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漠孤烟，长河落日；驼铃声声，马嘶阵阵。

在悠久的历史发展历程中，丝绸之路由彼此孤立的小道发展成成熟的交通网络，由最初单纯的贸易和迁徙道路发展成承载中西文化交流的纽带。

东起长安、西至罗马的古丝绸之路曾是联通亚欧的经济大动脉，路途遥远、商贾往来、川流不息。随着历史的推演，由于种种原因，丝路的光芒逐渐暗淡，成为亚欧经济发展带上的一块“短板”。近年来，古老的丝绸之路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站在丝路新机遇的门槛上，穿过那难见端始的历史时空，我们重新审视这条跨越时空的丝绸长路，数千年来，沿路的国家与民族因之休戚与共，回味其中层层积淀下的往来关系和深情厚谊，一切都显得意味深长。

沿着古丝绸之路，以卡拉库姆大漠中的绿洲阿什哈巴德拉开序幕，从穆尔加布河岸边的马雷，到世界上年轻的首都阿斯塔纳；从阿拉套山麓的“苹果城”阿拉木图，到古丝绸之路上的重要枢纽塔什干；再从“东方璀璨的明珠”撒马尔罕，到天山脚下的山城比什凯克…… 驼铃声声，商队不绝，这里不仅有丝绸和茶叶，还承载着文化和精神，更清楚的传递出丝绸之路的精髓——沟通、交流与合作。

自公元前138年始，汉武帝先后两次派张骞出使西域，开始了中国从民间到国家，由自发到自觉，频率和规模骤增的一个对外交往的新时代。中国真正开始了解和掌握丝路沿线各国各民族的情况，并开始有意识的与他们建立友好往来。

魏晋南北朝时，在中原分裂、动荡的大环境下，丝绸之路依然保持着“使者相望于道，商旅不绝于途”的景况。国内南北政权各以自己的特色保持和发展与西域各国的友好关系。曹魏、西晋和北魏、西魏和北周等，都在当时主导了中原与西域的往来。丝路的经贸文化发展渐趋成熟，终于在唐代到达巅峰。

《唐书》云：“伊吾（今哈密）之右，波斯以东，商旅相继，职贡不绝”。当时与中国建立往来关系者多达“三百余国”，而更有大量的中国商人、工匠、将士等西行万里，涌入中国的波斯人、粟特人、阿拉伯人等几乎多不胜数。丝路繁荣促使大量中华文明如养蚕丝织、造纸印刷等技术西传，西域各族文化如玻璃制造、祆教信仰等事物东传，由此带动了欧亚许多国家的发展，也给中国补充了多元的异质文明。

8至9世纪，中国北方动荡，经济和文化重心开始南移，北方陆路受到影响，而南方海路后来居上。从南海各港口出发，可以通过许多条航线到达波斯湾及其以西海域。这对陆上丝绸之路产生了很大的冲击，但陆上丝路从未塞断。

在丝绸之路的兴起过程中，整个中华大地无一不受到它的影响，北辽、西辽以及横跨欧亚的蒙古帝国时期，丝路经济贸易的畅达几乎可以和唐时比肩。在蒙古高原和辽沈地区，各种伊斯兰风格的器皿、饰物并非稀罕之物。在中亚的广大地区，也随处可见中国的器物。即便到了近代内外交困的时期，这条丝绸之路也并未因战乱而阻断，商帮、马队东来西往；部族迁徙戍守疆域更是寻常的安邦之策。

二、西迁之行，餐风露宿；横跨漠北，抵疆守域

16世纪末叶以前，锡伯族繁衍生息在大小兴安岭的深山和松花江流域，这里山深林茂，水产丰富，是一个天然的狩猎和捕鱼的场所，锡伯族先民曾经在这一带地区过着狩猎和捕鱼生活。

18世纪中叶，清政府平定准噶尔叛乱、统一西域后，于1762年设置“总统伊犁等处将军”，统辖天山南北。“有清一代，边患之地，莫过于新疆”。为了抵御和防止强邻沙俄向东扩张、蚕食我国西部领土，清政府从东北各省、河北张家口等地抽调蒙古、索伦、锡伯等民族组成的兵营，西迁来新疆伊犁地区戌守与沙俄交界的祖国西部边境。其中，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从盛京地区调迁锡伯官兵1000名，连同眷属共约4000余人，前往伊犁地区戌边。这一拨西迁伊犁戌边的锡伯官兵选择本民族的 农历“四月十八” 传统节日当天，在今辽宁沈阳市（当时称盛京）锡伯家庙—太平寺里举办离别宴会，留下和离去的人们共吃离别饭，共饮离别酒，为戎装西行的同胞们饯行。骨肉同胞东西相隔万里，遥遥思念而不能相见。正如叙事长诗《西迁之歌》中说述：“姑父姑姑哀哀来送行/呼唤着侄儿依依共幽咽/万般悲痈也救不了苦命/舅舅舅母幽幽来送行/一腔怨嗟簌簌泪沾衣/哭干了眼泪行人难久留/至爱亲朋戚戚来送行/顿足牵衣无言惟啜泣/而今奉命戍边到伊犁/满屯的乡亲含泪聚议/断肠时节应备饯别饭/观天择吉四月十八日！”自此始，每年的农历4月18日，留在东北地区故土的锡伯族人都要在太平寺内拱灶、杀猎、吃高粱米饭，每户都去人，进行聚餐，来纪念锡伯族西迁的历史事件，缅怀离别的骨肉同胞。

正是在农历“四月十八”这一天，从盛前往伊犁戌边的4000余名锡伯族军民，在盛京锡伯家庙与留在故土的同胞离别后，翌日（4月19日）便出发西行。他们乘坐简陋的交通工具，从盛京出发，通过柳条边彰武台边门，入科尔沁平原，绕过大兴安岭南端和达来诺尔，进入锡林郭勒盟境内境内及外蒙车臣汗部境内（今蒙古国苏赫巴托省境），经库伦（今乌兰巴托）行至乌里雅苏台过冬。途中在大漠深处凿井解决饮水困难，在清朝疆域地图上留下“锡伯吉尔孟”的地名。在乌里雅苏台过冬期间，牲畜因长途乘骑驾驭，加之雪原无草，开春时又碰上一场瘟疫，起程时所带之牛3036头，先后倒毙2596头，仅剩400余头；所带之马2020匹，“大多疲瘦，生癞者众，不得其力”。经向朝廷呈报交涉，由乌里雅苏台将军报奏，朝廷允准从乌里雅苏台借给马500匹，驼500峰，抵伊犁后如数交还（后到伊犁后均由锡伯营官兵分摊，折银赔偿）。

乾隆三十年（1765）阳春三月，锡伯军民每人带了4个月的口粮和1个月的茶叶，从乌里雅苏台启程，向西进发。行至科布多一带，阿尔泰山积雪大量融化，“水深流急，不能行走”。他们改变行进路线，穿绕科齐斯山而行，寻浅水处跋涉。但受困多日，“所剩兵丁之口粮,只足月余之食”，所借马驼，亦倒毙甚多，只得向伊犁将军府求援。在未得伊犁派人借济之前，余粮已尽，畜力短缺。锡伯军民沿途采摘野草，和着一点点粮食，聊以充饥（为了纪念这段艰苦的经历，锡伯族人后来每年春季采摘一种叫“乌珠穆尔”的野菜吃）。期间架设浮桥渡过额尔齐斯河，在河畔留下“锡伯渡”的地名(今写齐伯渡)。至6月下旬,过霍博克赛尔、察罕鄂博等地，两队人马才得到接济。继而，又经过额敏、巴图鲁克、博尔塔拉等地，穿越险关隘道果子沟，于乾隆三十年(1765)七月下旬抵达伊犁绥定一带。在进入绥定城以前，男女老少都换掉褴褛的衣服，穿戴上最好的衣帽，佩带武器,精神抖擞地接受了伊犁将军的检阅。

锡伯官兵与眷属，从白山黑水到伊犁河，冒酷暑、顶严寒，越千山、涉万水，风餐露宿，扶老携幼，横穿漠北，几次断粮，险境迭现，行程1万余里，将原定的3年行期缩短一大半，仅用1年零5个月，就抵达目的地，他们在祖国和民族的历史上写下光辉的一页。

锡伯族军民西迁抵达伊犁以后，就组成锡伯营八旗，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时空里，对外忠实地守卫着祖国西陲与沙俄交界的18座卡伦（哨卡），对内戌守喀什噶尔（今喀什市）、塔尔巴哈台（今塔城市）等军事重镇，忠实地履行抵御外侵、维护地方安定的职责，捍卫了国家的最高利益，在维护祖国统一、保持地方稳定的重大政治、军事斗争中做出了重大牺牲。

三、遵寻祖训，经贸先行，立足新疆，向西开拓

在乌鲁木齐市南湖路附近的一个小巷子，有一家名为北方箭达·玛拉尼的酒庄，这家具有浓郁格鲁吉亚特色装饰的酒庄，从开业就吸引了疆内各种人群，摄影家、作家更是常客，大家都说这里已经成为中外文化传播交流的酒文化沙龙。2013年，公司业务进一步拓展，佟建生在乌鲁木齐南湖东路又开了一家300多平米的玛拉尼红酒馆，兼营格鲁吉亚餐饮业务，将红酒与异域餐饮结合起来，在享受美食的同时，也能进一步加深对异国文化的认识。

眼前的佟建生性格一点儿也不张扬。循着祖辈的生活印迹，他在外贸市场上打拼了18年。虽然在新疆外贸行业没有辉煌的业绩，但他平稳地根据市场走向调整自己的发展方向，始终遵循自己的发展目标，像品红酒般品到了外贸人生中的丰富滋味。

由于熟悉对格鲁吉亚的货运业务，再加上格鲁吉亚客户给他留下了豪爽重情的良好印象，1999年至2008年，他一直活跃在中国新疆对格鲁吉亚的外贸物流行业。为了做好对外贸易，他努力学习各种语言，先后掌握了六七种语言，又因语言而把外贸生意越做越大。语言可以说是佟建生做外贸的“杀手锏”，在新疆，能像他这样掌握汉语、维吾尔语、俄语、锡伯语、格鲁吉亚语、蒙语等语言的外贸企业负责人的确不多。

1972年，佟建生出生在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的一个锡伯族干部家庭，父亲是锡伯族著名的会多种语言的专家，著作等身，佟建生受父亲的影响，自小就刻苦学习各种语言，为他日后做外贸打下了坚实的语言基础。后来佟建生在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学习的同时，就开始攻习俄语。1995年大学毕业后，佟建生没有去父亲给他找的政府部门工作，直接进入西域国际旅行社（简称西域国旅）当导游。工作期间，他一边接待来自独联体国家的旅游购物团队，一边自己带客商到边疆宾馆做些贸易。大概在1996年前后，西域国旅开通了乌鲁木齐至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的旅游包机业务，佟建生负责格鲁吉亚、阿塞拜疆等国客商的接待及货运业务。

回忆当年的情景，佟建生印象十分深刻。他说，也就是借助这个平台，他认识了不少格鲁吉亚客户，并与之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在西域国旅工作锻炼了四年之后，喜欢自由的他决定自己出去闯。这不仅仅是自己喜欢自由自在，而是当时的外贸形势很是鼓舞人。1998年前后，新疆边贸旅游购物市场旺盛，来自国内外五湖四海的人会聚到边疆宾馆，成就了不少人发财的美梦。由于熟悉对格鲁吉亚的货运业务，再加上格鲁吉亚客户给他留下了豪爽重情的良好印象，1999年至2008年他一直活跃在中国新疆对格鲁吉亚的外贸物流行业发展，做外贸物流行业。现如今，公司各项业务已经拓展至俄罗斯、中亚地区的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坦、乌孜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等5个国家，以及高加索地区的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等3个国家和东欧（捷克）等地区，成为上述各国和地区多家商贾在中国的全权代理商。

佟建生讲了这么一件事，当时他们公司出口到格鲁吉亚的几辆观光电瓶车，用于当地的大教堂，不仅是普通市民，就连总统坐了都夸好，中国过硬的产品质量赢得了当地人的尊重，大家向他竖起了大拇指：“瓦洛佳（佟建生的俄文名字），太棒了！”

“前些年受战乱影响，格鲁吉亚原本十分富庶的地方经济停滞，很多产品都依靠进口。现在格鲁吉亚政治稳定，并在独联体国家中较好地解决了腐败问题，经济发展非常快。由于格鲁吉亚地理位置优越，是进入欧洲的‘跳板’。眼下格鲁吉亚打造了一批自由工业区，国外投资力度加大，商机无限。近五年，格鲁吉亚城市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加快，现代建筑大规模上马”。格鲁吉亚是世界上葡萄品种最多的国家，也是唯一一个将8000年前的酿酒法沿用至今，且实践颇佳的地区。据1965年前苏联对格鲁吉亚出土的10粒葡萄籽考古研究发现：这是距今7000——8000年前，人工栽培的vitis vinifera sativa D.C品种葡萄，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品种！由此证明，格鲁吉亚是世界葡萄酒的起源。除此之外，它还有一个亮点——葡萄酒的土陶罐包装，这是最能表达格鲁吉亚多彩气质的方式。由于格鲁吉亚信仰东正教，装葡萄酒的陶罐被大师们做成了艺术品，也唯有艺术品才能与这样品质的葡萄酒相匹配。

1999年，佟建生第一次踏上格鲁吉亚土地的时候，在餐馆里看见格鲁吉亚人端着大碗喝红葡萄酒，真被那份豪爽震住了。“像新疆人喝奶茶似的”他说。格鲁吉亚有着传承数千年、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酿酒方式，格鲁吉亚盛产葡萄，葡萄酒作为格鲁吉亚的国家“名片”，在世界上都很有名。“格鲁吉亚景色优美，素有上帝的后花园之美誉，而格鲁吉亚人也与葡萄酒文化不可分割。”多年与格鲁吉亚人打交道，佟建生感触最深的就是那里的葡萄酒文化。过去在乌鲁木齐面向中亚客商的酒店，有为数不多的格鲁吉亚葡萄酒出售，大多是外国客商到新疆购物少量带来的。在首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上，佟建生与格鲁吉亚当地酒庄合作，展出了一些醇正的格鲁吉亚葡萄酒，这些格鲁吉亚葡萄酒口感独特，每瓶价位从七八十元到三四百元不等，在展会上十分抢手。看到格鲁吉亚葡萄酒在新疆这么受欢迎，佟建生便下定决心在国内做营销，“以前做出口贸易，现在做进口了”。格鲁吉亚葡萄酒要经过4个月才能到达新疆，途中经过苏伊士运河、印度洋等海上运输通道。他们是国内第一家做格鲁吉亚葡萄酒的公司。“其实格鲁吉亚葡萄酒对于中国人来说已不单纯是商品，人们更愿意感受葡萄酒带来的异域风情和异域文化。做红酒生意首先要做酒文化，没有文化底蕴的生意没有任何意义”佟建生说“葡萄酒需要细细品味，这个市场的开拓也颇有难度。但我认定了这个行业的发展前景。南航开通了乌鲁木齐至第比利斯航班，新疆与格鲁吉亚的贸易往来更加密切了。近两年新疆经济形势比较好，葡萄酒市场也升温，公司现在与格方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相信更多的新疆人会喝到正宗的格鲁吉亚葡萄酒。”

（本文原载《陕西画报》201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