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鹤童 (1920- )年10月生于吉林省延吉县龙井村,原籍辽宁省开原县八宝乡大湾屯村。其父关俊彦早期参加抗日活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被日军追捕,全家进关流亡到北平。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关鹤童同志年仅17岁,他当即转至河南省襄城,积极参加抗日救亡宣传活动。
1938年2月,经武汉东北救亡总会介绍到八路军办事处奔赴延安,在抗日军政大学学。,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下半年分配到鲁艺,先后在鲁艺音乐系学习和工作,担任支书、助理员、研究生、音乐部秘书等。期间曾赴绥德地区359旅奋斗剧社任股长兼教员。从此,这位锡伯族有志青年开始热爱民间文化艺术和音乐事业,并投身到实践中去。几十年来,他已成为一名富于开拓精神的又一位为社会主义的文化艺术事业无私奉献自己全部精力的真正的共产党员,一位在民族音乐事业上卓有成效的音乐活动家,是我党文艺战线与我国音乐界的颇有崇高威望的知名人士。为了继承民族音乐的优良传统,挖掘和发扬民间音乐的精华宝库,关鹤童一直坚持不懈地奋斗。
早在抗日战争初进入鲁艺学习时期,他就热爱民族、民间音乐。他参加了“河防将士慰问团”慰问前方将士,在绥德、米脂县搜集整理了许多民歌,如现在国家通常采用的“哀乐”组成的旋律就是由他参加搜集的。关鹤童积极参加《黄河大合唱》的多次演出,显现了他以后成为一位出色的音乐家的才能。他还注意“鲁艺”的组织建设,著名的音乐家冼星海就是在关鹤童的直接帮助下加入中国共产党的。
关鹤童在延安时期,曾与安波、马可、刘炽、张鲁等一道深入农民群众搜集整理了大量民歌,为丰富和发展我国民族音乐提供了极宝贵的资料。关鹤童和上述提到的几位在延安被群众誉为“安、马、关、刘、张5人团”,赞美他们搜集整理民族音乐所做的贡献。“五人团”在吕骥直接指导并在冼星海影响下,成立和参加了“民歌研究会”,1941年改名为“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搜集了西北大量的民歌,并在这个基础上创造了大批革命歌曲,如《七月里在边区》、《民歌风联唱》、《大夯歌》、《东北徒儿》、《黄河几道湾》、《运盐小调》和《黄河小调》等,曾在部队和西北民间流行,为群众喜闻乐见,贺龙对他们的成功表示赞赏。他们这些开创性的成就,为后来民族音乐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被评为模范学员、模范干部和先进工作者。
1945年“八一五”抗战胜利后,关鹤童同志满腔热忱地响应党中央开辟和加强东北解放区的号召,告别了心爱的艺术事业,踏上了新的征程。他随赴东北的干部团,徒步几千里到达零下40度的黑龙江。他先后任黑龙江省军区政治部文艺股长、司令部秘书、省军区文工队队长等职。1946年夏,他响应中央开展土改的号召,面对地主土匪武装对土改工作队发来要进行武装较量的“挑战书”,在各村屯相距几十里的北大荒,带领省委土改工作队各小分队,深入发动贫雇农,联合中农,向反动的地主阶级发起了坚决的清算斗争,打垮了大地主的反抗,帮助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贫苦农民从政治上,经济上彻底的翻了身。掀起了保田保家的参军高潮,为正规部队输送了大批政治素质高的战士,为巩固发展解放区,壮大人民武装做出了应有的努力。
1947年开始,关鹤童先后任中共珲春县区土改工作队长、区委书记、县委宣传部部长、吉林市中共德胜区区委书记兼区长、市劳动局局长、市计委秘书长。1953年,任吉林市副市长兼政协副主席,在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中,发动群众,团结各方面人士,积极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带领干部深入农村、渔场。从财务、物资供应、人力各方面,全力支援国家重点项目的建设,改善群众生活供应,关心干部疾苦,同知识分子保持着十分友好融洽的关系。
1959年10月,他在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班国际政治专业学习任支书。由于周恩来总理建立中国音乐学院的倡议,1963年底,他毅然放弃了高级党校未完成的专业学习,与筹组该院的其他领导同志一起,坚决贯彻周总理培养革命化、民族化、大众化文艺干部的指示。建校后,首先集中学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带领师生下工厂,去农村,参加社会主义教育活动和采风。社教结束后,又带领学生深入大巴山,为深山地区群众演出,培育了一批文艺思想、业务水平都较高的音乐工作者和群众文艺工作骨干。
从吉林到北京参加全国音协活动和组建中国音乐学院时,看到音乐界组织工作的困难,他不计个人名利情愿回音乐界作后勤工作,使音乐家们更集中力量进行创作。他调到音乐学院后,日以继夜,任劳任怨的工作。积极参与学院教育方针的制订与贯彻,努力搞好后勤工作,为全校教职员工创造了良好的教学与工作条件,保证了教学质量,此外,他还肩负着学校的行政重任,长期只身住在院内。冬天夜间暖气不热,怕冻着学生,他就起身找锅炉工加水。他始终与干部、群众和学员们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为研究和发展我国民族音乐以及培养音乐人才做出了突出成绩。
在10年动乱中,他像很多文艺战士一样。一直受到“四人帮”的残酷迫害,背负着沉重的罪名,但他一直坚信党的实事求是的政策终归会恢复,被歪曲的历史会被颠倒过来。
1975年11月,中央领导的决定,他终于又回到中央音乐学院的领导岗位上,任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党委副书记。“四人帮”被粉碎以后,他被调到中央芭蕾舞团做领导工作,又以惊人的毅力和艰苦细微的工作,认真调查核实,拨乱反正,全面落实党的政策,为许多含冤多年的同志平反昭雪,焕发起他们多年的革命朝气。他团结同志一起抓创作,坚持一面清查,一面演出,受到文化部党组的表扬。他与剧团的演员同心同德,齐心合力,在广交会的一个月内,演出20几场,没有人叫苦抱怨。还恢复了芭蕾舞古典剧目《天鹅湖》和《美人鱼》的演出,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好的影响。关鹤童率领中央歌舞团出访拉美6国演出,历时半年,行程万余里,把中国人民的友善情谊带到各国,受到热烈欢迎,扩大了中国文化艺术在拉美的影响,也带回来了拉美人民的友谊。
1978年,关鹤童在文化部艺术局工作期间,组织领导了全国舞蹈调演和参加少数民族舞蹈调演的工作。
关鹤童是一个富于开拓精神的文化事业建设者。他善于白手起家,并着眼于未来。1981年,他接受党组的委托,组建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委员会,在他担任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司司长期间,他手把手的教给少儿司的同志如何做少儿文艺活动,如何为基层服务。由于他富有成效的领导工作,为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司的思想建设,业务建设以及党的作风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82年,关鹤童被调到文化部民族文化司担任司长,他坚决贯彻党的文艺方针,坚持大众、,民族化,革命化的方向,多方推动民族文化的发展。他一心一意地繁荣民族优秀文化,在短短的两年多的时间里,跑遍了(除西藏外)祖国边疆各少数民族地区,深入到最困难山区的民族村寨,了解存在的困难,发现先进的民族文化典型,在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召开了全国少数民族文化工作会议。又举行了全国乌兰牧骑调演,大大推动了民族地区文化事业的发展。
1984年10月,关鹤童离休后,任中国音协第四届理事、中国延安精神研究文化活动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国际文化传播中心副总干事长兼社会教育部主任、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协会理事、中国少数民族声乐协会会长、中国延安鲁艺校友会副秘书长、中国函授音乐学院副院长、聂耳冼星海学会理事、中国秦文学会会长和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理事。在这些社会团体岗位上,他继续发挥共产党员的作用。在中国少数民族声乐学会工作中,一如既往,为培训少数民族声乐人才,提倡民族声乐,培养能表达各族心声的青年歌唱家。积极筹备召开了两届全国性的少数民族声乐比赛。1988年12月,举行了全国第二届全国少数民族声乐比赛。中央电视台、中央广播电台播放了这次比赛的优秀节目,对推动和振兴各民族的声乐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发现并选拔出许多少数民族歌唱家。组织著名民族声乐教授王晶素的学生音乐会,表彰她30年来在民族声乐教学中的优异成绩。几年中还举行了烟台、吉林、开封、沈阳和北京等地多次声乐理论、教学、教材研讨会。
1986年他接受了文化部党史工作委员会的委托,负责鲁艺史料的征集工作。关鹤童怀着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把鲁艺革命传统发扬光大的迫切心情,全力投入了这项工作。为了加强鲁艺校友的联系,便于史料的回忆、搜集。他积极从事于鲁艺校友会的组联工作,终于把近2000名鲁艺校友通讯录印出来。他组织其他同志广泛发动校友写回忆录,编出50万字的《延安鲁艺五十年》史料。 关鹤童积极参加老一辈革命家领导的反击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多年来他目睹了资产阶级自由化否定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制度,否定党的革命文艺方针,传统和功绩,否定我们伟大的民族和民族文化,资产阶级文化泛滥成灾,关鹤童义愤填膺,怒不可遏,为祖国,为民族忧心忡忡。
1989年7月初,在北京召集鲁艺校友和声乐学会的部分理事分别座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批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讨论。具体帮助学会与民族学院共同开办了“歌唱艺术培训班”,为全国各地培养文化思想端正的少数民族歌唱家。积极参加了“唤起我美好的回忆的那些歌”的评选活动,参加发起和组织吕骥作品音乐会,成功的举行使他激动地说:“音乐会开成了,这就是我们的胜利!” 关鹤童身为锡伯族人,对民族有着深厚的感情,在本民族中享有很高的威望,他团结了族内各方面的人士,每年在民族节日中,都积极组织本民族同胞参加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联谊活动。对锡伯族族史的研究,也倾吐了他的心血,曾写出了有份量的关于锡伯族源的学术论文,发表于辽宁省民委主办的《满族研究》杂志。
关鹤童长期患高血压,脑血管硬化。但他仍是“小车不倒只管推”,“活着就干”的一心为公,舍己为人的拼搏精神支撑着。他承担了为纪念党的生日70周年,为举行全国革命史料征集展览,他积极从事鲁艺史料的编撰工作,坚持到4月上旬完成了一份1,6万字的《延安鲁艺史料展览提纲初稿》,在连续近两个月的超负荷奋斗之后,终于于4月21日下午,脑血管突然破裂,大面积脑溢血,经抢救无效而离驾鹤西去。
关鹤童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几十年来,无论是艰苦的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不论是顺境,还是逆境,他都是怀着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坚定信念和对祖国,对民族,对人民一颗火热的心,为着祖国和人民的解放和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事业,坚持不懈的埋头苦干,艰苦奋斗。对工作是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去,干一行,爱一行。他一生不为名利,严于律己,清正廉洁,从不奢侈。工作深入,广交朋友,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疾苦。在与危害社会主义国家、民族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的斗争中,不计个人得失,勇于斗争。关鹤童离休不离岗,战斗不已,努力贯彻党的方针政策。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是无私奉献的一生,是焦裕禄式的好干部,也是锡伯族的优秀儿女,他的光辉业绩永放光芒,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楷模,他的革命精神一定会鼓舞、激励锡伯人的后代,更好地为祖国的繁荣昌盛而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