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长期在塔城地区工作和生活，亲历亲闻亲见了该地区锡伯族人当中发生的许许多多事情，现辑录如下。
一、区位条件
塔城地区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西北部、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的中部，地处东经82°16′-87°21′、北纬43°25′-47°15′之间。东北与阿勒泰地区相邻，东部以玛纳斯河为界与昌吉回族自治州及石河子市相连，南以依连哈比尔尕山和婆罗科努山为界与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和伊犁地区为邻，西南毗邻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西北部与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接壤，边境线长480公里；东西横距约394公里，南北纵距约437公里，总面积104546．958平方公里，约占全国的1%，约占全疆总面积的6．5％。其中山地面积7840平方公里，占总面积的8．2％；浅山丘陵面积31437．3平方公里，占总面积的32．9％；平原面积44757．3千方公里，占总面积的46．8％；沙漠面积11581．6平方公里．占总面积的12．1％。在地区腹心地带，有自治区直属的克拉玛依市与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属的奎屯市。
中共塔城地委和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塔城地区行政公署驻塔城市。塔城市位于塔城地区地区的西北角，额敏县位于北部，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在东北部，南部由东向西依次为沙湾县和乌苏市，托里县在区境的西南，裕民县在西部。市区距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637公里，距自治州人民政府所在地伊宁市832公里，距巴克图口岸10余公里；距地区所属各县县城分别为：至裕民73公里，至额敏56公里，至托里123公里，至乌苏398公里，至沙湾451公里，至和布克赛尔502公里（以上均为公路里程）。塔城市境内地形较为复杂，北高南底，北部高山连绵、丘陵起伏，南部沼泽、洼地星罗棋布。北部的哈孜克提山是市内最高峰，海拔2148米。境内有大小河流14条，额敏河自东向西横贯南部，河两岸有大面积盐碱地。另外还有喀拉古尔河、乌拉斯台河、阿布都拉河、锡伯图河由北向南纵贯全市，注入额敏河。
塔城地区辖2个县级市、4个县、1个自治县：塔城市、乌苏市、额敏县、裕民县、托里县、沙湾县、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境内还有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七、八、九、十师所属的36个农垦团场。油城克拉玛依处在地区境内中央腹地。
在塔城地区生活着汉、哈萨克、蒙、维吾尔、回、达斡尔、俄罗斯、锡伯、柯尔克孜、东乡、等29个民族。据2013年统计数，塔城地区有锡伯族1808 人，其中塔城市有锡伯族1280人，其余近600人在距塔城市20公里左右的喀尔哈巴克乡。
二、塔城地区锡伯族的来源
塔城历史上称塔尔巴哈台，历来是我国西北地区的军事重镇，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是锡伯营官兵自西迁以来一直驻守的台站。当年伊犁锡伯营派遣官兵驻守塔城，守卫边防并维护当地社会治安。清政府分两批从伊犁锡伯营抽调260户、1279人，编入驻防伊犁河北的索伦营左翼四旗。1867年，塔尔巴哈台发生以米庆为首的叛乱，参赞大臣锡伦、领队大臣博你果素（锡伯族）及本驻地军全部战死，塔尔巴哈台旧城被毁。锡伯、索伦、达斡尔等军民重整旗鼓，与叛军进行了顽强的斗争，一直坚持到1881年清军收复伊犁。1889年初，锡伯、索伦、达斡尔等军民重新修复在战争火中被毁坏的塔尔巴哈台城，伊犁地区的锡伯族工匠一百多人前来参加修城，于1989年9月建成塔尔巴哈台新城。现在塔城地区的锡伯族人，一部分是清时驻防官兵滞留和自动迁徙人员的后裔，大部分是咸丰、道光年间，调遣补充索伦营的伊犁锡伯营兵民的后代。
自1864年从后，塔城锡伯族人陆续定居。塔城地区的锡伯族人在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漫长岁月中，与当地各族人民一道，守卫边防、建设家园，为北疆地区的安定和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同时，比较完整地保留了本民族的语言文字、传统文化、宗教信仰和固有生活习俗。
光绪二十一年（1895）设塔尔巴哈台新满营，其中六个旗为达斡尔族官兵，两个旗为锡伯族官兵。这部分锡伯族官兵就是塔城地区锡伯族族人的先民。1911年辛亥革命后，塔城地区的锡伯族人依然沿用清朝的八旗制，如官制设置，权限和隶属关系，就连官职名称也无任何改变，全部沿袭了清朝的一套。最高军政官员，仍然叫做参赞大臣。民国元年，塔尔巴哈台的参赞是毕桂芳，至民国三年（1914年）是汪步端，塔尔巴哈台新满营的领队大臣是托嘎勒达，即齐嘎勒达。毕桂芳署理塔尔巴哈台参赞事物以后，鉴于塔尔巴哈台新满营八旗军民，生计艰难，于民国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呈请，于民国二年将军民粮饷，由财政部拨款发给，并拨给土地耕种，俾得自食其力，以为永久之图，然后再撤销粮饷。民国元年（1911年）毕桂芳参赞大臣呈准裁换军队以后，陆续给弃甲归田的新满营官兵，按户拨给土地，到民国5年（1916年）春全部办完。
新满营的八旗制，仍按原来的建制，陆续迁到水源丰富，土地肥沃的地方安家落户。新满营左翼四旗是达斡尔族，在齐嘎勒达的率领下，沿袭伊犁索伦营左翼驻防地，即霍尔果斯以东一牛录镶黄旗，落户在现阿西尔村，三牛录正白旗（阿尔米特），落户在现恰夏乡的恰夏村，五牛录镶白旗（柯多浅），落户在现阿西尔乡的柯浅村，七牛录镶蓝旗（负左克），落户在现阿不都拉乡的中阿不都拉村。右翼四旗为锡伯族和鄂温克族，在巴嘎尔达的率领下，沿袭原伊犁索伦营右翼驻防地。即霍尔果斯以西二牛录正黄旗（齐齐罕）锡伯族，落户在现喀尔哈克乡的上喀尔哈巴克村；四牛录正红旗（图尔根）锡伯族，落户在现喀尔哈巴克乡的下喀拉哈巴克村；六牛录镶红旗（撒麻尔）鄂温克族，落户在现喀拉哈巴克乡的五工村(民间称为别肯托克特，是人名，又叫老鸹庄（鄂温克族后代不多了)；八牛录镶蓝旗（策集）锡伯族，原落户在别尔吉尔卡拉苏，后该地居民迁到喀拉哈巴克乡的上喀拉哈巴克村和山北村，全是葛哲尔哈拉。1969年该地划归博斯达克农场农工四队以后，剩下的几户迁至喀拉哈巴克乡的阔斯卡巴克村，都是永妥尔姓氏。
新满营的官兵弃甲迁到农村务农以后，除军事活动外，其他一切行政事务仍由原来的总管，协领、佐领等官管辖，一直沿袭到塔城县组建。右翼四旗迁到喀拉哈巴克地带后，最后一任嘎勒达（协领）是征喜嘎勒达，是巴雅尔姓氏。1940年为了防备马赫英的侵犯，在喀尔哈巴克高坡西段筑起一座城堡，锡伯语称“霍屯”（锡伯语为城堡）。征喜噶尔达任职时，率全翼旗民凭高筑墙，以备防御。城墙底宽两米，顶宽一米，高三米，墙内面积二百亩，城墙残垣仍在，今属上喀拉哈巴克村耕地。组建塔城县以后，县政府设置的农官八旗改为乡，由乡约署理乡务，由农官置理八旗的农业生产。当时的农官殷德春，叫“殷农官”。
在新满营中，右翼四旗为锡伯族和鄂温克族，在巴嘎勒达的率领下，沿袭原伊犁索伦营右翼驻防地，即霍尔果斯以西一牛录正黄旗（齐齐罕）为锡们族，落户在现喀尔哈克乡的上喀尔哈巴克村，四牛录正红旗（图尔根）为锡伯族，落户在现喀尔哈巴克乡的下喀拉哈巴克村，六牛录镶红旗（撒麻尔）为鄂温克族，落户在现喀拉哈巴克乡的五工村(民间称为别肯托克特，是人名，又叫老鸹庄，鄂温克族后代不多了)。八牛录镶蓝旗(策集)锡伯族，原落户在别尔吉尔卡拉苏，后该地居民迁到喀拉哈巴克乡的上喀拉哈巴克村和山北村，全是葛哲乐姓氏。1969年该地划归博斯达克农场农工四队以后，剩下的几户迂至喀拉哈巴克乡的阔斯卡巴克村，都是永妥尔姓氏的锡伯族人。
塔城新满营的锡伯官兵弃甲到塔城农村安家落户以后，在对塔城县农业生产方面，除了利用自然泉水的有利条件发展农业生产外，挖渠开荒，给当地原有的蒙古、哈萨克等少数民族传授农作的种植技术，更主要的是在塔城的东北部开凿了一条长十多公里的阿不都拉大渠，修复了卡浪古尔、锡伯图等灌溉渠。通过以上水渠，把水引到荒芜人烟的荒地，开荒造田，植树造林，发展农业生产，使耕地年年扩大，为塔城县的农业发展奠定了基础。在开挖阿不都拉大渠时，住在野外，风餐露宿。以原始工具，用了两年时间才完成开凿挖渠工程。把阿不都拉河水引全拜格托坡以南塔额公路以北地区开荒造田。在挖渠的两年多时间里，受到恶劣气候和各种疾病袭击，死去了不少人。锡伯族人民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挖渠开荒，为塔城地区的农业开发做出了重要贡献。1916年，塔城锡伯人落籍于距县城以东七公里的喀拉哈巴克乡。这是一个周边山区雨雪丰沛，水草丰美，牧业发达、土地肥沃，宜农宜牧的地方。这里泉池遍地皆是，一个单眼泉也是可供一个十来户人家的小村子生活及林果业的灌溉用水；一个多眼泉富集的地方，就是一个自然形成的大草湖，水深草高，方圆几十亩或上百亩不等，四周由茂密和芨芨草环绕，起着涵养水源、保护生态的作用。正是这些l草湖的泉水滋润着广褒的喀拉哈巴克大地，使整个喀拉哈巴克呈现出一派生机盎然的繁荣景象。一个大草湖就是一座天然水库，不仅可供灌溉几百亩农田，且可用来带动水磨，为加工面粉服务。它同时又是一个天然打草场。锡伯族多被安置在有大片草湖的地方，这是考虑到它既便于农业、林果业的灌溉，又便于储备牲畜过冬的冬饲草。
民国初年，杨增新任新疆省都督以后，就着手推独裁专制统一，纠集反革命势力，培植亲信，建市自己的亲信部队，曾拥有马步一百零二营的庞大队伍。在他分化瓦解伊犁革命党人之后不久，广福病死，杨即将伊犁镇使即为镇守使，归自己节制；原四领队大臣改为四领队，也归他直接管辖。他裁撤伊犁的原有军队，用“派兵解饷”的办法，逐步将其换成自己的亲信部队。此后，又将塔城参赞改为道尹，亦归新疆都督辖治。土尔扈特、察哈尔、额鲁特直接隶属于都督。这些措施，完全改变了清末关于伊，塔和蒙、哈各部隶属于伊犁将军的建制，将原有伊犁，“将军一切职权，统归新疆都督”。杨增新继续沿袭清朝的旗营制度，保留锡伯营旧制，使锡伯族人民仍过着八旗制的军营生活。锡伯族官兵定居喀拉哈巴克之后，行政和生产等事务仍由原总管、协领、佐领等官员管理。这种旗营制度一直沿袭到塔城县组建。在这种旗营制度下，由于部分土地被官吏、地主攫取，农民或租种官吏、地主的土地或受雇于官吏、地主，并服多种杂役，尽受其剥削和压迫。
杨增新疆裁撤伊犁原有军队时，原隶属于伊犁将军统辖的塔城新满营一并被裁撤。至此，锡伯人完成了自1763～1911年历时145年戍边屯垦的历史使命，结束了作为清王朝镇守我国西北边疆的一支军旅生涯。他们解甲归田，由原来靠吃军饷的官兵，转变为自实其力的农民。这对他们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从此，锡伯人开始了艰苦创业的全新生活。
1933年，盛世才统治新疆以后，把原来的八个旗的锡伯、达斡尔等族，组建为区，设区长、副区长，当时区长哈应武（根吉），是锡伯族。区公所原设在喀拉哈巴乡农机站院内。1945年伊犁、塔城、阿尔泰三区革命以后，区政府迁入塔城，现邮电大楼位置。区长改为千户长，当时千户长是诺哈达斡尔族，乡长改为百户长，所负的责任没有变，仍然管理原来八旗的事务。当时成立了锡索文化协会，设会长、副会长。协会会长殷德春，副会长开英。
1938年，旗营制度被废止后，县政府设农官，八旗改为乡。盛世才上台后又改设区，将农官改为区长。但是，这只是官职名称的转换，而土地私有制和封建地主剥削并没有改变。大部分土地和牲畜都集中在少数20官吏，地主兼牧主的手里，他们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而失去土地和牲畜的大部分农牧民却仍然过着一贫如洗的贫困生活。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人口变动情况：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组建新满营时锡伯族人有l38户598口人，其中鄂温克族十几户100来人口，新中国建立初期喀拉哈巴克乡有锡伯族63户356人。至2007年全塔城市大约有锡伯族180来户1000多人口，目前全塔城地区有锡伯族近2000人口。
三、塔城地区锡伯族的教育
锡伯族历来重视教育。民国时期，在迪化成立的锡索满文化促进会为塔城地区锡伯族的满文教学做了很多工作。1924年，设旗民学一所，学生四十多人，均为锡伯、达、蒙、满人民子弟，授汉文、满文。1935年，成立旗民小学，接纳满族、锡伯族、达斡尔学生入学，该校于1939年停办；1940年，喀拉哈巴克建立满文小学一所，校长是苏春，教员有（江格巴特）、白亨安等，该校同年并入区立第一小学。教学情况如下：
（一）满文教学
1937年，锡索满文化促进会在霍城县索伦乡、塔城县、奇台县等地设有分会，并设立了会校。学校建在喀拉哈巴克乡，是锡伯族学校，将汉文课本翻译成满文进行教学，当时曾有40来名锡伯族、达斡尔族学生编为两个班，一起学过满文。为了改变众多中青年的文盲状况，由锡索满文化促进会分会牵头，在锡伯营各牛录里开展了各类扫盲活动，使许多一字不识的中青年得到文化补习，基本掌握了满文。
（二）喀拉哈巴克锡伯小学
1940年以前，锡伯族的孩子要学满文必须到塔城县1935年成立的“锡索满旗民小学”学习满文，如佟佳·满吉、哈斯胡里·镇远、巴雅尔·巧梅等都在该校学习满文。而比这一批还要大的锡伯族小孩，需要到1924年成立的“旗民小学”学校或私塾学满文，那时上满文学堂学习的有绰绰、果果等一批老一辈的人。以上这部分在满文学校学习的锡伯族人会说锡伯语，读懂锡伯文，会书写锡伯文。1940年7月，塔城县锡索满文化促进会动员村民上冬学，民众自动捐助现大洋三百余元。锡索满文化促进会在喀拉哈巴克新修校舍内召开了乡村小学及冬学筹备会议，出席该会负责人及民众40余人。数育局刘局长海宴，马副局长马斯胡特前往参加。新校舍建筑完竣，不仅该村男女儿童有了求学的机会，而且男女成年人亦可利用学作短期补习。筹备会后村民当场报名者有三十余人。1940年喀拉哈巴克小学分满语、哈萨克语两个班，各有一位先生执教，满文班由瓜尔佳•锡林执教，哈萨克语班由库尔曼哈孜执教，满文班1946年后由吴扎拉•春盛执教。所有年级的学生全部在同一个教室内由同一位先生授课。吴扎拉·春盛自1946年至1953年在该小学教授满文课。现今60岁以上的锡伯族老者，包括已故的一些老者，都是春盛的学生，如通晓锡伯文的哈斯胡里·定邦、顾尔佳·开前（已故）、顾尔佳·开元、巴雅尔·永庆、哈斯胡里·镇明（已故）等。1952年锡伯族小学停办，60岁以下的锡伯族人就再也没有学习锡伯文的机会了。
（三）建国以后的锡汉双语教育
新中国建立初期，塔城地区的全部锡伯族有76户，约近400人左右。塔城地区锡伯族远离伊犁锡伯族大本营，不同时期又生活在占绝对多数的其他民族之中，满语教学时断时续，锡伯族小孩学习本民族语言文化无门路，锡伯族后代只好随大流学汉语，少数人学俄罗斯语，如安志英、郑耀祖、巴重庆等学的是俄语；也有的学习哈萨克语，如铁木耳哈利、帕什卡等学的是哈萨克语。在整个60～70年代，塔城地区未能传承锡伯族的语言文化。
塔城市共有锡伯族1200余人，其中约有60%居住在喀拉哈巴克乡。1978年，为了恢复锡伯文教学，吴扎拉·春盛、哈斯胡里·宁邦等人经过多方努力，经上级教育部门批准，在喀拉哈巴克乡建立了锡汉双语学校。1980年前后，经政府批准，得到建教室经费，在喀拉哈巴克乡修建了教室。1984年，在乡政府和当地群众的要求下，自治区民委拨款4万元，修建柳泉村锡伯小学，但因没有锡伯语文教师未能如期开学。1987年在市、乡政府的积极努力下，从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聘请了贺文君、佟兆祥两名教师教授锡伯语文。自治区有关部门又先后拨款7万元，至1999年锡伯小学校舍竣工，正式开学恢复双语教学。以上两地的锡伯族小学的双语教学至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由于种种原因都停止，现都已完全改用汉语教学。
综上所述，塔城地区的双语教育，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到了恢复和发展。但是，由于锡伯语文使用面小，学生缺乏学习动力，实际教学质量和学生掌握水平极其低下，再加上师资教材经费以及人们对于双语教育的认识不足，有关部门的重视不够等原因，致使塔城区的锡汉双语教育遇到很多的困难和问题，不得不被中断。
纵然如此，新中国建立以后，塔城锡伯族接受教育状况大大改善。据2013年统计，在1280人中培养了大量大学生。很多年轻人获取大专，本科、研究生、硕士、博士、博士后以及博士后导师学位。获取学位的许多锡伯族人被国家吸收为干部，为国家服务。在职人员在各个工作岗位凭借自己的实力取得了中高级专业技术职称。
（四）现阶段学习使用锡伯语言文字遇到的困难
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发展，尤其是民族结构和语言大环境的变化，当前，锡伯族语言已经逐步呈现出走向衰亡的迹象。甚至可以说这已是不争的事实。面对这一严峻的现实，锡伯族知识分子，尤其是老一代人忧心忡忡，担心这一趋势如不加以遏制，任其发展下去，势必导致两种结果：一时被彻底汉化；二是完全丧失自己的语言，变成没有自己语言的第二个满族（如同东北锡伯族的情形）。无论发生其中的任何一种情况，都是大家所不愿意看到的。请看下面事例：当前，锡伯族中精通锡伯族语言文字和熟悉历史文化老一代人，大都年逾古稀，有的已进入耄耋之年。他们的人数正在逐年减少；中年人大部分会说锡伯语，但能读懂文字的人缺寥寥无几，也只有少数人只会听不会说；至于年轻人大都不会说锡伯语，有的甚至连一句简单的问候语都不会说。究其原因：一是塔城地区锡伯族人口太过稀少，且分散杂居在人口众多的汉民族中，犹如置身于汪洋大海之中；二是锡伯语的使用范围，社会功能和社会价值都远不如汉语；三是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更注重实际，当现实生活中影响和决定高考、就业等这些直接关系人们生存发展和前途命运的切身利益问题时，人们自然会更看重汉语而冷落自己的母语。锡伯族应该尽可能避免重蹈满族的覆辙。我们知道一个民族一旦失去了语言，也就意味着失去了作为一个民族的根本。语言绝不只是交际工具，它同时还是一种文化的表现形式和体现，是一种文化的重要特征，也是一种文化信息和文化传承的载体。满族就是最好的例证。如今收藏在中国历史档案馆内上百万册满文历史文献古籍已经没有人能读懂了。这个事实告诉我们，随着语言文字的失传，整个民族的传统文化遗产也就失传了。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历史性遗憾。保护锡伯族语言有着两方面的意义：一是锡伯族在我国也是一个有着悠久文化的民族之一，其语言属于阿勒泰语系通古斯语族满语支。历史上尤其是在清朝，对我们现在的中国版图的最后形成和稳定，锡伯族与满、蒙、索伦、达斡尔、汉等民族一道做出过重要贡献。当前，又正处在社会主义民族繁荣时期，有国家的语言平等政策作为保障，而且世界文化多样性也正在普遍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在这种大背景下，一个延续了几千年的古老民族，按说应该更加欣欣向荣，而不是走向衰亡；二是现在新疆锡伯族使用的语言文字就是当年满族使用过的满语满文，锡伯族是满语满文的直接继承者。早在清朝末年，由于满族放弃了满语满文，改用汉语汉文，使得满语满文失传。其结果是，如今收藏在东北沈阳、台湾、北京等全国各地大量满文文献古籍，包括故宫中国第一档案馆内上百万册满文历史文献资料，已经没有人能读懂了。这给当前满文历史文献资料的翻译，大型清朝史的编纂，尼山学的研究都带来了极大困难。满族人试图重新学习满语满文以抢救满族文化，但因没有语言环境，其效果可想而知。正是这种情况使锡伯族语言文字（即至今较完整地保存下来的满语满文）显得更加弥足珍贵。可以预期，在今后的岁月里，锡伯族的语言文字在抢救满族文化，翻译整理满族历史传统文化遗产，以及满学、尼山学研究等方面，将会发挥重要作用。在青少年中实施双语学习是保护锡伯族语言文字的重要途径。当前，自治区正在全区少数民族中实施双语学习，这对少数民族的发展进步意义重大。作为少数民族的锡伯族也有实施双语学习的任务。双语学习的提法比较全面，即强调了对汉语的学习，也强调了对母语的学习，正真体现了语言平等的民族政策。这样一来就可以避免过去那种偏重于于某种语言学习，二忽视另一种语言学习的偏向。当然，每个民族可以从自己的实际出发，有所侧重。如果说在维吾尔族集中的南疆地区汉语学习比较薄弱，其侧重点应该放在汉语的学习上；那么，分散杂处在汉族当中的锡伯族，由于语言环境的优越，青少年基本掌握汉语。以往又偏重学习汉语，二忽略了对母语的学习，当前就应当将双语学习的侧重点放在母语的学习上。把双语学习纳入义务教育和双语学习计划系列，提出硬性要求，作出硬性规定，把学会多少个单词，多少句话作为义务和硬性指标必须完成，否则，就要补课，直到学会为止。
1995年，捷克美女沙依柯来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学习锡伯语，顺便到塔城拜访锡伯族，目的还是学习锡伯语。当时我们对一个外国人学习锡伯语言文字大惑不解。后来才知道，不只是捷克人学习锡伯语锡伯文，还有其他许多国家的人在学习锡伯语，如美、英、法、德、日、捷克、匈牙利等国家都在学。国内东北满族人甚至还有台湾人也在学习锡伯文。学习锡伯语文无非是想看懂和翻译本地博物馆里堆积如山的清朝满文档案。异族人对锡伯语文有如此大的兴趣和热情，联想到塔城锡伯族人的情况，让人感慨万分。哈斯胡里·定邦、征继租等人发表文章表达了对锡伯语双语教学的关切，肯定了政府对塔城锡伯族双语教学的支持，分析了塔城地区锡汉双语教学无法持续的原因，指出激励锡伯族子女对学习锡伯语文的热情和依靠政府经费支持是恢复锡伯语教学的关键。根据这些观点，笔者认为，塔城地区锡汉双语教学完全可以恢复，可以持续，可以出成果。但不能走老路，历史证明那是一条死胡同。首先，要解决的是塔城地区锡伯族对学习锡伯语文的动力问题。这和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极大的激发了农民种田积极性是一个道理。有人则认为学锡伯语将影响汉语的学习和掌握，将影响学习成绩，学习成绩将直接影响就业。塔城地区锡伯族人知道其中的利害关系，当然就和给大集体时种地出工不出力一样，有的干脆打消上双语学校的念头。如何让锡汉双语教学和塔城地区锡伯族人的利益密切挂钩呢？根据全世界非常缺乏满文翻译，海量满文资料等待高薪满文翻译的实际情况，可以兴办锡伯文和汉文双语翻译学校（或班），输出锡伯文翻译人才，是启动塔城地区锡伯族人学习锡伯语锡伯文学习热情，同时又能解决毕业后立即就业的两全其美的好办法。至于办学经费，可以依靠政府。政府会有这方面的拨款预算。办这样一所定向培育锡汉文字翻译人才所需支出，预计所需费用不会超过援建一处牧区定居点的支出。
四、哈萨克文化对塔城锡伯族文化的影响
塔城地区哈萨克族人口居多，约有22万多人口，锡伯族长期以来与哈萨克族杂居，受哈萨克族的语言文化影响较深。起初，锡伯族人日常生活中可以使用锡伯语和锡伯文，1910年以前出生的塔城锡伯族人，比如喀拉哈巴克乡原居住的锡伯老人佳佳、绰绰、孔庆华、图赋初、法戈景泰等都比较精通的语言文字。而1910至1940年代出生的塔城锡伯族人，由于哈萨克族在塔尔巴哈台数量上占绝对优势，锡伯族人在哈萨克族的包围中生活，各方面都受到哈萨克语言文化的渗透，不但完全掌握了哈萨克语，在家里相互交流的语言也不只是锡伯语，而掺杂进来哈萨克语。有个别家庭干脆用哈萨克语交流，放弃了母语的使用。这一年龄段的锡伯族人，与哈萨克民族交流来往最为密切，许多人给新生儿取哈萨克名字。不但在使用哈萨克语言方面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在衣食住行、教育等方面靠拢哈萨克民族习惯。而且，开始与哈萨克民族通婚。由此伊犁锡伯族人戏称塔城锡伯族人是“哈萨锡伯”。哈萨克语言文化的渗透贯穿了几代锡伯族人，影响甚为广泛深刻。1962年，随着塔城地区居住的哈萨克基本上越境去了前苏联，对锡伯族人的语言文化渗透也就基本停止了。但是，哈萨克民族给塔城锡伯族人打上的印记，却不是一时半会就能轻易涂抹得了的，40岁以上的锡伯族人还用哈萨克语交流，哈萨克族语的歌曲、故事、谚语等，在现时的塔城锡伯族人当中流传还很广，哈萨克语言文化对塔城锡伯族人的渗透，造就了一大批汉哈文翻译工作者的诞生，为中国汉哈语翻译工作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如翻译家哈斯胡里·焕章，用八年时间翻译哈萨克大文豪阿拜巨著《阿拜之路》；征继租、佟德昌（满吉）、哈斯胡里·镇国等在自治区级有关单位任翻译；葛哲尔·铁木尔哈里终身担任哈萨克小学教师和校长。塔城锡伯人担任的汉哈翻译工作者遍布新疆各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