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俊彦（1885年-1971年），字选庭，化名毅如、立川，奉天省（现为辽宁）开原县大湾屯人。
风华正茂
幼年时，国家多难，民不聊生。全家三代9口人，虽有薄田75亩，但收入微薄，除去苛捐杂税，所剩无几。关俊彦从小聪明好学，7岁入私塾,读书刻苦。1895年3月，因家庭经济拮据，入不敷出，被迫辍学。两年后，经他一再向父亲要求，叔叔们也帮助说情，才又继续上学。
1904年日俄两国在中国领土开战，战火从辽东半岛向辽北漫延，造成田园荒芜，饥民载道。关俊彦目睹列强横行霸道国土被蹂躏，人民遭涂炭的情景，他预感到已面临亡国之危。为了寻求救国之路，1905年秋与好友籍汉梁去开原城，到当地颇有名气的秀才傅文翰学馆读书。由于傅先生循循善诱，教诲有方，关俊彦接受了爱国爱民的思想。1907年春，他考入开原县立学校。9月考入奉天省立农业学堂，翌年10月毕业。由于学业名列第二名，被选中留校，派在园艺科任技术员，经营果木、蔬菜、花草、蚕桑等。
甘赴国忧
1910年7月，关俊彦应吉林省延边道初等农业学校邀请，到沿边办学。由于教育局对办农校只是应付，不热心支持，学校只好停办。就在这时，他接到北京政府工商部长（原奉天商业学校教师）陈振先的急电，拟推荐他为农林司技士，月薪165元。意想不到的高官厚禄，使多少人为之羡慕，可是关俊彦毫不动心，立即复信给同学籍汉梁，陈述“延吉急待开发，需要人才，当此关系重大之时，不应计较个人之得失，置延边百万生灵、大片国土于不顾，务请向陈师婉言致谢”。关俊彦的这一出人意外的举动，使延边各界人士一时传为佳话。
1915年，帝国主义列强疯狂地掀起瓜分中国的恶浪。日本帝国主义提出了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妄图并吞中国。中国人民为了挽救祖国危亡，开展了不屈不挠的斗争。袁世凯承认“二十一条”的消息传到吉林后，关俊彦与李锋、倪华山、任静忱等人，联合延边各县农工商界人士，举行示威游行反对“二十一条”。又于1916年通电声讨袁世凯的“洪宪帝制”，配合了全国的反袁斗争。
1919年3月14日至4月2日，关俊彦参加了李锋、李矗天、倪华山、任静忱等人发起的声援朝鲜反日民族独立运动。
1922年，关俊彦任图们江水利公司经理。为了收回“夹江”他正式向日方交涉，日本人被迫承认“夹江”是中国属地，保证不再越境向朝鲜农民收租。1924年8月，朝鲜北道独立党代表在左茂山开完会，决定派人到汉城开展活动，但只因没车船费用不能动身。关俊彦为支持朝鲜北道独立党开展活动，专程去山里鹤浦车站送钞票300元，并赠诗一首：
鹤浦停车晚，山乡泡苦茶。
村姑容掩映，野老话桑麻。
苛政猛于虎，流民失所家。
中朝欣携手，早日见光华。
1924年12月，关俊彦任和龙县教育局局长，直至1931年的7年。当时，和龙县教育界相当腐败,许多小学校长、教员吸鸦片，不务正业。关俊彦抱着兴学抗日的决心，要把延边建成一个抗日基地。他从招募人才、培养人才入手，聘请延边有爱国思想的优秀青年任教，改革弊端。1927年他聘请了北京香山慈幼师范班毕业生40多人，于1928年分两批到延边。他们到和龙，有的当校长，有的当教员，陆续把不称职的校长、教员一一换掉，使和龙县教育界补充了新的血液，面目为之一新。由于延吉海关奉令征收“二五”附加税，日本商人在日本官员唆使下，抗拒不缴，并捣毁了海关仓库，抢走货物。这些暴行激起延边四县人民的义愤，举行示威游行，并推举关俊彦、倪华山、姜渭清、孙善堂为代表，向日方据理交涉，迫使日商认错，赔礼道歉，缴纳税款，赔偿一切损失。
为了维护主权，伸张正义，关俊彦组织了话剧义演和募捐，用来购买印刷机，创办《民声报》。《民声报》的负责人是苏稚园、周东郊、孔佐民等人，都是中共党员，关俊彦被选为常委。当时，他以和龙县教育局长、《民声报》常委的双重身份领导社务。办报宗旨是外拒敌寇，内挞奸反。号召中朝人民团结起来，向日本帝国主义进行斗争。国民党为了监督关俊彦的行动，竟然把党部设在教育局隔壁。关俊彦毫不在乎，利用他的地位和声望，运用巧妙斗争方式，明里进行周旋，暗中支持教师罢教、学生罢课,农民扒铁路、除汉奸。有一次师生罢工被告密，县长熊伯群要搜捕师生，关俊彦当即坚决反对，保护了一些进步学生和老师转移外地。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关俊彦为寻求救国的道路，由地下党员李长青介绍，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反帝大同盟”。《民声报》被迫停刊。停刊那天，关俊彦慷慨激昂地说：“今天《民声报》停刊了，我个人将要离开延边，我的心永远不会忘记延边”。关俊彦在他签署的停刊辞中悲壮的写道“同人等明知覆巢之下，势无完卵，然犹与敌抗争，坚持数月，其间摒却敌人种种威胁、利诱。同仁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决不甘心俯首事敌也”。
志不苟营
1936年春，中国工农红军渡黄河东征。关俊彦在洪洞县李村目睹红军东进，行动神速，纪律严明，作风艰苦朴素，使他进一步认识了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认识到非进行革命不能挽救国家危亡，不参加共产党就不能更好从事革命。这年春天，关俊彦同董昆一、周玑璋通过各种关系，把被捕的中共党员王志杰、王吉人、李延年等人营救出狱。1936年6月返回北平。8月，他经李常青、董昆一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到1942年6月，他一直是以社会职业为掩护，积极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1936年8月，关俊彦到甘肃省平凉专员公署任秘书，并在东北军的军政人员中，秘密开展“团结抗日”的政治思想工作。“西安事变“后，原隆德县县长办理粮米不力被拘押。经东北军要求，由关俊彦代理隆德县县长。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一些零星小股部队被国民党67军截留，交县看管。关俊彦随收随放，达数百人。67军军长刘兴沛知道后大为不满，即令关俊彦停职。1937年3月，东北军从西北调走，关俊彦随东北军撤到甘肃后返回北平。他遂即接受组织派遣，打入伪冀东自治政府教科书编辑部，担任副主任、任初等教育股主任编审。翌年由于这个机构改为华北政委会教育总署直辖编审会，他任语文组主任编审，关俊彦利用主编、编审的职位，安排地下党员李文保担任语文组的编辑，开展和一些上层人士的联络工作，在教材内容的编辑上，本着“无损于我，拒敌于外，不利于敌”的原则进行。他们帮助抗日根据地购买电料、印刷器材、药品等敌人禁卖我方特缺的物资。
1942年6月，杨伯隶从根据地到北平聘请大学教授，不慎暴露身份而被捕，牵连了关俊彦的两位王姓领导人。二王被捕不久，先后叛变，将组织名单交给了敌人。关俊彦等20余人于7月2日相继被捕。
关俊彦被捕后，每天审讯两次，受尽各种酷刑，灌辣椒水、上电刑、老虎凳等，连续达30余天，身体被打的皮开肉绽，曾多次昏厥不省。但他顶住了敌人的残害和叛徒的劝降，毫不动摇”坚贞不屈。后被判刑3年。关俊彦在狱中，常利用放风时用“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一定要把身体保护好，这是我们革命的本钱“等话教育鼓励其他同志，坚持狱中斗争。他女儿如均每次送来馒头、咸菜等，他都分给其他难友吃。他还用充满抗日救国激情的七绝诗鼓励战友，诗中有“庐墓已墟头尚在，山河破碎血还多“的字句，浩气感人。
1944年10月10日，汪伪政权为了笼络人心，以“国庆纪念”为名，实行大赦，将刑满过半的予以假释。关俊彦在狱中已是2年零3个月，所以和其他战友陈涛、李文保、吴德雨、姬振祥、郭健夫等人同时出狱。1945年5月，他们见到了从解放区来北平养病的刘旭东，便问刘：“经商营业，暂时维持生活，待机寻找组织关系，是否可以？”刘答：“暂时维持可以”。于是姬振祥、齐兆伦与关俊彦一起组织大厦公司，表面上经商，实际上是和出狱难友一起为党工作。在日本投降前后，为营救在押人员，准备住处，筹集路费，为解放区购买盐、药品、橡胶制品、电讯器材，并成为地下交通联络点，输送进步青年到解放区参加抗战。
励精图治
“八一五”，日本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胜利了。9月下旬，中共北平市委书记刘仁在平西莲花寺先后4次接见了关俊彦、吕谔、姚先萌和王寿俊，详细审查了他们被捕的经过和被捕后的表现。11月初，关俊彦到沈阳见到了彭真，经东北局批准恢复了党籍，介绍到吉林省委并被派回延边。
1945年11月20日，第一次延边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并选举产生了吉林省延边政务委员会，宣布解散并接管了伪间岛省长尹泰东主持的“间岛临时政府”，成立吉林省延边行政监察专员公署，推选关俊彦为专员，董昆一为副专员。在这重大历史转折的关头，关俊彦、董昆一发表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延边行政监察专员公署《告延边同胞书》，公布了“彻底肃清日伪残余和土匪，实行民主平等和民族团结”为内容的十大施政方针，号召延边各族人民团结一致，为建设自由幸福的新延边而奋斗。
1948年6月17日，关俊彦受组织委派组建吉林省高等法院并担任院长。在艰苦条件下，开展吉林省解放区的司法审判工作。吉林省全境解放后，他协助党委积极筹建各县、市（旗）人民法院。到1949年底，全省已有2市1旗、14个县成立了人民法院，全面开展了人民政权的审判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1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镇压反革命运动。在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在公安、检察部门配合下，关俊彦率领省法院全体干部，指导全省各地人民法院投入了伟大的“镇反”斗争，充分发挥了审判工作的职能作用。1951年6月至9月的4个月时间，就依法惩办了汉奸、特务、政治土匪、反动武装分子、反动组织成员、叛变投敌及反革命杀人犯等，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对于巩固人民民主政权，保障社会秩序的安定，保卫革命和建设，支援抗美援朝战争的顺利进行，起到了重大作用。
1955年到1966年，关俊彦离开了法院，担任了吉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吉林省副省长、政协吉林省三届委员会副主席等职。在统一战线工作中，他坚决贯彻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方针、政策，为团结和推动民主党派、爱国人士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高风亮节
在他担任省民盟领导职务后，听说机关办公室用房紧张，他就把自己的住房让出一部分，还把省政府配给他的专用轿车交民盟机关作公车用。他说，民盟成员多数是些高级知识分子，他们是国家的宝贵财富，他们的时间非常宝贵，车子应该给他们用。1960年，有一次关俊彦得了重病，组织决定让他入院治疗。医生检查时，发现关俊彦的内衣已经破旧得不成样子，打了补钉。一位医生开始怀疑地问，他是谁呀，旁边警卫人员说：“这是关副省长”。在场人员感慨万千，并从中受到了教育。1965年，组织上决定为他粉刷修理住房。关俊彦听说铺地板、刷墙，得花300元，心痛得不得了，说家属住的地方不要再破费了。所以只叫刷他的办公室，客厅和警卫室及家属住的地方都没有修理。一天，吴德和于克到他家，发现了这一情况后说：“你是锡伯族，客人多，外宾多，还是搞一下好”。这样才铺上了地板，全部粉刷一遍。
在负责民委、统战工作期间，他经常带领科长和秘书亲自选择满族和回族聚居的扶余（今松原市）、锡伯族聚居的前旗调查。在扶余调查时，他亲自深入到大安湖生产队，晚上就睡在农家的土炕上，一连住了好几天，当地老百姓和干部深受教育。他不顾年老体弱，主动听取省工交部门关于全省公路建设情况的汇报，并带干部亲自深入到基层，察看长春到农安、农安到前旗的公路，帮助省交通厅筹集资金，在很短时间内开通了两条路线，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方便了群众。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关俊彦已经是81岁高龄的老人，行动已经很不方便。在自己处境十分困难情况下，仍然关心吉林省的建设和统战工作，使许多同志备受感动。不幸的是在1971年1月9日，他带着对党和国家命运的满腹忧虑，永远地离开了他为之奋斗一生的吉林人民，终年86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