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锡伯族历史文化一瞥

贺 灵

锡伯族是新疆的世居民族之一。目前，在全国的人口接近20万，其中新疆4.4万人口，主要聚居在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在霍城、巩留、塔城、伊宁、乌鲁木齐等县市有部分分布。

锡伯族是鲜卑人的后裔，几千年以前，鲜卑人曾在我国大兴安岭地区以"嘎善洞"为中心从事狩猎生活。公元5世纪，大部分鲜卑人进入中原，建立了北魏王朝，而留在嫩江流域的一部分拓跋鲜卑人开始被称为室韦，从事渔猎和农业生产。到了唐朝，室韦人发展到几十个大部落，其中的南室韦处在嫩江支流绰尔河和洮尔河流域开荒种地，为唐朝守军提供军粮。元朝建立后，室韦这个名称逐步消失，已经处在科尔沁蒙古统治之下的南室韦开始被称为“西北”“席北”等，他们仍然在绰尔河、洮尔河流域屯垦，为元朝地方守军生产军粮。从元朝到清朝初年的400多年间，锡伯族先祖一直与蒙古族杂居共处，彼此吸收文化长处，部分锡伯族先人掌握了蒙古语文，并充当翻译。这一时期出现了“蒙古锡伯”的历史名称。

清朝末期，女真人的后裔满族兴起，他们统一东北后，锡伯族先人与科尔沁蒙古一起被编入蒙古八旗，这时，他们开始被史书记为“锡伯”。清朝康熙年间，清政府派遣著名活佛到蒙古科尔沁部，说服蒙古统治者把锡伯、达斡尔等族从科尔沁蒙古手里“赎出”，至此锡伯族摆脱了蒙古族400多年的统治。清政府把“赎出”后的锡伯族很快编入满洲八旗，并于1691年前后分批调遣到黑龙江、齐齐哈尔和吉林省扶余县等地驻防。这是清代锡伯族的第一次迁徙。1699年前后，清政府将齐齐哈尔等地的大部分锡伯族官兵调遣到辽宁沈阳和北京地区驻防和服役。这成为清代锡伯族史上的第二次迁徙。

1757年和1759年，清政府分别平定了准噶尔部上层叛乱和新疆南疆大小和卓叛乱，天山南北重归统一，为此，加强新疆地区的防务，成为清政府的首要任务。1762年清政府在今天的伊犁霍城县境内修筑城堡，设立了伊犁将军，统辖新疆天山南北全境，伊犁成为全疆政治、军事中心。1763年底，清政府经过几次讨论，最后决定从沈阳等15个城镇抽调3000多名锡伯族官兵携带亲属西迁新疆伊犁地区屯垦戍边。1764年农历4月，西迁的锡伯军民分成两个大队，分别从沈阳出发，踏上了西迁的路程。他们战胜一切艰难险阻，一路沿着蒙古高原西进。1765年农历8月底，经过一年零四个月艰难跋涉的锡伯军民胜利抵达霍城县绥定地区，伊犁将军下令就地休整和操练。这是清代史上锡伯族的第三次迁徙，也称为“锡伯族的西迁”。1765年底，清政府决定让锡伯军民迁驻伊犁河以南的现察布查尔地区。1766年2月，趁伊犁河封冻，人们分八旗，陆续迁驻到伊犁河以南。之后，锡伯族军民被分为八个村落，一个村落为一个牛录，组建为锡伯营，成为“伊犁四营”之一。全营设1020名官兵，直接由伊犁将军指挥。锡伯营八旗的每个旗都叫牛录，牛录官员叫佐领，也叫章京，其办事机构叫“旗下档房”，现在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的“牛录”之称，就是当时名称的延续。

锡伯营是军政合一的组织，营设总管、副总管各一，处理全营军事、生产和民间事务，其办事机构叫“总管档房”，总管上面的领队大臣与伊犁将军同驻惠远城。锡伯营的职责是屯垦戍边。1766年春天，锡伯军民定居之后很快在绰霍尔河流域开荒种地，种植小麦等农作物，解决了军民的口粮问题。同时，也在1766年初，锡伯营奉命选派100多名精兵强将，自备鞍马和饮食，到塔城地区换防卡伦和台站，保卫当地社会和边境的安定。之后，清政府在伊犁周边设立了70多座卡伦和台站，其中伊犁河以南的十八个卡伦，交由锡伯营管辖，每座卡伦驻有二三十名不等的锡伯、索伦、额鲁特等营官兵。西部地区哈萨克和柯尔克孜等部每年在清政府属地来季节性游牧，为此，清政府每年定期派遣锡伯、满、索伦等数百名官兵到西部边界巡防的同时，按规定收取各部赋税。

喀什噶尔是南疆重镇，自1771年开始，清政府选派锡伯营100多名官兵，同满、索伦等营官兵一起前往喀什噶尔地区换防，以维护当地社会的安定。换防喀什噶尔的官兵，在驻守卡伦台站的同时，经常帮助当地群众解决各种困难，学习维吾尔语，在锡伯族地区传播维吾尔族农业生产技术和文化起了很大作用。1771年100余年饱受俄国当局欺压的蒙古土尔扈特部经过千难万险回归祖国，锡伯营奉命选派官兵带着各种生活用品，到边界迎接回归的蒙古族同胞。1798年，驻守伊犁河北的索伦营因军民减少很多，兵员补充发生困难，清政府下令从锡伯营抽调160户共658人补充了索伦营，从此出现了“锡伯索伦”的历史名称。19世纪初，锡伯营人口增长很快，导致了土地不够耕种、口粮供给紧张的局面。为此，锡伯营各牛录官员不断向总管呈报以求解决困难。面对严竣的困难，当时任锡伯营总管的图伯特陷入了夜不能寐、茶饭不思的境地，伊犁将军又责令他想办法解决所面临的困难。为了扩大种地，图伯特经过多次实地勘查，冲破来自各方面的阻力，决定开挖一条新渠，引伊犁河水扩大耕地面积。1802年新渠开工，锡伯营800个劳工在图伯特率领下轮换奋战六年，于1808年一条长100千米、横贯锡伯营八个牛录的察布查尔大渠胜利竣工。察布查尔大渠挖成后，锡伯营耕地一下增加了近八万亩，出现了五谷丰登、人丁更加兴旺的景象。这条大渠至今在哺育着察布查尔各族人民。察布查尔大渠开成后，伊犁将军责令开始面临经济困难的满营向锡伯营学习自耕自食。锡伯营派出水利技术人员，帮助满营兴修水利、开荒种地。清政府对察布查尔大渠及其图伯特的功劳予以充分肯定，特命图伯特进京引见，绘图紫光阁，并且准其回沈阳探亲，成为西迁后第一个回故乡探亲的人。之后又任命他为塔尔巴哈台领队大臣。

1820年，和卓后裔张格尔在浩罕的唆使下侵入喀什噶尔等地烧杀抢掠，引起南疆地区的严重动荡。清政府在南疆锡伯等营换防兵被打败的情况下，调遣伊犁数百名锡伯、索伦、满等营官兵前去平乱，并得到当地很多群众的支援。锡伯营总管额尔古伦重整旗鼓，率领各营换防官兵，与伊犁援兵协同作战，在浑巴什河决定性战役中击溃敌人，取得了平乱战役的重大胜利。之后，伊犁各营换防兵及各路援兵，在南疆各民族群众的援助下，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使张格尔叛军节节溃退，已到了彻底失败的境地。张格尔见末日已临，只带几个亲信逃进喀尔铁盖山。锡伯营勇士讷松阿、舒兴阿等在柯尔克孜族牧民帮助下，追踪至山上活捉了张格尔。战后，额尔古伦、讷松阿、舒兴阿等锡伯营官兵与其他平叛各族功臣一起，受到了清政府的嘉奖，如提升官职、赏赐银两、绘像紫光阁等。1830年浩罕侵略者又挟持和卓玉素甫侵入喀什噶尔等地烧杀抢掠，喀什噶尔群众在动荡中纷纷逃离家园，生命财产遭到很大损失。面对危情，锡伯等营近200名换防官兵，在伊犁援兵的配合下，组织逃出家园的群众做后援，很快平息叛乱，受到当地群众的赞扬。19世纪30年代，伊犁索伦营因瘟疫和频繁出征，人口又一次出现大幅减少，出现无壮丁可补兵员的情况。清政府再次下令自锡伯营抽调100户共621人补充了索伦营。通过两次共1279人的补充，使索伦营锡伯族成分已占绝对多数，在索伦营左右翼中都有了锡伯族官兵，在各级官吏中，锡伯族已占多数。

1864年伊犁爆发农民暴动，不久，清在伊犁的统治暂时被推翻，由于混入暴动领导层的封建地主和宗教上层相互争夺统治权而大动干戈，使伊犁陷入持续动乱之中。趁清朝在伊犁的统治被推翻之际，俄国图谋侵吞伊犁，频频侵犯锡伯等营驻守的卡伦，伊犁各族人民开始团结一心，一致对外，驻守克特缅山地区的上千名锡伯、维吾尔、回、达斡尔、蒙古等官兵，奋起与数倍于自己的侵略军交战，各民族数百官兵为保卫祖国领土献出了生命。1871年，伊犁锡伯、维吾尔、回、哈萨克、达斡尔等民族官兵在伊犁霍城县以西与俄国军队交战，最后各族联军败退，伊犁割据政权放弃抵抗，投降俄国。俄国占领伊犁之后，对各族人民进行殖民统治，在锡伯营设立殖民统治机构，派驻一名军官作为最高长官进行统治。针对俄国当局对锡伯营推行的殖民统治制度，时任总管的喀尔莽阿利用各种方式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使喀尔莽阿成为俄国当局的眼中钉、肉中刺。1874年初，俄国当局派十几名官兵将喀尔莽阿及全家押出伊犁，同时撤换锡伯营不听其指挥的主要官吏，导致锡伯营军民纷纷逃往他处。喀尔莽阿携带家眷及几十名随他而去的锡伯营军民到塔城，向代理伊犁将军荣全汇报伊犁情况，荣全随即向清政府奏报了伊犁详情。从1874—1881年间，喀尔莽阿奉命率领几百名锡伯、蒙古等族军民，在塔城、博乐、精河、乌苏、车排子等地开荒种地，为清军收复新疆储备了军粮。1868年从俄罗斯境内返回的索伦营锡伯等族军民组编为塔城新满营，1881年后，一部分人返回霍城，被编入恢复后的索伦营，而另一部分人则留在了塔城，现在这两地的锡伯、达斡尔人就是他们的后裔。

1877年清政府消灭阿古柏政权，1881年收复伊犁，接着重建伊犁八旗制度，锡伯营又恢复驻守卡伦台站的制度，全营军民开始重建家园。1883年，清政府在惠远城组建新满营，锡伯营奉命挑选3200名壮丁补充该营。之后几年，伊犁新满营锡伯官兵及锡伯营部分军民奉命前往巩留地区屯田。伊犁辛亥革命爆发，在蓬勃发展的革命形势面前，大部分锡伯族官兵很快转向革命阵营，新满营的500名锡伯官兵应招参加民军，与民军大部队一起被派往前线参战。锡伯族官兵与民军大部队在精河沙泉子地区，和袁大化军队发生激战，民军大获胜利，在这次战役中，锡伯族官兵伤亡二百余名。后来，钱广汉投降清军，民军受到巨大损失，为了弥补损失，锡伯营又有数百人应招入伍，经短训后投入精河前线，在战争中又有几十名同胞为共和献出了生命。

在杨增新统治时期，年年无止境的“挑兵”（就是抓壮丁）成为锡伯族谈虎色变的灾难，1000多人在各地服役参战，几年十几年无归期，导致很多家庭妻离子散，壮丁四处逃亡。伊犁辛亥革命后，锡伯营出现了不少具有反封建思想的志士，他们毅然鼓动农民群众起来分田地、夺乡权，在锡伯营正红旗掀起了反封建斗争。盛世才上台后，裁汰军队，很多锡伯族家庭得以团圆。同时，整顿社会，发展经济和文化，锡伯族社会出现了发展、进步的景象。20世纪40年代初，盛世才暴露其反动本质，投入国民党怀抱，迫害各民族进步人士及共产党人等，锡伯族社会和全疆一样陷入白色恐怖之中。1944年发生新疆三区暴动，次年初推翻国民党在伊犁的统治，成立民族军，其中有锡伯独立骑兵连150人，被编入民族军团制系列。锡伯独立骑兵连在察布查尔受训几个月后，于1945年4月底奉命奔赴前线，在永集湖、八家户和精河战役中，骑兵连34名官兵先后牺牲，成为革命烈士。

1949年新疆和平解放，锡伯族人民同全国各族人民一道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察布查尔县也迎来了解放军代表和党的工作组成员。接着，县上成立党的各级组织，发展锡伯族共青团员和中共党员，培养干部人才，并多次召开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进行减租反霸等运动。在抗美援朝运动中，刚刚翻身解放的锡伯族穷苦农民，争先恐后捐钱献物，积极参加各种游行声讨及宣传演出活动，激发出强烈的国际主义精神和爱国主义热情。1954年3月17日，察布查尔县召开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会上宣告成立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党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开始在锡伯族地区实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锡伯族社会日益发展进步，城乡面貌日新月异，农业生产稳步提高，乡镇企业从无到有，人民生活一天比一天提高。目前，察布查尔县已摘掉贫困县帽子，向更高小康水平健步迈进。

锡伯族有自己的语言，叫锡伯语，它是清代满语的继承和发展，属于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满语支。在察布查尔地区，锡伯族之间基本都用锡伯语交流，而且，长期与锡伯族杂居的部分汉、维吾尔、哈萨克等民族也都会流利使用锡伯语。很多锡伯族人同时掌握维吾尔、哈萨克等少数民族语言，还有部分人会使用俄语。新中国成立以来，汉语在锡伯族的普及率越来越提高，目前已成为本民族普遍使用的第二种交际语。锡伯族也有自己的文字，叫锡伯文，是1947年对本民族一直使用的清代满文稍作改革之后而成，实际上是满文的继续。锡伯文为拼音文字。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成立后，根据我国宪法规定，锡伯文与汉文同时被确定为自治县行政通用文字，单位名称、牌匾等都要以双语书写，党政会议要用双语或用双语翻译。

锡伯族自古重视教育。在清代，锡伯营有官办义学，还有很多私塾为学龄儿童提供了学习的场所，在这里，首先掌握满文，之后，习读满文或满汉合璧“四书”“五经”等经典。新疆建省后，锡伯族官吏色普西贤、锡济尔珲等开始倡导大众化教育和双语教学，在自己的官府开办义学，先后培养了近二百名双语人才。1901年后，清政府的“新政”之风也吹进新疆，伊犁各地开始兴办各类学校，锡伯族子弟首先战胜封建思想，纷纷离开家乡到惠远等地求学，开始接触新思想和新学科。1901年，博孝昌、崇恩、伊立春三人首次被派往俄国留学；1903年又有关清廉、音德善、萨拉春、巴图沁、春保五位青年到阿拉木图等地留学。到盛世才统治时期，已有几十名学子在俄苏学成回国。锡伯人的留学之风带动了本民族民间办学的兴盛。1913年，在留学人员的带动下，锡伯族文人志士在伊宁成立了民间文化团体“尚学会”，并创办会办学校——色公学校。色公学校在近十年的运作中，用民间力量培养了100多名人才，他们成为民国时期锡伯族政界、教育界和文化界的中坚力量，为锡伯族社会及文化发展起了很大作用。受尚学会影响，1915年锡伯族知识分子在锡伯营又成立了一个民间文化团体“兴学会”，并创办了会办学校——锡公学校，招收几十名学生，教授近代课程，并提倡新式教育和双语教学。新中国成立后，锡伯族的教育事业空前发展，学龄儿童入学率始终保持在98﹪以上，目前受大学教育的人数已占各民族之首，硕士以上学子及留学人员日益增多。

锡伯族的文学在提高其民族文化素质方面起了很大作用。自古以来，每当冬季农闲季节，文学创作和传播活动便兴盛，人们三五家一拨在一家热炕上盘腿而坐，听民间艺人讲故事、说古典小说，形成了代代相传的“朱伦念说”文化传播形式。19世纪五六十年代，锡伯营八旗兵何叶尔·文克津去索伦营辉番卡伦换任侍卫，之后写了书信体散文《辉番卡伦来信》，成为锡伯族代代传抄的著名文学作品。尤其是锡伯族的“朱伦念说”活动，自古以来成为本民族了解和吸收中原文化的重要渠道。

在锡伯族民间文学中，屯垦戍边的文化特色极为浓厚，尤其是叙事长诗，主要反映西迁、维护社会稳定、戍边驻防、平叛安内等内容，如《离乡曲》《西迁之歌》《喀什噶尔之歌》《拉西贤图之歌》等。在田间地头，人们劳动间隙，不会让时间白白流逝，年轻人男男女女、分队分拨相互对唱即兴创作的民歌，这与哈萨克族的民歌对唱极为相似。

锡伯族能歌善舞，其民间舞蹈吸收了蒙古、哈萨克族的成分，其中的贝伦舞男女老少都会跳，是锡伯族的代表性民间舞蹈，已经被列入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锡伯族萨满舞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它反映了本民族自古信仰的萨满教内容，表现了锡伯族先祖在氏族社会阶段与自然界和自己的命运争斗的景象。随着清末民初锡伯族与中原文化交流的深入，在锡伯族民间形成了叫“秧嘎尔”或“朱春”的歌剧，它是吸收陕西、山西汉族歌剧成分而加以民族化的产物。一直到现在，每当节假日或冬闲季节，在察布查尔各乡镇就会组织各自秧嘎尔队，相互进行交流性演出，评选出优秀节目进行奖励。锡伯族的乐器有墨克纳、东布尔、苇笛、四胡、二胡、京胡、三弦、满大林、吉塔尔等。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吸收了兄弟民族的乐器成分。

锡伯族的刺绣是代表本民族手工艺的重要方面。每个女孩自懂事起就由母亲或奶奶亲手教刺绣手艺，并成为代代相传的文化传统。近年，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组织把锡伯族刺绣确定为保护扶持对象，在察布查尔各乡镇创建了刺绣点，培养年轻刺绣艺人，取得了可喜的成绩。锡伯族的庙宇工艺美术已经有了数百年的历史，辽宁沈阳市的“锡伯家庙”太平寺、察布查尔靖远寺及各牛录关帝庙等，为人们留下了珍贵的文化遗产。在现存的锡伯族庙宇里，仍然可以见到古代和近代艺人绘制的反映信仰文化的绘画内容，如封神演义、三国演义故事片断、花卉、树木、人物、山河等。现存的锡伯族庙宇建筑工艺，给人们留下的不仅是建筑艺术，而且反映了古人的聪明智慧，给后人提供了可资学习和继承的文化遗产。

锡伯族先祖跟其他北方民族一样，在古代都经历了千百年在山林地区狩猎、游牧的历史阶段，到北魏开始接触农业，到明末清初已基本转为农业民族。清朝初年，锡伯人在黑龙江地区种植稻米，成为当地有名的农业民族，他们生产的米清政府称为“锡伯米”，经常派人采购并调船只运作军粮。一部分锡伯族西迁后在察布查尔地区从事农业生产，并不断兴修水利，扩大耕种，提高生产技术，使他们的农业生产文化一直延续至今。

锡伯族西迁后便开始与维吾尔族进行各方面交流，在相互学习农业生产技术的同时，还向他们学习手工业和纺织技术，为人们留下了这方面的文化痕迹。一直到改革开放前后，在察布查尔各乡镇仍在使用的木轮车，就是根据维吾尔木轮车改进的农用车，而专用于交通的则叫“铁车”，是纯粹引进的交通工具，几十年前已消失。锡伯族虽然早已转为农业民族，但古代的狩猎遗风仍然存在。在生态平衡、动物保护思想深入人心的情况下，狩猎方面形成的规则和传统，已经成为他们传统生存文化的一部分。四五十年前的冬季，锡伯族每家每户都制作雪橇，有的套以牛只，多数套以马匹，它们既是交通工具，又是运输工具。在塔城锡伯族中现在仍可见到它们的身影。

锡伯族的居住沿袭了清代锡伯营八旗的分布形式，八个乡镇仍称为八个牛录或“扎昆固萨”，城墙基本不复存在，只剩部分遗迹。清代或清末民初兴盛的土木结构的大屋顶房和砖木结构的俄式住宅已经基本消失，只剩下一二处成为保护对象，它们曾经是锡伯族住宅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锡伯族乡镇的街道环境和宅院形式越来越大众化和现代化，只不过在室内摆设等方面保持了一些本民族传统，过去每家必有的热炕（三环炕）已基本淡出锡伯族生活。

过去，锡伯族传统家庭都是三代同堂或四代同堂，父母在世儿子不能提出分家，只有父母才能决定让诸子分家。改革开放以来，这种家庭模式发生了根本变化。由于人口增长率下降及年轻人离开故乡愈来愈多，锡伯族传统家庭生活模式和文化已经不复存在，各民族共同面临的空巢家庭、丁克家庭等非常普遍。哈拉莫昆是锡伯族区分血缘关系的标志，哈拉是姓，莫昆是姓的分支。新中国成立以前，每个哈拉莫昆都有哈拉达（长）和莫昆达（长），主持处理哈拉莫昆的事务。每个哈拉都有一个公共墓地，每个死者都按莫昆分区安葬。改革开放以来，哈拉莫昆制度日益松弛，莫昆由哈拉墓地分离的越来越多，这种社会制度的根基已经动摇。家谱是锡伯族哈拉的形象标志，过去每个哈拉和大的莫昆都有完整的家谱，但在文化大革命中损失惨重。几十年来，人们陆续新立和续立自己的家谱，这一传统文化基本被抢救。锡伯族过去的家谱基本都有家规族约记录在上，内容涉及尊老爱幼、勤奋劳作、礼仪礼节、公共道德等，对违规者都有惩罚的条款，它是在旧中国保证社会有序运行的基础。现在新立和续修的家谱，打破封建社会重男轻女的思想，把女性（包括女儿和媳妇）开始记录在上，这种做法已经得到锡伯族社会的认可。锡伯族的姓是复姓，目前有七十多个，如贺（或何）姓为“贺叶尔”，顾姓为“顾尔佳”，郭姓为“郭尔佳”，华姓为“华西哈尔”等。辛亥革命后都译成了单姓。

清代以前，锡伯族先人吸收蒙古族文化，接受了蒙古族服饰特点，其男女服饰基本与蒙古族同。康熙年间，锡伯族归属清朝以后，随着八旗制度的推行，锡伯族很快接受满族文化，穿长袍马褂、长裤扎裤脚、穿绣花鞋、戴礼帽等成为本民族基本的服饰特点。新娘要穿红底花色和方格布旗袍，穿自己缝制的绣花鞋，头戴额箍，插簪子绢花，肢带要佩戴在旗袍两边腋窝下，肢带一边由三至五个荷包组成。新婚服一般死后做寿衣。民国初年以后，随着锡伯族与汉族的交往日益增多，锡伯族服饰开始吸收汉族服饰优点，其服饰日趋显现简洁、大方、轻便的特点，长袍马褂只成为老年人保持的服饰。民国末年，锡伯族不少知识阶层和年青人，先后接受俄罗斯文化，这些人开始普遍穿着连衣裙、裙子、马裤、长大衣、风衣、靴子，戴鸭舌帽等，曾形成为时代风尚。改革开放以后，锡伯族从旧中国传承的服饰特点基本消失，只是在节假日，偶尔见到八九十岁的老人穿着当寿衣的长袍马褂出现在人们面前。

锡伯族饮食主要以面食为主，除每天食用具有本民族特色的发面饼（叫锡伯大饼）外，拉面、揪片、包子、馒头、饺子、米饭、抓饭等都成了日常食品。韭菜合子、车勒（用干豇豆、胡萝卜、土豆、大肉等制作）、千层死面饼、油果子、锅盔、南瓜包子等是锡伯族特色饮食，目前，在本民族饮食店都可以品尝到。每年阴历4月18日，锡伯人家家制作具有本民族特色的面酱，叫“米顺”。阳历10月初，制作传统的“花花菜”，腌制咸菜等。目前，锡伯族的饮食传统发生很大变化，兄弟民族的特色饮食文化被吸收，对一些不利健康的高盐、高脂肪性饮食习惯正在逐步进行改革。

锡伯族的婚姻，过去有一套比较复杂的规定和程序，随着时代的变化，这些繁琐规定和程序改革不少，但基本的程序仍被遵守。男女双方谈定后，男方父母出面聘媒人携礼酒等去说亲，女方则择日“许亲”。许亲后双方礼尚往来，男方又择日在女方家邀请女方直系亲属举行“磕头礼”，也叫“认女婿”。婚礼举行三天。第一天男方将各种礼物送到女方家，叫“送喜车”；第二天女方举行婚宴，称“女方大宴”；第三天午前，男方接全束打扮的新娘入洞房，举行男方婚典，称“安巴萨林”。在女方大宴晚间，男方挑选十几名能歌善舞、口齿伶俐的男女到女方家，与女方挑选的人们进行联欢，叫“打丁巴”，其形式始终是相互对歌赛舞，以企压服对方。在男方大宴上，客人们始终欢歌笑语，“奥父奥母”(迎亲爹和迎亲娘)挑动来宾唱婚宴歌，让新郎给娘家送亲客行跪礼敬酒。娘家客临走时“偷”走一对碗筷，意为让新人们不忘娘家。

锡伯族的葬礼举行三天。人断气后派人四处“报丧”，同时洗理死者，请人制作“方子”（红绸魂幡）和“佛多”（五色纸魂幡），请木匠做棺椁。在吊唁期间，亲戚朋友携酒水、纸张和礼金前来吊唁，死者亲属按辈分穿孝衣，远亲49日脱孝，直亲百日脱孝。丧家每日按三顿饭祭祀和哭灵。出殡日众乡亲前来送殡，入殓时尸体脚先出门并用床单遮光，在大门口举行“摔盆”哭灵仪式，之后装灵车拉到坟地安葬，送殡客被请吃灵饭。锡伯族对死者的重要忌日分为“三七”、“四十九日”、“百日”、周年和“三周年”。现在，丧葬中的旧礼节和程序多被改革，各民族共同性的丧葬文化正在形成。

每年阴历四月十八是锡伯族西迁节日。这一天，人们聚族到野外踏青、野餐，午后观看各牛录举行的秧嘎尔演出、射箭、摔跤和赛马比赛，晚上家家吃鱼。每年的正月十六是锡伯族的“抹黑节”。当日早晨，年轻人争相早起，用锅底灰相互抹黑脸，意思是祈求来年粮食丰收。现在该节日已成为娱乐性活动。清明节锡伯族称为“杭西”，一年过三次，一次在四月产鱼季节，供鱼扫墓，故称“鱼清明”，另一次在七八月产瓜果季节，供瓜果扫墓，所以称“瓜清明”，第三次在阴历十月间，多进行迁墓等事宜。端午节叫“孙扎拜义车孙扎”（五月初五之意），也叫泼水日。这一日，老人将早先给儿孙衣背上挂的布猴投入河里，家家挂艾蒿避邪，牛录还举行射箭、摔跤等活动。除夕晚上，亲戚间相互送礼，宰牲备年饭，备有家谱的人家把它挂在供桌前，为前来祭拜的本姓子孙讲解本哈拉传承情况，天黑后家家剁馅包饺子。春节是锡伯族的“大年”，也叫“新年”，当日早晨家家吃饺子，然后大家梳妆打扮出门相互拜年，老年人在家接受晚辈磕头拜年，并分发礼物。正月十五锡伯族也叫“龙灯节”，各牛录组织演出歌剧、挂灯笼等，人们纷纷上街参加各种民俗社火活动，每家煮猪头吃，晚间老人们相聚听“念说”各种故事和章回小说。

尊老爱幼为锡伯人普遍遵守的美德。任何对老人的歧视、遗弃或虐待行为，都会受到全民族一致谴责，各宗族的家谱上都对孝敬老人作了明文规定。在锡伯族中间，讲究辈分是人人遵守的传统习俗，晚辈见长辈要屈膝“打千”施礼，在各种族际活动中，不能搞错辈分次序，否则会受到非议。家里来客人，主人必须出门迎接，客人离开，也要送到院门。对远方来客，都要做好饭款待；对留宿客的行囊、帽子等须放高处，不能随意翻动。保持整洁卫生是锡伯族的一大特点。无论再破旧的住屋，每天都要收拾整洁。过去，再破旧的衣物也要缝补整齐后经常洗净，穿得肮脏不整洁，受到人人讥笑。在社会交际中，锡伯人十分讲究说话腔调和应答姿态，对公众场合说粗话、下流语言或者对长辈应答生硬不耐烦的人，都被斥为缺乏礼貌的“玛阿尔巴图”（粗野）。锡伯人非常注重对少儿的礼貌教育，小孩自懂事起首先教育他们对大人不能动手，不能骂人，不能说脏话，不能哭闹等，一旦发生这些行为，就要让他们向大人保证再不做。爱惜食品是锡伯族人人皆知的美德。老人教育晚辈，浪费粮食会遭遇饥荒，不论何处见到被弃的食物，都要捡起来扔到房顶或放高处让其他动物食用。在家里或者长辈面前，都忌讳说别人的坏话，或者把街传的闲言碎语传到家里。在客人面前，忌讳交头接耳，或者嘻嘻哈哈，没有拘束。老人经常教育晚辈，残疾人并不比任何人差，所以告诫不能取笑和欺负残疾人，不能模仿和逗聋哑人和盲人，说取笑啥样的人你就会得啥样的后代。

锡伯族跟很多兄弟民族一样，曾经信仰大自然，比如天地崇拜、山河崇拜、树木崇拜等。现在，在锡伯族文化中这些崇拜现象也有部分存在。过去，祖先崇拜在锡伯族中比较普遍，凡是前辈、民族英雄、贤明的官吏和其他为本民族做出贡献的人，都会成为崇拜的对象，有的为其立专门的祠庙或牌位。锡伯族的萨满文化至今仍有遗存，萨满中分化的相通在察布查尔仍有十几个，他（她）们为来求的人诊治一些精神上的疾病，还为人们占卜算卦。锡伯族先人自元代开始信仰喇嘛教，康熙年间修建的沈阳太平寺和西迁后在察布查尔建的靖远寺就是喇嘛教寺院，现在，锡伯人基本放弃了信仰。锡伯人把关羽奉为“关帝神”，察布查尔各牛录都建有关帝庙，把关帝视为尚武精神的象征，在清代保家卫国生涯中高度体现了其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