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锡伯族爱国主义战士松林巴尔（郭松林）
松林巴尔同志是在一九四五年九月某日解放和丰（和布克萨尔）的战斗中光荣牺牲的。我作为和他一起战斗过的亲密战友，有义务回顾烈士的生平事迹，并用自己拙劣的笔记录下来奉献给读者，留给子孙后代。
松林巴尔的父亲外号“卡怕克少爷”，他不务正业，过几十年光景就把全部家产挥霍一空。松林巴尔于一九一五年出生在伊宁市的一个封建没落家庭。他爷爷是清朝派驻塔城地区的领队大臣，人称“扎安班”（扎拉芬阿）。扎安班是伊宁人，因而在伊宁那哈尔其建造了当时的华丽房院，并从阿拉木图引进优良树苗，建造了全伊宁市数一数二的大苹果园。家庭的不良影响，社会的腐败深深地教育了青少年时期的松林巴尔。当时新疆社会跟全国一样是一片黑暗，腐败的官吏对人民进行残酷统治。他们把囚犯锁在木笼里游街，用绞刑、砍头等残酷刑罚滥杀无辜，草菅人命；赌场、妓院处处都是，赌棍们常常大打出手；官方赋税多如牛毛，伯克、乡约、毛拉、阿訇、喇嘛利用宗教和各种手段欺压剥削各族劳动人民。此外，新疆各族人民还要受外来侵略势力的压迫和剥削，如沙俄、英、德、日等列强在新疆开办的形形色色的洋行、商务机关，他们横行霸道，明目张胆地盗窃和掠夺新疆人民的珍贵文物和大批的牲畜、土产等各种财物。同时这些列强还大肆挑拨民族团结，以图达到分裂祖国统一的罪恶目的。当时，新疆的教育事业也非常落后，大的县城虽有一两所公立学校，但是能够上学的多是乡约、富人、官吏的子弟，而劳动人民的子弟就没有接受教育的机会。
松林巴尔和各民族进步青年一样，就是在这样的黑暗社会中不断探索，追求进步，向往真理的。他经常说：“知识就是财富，知识就是力量。我是本想多学知识的，可是封建家庭、腐败的社会像一座座大山挡住我的视野和前途，我只好埋头学习锡伯课本，除此之外别无其它东西可学了。再就是学习俄语（当时有关外面的消息、新鲜事物都是从苏联传来的），为将来出国留学打基础”。松林巴尔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常常与锡伯族进步青年安子英、舒慕同、郭文明、向集中、顾希谦等人学习汉文、俄文、维文并谈论追求真理，渴求知识。
1933年，派盛世才为了巩固其政治权力，制定了“反帝，亲苏，勤康，民平，和平，建设”为内容的六大政策，这一政策的执行使新疆的文化教育事业有了一定发展。各专区成立男女中学、师范等。各县的小学也有所增加，教学质量也有了提高。乌鲁木齐成立了新疆学院、蒙哈师范、干训班等，还委派各族知识青年到苏联留学。松林巴尔多年的愿望就在这一时期得到实现了。1936年，年他和赛福鼎、阿力莫夫、舒慕同、郭文明、何集中、安子英等一批各族青年被派到苏联的阿拉木图、塔什干等地留学。松林巴尔到苏联后除努力学俄语外，还如饥似渴地学习物理、化学、数学等学科知识。他学完一期后又主动要求留下来学第二期。期间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后的新气象，新变化，新生活深深吸引了他，更重要的是，在这里他首次接受了马列主义的教育，思想上有了一个大的飞跃。他初步懂得了人生的价值，懂得了作为一个青年应该怎样学习、工作、生活的道理。1939年，松林巴尔从苏联回国，在塔城向我们各族青年介绍了在苏联的所见所闻，并用遗憾的口气说：“可惜学习时间太短了。只有学习才能求得知识，知识是取之不尽的宝藏，用之不完的财富。”他带回来很多书籍，其中有数、理、化，还有《共产党宣言》（当时马列主义著作是禁阅的）。他从国外回来本应给妻子带回一些礼物和用品，但他没有，他的箱子和提包里装的全是进步书籍和学习用具。可见他的学习热情和追求知识、追求真理的心情何等迫切。
1939年底,松林巴尔来到迪化（今乌鲁木齐），被分配到新疆学院任物理、化学、数学教师，并在军官学校给苏联专家和教官担任翻译。新疆学院当时的教务主任是中共派来新疆工作的林基路同志，他发现松林巴尔性格屈强、忠厚、正派、寡言少语、工作认真负责，思想上要求进步，追求真理，又懂几种语言文字，便主动给他讲革命道理，说民族解放的根本在于推翻反动统治，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当前主要任务是各族人民要紧密团结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搞好新疆的教育事业，为建设新疆而努力工作等等。在林基路同志的帮助和指导下，松林巴尔进步很快，工作认真负责。工作繁忙时往往很晚回家，在家里还要加班加点修改作业备第二天的课程。他一般都在午夜一两点后才休息。有时宵不合眼，瞌睡了就跑出去用冷水浸浸头，洗洗脸后仍然工作。他的认真负责，一丝不苟，赢得了同事和学生们的尊敬。
松林巴尔在生活上也很艰苦朴素，每天早饭是冷馒头和咸菜午带干粮到学校。穿着方面，他没有一件像样的衣服，上件旧棉衣，脚上蹬大马靴，终日繁忙于工作。他收入微薄，无法抚养他的两个小孩，而只好将一个送到塔城老家。就是在这情况下他也不计较个人得失，想尽一切办法完成林基路同志给他的任务。他常常与锡伯族青年中敢说敢讲，思想进步的爱国主义者安子英、顾希谦、文德清等研究如何向族人民宣传抗日救国、反剥削反压迫的道理。在他们的大力倡导下，全疆各地来乌鲁木齐学习的锡伯族青年学生、乌市的锡伯族职员、工人等不分男女老少，每逢节假日都集锡索文化会，排练节目，学唱抗日歌曲。
安子英当时是省反帝会的副会长，他以反帝会的名义组织了一个锡伯族进步青年组成的宣传队到伊宁、霍城、察布查尔、伊车嘎善等地宣传抗日。号召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支援抗日。新疆锡伯族人民以物力财力有力地支援了抗日。这一时期，在中国共产党人的领导下，激发了全疆各族人民抗日救国的热情。当时抗日的歌声处处响起。《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我们在太行山上》等歌曲深深地激发了新疆各族人民抗日救国的斗志。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德军对苏发动突然袭击，攻占乌克兰逼近莫斯科，日本侵华战争蔓延到半个中国。这时盛世才公开撕下伪装，大批逮捕和杀害以中共派来新疆工作的陈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为首的优秀共产党员和新疆各族人民中的爱国进步人士。锡伯族青年安子英、沙拉春、松林巴尔、文德清、顾希谦等也被盛世才逮捕关押，给他们强加的所谓的罪名是赤党分子，宣传抗日，组织暴动。松林巴尔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受尽了惨无人道的法西斯酷刑，而他忠于自己的信念，忠于真理，表现出宁死不屈的革命气概。两年多的监狱生活使一个身强力壮的大汉子变成了遍体鳞伤、瘦骨嶙峋的残人（安子英、顾希谦等被盛世才杀害）。松林巴尔是在吴忠信执政后出狱的，回到塔城家里休养了半年，身体有所恢复。他向我们揭露了盛世才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在监狱中国民党反动派对革命者和爱国人士严刑逼供，用坐老虎凳、竹签予钉指甲等酷刑。犯人晕过去后，用凉水浇醒后继续用刑。松林巴尔指着满身伤痕，有力地揭露和控诉了反动派的罪行。他又说反动派的统治长不了，杀害了这么多的无辜者，这笔账一定要清算。正如松林巴尔所说，1944年11月12日，反国民党的三区（伊、塔、阿）革命在伊犁爆发后，1945年8月革命烈火燃烧到塔城乡村。塔城地区的各族人民自己出马、出人组织了一个（塔尔巴哈台）骑兵团，有力地加强了三区革命部队的力量。塔城地地区的锡伯族、达斡尔族人民也不甘落后，在松林巴尔和进步人士开英、努哈、阿列克等人的带领下骑着自己家的马组成了两个排的兵力(一个排由郭忠祥率领合并到锡伯连，两个班的兵力由哈镇国带领参加了列斯肯骑兵旅，充实了该旅在战斗中伤亡的缺额。之后，我们便奔赴上解放和布克寨尔和阿勒泰的征途上。松林巴尔这次又离开多年分居的妻子，谢绝了亲朋们的挽留，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到部队后根据他懂几种语言文字的特点，任命他担任民族骑兵旅侦察科长。他和侦察科的郭文明等同志为查明行军路线及和布克寨尔、布尔津、阿勒泰驻防敌军防御情况做出了一定贡献，赢得了骑兵旅的领导和同志们的好评。骑兵旅的领导对松林巴尔多次评价说，松林巴尔是有工作能力的好战士，信得过的好侦察干部。
1945年9月的某一天，骑兵旅顺利到达和布克寨尔后，根据该地敌军防守特点及地形情况，布署各部队战斗任务时，让锡伯、达斡尔排担任了主攻部队的尖刀分队，任务是拔掉主攻方向上的敌人一、二号火力点后，配合主攻部队攻占和布克寨尔。骑兵排接受任务后在出发阵地等待战斗命令时，松林巴尔带一名叫玉春巴尔的警卫员（此人现在在塔城）到骑兵排又一次给大家介绍了敌情和地形，他鼓励战士们一定要打好这一仗，为人民立功争取光荣。攻城战斗开始后，骑兵排利用夜色在规定时间里摸到离敌人一号火力点三十多米时，狡猾的敌人突然发射几颗照明弹，全战场像白天一样亮了起来，指战员们完全暴露在敌人的火力下。敌人用机枪、冲锋枪疯狂向我军射击、并投手榴弹，迫使我们隐蔽在一个小坑里。照明弹一过的刹那间，我们向敌人火力点投去几颗手榴弹，利用爆炸的机会一跃而起冲上去，突破了敌人的阵地，攻占了和布克寨尔。战斗中骑兵排牺牲2人，受伤3人。这次战斗中消灭敌人100多人，缴获武器200多件，弹药100多箱。战斗结束后，警卫员玉春巴尔向旅部汇报说：战斗进行时，松林巴尔拿着一支冲锋枪和几颗手榴弹带着他偷偷摸到距敌人二号火力点20—30米处时，敌人发射的照明弹使他们完全暴露，遭到敌人的猛烈扫射。这时，松林巴尔丝毫没有迟疑，迅速向火力点投了一颗手榴弹后立即向前冲去，敌人又一次猛烈扫射，松林巴尔的头部和胸部中了三颗子弹，光荣牺牲。
战斗结束后旅长在作总结时说：松林巴尔对敌人有着强烈的仇恨，他曾几次要求亲自参加战斗，侦查敌情，我们考虑到他的身体状况和工作需要而没有答应。可是他这次为了给部队扫清道路而毅然向敌人冲去，不幸光荣牺牲。他的英雄事迹将永远载入史册。松林巴尔的遗孀哈斯胡里·友兰，失去丈夫后没有改嫁，打工挣生活费和孩子们的学费，带大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大儿子若格早年病逝，二女儿郭翠琴毕业于兰州民族学院，现在乌鲁木齐铁路局工作，二儿子郭福寿新疆大学政法系毕业，现就职于独山子第二中学，任校长。
十二、投身于解放战争的塔城锡伯族人
伊犁三区临时政府民族军列斯肯骑兵旅中，有塔城地区参军的36名锡伯、达斡尔族战士：松林巴尔、沙特尔汉、哈拉、白享安、多福、多寿、阿吉阿吉、哈尔科克、乔兰、达克吉、达尔玛、玉春巴尔、开音阿、塔巴克拜、奥敦拜、加瓦、英宝、吾尔根图、阿吉哈吉、玉寿、金寿、哈镇国、莫罗热衣、沙兵卡、巴衣布克、景寿、白连、托汉青才音、南吉、乔玉、青布克、阿也尔加甫、尔登阿、顾银寿等人。这批塔城锡伯族、达斡尔族的战士，在攻打布克赛尔、阿勒泰的战役中作战机智勇敢，奋不顾身，为战斗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当中松林巴尔等战士为中国的解放事业流尽了身上的最后一滴血。
十三、“伊塔事件”中锡伯族人的爱国行动
1961年开始，苏联驻塔城领事馆工作人员和从苏联来塔城的哈萨克族人员，与塔额盆地四县一千多名哈萨克人见面，在群众中宣称“凡是1917年至1930年由苏联来塔城的人，都应把苏联作为自己的祖国”。经过大规模的煽动，至1962年4月份，塔城、额敏地区的哈萨克人开始由个别隐蔽逃跑，发展成携家带口公开逃跑，最终导致大规模逃苏事件的发生。1962年4月20日，自额敏县至塔城县的公路全程挤满逃跑的人流、车辆、牲畜。1962年4月笔者因退学在家待业，有幸目睹塔城城乡、牧区这一场浩劫惨状。4月中旬，笔者伙同安志光、徐金江、王恩光、刘辛疆到地区种羊场莫英塔细毛羊大队，承包种羊场羊卷围墙。当时整个莫英塔范围居住的绝大部分是哈萨克牧民，在种羊场细毛羊大队也只有一对汉族畜牧技术员。4月23日，从外地来了一个穿着入时的哈萨克人。下午2点左右，这个人召集全队的群众开会。所有参加打围墙的人没有一个对会议感兴趣，以为这不过是安排生产或传达上级指示一类的会议。由于工作场所和住处都离牧民住户较远，又忙于劳作，没有注意到当日下午大队里哈萨克牧民的动态。4月24日早晨起床后发现村庄里除一对老夫妻外空无一人，家家空房。听不见鸡鸣狗叫，听不到哈萨克牧民吆喝牛羊，原本热闹的村庄死一般寂静。这些打墙人立在村庄里，脑海一片空白，不知所措。25日，地区种羊场场部派人来了解莫英塔大队情况，这才知道塔城发生了边民出逃苏联事件。留下来的一对老夫妇说：”走的人原本就是苏联的人，他们走他们的。我是中国人，我不去外国” 。4月26日，这一伙人放心不下居住塔城的家人，撂下工作准备步行50公里返回塔城。走出村庄，进入北面莫英塔原始柳树林，地区种牛场的牛群就在这里放养。看见林中的一片空地里一群百十来头牛，看见有来人，四散奔跑嗷嗷嚎叫，乱作一团。接着，只见一头健壮的大公牛，在这一群牛的外围转圈疾奔，将牛群集中在一起。这一群牛的其他公牛、大母牛站在牛群的外围，第二层是较年轻的牛，保护着最里圈的小牛。公牛则瞪着铜铃般大的牛眼，立在牛群和人之间。这场景惊呆了这群人。别人都没有见过这样的新鲜事，刘幸疆见识多广地说:这群牛遭遇过狼的袭击，当人来到时误以为狼又来袭击了，做出保护牛群的激烈反应。走到色特尔，看见全村空空荡荡，没有炊烟，没有狗叫，没有人声，家家房门洞开，房内空无一物。走出村庄看见遍地羊群，咩咩声此起彼伏，散乱的在已经吃完了草的空地上乱转。没有人照看的羊群不会自动迁移草场，甚至就这样饿死。时值绵羊产羔时节，生产母羊漫无边际地走着生产，小羊伸出头还咩咩叫。有些已经产下来的小羊在地上卧着，母羊已经走失。在路旁芨芨草丛旁，时不时还能看见羊毛和血迹，恐怕羊被狼拖至此地吃了。路过哈拉窝依、博孜达克、也门牧场等地，所见情景与色特尔如出一辙。午夜时分，在卡浪沟被全副武装的军人挡住，不准向前。军人说已经戒严，等天明再走。第二天到塔城时，映入眼帘的是空空荡荡的大街，商店和住户大门紧闭，那一拨接一拨来回走动的哈萨克一个也不见，万籁俱寂。
在这次大规模越境事件中，塔城地区参加越境者58000人，进入苏镜者近46000人。伊犁地区也发生了类似事件，统称“伊塔事件”。塔城仅带走的马匹就有6千匹。喀拉哈巴克乡锡伯族人看着大批的国家和集体的牲畜被掠往国外感到心痛，他们在1962年伊塔边境事件中作出了如下的爱国行动：1962年4月24日，大量边民裹挟集体的牲畜，乘坐集体的运输工具，像潮水般涌向中苏边境。农村中所剩无几的牲畜无人管理，春耕无法进行，集体库房中的粮食被抢光。当时，塔城地区喀拉哈巴克乡的锡伯族人，毅然决然地站出来，投入到生产自救和夺回被掠走的集体牲畜和交通工具。所有有锡伯族居住的生产队里，锡伯族群众自发地组织起来，奔波于家乡和边境之间。不分昼夜，风餐露宿，渴了喝溪水，饿了吃干粮，累了就地躺下来休息一下，尽一切可能抢救集体财产。因而所有村庄的集体财产都失而复得，有力地支持生产自救顺利开展，春耕生产按时完成。在这次行动中，表现尤为突出的有如前进队的保英、吴林寿（尕尓吉克）、佟保（沃拉克柏）、葛金林；光明队的莫洛力、乌索力、加塔克、哈定国（杜尔多力）、永妥尔•承寿等人。4月份正是农村的农忙季节，下喀拉哈巴克乡的锡伯族人哈斯胡里•都尔德力、永妥尔•承寿、佟佳•吴索力、佟佳•莫罗力等和上喀拉哈巴克村的锡伯族人吴扎拉•林寿、佟佳•保、葛哲尔•吴索力等分成两拨，抱着炽热的爱国热情，放下手头的农活赶到巴克图口岸周围侦查情况。得知边界中国一方散落有部分牛马，有些不法分子趁机发“国难财”，宰食、占有无主牲畜。大家碰头商量决定赶回这些无主牛马，减少国家和集体财产损失。说干就干，大家立马分头赶赴巴克图口岸，冒着挨打和被劫持到苏联的危险，上喀拉哈巴克乡这一拨锡伯族人赶牲畜三次共收集牛马200余匹头、羊300只、马车5辆；下喀拉哈巴克这一拨锡伯族人赶边界牲畜3次，赶回牛马数百头匹、羊数百只，马车六辆。途中这些锡伯族人吃着自带的干粮，不曾宰食一头牲畜。如此来回往返赶回丢弃的牛马，如数交给公社。公社以这批牲畜作为基础，成立了喀拉哈巴克公社牧场。
十四、往返于乌鲁木齐和甘肃省之间的塔城锡伯族人
1967年，甘肃省陇西县来塔城地区收购大量耕牛和役用马匹，要求当地人护送至甘肃省陇西县。塔城地区喀拉哈巴克前进大队党支部考虑，前进队的锡伯族小伙子们厚道，身强力壮，完全胜任送牛马的任务，决定由责任心强的吴林寿、葛哲乐•吴索力、俄德山、冷寿、任少、佟明、沃拉克柏等青年锡伯族组成护送牛马组，负责护送牛马到口内。
第一步，需要把收购来的牛马集中起来。第二步，让护送小组的青年人骑马赶到乌鲁木齐火车站。塔城离乌鲁木齐600余公里，这一赶就是十几天。护送途中生活全靠自己打理。没有帐篷，风餐露宿。赶牛马途中牛马走失、陷进水坑的情况时有发生。艰难困苦不言而喻，但这些锡伯汉子认真负责，护送甘肃省陇西县三批牛马任务没有发生丢失一头（匹）牛马。第三步，到达乌鲁木齐后，将牛马分别装到闷罐车皮里，再装上旅途中牛马所需草料、饮水。再由这些小伙子住在闷罐车皮里守候直至甘肃陇西县。有一次，葛哲乐•吴索力先生在火车站丢失，未赶上火车，吴索力没出过门，不过还是乘火车赶上了护送组，有警察帮助送到火车站。这一拨锡伯族人都不太会说汉语，闹了不少笑话，至今还在锡伯族中流传。沃拉克柏汉话水平有限，又一次，连人带马掉进水坑里出不来，佟明等人开玩笑的说沃拉克柏成分高不会干活。沃拉克柏急了用汉语说：“把你舌头拉住！” “闭嘴”一词用哈萨克语说出来就是“把舌头拉住”。途中伙食很差，没有蔬菜吃，日复一日吃的是干粮和白水面条。沃拉克柏埋怨这日子，用汉语说：“太阳太阳吃这些吗”，意思是天天吃这个吗。哈萨克语里“日”和“太阳”是一个词“kun”。护送组第一批用40天时间安全护送了400多头牛。第二批用20天时间护送到370匹马。第三批用20天护送马200多匹。80个日日夜夜，遇到的磨难不计其数。不过，感到欣慰的是这批锡伯族人，遵行塔城锡伯族人的信誉，得到的是甘肃省陇西县人民的高度赞赏。
（本文根据哈振光著《塔城锡伯族史略》初稿改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