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祖国西部边陲的新疆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纳达齐牛录乡，有一座“关帝庙”。这是位于我国最西部的、保存较为完整的一座供奉关帝的庙宇。令人称奇的是，建造这座关帝庙的不是汉民族，而是我国的少数民族一锡伯族。

“关帝”乃《三国演义》之关羽。在我国，佛教和道教中均予供奉，佛教把关羽列为伽蓝神之一，称为“关帝”。

“关帝”在锡伯族人民当中也有广泛的信仰，可谓威名远扬，妇孺皆知。关羽以其英勇刚强的性格，义重如山的品德以及他与刘备、张飞三人之间坚贞不二的君臣之义与生死不渝的亲情，使锡伯族人民视关羽为心目中的英雄，推祟备至，喜爱有加。“桃园三结义”、“单刀赴会”、“千里走单骑”等都是人们非常熟知的故事。

锡伯族信奉关羽当始于清初，与后金（清）的大力推崇不无关系。史载，清太祖努尔哈赤对《三国演义》爱不释卷，《三国演义》在满洲贵族间亦甚流行。桃园结义式的团结，诸葛孔明式的智慧，关羽、张飞式的忠勇，最适合当时新兴的满洲贵族集团政治上和军事上的需要。入关以后，凡是清朝统治的地区，都普遍建起关帝庙。顺治元年，封关羽为“忠义神武大帝”，乾隆三十年又加封为“忠义神武灵佑关圣大帝。”就这样，随着清政府给予关羽至高无上的“神”的地位，“关帝”也就逐渐融入了锡伯族的社会文化生活并产生了重要的社会影响。锡伯族对它有了特殊的偏爱，以至百读不厌、百听不厌，很多人甚至目不识丁的老妇人都能背诵其中的许多章节。锡伯族的文人们还以关羽单刀赴会的故事情节为主线创作了再现三国故事的《墨尔依丽哈》、《索丽依尔哈》、《赵子龙救阿斗》、《小乔哭周郎》等统称为《依兰固伦舞春》（《三国之歌》，亦名《颂关公单刀赴会》）的锡伯文唱诗歌和叙事歌，用锡伯族传统的民间文化形式“朱伦呼兰木比”（念说），使其传播到锡伯族居住的每个村落，每个家庭。据老人们说，一部手抄本的锡伯文《三国演义》可值一匹马，可以想见其在锡伯族社会生活中的地位。

锡伯族是生活在我国东北地区的一个古老的民族，其族源上上溯到我国汉晋时期的鲜卑、室韦等部族。

锡伯族的名称在历史上还以失韦、失比、席比、席北、席伯、锡伯等不同的汉字音译载入史册。清代何秋涛在《朔方备乘》中曰：“鲜卑音转为锡伯，亦作席比，今黑龙江南，吉林西境，有锡伯部落，即鲜卑遗民”。李文田在《元秘史注》中亦说：“失比即鲜卑之对音也，今黑龙江境，有锡伯一种，亦作席伯，亦作席比，即非索伦，亦非蒙古，即鲜卑遗民也。”大兴安岭，松嫩平原，呼伦贝尔等地辽阔的草原、苍莽的深山密林就是锡伯先民们纵横驰骋，张弓捕猎的广阔天地。在锡伯族当中流传非常久远的古老民歌《打猎歌》所描绘的正是他们的生活：

雪花如蝶飞，

驰骋共撒围，

踏遍千万山，

猎夫凯歌回。

有专家考证，“兴安岭”一词就是锡伯语之“夏恩阿林”(xiang en alin)的音译，即“白色的山岭”之意。今天，西迁新疆伊犁的锡伯族口语亦将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境内的天山支脉乌孙山主峰称之为“夏恩哈达”（xiang en hada），即“白色的主峰”。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考古工作者在大兴安岭北段发现了当地人称之为“嘎仙洞”的拓跋鲜卑的祖庙石室，从而揭开了拓跋鲜卑历史上的千古之谜。“嘎仙”在当地鄂春语中为“嘎辛”，为村屯之意。而锡伯族称故乡为“嘎善”。有亲生故乡之意。因此，“嘎仙”应即锡伯族之“嗄善”。拓跋鲜卑祖庙石室的发现，表明拓跋鲜卑与锡伯族的活动地域，都在大兴安岭一带。此地至今仍有“锡窝山”“锡伯河”等地名。

拓跋鲜卑由大兴安岭北段南迁至大泽，进而南下中原建立了北魏王朝。然而，在鲜卑故地，即大兴安岭的森林和呼伦湖北地区的鲜卑遗民，仍旧在那里过着渔猎生活，逐渐发展成为锡伯族。作为“锡伯”出现在史册上是在十六世纪末，1593年（明万历二十一年），锡伯、叶赫、科尔沁等九个部落联兵三万抵抗新兴的建州女真族首领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的战争，结果以兵败告终。这就是清朝开国史上著名的“九国之战”。从此，锡伯族以“锡伯”二字出现在东北的政治舞台。

明末清初，锡伯族隶属于蒙古科尔沁部，1692年（清康熙三十年），科尔沁部王公台吉等将锡伯族“献”给清政府，并编入满洲八旗，分驻齐齐哈尔、伯都讷等城。对此，沈阳“太平寺”（锡伯家庙）碑文中有明确的记载：“……有青史世传之锡伯部族，祖居海拉尔东南扎兰陀罗河流域，嗣后，移居墨尔根（嫩江）、齐齐哈尔、伯都讷等地，编有七十四个牛录，生息四十余载……”。

十八世纪中叶，清政府平定新疆地区的准噶尔上层贵族的叛乱和大小和卓之乱后，于1762年（清乾隆二十七年）在伊犁建立“总统伊犁等处将军”，驻扎在伊犁河北岸的惠远城，总领新疆天山南北包括巴尔喀什以东以南及帕米尔高原的广大地区的军政事务。于1764年（清乾隆二十九年）清政府从东北盛京等十七个城镇抽调锡伯官兵1020名，连同家属3275名迁移新疆伊犁今察布查尔一带驻防。

西迁的锡伯官兵于农历四月十八日，拜别“锡伯家庙”，“带上故乡如金似银的南瓜籽，……精心装好吉祥的喜利妈妈，……裹好祚福的海尔堪玛法……”（管兴才《西迁之歌》），毅然踏上西去的征程，前往陌生而遥远的地方。他们怀着明确的政治目的，那就是西北边陲去屯垦、去戍边。他们用柔弱的双肩担负起保卫祖国边陲安定的重任。经过漫漫征途，历时一年又三个月，到达新疆伊犁，于1766年正月（清乾隆三十一年）移驻伊犁河南，组建锡伯族八旗八牛录：镶黄旗（乌珠牛录）、正黄旗（塞牛录）、正白旗（依拉齐牛录）、正红旗（堆齐牛录）、镶白旗（孙扎齐牛录）、镶红旗（宁古齐牛录）、正蓝旗（纳达齐牛录）、镶蓝旗（扎库齐牛录）。开始长达二百四十多年的可歌可泣的屯垦戍边历程。

无论在东北故土，还是在西域新疆，凡是锡伯族聚居的地区，都建有关帝庙以供奉关羽、关平、周仓。据资料反映，建于1707年（清康熙四十六年）的沈阳“太平寺”是我们所知的锡伯族第一座喇嘛教寺院，而位于太平寺大雄宝殿西侧的关帝庙亦是第一座关帝庙。关帝庙内供奉高五尺的关公坐像，它用藤条制面骨架，外塑彩色泥身，工艺精细。两侧泥塑关平、周仓之像，关公坐像后止方悬有“威震华夏”之匾额。其规格远远高于沈阳其他家庙中供奉的关帝像。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的锡伯八旗在历史上也曾多次建造过关帝庙，现仅孙扎齐、纳达齐、乌珠等牛录遗址尚存。其中，尤以纳达齐牛录乡的关帝庙保存较为完整。

“纳达齐关帝庙”现为自治区级文物保护单位。位于纳达齐牛录乡北街，北依旧城坦，占地面积约24000平方米，建筑面积约300平方米。建于1907年（清光绪三十三年），系该牛录迁移新址后所建。现存关帝庙、娘娘庙和山门以及新建的“图伯特纪念馆”等建筑。关帝庙系土木结构单位建筑，庙内供关帝半坐像，左、右两侧塑关平、周仓像（均已毁），塑像背后及左、右两壁绘制“火龙戏珠”“苏武牧羊”“东方朔偷桃”等壁画，清晰可辩。正殿东西两壁上，绘制有《三国演义》壁画，各12幅，包含了“桃园结义”等三国主要故事情节，人物刻划生动，别有风格，每幅画面右上方都有锡伯文说明。木柱横梁上则绘有锡伯族群众熟悉的“刘邦斩白蛇”等故事画面。这些建筑、绘画均出自锡伯族工匠艺人之手。壁画除一小部分略有损坏外，大部分尚完整。

解放前，锡伯族聚居地区每年祭祀关公两次，一次是农历五月十三日，祭关公单刀赴会，这天，用羊后座摆在关公像前，摆上馒头、水果等五供，还摆上六个酒盅，酒用火点燃，焚香叩头，名曰替关公磨刀；再次是六月二十四日，是关公的生日，供品及祭祀方法同前。

与关帝庙相邻的娘娘庙则供奉《封神演义》中的云霄、碧霄、琼霄三位娘娘之灵位。壁画除绘制“青龙吐水”“两鹿吃灵芝”“鸳鸯戏水”等山河图外，还绘有《封神演义》中的故事情节。

锡伯族的宗教信仰较为多样，且均较淡漠，始终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宗教。锡伯族最早信仰萨满教，相信万物有灵，崇拜天、地、山、川、动物、植物及祖先崇拜，还信奉喇嘛教，此外，锡伯族还有自己独特的信仰，一是保护家庭人口平安兴旺的“喜利妈妈”，二是保护牲畜安全和繁殖的“海尔堪玛法”。

关帝作为汉民族的神祗，在锡伯族人民当中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并受到全民族广泛崇信，以至于崇信程度高于汉民族，确属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奇迹。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历史文化现象，对于我们研究中华民族共同文化心理素质的产生、历史上汉民族与少数民族的文化交流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锡伯族的“关帝”崇拜亦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的一颗明珠。

（本文原载《伊犁文史资料》第18辑，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