喇嘛教是对藏传佛教的俗称，自公元13世纪以后在西藏地区开始形成。它是佛教与西藏当地苯教在长期相互影响、相互斗争中形成的，并以佛教教义为主的基础上，吸收了苯教一些神祇和仪式，教义上大小乘兼容而以大乘为主。以内容和形式上言，藏传佛教易于被刚从氏族社会或处在封建社会前期形态的民族接受，因为它并不完全排斥原始宗教。因此，锡伯族刚一接触就皈依了它。

锡伯族皈依喇嘛教始于受蒙古统治期间。早在公元1246年（南宋淳佑六年)，喇嘛教便开始在蒙古地区传播。到元末已兴盛起来。当时锡伯族就已处在蒙古族统治之下，可以想象，部分锡伯族在元代通过蒙古族就已皈依喇嘛教，开始出现其原始宗教（萨满教)与喇嘛教相互斗争、相互融合、长期并存的局面。因为喇嘛教具有佛教与西藏原始宗教（苯教与锡伯族原始信仰及其萨满教有许多共同之处)结合后的特点，在锡伯族地区的传播过程中没有发生过与其原始宗教生死斗争的情况。因此，在往后长期的并存过程中也表现出相互宽容的现象。这既给萨满教的长期延续提供了机会，又为喇嘛教本身的继续发展创造了条件。

明末清初，锡伯族的喇嘛教已趋于完善。康熙三十一年（1692)锡伯族摆脱科尔沁蒙古统治、编入满洲八旗之后不久，由许多锡伯族官吏、志士牵头，在当时聚居中心盛京（沈阳)筹建了喇嘛教寺院“太平寺”（又称锡伯家庙）。在太平寺，原立有满汉文石碑两通，现只存满文碑，后人称之为太平寺碑，是记载锡伯族历史及所信仰喇嘛教情况的珍贵资料。对于清末沈阳锡伯族信仰喇嘛教的情景，《奉天通志》有一段记载：

喇嘛教以衣色别为黄、红、白、青，满、蒙、锡伯人信之极笃。……乡间，满、蒙、锡伯居民皆奉佛，铜像小木龛置案头，常年香火，供养甚虔。值新年，近寺喇嘛来讽经，谓之“开光”；家长沐手、燃佛灯、炷香炉内，率男妇老幼，序列跪佛前，喇嘛旁立，摇铜铃、诵番经，散杂粮、洒糖水毕，注糖水于茶杯，以少许倾水缸中，余沥分饮之，谓可却百病；或以灌顶、洗目，取头清、明目之意也。事讫，酬以钱钞或米谷而去。正月十五前，日或数起，接待不厌也。幼儿病，许庙中为喇嘛，祝毕归家；稍长诣庙，拜佛前，喇嘛讽经毕，令立木凳内，以帚杆挥之于凳外，示“驱逐”之意，谓跳墙喇嘛。

太平寺不仅是一座喇嘛教寺院，而且也融入了锡伯族原始宗教的一些神灵及汉族宗教文化的成分。也反映出锡伯族西迁前信奉喇嘛教的情况及喇嘛教在锡伯族中的发展、完善和变形情况。

乾隆二十九年（1764）四千余名锡伯族军民西迁，其中还有数十名喇嘛被一起调迁。他们定居伊犁河南岸后不久，便纷纷提出建立喇嘛寺院，以满足军民宗教信仰上的需求。乾隆四十五年（1780），当时的锡伯营总管哈玛尔太经奏准，在镶白旗（五牛录)佛嘎善（现生产建设兵团68团场医院址)修建一座喇嘛寺院，当年请进喇嘛10名，开始从事佛事。次年，继续扩建，先后修建佛殿及住室43间，增加喇嘛多名。至嘉庆十二年（1807），扩展到拥有50间房屋的寺院。道光二十年（1840）前，靖远寺并无成套经卷。因此，当年八月间，总管档房委派正白旗鄂永武、索伦营大喇嘛塔布克、镶红旗德木齐丹增等，发路照，前去乌里雅苏台三音诺彦部，由张嘉呼图克图（即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处请藏经100余卷。二十二年，在靖远寺建八蚱庙和刘猛将军庙。咸丰六年（1856）寺中喇嘛增至40人，佛事又重新兴盛。同治初年，伊犁农民起义后，不仅僧侣的食俸等停发，而且寺院也遭一小撮民族主义者的烧劫，竟成废墟，但经卷被及时转移到了镶红旗。至此，原建靖远寺彻底废止。但是，清政府并未停止对喇嘛住持的任命工作。

光绪十七年（1891），锡伯营开始在镶白旗重建靖远寺。次年落成房屋数间，并由总管偕各牛录佐领将经卷移进新寺。二十二年（1896）底重修靖远寺全部落成。二十三年初，在靖远寺举行全旗盛会，恭请佛像入新殿，并大筵三天贺喜。新靖远寺是仿旧寺的规模样式建造的，而新旧寺院均与太平寺相仿。寺院占地面积1.5万平米，建筑面积二千平米，坐北朝南。傍东建有土地庙（八蚱庙)。正北建大门，悬挂木匾，上刻“靖远寺”三个斗方金字。大门西侧又有小门，内塑立守门神。正门而对为四大天王殿，内塑立四大天王像。在牌楼内供有观音、文殊、普贤、弥勒等佛尊塑像。另外，在其他殿堂也供有神佛及神灵。新寺落成后，由总管档房给寺院拨田60亩、羊100只、带犊乳牛10头。之后直至1949年，靖远寺几经沧桑，受到自然和人为破坏，多年前仅存山门、两侧厢房、如来佛殿、三世佛殿等几间破烂建筑物。几十年来陆续做了恢复性修缮。靖远寺以建筑规模和佛事活动等方面来说，是清代伊犁八大寺院中最大的一个。

在清代，清政府对宗教采取了宽容政策，并有意进行扶持，达到它宗教为自己的统治服务的目的。尤其是对佛教更是如此。因此，伊犁锡伯族的喇嘛教虽几经沧桑，仍未彻底废止。而且清朝覆亡后，在锡伯营旧制未彻底废除的情况下，其宗教活动一直延续到1949年前后。据史籍载，靖远寺的每次重大活动都曾受到上至皇帝、理藩院，下至伊犁将军、领队大臣以及总管、佐领等的关心。如“靖远寺”三字即为嘉庆皇帝亲笔所书；每次寺院住持的更选及其任命，基本上均由理藩院饬令；靖远寺新寺建成前后，不仅本营领队大臣、总管等亲临主持仪式，而且伊犁将军长庚也曾两次来寺，一次住一宿，献香资lO两，一次亲来拜佛，献香资8两，光绪二十九年（1903）马亮将军偕色普希贤到靖远寺拜佛，献香资20两，等等。

由于清各级政府对喇嘛教的宽容和扶持，使靖远寺的喇嘛教活动首先为清各级政府及其官吏服务，也就是说，把喇嘛教的部分活动纳入了清政府的政治生活中，使喇嘛教与清政府之间产生了密切的关系。首先，每逢驾崩，伊犁将军便饬令各寺院喇嘛在寺院内定期进行念经超度，少则三天，多则五天。皇帝继位，还要在寺院内定期诵念万寿经。其次，将军及其妻室或领队大臣逝去，要召喇嘛去将军府念经超度，举行各种仪式。将军和领队大臣继位或做寿，也让念经，以资祝贺。

靖远寺喇嘛教活动的另一部分是为民间祈福消灾。其中较为隆重的仪式有“抢千烛”和“抛筐”仪式。举行此仪式，均由政府部门参与。

“抢千烛”，锡伯族称“明安朱拉”。每年阴历十月二十三日举行。先是神职人员宣布抢烛的日期。接着每家各户都用面和清油做烛，里盛清油等食油，等抢烛当天下午送到庙里，数目不限。喇嘛先把烛排好，中间是一盏由庙里提供的特大烛，象征月亮，周围是各家送的小烛，象征众星，最多时达上千个。二十三日晚间，人们都聚集到庙里，喇嘛身披袈裟，诵念祈福，先行点烛祭祀，然后宣布抢烛，一声令下，大家争先恐后，不管烛火烫手，前去抢烛，尤其是无子嗣的人们，为了求儿求女，非得拥去抢来几个不可。人们把抢得的面烛，拿回去烤饼吃，其意为，吃上抢得的面烛饼，可得到众神护佑，祈福消灾，无子嗣者，可喜得子嗣。

“抛筐”是锡伯族喇嘛教仪式中最隆重的一项。但它并非定期举行，而是选天灾人祸最盛之年举行。而且择年终或年初时分。举行这一仪式的目的是震邪压魔，祈求太平安宁.据传，自靖远寺创建以来，曾举行过三四次“抛筐”仪式，其中最后一次是1948年1月16日在镶白旗（五牛录)举行的。在仪式开始前20天，靖远寺的众喇嘛便开始日夜焚香诵经，满21天后的次日便宣布举行仪式。当天，全县八个牛录的官吏百姓、男女老幼万余人齐集五牛录，以饱眼福。首先，由八个牛录佐领分背甘珠尔经引路前行，后跟一名喇嘛双手抱“鬼筐”依行。“鬼筐”用木板制作，里盛黄土、五谷、果实和面制魔鬼塑身。靖远寺主持喇嘛扬拉克端坐在四人抬的轿上，左手握有黑丝大巾，右手提佛铃。扛轿走几步，他就摇响一次佛铃，又摇摆一次黑巾，口诵经文不绝。众喇嘛仪仗队，也合诵经文，吹号打鼓，敲锣击钹，震天动地，浩浩荡荡。“抛筐”队伍出寺门，又绕转大街一圈，然后北出城门，向东北郊外火坑走去。那时正值正月融雪时节，一路上都是泥水漫溢。来自八个牛录的年轻媳妇们，个个打扮得花枝招展，穿红戴绿，脚穿绣花鞋列队观看，当“抛筐”队伍临近时，便爬在泥地上磕头。有的女人跑过去爬在轿前，让轿从自己身上跨过。有的女人见“抛筐”队伍来到跟前就不顾一切地连连磕头，以致头破血流，头发散乱，满脸满身泥垢，一个个变成了活脱脱的“莽古孜玛玛”（锡伯语即鬼婆)。有些男人也纷纷跑过去，把那些爬卧在泥地、神志错乱的女人抱起来，急奔轿前放下，让轿跨过她们身上。据说这些见了“抛筐”队伍就神志错乱的女人，她们身上有“义巴罕”（即邪气)。让“抛筐”轿跨过她们身上，就可以祛除附在她们身上的邪气，也可以使不生育的女人生孩子。扬达喇嘛“抛筐”完毕，乌合尔达（总管)二善等几个骑马人鸣枪助威，众青年跳入火坑，在熊熊烈火中抢夺“鬼筐”，你争我夺，一会儿将“鬼筐”弄成碎块。据说只要从火坑里抢回去一小块“鬼筐”碎片，悬挂在自家房梁上，就可祛除邪气，保佑全家平安（参阅英林：《锡伯族宗教信仰点滴》，载《伊犁文史资料》第六辑,内部铅印）。

锡伯族喇嘛每年还有几次定期的宗教活动：每年农历正月初九至十四，喇嘛念经以求新年五谷丰登、六畜兴旺；农历七月初一至初四，念经庆丰收；农历十月十八至二十四日，念经祈祷，以求亡灵转世轮回。此外，每逢丧亡，还请喇嘛前去念经超度，引死魂灵转入阴间。在民间，许多人得病还让喇嘛诊治，因为，锡伯族喇嘛掌握不少医学之道，如推拿接骨、配剂中草药、扎针、刺脉放血等。

自古以来，锡伯族及其先祖在与其他民族的长期交往中，在文化取向上，逐步形成了善于取人之长、补己空白以及兼收并蓄的特点。在民间信仰方面也表现出了这种民族文化取向精神，吸收不少汉等民族的信仰事象及其神祇，扩大和丰富了本民族的信仰范畴和神祇系统。而且在长期的信仰实践中，本民族先后将借供的外来神灵以自己的文化形态加以民族化，成为本民族信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神祇有孔子、关帝、刘猛将军、四大天王、八仙、娘娘神、门神、灶神、索罗火神等。

孔子是儒家思想文化的代表。在春秋战国时期，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适应当时奴隶制社会形态向封建社会形态转变的需要而产生，其以“仁”为核心的思想理论适应了封建社会的要求。但是，汉代以前，中国社会仍处于社会形态的转变时期，儒家未能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秦亡汉兴，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结合自己的封建专制思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儒家文化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主干。

有清一代，虽然以满族贵族为统治阶级，但他们逐步放弃代表落后社会形态和文化，而接受和融入汉族传统文化，其中把儒家文化也加以继承和弘扬，为其封建统治服务。他们对周边少数民族的统治，根据各民族宗教及社会文化的不同情况，改变以往武力统治与政治笼络的方式，着重从思想文化方面进行控制，其中就把儒家思想作为重要武器来使用，并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锡伯族作为北方民族，早在明代以前就已转为农业民族，其宗教和社会文化与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诸民族的宗教和社会文化表现出很大的差别，而与我国北方的农业文化很接近。如重定居轻游动，忠君、重家庭伦理道德，重孝道，重等级，重安定，重中庸，等等。这些思想文化特点，恰好适应儒家文化要求，因此，清政府采用儒家思想对各族人民进行思想控制，尤其对锡伯族产生了重大作用。

锡伯族祖先接触儒家文化由来已久。辽朝由契丹建立，众所周知，契丹亦系东胡系统，与锡伯族同族同源。当时，契丹建立的辽朝，是北方较强盛的政权，其统治范围包括今天的整个东北地区，东北各部族包括锡伯族的祖先室韦（失韦）等均被置于其统治之下。辽朝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发展自己的经济和文化，加强了与中原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中原汉族的儒、佛、道文化传入契丹地区。如神州三年（公元918），即建辽第三年，耶律亿便“诏建孔子庙、佛寺、道观”（《辽史、太祖纪》）。从此可以看出，这时锡伯族祖先便开始接触儒家文化。但是，自元朝开始锡伯族祖先被蒙古部族统治以后，他们皈依佛教（藏传佛教），在其社会文化中，佛教文化占据主导地位，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明末清初。清朝建立以后，锡伯族结束了四百余年被蒙古统治的历史，被置于满族贵族统治之下，其文化被纳入到满族文化体系之中，儒家思想深入人心，开始占据锡伯族思想文化领域。清朝统治者将儒家文化用于控制农业民族思想的武器，是一个成功的措施，无论从何角度讲，均对巩固其封建统治发生了很大的作用。对锡伯族来说，儒家文化促使其放弃原始氏族文化，而靠近中原传统文化，为其以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满族贵族建立清朝之后，将满语满文定为“国语”、“清文”，让国民习用，在康熙、雍正、乾隆时期得以广泛推广，使锡伯、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等民族基本上均使用满语满文。而且，部分蒙古族以及汉、维吾尔、藏等族不少官员也掌握了满语满文。满语满文的使用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自康熙初年始，清政府组织御用文人翻译（译成满文、满汉合璧或满蒙合璧）和编辑有关儒家经典，如《四书》《钦定满文四书》《御制翻译四书》《御制日讲四书解义》《四书人物衍义》《四书集注》《四书讲章》《四书字解》《大学》《大学衍义》《大学中庸》《孔子家语》《孟子》《论语》《书经》《春秋》《日讲书经解义》《易经》《周易》《易经讲章》《日讲易经解义》《易书诗经成语》《孝经》《女孝经》《劝善要言》《劝善文》《忠孝经》《幼训》《二十四孝图说》《醒世要言》《圣谕广训》等数十种。清政府不惜财力，将上述经典和著述在二百多年中不断刻印发行，凡一定品级的官吏几乎人手普发。而且，通过各级官吏，在民间又进行广泛传抄，成为一般军民的习读之本。儒家经典以及以此为据编写的有关宣扬儒家学说的著述，作为清政府考核其文武官员的教材，使儒家学说得以深入人心、家喻户晓。

锡伯族不仅将儒家学说和文化当作本民族的经典，而且在清政府鼓励全国各地尤其是在少数民族地区建立孔庙、祭孔成为各地每年的固定活动的情况下，把儒家文化的代表人物—孔子当作神灵供奉了起来。如在察布查尔八个牛录的关帝庙里供有孔子塑像，或者每个学校都设立祭孔室（当时也叫孔子庙），有些文人家里还设有孔子神位，即立龛板设灵，贴孔子画像。逢年过节或举行文化活动，要在孔子塑像和神位前烧香磕头、顶礼膜拜，或者新生入学，先在学校祭孔室祭孔子。在锡伯族民间，对孔子也形成了一些禁忌。

关帝，名羽，字云长，三国时期蜀汉大将，辅佐刘备成就大业，谥“壮缪侯”。关羽为人忠直仁义，广受民间崇拜和祭祀，历史上尊称为“关公”、“关夫子”，受到历朝的加封。清朝满族统治阶级继承历朝文化传统，继续尊崇关羽，乾隆皇帝诏改关羽谥为“忠义”，称为“关帝”、“关圣”、“关圣帝君”、“武圣”，并令各民族都尊奉之。

锡伯族作为清朝八旗的组成部分，遵奉皇帝旨意，关羽成为锡伯人崇拜的偶像。每年的农历五月十三日，是锡伯人杀猪祭祀关公的一天，这个祭祀活动在民间俗称“磨刀节”，意为替关公磨刀。这一天还要组织三十二人的摔跤比赛，将煮熟的猪肉切成块让大家分享。据说，七八十年前举办关公的祭祀活动非常隆重。应该说，锡伯人是通过“念说”《三国演义》而进一步认识了关公，并把关公当作“忠义”的化身加以崇拜的。清代初期，满族人达海用满文翻译的《三国演义》，被清朝统治者视作军事教科书，在八旗官兵中推广。从此，《三国演义》便走进锡伯族的“念说”活动中。民间艺人还根据《三国志》、《三国演义》中的关公单刀赴会、过五关斩六将等主要情节改编创作了《三国之歌》、《关公过五关曲》等多部民间叙事长诗，使关公形象更加深入人心。锡伯人之所以崇拜关公，主要原因也是关公的形象本身同锡伯人的民族性格非常吻合。锡伯族被编入八旗之后，他们听从清廷的调遣屯垦驻防，担负起保卫祖国的重任。在完成上述重任的过程中，锡伯人更把关公当作一种力量的化身，忠义的楷模。锡伯族崇拜关公不仅是因为其形象“勇敢”和“忠义”，更重要的原因在于认为关公显灵，时刻保佑着锡伯族官兵守卡安全、参战取胜。多年来，在新疆锡伯族民间有“关公显灵”的传说。锡伯人不仅把关公的“勇敢”、“忠义”作为自己完成屯垦戍边大业的精神武器，而且把关公奉为自己的保护神，每当官兵换防台站、驻守卡伦和奔赴战场，都要到关帝庙进行祭拜，祈求其保佑，家里送眷也烧香磕头，祈祷关帝保佑他们取得胜利、安全回家。

刘猛将军，是传说中的汉族武将，其中以刘锜为传播最广，曾得到宋代皇帝敕封。周有壬所辑《锡金考乘》载：“景定四年（1263），皇帝敕曰：国以民为本，民实比于干城；民以食为天，食尤重于金玉。是以后稷教之稼穑，周人画之井田，民命之所由生也。……迩年以来，飞蝗犯境，渐食嘉禾，宵旰怀忧，无以为也。黎民恣怨，未如之何，民不能祛，吏不能捕，赖尔神力，扫荡无余。上感其恩，下怀其惠，尔故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淮南江东西浙四制置使刘锜，敕封为扬威天曹猛将之神……”刘锜是南宋抗金名将，后来受秦桧排挤，做了地方官，为百姓做了不少好事，特别是驱蝗有功，古人以为，刘锜“生则敌忾效忠，死而捍灾御患，其世祀也固宜”。

在伊犁锡伯营，锡伯族自1765年定居察布查尔地区以来，其所种粮食作物便经常遭蝗灾，因此，他们便引进“刘猛将军”这一驱蝗之神，在各个牛录创建其神庙，称“八蜡庙”、“虫王庙”或“刘猛将军庙”等。庙里立有刘猛将军塑像。每年开春耕种前，人们纷纷前往八蜡庙上供化钱、顶礼膜拜，祈求刘猛将军保佑农作物免遭虫灾。秋天收成之后，人们也不忘为其上供烧香、跪拜磕头，以表达人们对他的保佑之恩。

四大天王，是汉族传说中的南方增长天王、东方持国天王、西方广目天王和北方多闻天王，它们分别职“风”、“调”、“雨”、“顺”。据印度教传说：须弥山腰有犍陀罗山，山有四峰，各有一天王居之，护一方天下。中国内地寺院多塑其像，东方持国天王，身白色，持琵琶；南方增长天王，身青色，持宝剑；西方广目天王，身红色，手绕一龙（或说蛇、蜃）；北方多闻天王，身绿色，右手持伞，左手持银鼠。中国民间俗称四大金刚，又谓四大天王，分掌风、调、雨、顺。

锡伯族把四大天王也作为本民族的信仰之神，纳入到自己的信仰系统中，将其巨身塑像供立于关帝庙内，并视为武神崇拜，祈求民族社会的平安。每届祭祀关公，都要为他们上供化钱，以表达人们对其保家卫乡的殷切期望。

八仙，是汉族传说中的八位神仙，即铁拐李（李铁拐）、汉钟离（钟离权）、张果老、何仙姑、蓝采和、吕洞宾、韩湘子、曹国舅八人。民间有许多他们的神话传说。锡伯族将他们引入自己的信仰系统，主要是视他们为无所不能的神灵，祈求他们成就事业。在锡伯族家里，多数都有一个长条桌子，人们均称为“八仙桌”或“布尔堪萨尔哈”（供神桌之意），内置家谱匣子等，平时上面放祖先画像、古瓷瓶、镜子等。每逢年节、忌日或喜庆，上供祭品、置香炉进行祭祖祭神，人们在长辈的引领下，在桌前跪拜磕头。

娘娘神，是尔琪供奉的神灵，它司孩童麻疹病。过去，在锡伯营每个牛录的关帝庙之后，都建有占地面积数百平方米不等的娘娘庙，里面供立有引进之汉族娘娘神—云霄、琼霄和碧霄的塑像或立有其灵位，庙内壁上绘有《青龙吐水》、《两鹿吃灵芝》、《鸳鸯戏水》等山水画以及《封神演义》情节故事图。每当麻疹流行，全村要用山羊一只，由尔琪主持下，在娘娘庙举行祭祀仪式，祈求娘娘神保佑孩童“出花”安全。

索罗火之神是古代高丽崇拜的神灵。据史料记载，历史上，高丽势力曾有过强盛的时期，在吉林、辽宁等地区占据了很大的地盘，该地区的许多少数民族都处在其统治之下。高丽不仅不满足既得地盘，并且还不断向外扩张，这使得中原统治阶级闻风而担惊受怕。在唐代，为了遏止高丽的再扩张，唐政府派薛仁贵领兵进击。战争中，因兵力不足，薛仁贵派人到锡伯族先祖（当时称室韦）居住区（绰尔河、嫩江流域）征兵（参见《新唐书》卷二百二十），结果由伊亲王（杨姓）、双亲王（关姓）、国亲王（苏姓）、多巡亲王（富姓）和一个白老将军（佟姓）率领上述五大姓之兵，前来扶余、前郭一带助战。现在其五大姓锡伯仍居住在吉林省扶余县达户屯地区（据1959年肖夫调查）。这说明，唐朝以后，锡伯族开始和高丽有了频繁的来往，并接受了高丽神。

索罗火之神是在萨满师徒举行挨家挨户跳神仪式时呼唤的神灵。如：萨满徒弟经过上刀梯仪式之后，萨满师傅领之挨家挨户跳神唱神歌。举行这一仪式之意是让“尚未告知”的人们认识这位新萨满，告诉大家他已遵循众神灵的意志，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萨满。其仪式是这样的：萨满师徒二人都着神衣神帽，手持神鼓，在每一家大门口都跳一会神舞。主人听到鼓声都要出来观看。按惯例，每家为了表示对神灵的虔诚心意，馈其一些麦子、玉米、钱等。锡伯族称此为“收布佐”。萨满师傅在主人面前边跳神边祈告：

已在鲜血中验明了呀，

早在白汤里淬砺了，

已骑在沙尔旦驼之背了呀，

早乘在白牛背上了。

已领承萨哈连乌拉之祭呀，

又负起了索罗火之神祇。

到众人的门前呀，

挨门逐户去乞求。

为了何故去乞求呀？

是为一小小的孙儿呀。

能为众人做好事呀，

能在阳间传誉。

身附众神祇呀，

治愈众病疾，

没有些许差池。

至于该神灵的职能如何，缺乏文字记载。

门神和灶神，都是自汉族信仰文化中引进的神灵，其形象和祭祀形式基本与汉族相同。门神为武士形象，而灶神为老妇人形象。门神司家宅平安，灶神司炊食、监督人间节俭不浪费事宜。锡伯族每年举行送灶神仪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