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伊宁市“锡韦库恰” 

“锡韦库恰”就是维吾尔族语“锡伯街”的意思了。维吾尔族之所以将锡伯的“伯”字念成“韦”（we或wei）音，是与锡伯人自己将这个“伯”字在口语中念成“韦”音的缘故。“锡伯”二字，在书写时是“锡伯”（xibo），而在口语中是“锡韦”（xiwe）。

伊宁市（历史上叫“宁远城”，维吾尔人叫“呼尔加”，回族人叫过“金顶寺”）的“锡韦库恰”早在清朝同治（根据本文内容看应在清朝光绪年间——安英新注，下同）末年就开始形成，那时新疆天山北路的对俄外交大权掌握在塔尔巴合台参赞大臣锡伯人扎拉丰阿（扎拉丰阿，1857～1910，瓜尔佳氏，伊犁索伦营人，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授塔尔巴合台参赞大臣——注）的手中。他因公常去沙皇俄国的阿拉木图（维吾尔、哈萨克语为阿尔玛图，即苹果之乡之意），回国时除带回先进的交通工具和农具外，还带来那里的优良果树苗，其中还有几棵橡树，在伊宁市的“那哈拉集”（应是维吾尔语“纳格尔其”，意为“吹鼓手”。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清政府设伊犁道，道台驻宁远城。为解决道台衙门用房，伊犁名绅阿奇木伯克霍加将其居住的、原址在今伊犁州歌舞团的阿奇木伯克衙署捐出做道台衙门，搬到此处居住。人们便将这一带称作“欧尔达买里”，维吾尔语宫廷街之意。阿奇木伯克逢年过节总要召集鼓手来此击鼓庆祝，当时有名的鼓手们群居于此，故而得名——注）买了二十亩地栽植了这些树木，名扬伊犁大地，成为优良苹果分种伊犁各地的苗圃基地。扎拉丰阿去世后，其夫人带领全家老少于民国五年（1916）来到这果园，盖新房屋定居下来。他们就是“锡韦库恰”的第一户锡伯人了。

民国三年（1914），伊犁锡伯营正白旗（今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爱新色里镇依拉齐牛录）人、留学俄国的萨拉春（萨拉春，1895～1960，乌扎拉氏，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赴俄国阿拉木图留学，宣统元年（1909）学成回国，民国十三年（1924）出任锡伯营领队官，民国十五年（1926）出任中国驻苏联阿拉木图领事，新中国成立后，任历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协委员——注）从沙俄伊犁“道胜银行”贷款，同友人常林（常林，1888～1939，拓跋氏，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考入惠远武备学堂步兵科，辛亥革命后任伊宁驻军都统，旅居澳大利亚的锡伯族著名画家托永寿即其侄子——注）和寿谦开办了大商号“常寿春”。不过几年就发了大财，决定在伊宁市定居，就紧靠扎夫人果园东边购买土地二十亩，分给七户锡伯人，于民国六年（1917）拉街盖房，维吾尔人所叫的“锡韦库恰”就正式形成了。这新七户锡伯人是：

当时锡伯营富安班（“安班”乃满、锡伯语总管之意。富安班指的是富尔古伦，1852～1923，孔古尔氏，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出任锡伯营总管，宣统元年（1909）署理锡伯营领队大臣——注）之次子正蓝旗（今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纳达齐牛录）人康（广恩，康乃小名，孔古尔氏，？～1951，杨增新时代任锡伯营领队官；邱宗浚任伊犁屯垦使、警备司令时任河南（今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设治局局长、张德英任副局长——注）。

正白旗商人通博石库（通博石库，何耶尔氏，名兴额太，生卒年不详，清朝末年曾去京城送贡马，授锡伯营“博石库”。“博石库”乃清代官制领催的译音——注）。

正白旗的萨拉春本人，字锡纯，“常寿春”商号大老板。

正白旗人常林，字广斋，毕业于清朝伊犁武备学堂，时任伊宁市军队都统，“常寿春”商号二老板。

正白旗人奉安泰，字乐亭，伊犁镇守使公署卸任“嘎尔达”（翼长）。

正白旗人寿谦，安佳氏，字龚夫，伊犁镇守使公署卸任秘书，哈萨克族叫“巴克西”。

索伦营领队大臣巴图沁（巴图沁，1884～1954，郭若勒氏，字松如。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留学俄国，辛亥革命后任迪化外交署俄文翻译，民国二十一年（1932）出任中国驻苏联阿拉木图领事——注）。

他们都是有势有钱的人，所以，“锡韦库恰”一时非常兴旺。

“锡韦库恰”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期开始没落了。首先是寿巴克西，于民国十七年（1928）的秋天，同自己的长儿征东阿，赶着活羊千只、牛百头，吃着牧草，深入苏联境内到阿拉木图作生意。不幸半路病故，征东阿将在阿拉木图作生意换来的货物，在伊犁被人骗走，债台高筑，就将自己“锡韦库恰”的房屋顶债给关清廉（关清廉，1888～1969，瓜尔佳氏，伊犁锡伯营镶白旗人，今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堆齐牛录，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由伊犁将军马亮选送俄国阿拉木图留学，民国三年（1914）学成回国后，在伊犁道尹许国祯手下承办外交事宜，民国十三年（1924）出任中国驻苏联阿拉木图领事，解放后，任新疆大学俄语教授，任历届自治区政协委员——注），带老母色乐恩芝和家属搬到尼勒克县哈鲁苏（尼勒克县喀拉苏乡）锡伯村庄去了，后来关清廉把房屋也卖掉了。

接着就是扎夫人家了，这位老太太早就染上了吸食大烟的恶习。俗话说：坐吃山空。她将果园的土地，今年卖出去一亩，明年卖出去一大片，不到十来年几乎卖完。到民国十九年（1930），她干脆把剩下的土地全部卖掉，带着儿子“恰帕克（眼疾）少爷”回到索伦营（今霍城县伊车嘎善乡）去了。目前，只有一颗原来栽种在扎夫人果园的、解放后划到去毛纺厂的大街，即现在的伊犁河路电厂附近的、三人都合抱不上的可称为伊犁地区橡树祖宗的那棵大橡树可作扎夫人果园的“见证人”了。

第三家是巴图沁家了，他在中国驻苏联阿拉木图领事馆任领事时，同关内人做生意亏本，回国后于民国二十四年（1935）将自己的房院卖给萨拉春，搬到伊宁市塔什库勒克乡的一处简单房院里去了。

第四家是萨拉春本人了，他在中国驻苏联安集延领事馆任领事期间，于民国二十八年（1939）被新疆军阀盛世才逮捕入狱，家产被没收。他家属搬进从巴图沁手中买来，逮捕时留给他家属的家院里去了。

第五家是通博石库家，通博石库死后，其长子元宝将房院卖掉，自己带家属搬进新买来的伊宁市河滩路去了。

第六家是常林死后，其夫人桑花将房院卖掉，自己带子女搬进了伊宁市夏利克麦里（今伊宁市协热合买里，即今伊宁市西公园北公园街一带——注）的新房院里去了。

最后两家康和奉安泰等也于1950年卖掉了房产，只有萨拉春三子文安一家还住在留给他们的房院里。

这样，“锡韦库恰”就身亡名存了，只不过在纳格尔其的老人们闲谈之中指手画脚的想念一番“锡韦库恰”罢了。

二、伊宁市“苏达尔瓦孜”

“苏达尔瓦孜”是维吾尔语“水城门”的意思。伊宁市的水源丰富，全市被皮里青山沟流出来的滚滚冰河水贯穿过闹市，将伊宁市分成两半；爱林巴格的湖泊泉水流串过大街小巷后，流入伊犁河。如果把伊宁市说成中亚“威尼斯”，那一点不夸大。那么，伊宁市的南门，也就是清代宁远城的南门为什么在那时叫“苏达尔瓦孜”呢？这里就要讲些历史了。

十七世纪三十年代（应是十八世纪五、六十年代——安英新注，下同），统治新疆天山南北两路的伊犁将军，为了解决军粮不足，决定从天山南路调来回民（指维吾尔族——注）到伊犁河谷，种起因人力缺乏未能耕种的大量肥沃的田地。这些回民屯田叫“回屯”，到了伊犁河谷就叫“塔兰奇”了。对他们的管理体制采用了“阿奇木伯克”制度，最高首领叫阿奇木伯克，是最早归顺清廷而立功的吐鲁番大阿訇伊敏霍加的后裔，他手下有其他大小伯克管理塔兰奇各项工作。当他们带着全家老少、办事人员和仆役驻进仅仅有几个清廷行政衙门的宁远城（伊宁市前身）内时，伯克们这才发现原来这个城市是在“汪洋大海”中的一个“旱岛”，人们都是用扁担从城外挑水吃的。这是因为伊犁河北岸是由万年沉积的黄土层形成的，挖了多少口井，两丈深都没有找到水。伯克们采取了“改革”办法：用毛驴驮水。伯克们在毛驴背上左右驮上两个水桶，从城外驮水吃了。可是其他城门外水源又远又小，只有南门外离城门五十步远流着两条大渠泉水，还有水磨运转着。所以，南门就成了“苏达尔瓦孜”了。

我在1932年间，每天上学要穿过城内，都能看见四、五头毛驴为一队，被老人或小孩赶着到城内各个角落去卖水的情景。目前城门城楼都早就不见了，可是当地人把这个闹市区仍然叫“苏达尔瓦孜”。

   三、伊宁市“乌齐达尔瓦孜”

“乌齐达尔瓦孜”是维吾尔语“三大门”的意思。是对大城市中的牌楼而言的，因为这些牌楼都是中间一个大门、两侧各一个小门构成的。伊宁市的牌楼是用四个并列的木柱分为中间又高又大的大门，两侧的小门又小又低，但三者都是有檐的“达尔瓦孜”了。它的具体位置在伊宁市北城门外以西沙河子大桥（今西大桥——安英新注，下同）为东段，玉山巴依皮革厂（原利群皮革厂，今解放路望景华庭处——注）为西段的大街中间，北有维吾尔第五小学、南有捕鱼工具市场的地方树立的（即现在的解放路五巷、六巷之间——注）。它建立的年代是在清代，是专为迎接贵宾而设立的茶站场所，当时它的四周都是农田。上世纪三十年代，我还是十几岁的时候，“乌齐达尔瓦孜”是冬季伊宁市的走马赛场，我也常骑马去看赛马。这赛马场当地人也叫“卡塔斯卡”。后来过了四五年，伊宁市扩建，因“乌齐达尔瓦孜”堵塞交通就被拆掉了。这当然是一个很平常的事了，可是伊宁市的牌楼与众不同，曾作为重大历史事件——沙俄侵略伊犁的“见证人”载入历史的。清同治十年(1871) 五月，沙皇俄国乘清政府无力西顾之际，以“代收代守”为名，悍然出兵，侵略伊犁。这时，“伊犁苏丹汗国”首领奥布里艾拉汗召集大小伯克及阿訇来商议当前的局势，与会者一致认为：不能再和俄国人打了，要归顺他们。他们虽然人不多，但兵力很强，如果硬要跟他们打，必将被他们消灭。苏丹服从大家的意见，遂带领大小伯克出固尔札城过西沙河子，在宁远城北门外的“乌齐达尔瓦孜”大路边上设茶站迎接沙俄侵略军头目科尔帕阔夫斯基，向入侵伊犁河谷的沙俄侵略军举行了投降仪式。

（本文原载《伊宁市文史资料》第8辑，2009年月12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