫岩、风城、广宁、锦州、宁远、义州、巨流河、小凌河、白旗堡、小黑山、阳驿、中前所、中后所等二十三处八旗满洲、蒙古牛录所有奴甲、另户弱甲等，由锡伯人内造甲补充。

满洲入关后，定都北京，以盛京为陪都，重兵守卫，使八旗人口迅速增长起来，而经济的发展速度相对落后。这样，有相当一部分人便成为“闲散”。他们没有职业，没有固定收入来养活自身和家口。雍正帝云：“满洲户口滋盛，余丁繁多，或有丁多之佐领，因护军、骁骑校皆有定额，其不得充伍之闲散满洲至有窘迫不能养其妻子者”。辽宁岫岩县汪氏谱书所载旗丁情况，亦为证明。汪氏来岫岩时，三丁中二丁闲散，第二代九丁中八丁闲散，第三代二十九丁中二十六丁闲散，第四代八十二丁中七十五丁闲散。汪氏可算是旺族，仅靠当兵者的有限的“钱粮”难以养活包括闲散旗丁在内的众多的家口，一般家族的情况就可想而知了。

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施行了选取养育兵的措施，即由没能挑选入“披甲”的“余丁”和不满十六岁的“幼丁”中挑补“养育兵”，就是预备兵，国家按月发给钱粮。然而，这一措施并不能彻底解决人口绸密，财政拮据的局面，于是，清政府便采取了移民屯田的措施，即把京师和盛京的闲散人员分批迁到外地，给地耕种，这样，就有一部分锡伯人也被迁到黑龙江省双城县，屯田谋生，交纳官粮。

清嘉庆十九年（1814年），吉林将军富俊建议“办屯田”开垦双城地区的荒地，得到皇帝的采纳。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谕京将军富俊又奏称“垦种”，奉旨准行，嘉庆皇帝随即又调富俊返吉林任职，具体实施移旗建屯垦荒事宜。自此以后，从盛京迁移来的族人中，就有不少锡伯人。如双城县康宁大队退休教师于殿全，锡伯族人，他的家谱记载道：“原播蒙古佃户于嘉庆二十四年上又出吉林双城荒奉谕由奉省播民迁户自复城播至双城原领正丁开垦佃户一百二十营子在右翼新屯北四旗厢红旗署下屯丁于姓”。如农丰乡双立大队的吴颜楼家和张景阳家是从复州曹家屯迁来双城的；徐继成家是从复州大房申（距复州30里）迁来双城的；高熙和家也是从复州迁来的，其家谱明确写道：“复州正黄旗音得贺佐领下另户西伯（即锡伯）姓高”。如兴城大队马秀俊说：“咱屯子里的老二十四户拔民，是凤凰城人”。也就是说，当年是从辽宁凤城迁来双城的；兴城大队吴永福说：“老家是复州人，迁到凤凰城，再从凤凰城拨民到双城堡”再如民和大队吴永革家的家谱记载：“第十一世祖纳车肯于嘉庆二十五年拨驻吉林省双城堡右屯右翼厢红旗二甲拉五屯充丁”。

通过以上调查材料和文献记载：可以说，双城县的锡伯族，主要是从嘉庆二十四年以后逐渐从辽宁地区迁来的，尤以复县、金县、岫岩、凤城等地来者居多。

（二）双城县锡伯族人口

据1982年全国第3次人口普查统计：双城县的锡伯族人口为594人。实际上这个数字是远远不够的。因为有一条历史档案记得明白：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双城堡地方旗属八旗户口的统计表备注栏内称“右表双城堡旗属八旗原拨正丁四千户，续来浮丁一千七百六十四户，除满、蒙、汉三项外，有锡伯四百九十五户。男女三千八百九十六名口，列入蒙古栏内，理合声明”。这条历史档案现存于辽宁省档案馆，见宣统元年双城堡协领各处满汉行稿。是比较可靠的。从调查来看，光绪三十三年以来到现在的78年间，双城县的人口并没有较大规模的迁调，人口发展是比较正常的。在这种情况下，双城县锡伯人在78年里，按保守的数字推算，也应繁衍在万人左右。而1982年人口普查时双城县锡伯族人口只及78年前的六分之一。那么，大量的锡伯族人到哪里去了呢？从调查得知，主要是混报了满族。

清嘉庆年间在双城堡开荒屯田时，曾设立了一批旗营子。《吉林通志》写道：嘉庆二十年，富俊等奏旨勘分荒试垦事竣摺招拉林西北双城子一带土沃衍，经富俊亲往查勘派员履大，现擬每旗设立五屯。同书又写道：“八旗应按左右翼分方立屯，镶黄正黄每旗屯了128人，合牛引具，每旗设立五屯，每屯设十家长二人，屯达一人，五屯设总屯达一名，具由屯丁内拣选充补”。

在调查中，据双城县锡伯族人相告：清代曾在双城堡设立了120个营子，每五个营子组成一个旗。即头营在中间，二营三营四营五营分别位于头营的四个角，成为便于军事防御的一种组织形式。每个营子四里见方，大约居住24户人家，分三道街，有水井和官碾子。居住在旗营子里的主要是京师或盛京迁调出的满族闲散人。其中大部分旗营子里都参杂着二户至四户锡伯人。

据调查：如双城县民和大队的老户吴姓、高姓、张姓就是锡伯族；如康宁大队的老户吴姓、赵姓、于姓、王姓就是锡伯族；再如双立大队的老户高姓、吴姓、徐姓、张姓就是锡伯人。

参杂在双城县大多数满族之中的锡伯人，在伪满洲国以前的年代，一般还报本民族族属，但到了伪满洲国时期，由于担心受到岐视，则几乎全部改报了满族成分。如双城老户高风阁等锡伯族人就是属于这种情况。直到解放后，随着党的民族政策的不断深入人心，一部分混报满族的锡伯族人才得到正本清源，恢复锡伯族属。

1981年，笔者在双城县进行锡伯族调查时，摘记了一部分原来混报满族后来改报锡伯族的人数和名单，限于篇幅，在本文中不准备罗列详细名单了，只把一些主要数字兹列如下，以供参考。

新兴公社：5户、25人；农丰公社：39户、219人；东官公社：34户、238人；联兴公社：18户、102人；青岭公社：18户、109人；杏山公社：6户、36人；公正公社：266户、1286人；跃进公社：49户、243人；五家公社：37户、239人

以上双城县改报锡伯族的人口数和户数粗略统计一下，共为461户、2433人。

这些改报民族的锡伯人，在1982年全国第3次人口普查中，由于多种的因素，没能给报上来，已致使大多数的锡伯族人仍然混报着满族族称。为了便于比较，笔者把1982年全国人口普查时双城县的锡伯族人数摘记如下：

双城镇公社：67人；新兴公社：13人；幸福公社：22人；农丰公社：122人；永胜公社：4人；东官公社：1人；联兴公社：6人；单城公社：1人；青岭公社：106人；乐群公社：10人；杏山公社：31人；公正公社：55人；希勤公社：3人；同心公社：21人；跃进公社：10人；临江公社：10人；五家公社：62人；周家公社：9人；水泉公社：44人。

总计为594人。这个数字只及1981年各公社上报的锡伯族人口数的四分之一，可见相差之悬殊。

这几年来，笔者对双城镇、公正乡、农丰乡等地进行了重点调查，发现1981年改报的锡伯族基本上是属实的。特别是公正乡，锡伯族人口人丁兴旺，分布也比较集中，按1981年的上报数字：

公正大队：11户、71人；康宁大队：90户、462人；国兴大队：60户、247人；有利大队：9户、30人；民旺大队：77户、358人；二乡大队：19户、118人。总计266户、1286人

从当时统计的全乡人口数字看：全乡总户数为4553，总人口为22095人，其中满族户数为1302、人口为6217人；锡伯族户数为266户、人口为1286人。满族和锡伯族的人口总计为7503人，占全乡总人口的百分之三十四。按照国家关于建立少数民族乡的人口比例要求，这里已经超过了。因此，若将混报满族的锡伯族人口更正过来，这里是满有理由建立一个满族锡伯族民族乡的。

（三）双城县锡伯族与满族的区别

多年以来，虽然由于历史的原因，双城县的锡伯族几乎全部混报了满族，并在表面上给人一种现象，好像锡伯族与满族没什么区别了。实际上，若是调查一下，就会发现这两个民族还是有很多区别的。

为什么会使人形成这两个民族区别不大的印象呢，这是因为两个民族风俗上、语言上曾有一致的地方。例如，锡伯族和满族都敬狗，不吃狗肉、不戴狗皮帽子；又如，清代以来，清朝统治者将锡伯人编入“八旗”，称为“旗人”，使锡伯人学会了满语满文；再如，历史上这两个民族都善于骑射，箭法好。诸如此类的原因，使人形成了这种错觉。那么锡伯族与满族有什么区别呢？可以说，区别是很多的，为了便于识别，笔者在这里谈一谈几个主要的区别。

1．族源的区别。锡伯族与满族分属于二个不同的族系，锡伯族属于东胡族系的鲜卑后裔；而满族属于肃慎族系的女真后裔，二个民族在族源上是不相通的。

2．民族心里素质的区别。历史上常把锡伯人称为西北鞑子。因此，一提锡伯鞑子，年纪比较大的锡伯族人都知道是指锡伯族。而满族人则称自己是老罕王的后代，金人的后代。二个民族并不相混。

3．挂佛朵妈妈的区别。锡伯族与满族都在西墙上挂一个毛头纸口袋。但内容区别非常明显。锡伯族挂的毛头纸口袋常称作“喜利妈妈”，双城县的锡伯人在叫法上与满族叫法有些相混，一般把“喜利妈妈”也称叫“佛朵妈妈”。它是锡伯人从古代时传留下来的记事“家谱”，也是保佑家宅平安和人口兴旺的神灵。用长约二丈的丝绳，一系小弓箭、小布条、背式骨（俗称嘎啦哈）、小摇篮、小靴鞋、小箭袋、小铜钱等物制作而成。平时装入纸袋里，每到春节，由袋内取出，斜拉到东南墙角，另一端系在西北墙角，烧香磕头，二月二日再装入纸口袋。制作这种物件要邀请人口兴旺、子孙满堂，年岁大的人。生一男孩在丝绳上挂一小弓箭；生一女孩挂一布条；添一辈人挂一用细线拴着的背式骨；娶一媳妇挂一个小摇篮，意谓要给生孩子，好放到摇篮中；有了当官的，挂一双小靴鞋；生活富裕了，则挂一个铜钱，等等内容。

满族人在西墙上挂的毛头纸口袋，里边装的东西与锡伯族根本不同。满族人把这种纸口袋称为“佛朵妈妈”，也称“索子口袋”。内藏五色线，长四丈左右，名索绳。祭佛朵妈妈时，将索绳从纸口袋里拉出栓在柳枝上。小儿小女跪在佛朵妈妈位前，祭主（一般为老太太）用柳枝蘸净水，洒在小儿小女头上，在男孩颈上套红彩线或红布条，在女孩颈上套兰彩线或兰布条，即挂锁。三天后，将彩线或布条取下来，贮存纸口袋中。再逢祭日，将原来套过的彩线或布条系在索绳上。女儿许配后，生了小孩，婆家要准备猪等物送媳妇回娘家祭佛朵妈妈，将原来系在索绳上的彩线或布条解下来，称为改锁。解下的彩线或布条拿回婆家，系在婆家的索绳上，据说这样，孩子好养活。有的人家婆家穷，拿不出猪，只好不改锁。也不能把彩线或布条从索绳上解下来。据说这是很不光彩的。笔者在双城县进行民族调查时，曾将满族人家的索绳拍成照片，索绳上留下的距离不等的布条子，就说明有一部分比较穷的婆家出不起猪，回娘家的媳妇不能从索绳上解下布条。

4．供奉上的鲜明区别。锡伯族人在西墙的供板上，一般都要供佛象，有铜制的或是木制的。佛的形象往往是凶煞模样的，属于密宗系统。满族人则在西墙的供板上，贴一张纸上面有画。双城县的许多满族人把这称为叫供“洋房子”。笔者经研究认为“洋”字有误，应为“样”字。据满族人讲，满族人供奉“样房子”是为了纪念祖先。满族的先民原来在长白山射猎采参时代，在山沟里搭的是简易的木房子，条件是很差的。后来，满族入主中原，成为统治阶级，往上了宫殿和阔气的房屋，但不能忘记了老祖宗当年住的简易房子。因此，后世的满族人往往都供奉一张纸，上边画着简易的房子，成为象征性的房“样子”贴在西墙的供板上，以示不忘满族祖先。而锡伯人则不供奉“样房子”。

（四）双城县锡伯族的传说

我们在双城进行锡伯族调查时，搜集到几则有关锡伯人初来双城时的传说。笔者认为：这几则传说对了解双城的锡伯族情况很有助益，所以抄录如下：

1．锡伯族民间传说——双城的锡伯人：那还是一百五十多年以前，清朝嘉庆皇帝为了加强对东北地区的控制，下令从北京地区调拔一部分满族及其它族旗民到双城地区。在繁华热闹的京城住了好多年，当然谁也不愿意迁走，费了不少周折，后来总算是迁来了二百户。吉林将军很着急，兵力这么少是不够用的，怎么办呢？这时候盛京将军知道了此信，提出了一个建议：说我们地方人多，能不能从我们这里往双城调些旗民去充实力量。这样调到还是很容易的。吉林将军听了很高兴，于是很快给皇帝写了奏折。清朝皇帝批示了奏折，并降旨说：每个营子可以安插二户到四户锡伯人，至多不能超过四户。一定要让锡伯人分散开来。听说：当时吉林将军在双城堡共设了一百二十个营子，每个营子里都参夹着一些锡伯人。总算起来，到现在的话，双城县应当有万八千的锡伯人。

2．锡伯族民间传说——富老将军设营。这则传说由双城锡伯族乡土作家高风阁讲述：清朝康熙年间，当时管理双城地区的官员是吉林将军，称为富老中堂，是清朝的二品大员。富老中堂当年曾在双城县设了一百二十个营子，在河南（指兰棱河以南）的榆树县设了一百二十个号子。在三肇（指肇东、肇州、肇源）、北林子（指绥化）地区设了一百二十个井子。据说所谓的“营子”、“号子”、“井子”，好象都是清朝军队的番号。富老中堂当时在每个屯子里让住二十四户，大部分是满族人，其中就有一部分是锡伯人。二十四户人家分三趟街，每户都有官碾子。那时候，双城这地方还很荒，动物挺多也不怕人，有一首歌唱道：棒打獐子瓢勺鱼，野鸡飞到饭锅里。这地方富着哩。官家每户给三十大顷地，给一个房场，东西三十丈，要是旗人生了男孩子，一生下来就发给丁钱二十四两银子。男孩长大后，国家需要的时候，就得出征，还要自己备马。

3．锡伯族民间传说——双城锡伯人的来历。这则传说也是由双城锡伯族乡土作家高风阁高风阁同志讲述。听老人讲：我们锡伯族的先人射箭特别准，弓力特别强，打仗也特别勇敢。清军入关打李自成的时候，随清军的锡伯族人立了不少功。后来被调往京师（北京）驻防。

长时期以来，渔猎生活的环境使锡伯族人养成了自己的生活习惯：他们吃饭很不注意讲究，经常是使手抓着吃，吃完饭把嘴一抹。锡伯人也特别爱喝酒，酒量虽然大，但也常喝醉。锡伯人的这些生活细节，使一些满族官员很看不惯，于是有的满族官员就把这些情况奏本到清朝皇帝那儿。清朝皇帝听了也很反感，就下令把很有战功的锡伯族人迁调出了京师，来到盛京将军所管辖的复州，瓦房店一带。

吉林将军富俊建立双城堡的时候，需要大量的兵员。从京师调，人家都不愿意来。后来吉林将军就和邻居盛京将军商量。盛京将军很痛快，答应从奉天所管辖的一些地方拨调旗民来到双城堡。从北京迁到复州，瓦房店的锡伯人也就随着满族人一起，又被迁移到双城堡。

4．锡伯族民族传说——双城的梅花营。这则传说由双城锡伯族人徐中复讲述。听老辈子人讲：吉林将军富老中堂在双城这地方建了一百二十个营子。每五个营子排列成一个梅花形，即头营在中间；二营在头营的西北方向；三营在头营的西南方向；四营在头营的东南方向；五营在头营的东北方向。据说每个营子都有土墙围着，土墙前有护营壕，还种着很密实的护营林，都是大榆树。每个营子分成前亍、中亍、后亍这样三道亍。每个营子里住着四户锡伯人。营子的形状是成方形，一里地一面，四里地见方。那时，五个营子也就是一个旗。当时分成八旗：有正红旗、正黄旗、正兰旗、正白旗、镶红旗、镶黄旗、镶兰旗、镶白旗。还分出新八旗、陈八旗。我们老家是现在的农丰公社双立大队，过去叫镶白四屯。其中镶白四屯中，姓徐的、姓吴的、姓高的就是锡伯人。

（五）双城锡伯族民俗

我们在双场面进入进行调查时，搜集到如下锡伯族民俗：

据双城镇团结街6委3组付文山讲：生小孩，男孩一尺红布破半，下吊两个大钱，弓（竹篾或榆树枝），三根筷子、用棉丝，红绒扎上鸡翎；女孩子，用红布。供三块板（祖宗）下边供香碟、香炉碗。不吃狗肉。过年，扫炕不往地下扫，扫到四角。放压炕钱。三十晚放拦马杆，后半夜送神。姑娘过初五才回来，看娘家灯。来客不能往西炕坐，杀猪领牲。

据双城农丰乡庆利村徐云奇（68岁）讲：家供三块板：祖宗——佛爷（以花瓶代替）——佛朵妈妈。有索绳，用线麻绳，供西墙拉到东北角，拴祭祀猪两个嘎拉哈。拴兰布条，生孩子挂，小弓箭。三天收起，吃面，祭祖后三天吃。吃面后，然后收索。立祖宗时找来全宗族吃饭。老人说叫过契北锡伯。

据双城小泉乡敬老院付国峰（74岁）讲：知道佛朵妈妈来历，知道打瓦。锡伯人结婚时同族不随礼，女儿出嫁可添箱。死人时可以拿纸。正月十五打花脸。没有闹洞房的规距。

据双城中央村南文举（52岁）讲：谱书：南姓，属锡伯满州。

排字：文化振宗常，国富维继光，万世志恒良。祭祖仪式：黑猪一头，领牲，将猪大卸八块，猪头嘴朝上，叨上两棵葱，盖上网子油，然后全家叩头。祭毕煮熟后将猪嘴和四腿拐肉各割一片供在宗堂上。在供之前做一床新褥子，将炕擦洗干净请神幔放在新褥上然后摆件子叩头。吃猪不许请吃，随来随吃，米饭煮肉不许炒。吃完即毕。煮熟肉后割下三根肋条肉，供在祖前，忌外姓吃肉，不放桌橙，放麻联子，席地坐，不许戴狗皮帽，不准大量喝酒，不许大喊大闹，保持严肃。

据双城钟家店白常山讲：祖宗匣子内有两位男女像，画头和分脚，身子用黄布条。有喜利妈妈，有摇车、骨子、小水桶。

据双城庆北村佟万振讲：祖宗有眼睛，珠子做的，身子是黄绫子，供三块板。祭祀猪，猪耳贯酒，把索绳拉开到猪耳朵。男左女右按辈数跪下，曰：老祖宗阿领牲吧。前有小辈子拿着碗菜，先朝四角，最后对上。再叩首再叨念。然后吃豆面卷子就猪肉。剩下吃不了的要埋掉。门口有把持者，管带帽子要进门脱下。妇女来月经者不行，让到别屋，剩下的猪肉要埋到十字亍口，病猪不行。

据双城青岭村佟宝红讲：祖宗形式，一块祖传布，上有三个位，中间位上有珠子做眼睛，两个兽皮眉毛。

据双城新华村佟宝琛讲：锡伯族旧式婚礼：新娘子要戴钳子叫挂坠，装烟后戴。三天上坟装烟，七天回门。锡伯族旧葬仪：要咽气时先将人先放到炕沿底下；咽气时送到外屋地。纸上边放压口钱，胸口上盖白布。出殡前要开光：开眼光看八方，开耳光听八方，开口光吃八方，开鼻光闻八方。

据双城青岭村徐德纯讲：厢白三屯有徐氏家谱。从新疆因作战有功回来八户，原籍辽宁金县三家子。徐家原有锡伯祖庙，有木制小人，眉毛用貉皮做成。

据双城幸福乡久前村赵文全讲：家中有家谱，包袱单上注明锡伯满。进化屯赵义伍家有祖宗像。家有祖宗像是四位老头像。家有子孙妈妈，是黄布口袋，内装谱单。

据双城穆永沿讲：原籍北京。子孙妈妈口袋里头有摇车、弓箭、骨头子、白挂笺，带满文字。在东南墙外角上，有个牌位，是“马祖宗”和祖宗形式同样。家有老祖宗匣子，有喜利妈妈。祖宗匣子内有布扎的四个人，男人像用绫子叠成。

据双城李春海讲：原籍凤城。祖宗处两块板，六块香碟，外头西南墙角一块，挂笺是大白袍，不许贴红挂笺。贴样房子。索朵妈妈是纸口袋，里面有弓箭、红布条、骨头子。挂在西北墙角。外面有索伦杆子。

据双城安西大队关绍武讲：原籍岫岩县。换祖宗时，头向祖宗，洒一盅酒。用黑或红马，长毕不准骑，干活不许打，养死算完。死时不许吃，只能埋掉。家有祖宗像：一个位姿祖宗手拿一圆环，右侧是一个小人，面向祖宗。祖宗头上和脚下是两条龙。家中还有喜利妈妈实物。内有：嘎拉哈、布条、红绳、摇车、大钱、祭祖时把绳拉开。

据双城庆发村（全家窝卜）赵成全讲：家有喜利妈妈。祖宗像。祖宗像里是一祖宗，骑着一条飞龙，在空中遨游。周围是云彩。龙头和祖宗都面朝左侧。

关家权父亲关景林（1966年病故）讲了一个原始传说：最早在北边有个洞，洞的附近有个大石头，上面有字，靠渔猎生活，和满族打一仗，有一部分被拨往新疆，剩下安插在满族中。

据双城同心乡福利村伊兴文讲：家谱记载，康熙二十年高祖胡公津必士锡伯伊拉里氏。由伯都（即新城）调代领三子长子代道次子孟颜三子兴额力奉旨拔驻盛京熊岳城正黄旗入册充差。族世居城东南距城十二里东偏坡子处同宗一族为三处，自高祖以上所有等处可查。

据双城城镇白春学之母，白关氏（77岁）讲：挂子孙妈妈，有小摇车（生女儿）。猪子（生小子）。从西北角挂到东南角，平时不挂，使唤猪时拉开。杀猪时，烧香，浇猪耳朵，杀猪后，将猪头供上，不让外人吃。烧纸叩头，不吃背灯肉。祖宗匣子内，有用布做的人像一个。头戴红缨帽。

据双城水泉乡大义村白长惠讲：家谱谱序，原籍小云南民族由明朝永乐帝迁拨民到金州前三家子至满清。嘉庆迁民到双城县新营子厢黄旗二屯以至现在。从满清随满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