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雨田（1915年-2003年）原名傅文钟，辽宁省新民县老河牛录人。1920年起在本村读小学，1924年起在新民县城读高小、师范中学，1927年夏到沈阳成城中学、平旦中学上学，1930年秋入沈阳第一高级中学学习。

军阀混战，民生凋敝，使他走上了革命的道路。1929年秋，他仅14岁，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互济会，从事党的秘密工作。1930年夏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积极投身抗日斗争，跟着一位共产党员在沈阳街头书写“驱逐日本帝国主义海陆空军出境”等标语。1931年9月，在北平（今北京） 任互济会交通员和共青团北平市委儿童局干事，在学生、工人、士兵中进行抗日救亡宣传，从事革命活动。1933年6月，因叛徒告密，年仅17岁的傅雨田就被国民党反动派拘捕入狱。在狱中党支部的领导下，与难友们一起同敌人进行了长达3年多针锋相对的斗争。面对严刑拷打和残酷审讯，他大义凛然，坚贞不屈，表现了崇高的革命气节。机智勇敢地传递党的情报，积极参加反“反省”和绝食斗争；在“狱中党校”学习革命理论，进一步增强了共产主义信念，提高了革命理论水平。经过狱中斗争的严格考验，1934年1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36年10月，傅雨田经党组织营救出狱，被分配到绥东前线兴和县工作。不久转到太原牺盟会市委，任中共中央北方局直接领导的山西省公开工作委员会委员，并先后任山西抗日牺牲救国同盟会常委、太原市委组织部长、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一纵队大队（营）教导员、总队（团）政委、纵队（旅）政治部主任、三纵队（旅）政委。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傅雨田遵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要求，充分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积极开展宣传、组织、武装群众工作，并带领部队英勇奋战。在战斗中负伤，血流不止也不下火线。终生在他小腿骨头里残留着敌人的手榴弹弹片。他作为优秀的政治工作者，为部队的建设和抗日斗争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1941年春，傅雨田赴延安。先后在军政学院和中央党校一部学习。1943年调中央党校二部工作，任秘书科长、组教科长。参加了延安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在整风运动中，他协助领导用“畅所欲言”的形式进行学习，在中央党校二部未出现所谓“抢救运动”中某些残酷斗争的严重后果，受到好评。1945年5月，作为正式代表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抗日战争胜利后，傅雨田随大批干部到东北工作。先后任中共辽宁省新民县委书记、新民中心县委书记、辽西一、五地委书记、省委后方工作委员会副书记。他在任期间和其他领导同志一起，在东北解放的伟大进程中，发动群众，开展生产自救，废除地主封建剥削，组织后方支前等工作，展现了他的领导才干。为巩固东北根据地、支援全国解放战争和建立新中国，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前夕和建国初期，傅雨田先后任辽西省委秘书长、省委副书记。在此期间，主持过辽西省委党校工作，担任土改工作团团长兼任省总工会主席。1952年7月至1955年12月，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直属长春市市委书记兼市长。他按照党的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到城市的要求，倾注心血、智慧和胆识，为医治战争创伤，巩固新生政权，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工作。

我国“一五” 计划156个重点项目建设时期，领导和指挥了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等一批重点项目的建设，亲自担任一汽项目的指挥长。他是我党较早熟悉城市工作和现代工业建设的领导干部之一。1956年1月至1958年9月，傅雨田担任国家城市建设总局副局长、中央城市建设部部长助理。

1958年10月，傅雨田调任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并先后兼任自治区建委主任和科委主任。他尊重科学，尊重知识，爱护人才。他经常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写过很多有价值的专题报告。在工业重点项目建设、城市规划布局和文教、科技事业等方面，以高度负责的精神，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为广西民族地区的稳定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至今仍受到当地群众干部的怀念。在“文化大革命”中，傅雨田受到诬陷和残酷迫害，但他始终保持了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始终相信党，相信人民，相信历史是公正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得到彻底平反。

1978年12月，傅雨田调任江西省委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1979年12月在恢复建立省人民政府时，被选为省政府常务副省长。他坚决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他怀着追回岁月的心情，不顾年逾花甲，夜以继日创造性的工作。为在江西贯彻落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促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他在全省农村工作改革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的决策上，主张正确，旗帜鲜明。他主持全省工交战线工作，认真贯彻中央“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在结构调整、扩大企业自主权、建立科学的规章制度、提高经济效益和加强工交战线思想政治工作等方面，提出了许多符合实际的意见。起到了很好的指导作用。对于当时煤电运的紧张和消费品短缺等薄弱环节，以及重点工程项目建设，他抓住不放，亲自协调，主持制定工作措施。多次深入贵溪冶炼厂、丰城煤矿等厂矿企业，调查研究，解决难点问题，还不顾年迈，下到矿井中，检查工作，慰问群众。在江西光学仪器厂等军工企业军转民的过程中，他果断决策，争取中央和各方面的支持，为江西一大批工业骨干企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1982年9月后，他还担任了省人事安排小组组长、省整党指导小组常务副组长的职务，为江西省大力推进干部队伍建设和党的建设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和心血。在1983年机构改革中，他认真执行党的干部路线和政策，向省委推荐了一批德才兼备、年富力强的优秀干部，为全省各级领导班子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不拘一格选人用人的视野和公道正派的作风，深得广大群众干部的钦佩和赞誉。

傅雨田经常说：“我们做工作，说到底是为群众办事，为人民谋幸福。所以，一定要时刻想着群众，尤其要关心人民群众的疾苦冷暖”。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不仅在自己的工作中倾注对人民群众的深情厚意，而且在日常生活中也如此。例如：在上下班的路上或出差的路上，遇有路边急病或受伤的群众，他总要工作人员先开车送人到医院然后再去赶路。他多次用自己的钱资助生病住院的群众和农村灾民。他经常在晚饭后一个人到离住处不远的工厂宿舍走访，了解职工的生产生活情况。1981年 11 月全国钨业科技工作会议在江西大余西华山钨矿召开期间，一位女职工要赶去福建前线与一军人结婚买不到车票而心急火燎时，傅雨田便让她坐自己的小车直接到南昌转车去福建。他还采取多种方式与广大群众广泛接触、交朋友。

傅雨田一生淡泊名利，严于律己，一身正气，两袖清风 。许多干部、职工和群众对他的评价是“清正廉明勤俭朴素的楷模”。1979年，江西曾产过庐山牌手表，因市场紧俏，有关部门给他这位主管工交工作的省委书记送来几张优购票，秘书向他汇报后他便说：“我不要，你们也别要；写封感谢信，把这些票原封送回去。”1979年8月，他到一个煤矿检查工作，午餐时，一看摆上了白酒便生气地对矿领导说：“不是说了吗？不上酒，四菜一汤，还要付款，怎么又上了酒呢？！”撤了酒他才开始进餐。傅雨田对自己的子女、亲友和身边工作人员要求十分严格，从不为他们谋取特殊照顾和待遇。他的一个在外地工作的女儿回来探亲，想到景德镇看看，顺便买点瓷器餐具，有人给写了封介绍信，他知道后则严厉批评，并把介绍信撕碎扔到地上。节日发给领导同志的电影票或戏票，他没空去看也不准子女去看，子女要看也得另外买票，更不准坐他的车子去看。他平时衣食住行很俭朴，安步当车，粗茶淡饭，布衣布鞋。大热天，一把蒲扇代替空调、电扇。有次江西美术出版社开展《小猕猴》夏令营活动，一位社长去他家请他去讲话，当时他衣着俭朴正在宿舍大门口扫地，这位社长一时竟以为他是环卫工人，便问他“傅书记是住在这里吗？”

为响应党的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推进领导干部新老交替的号召，傅雨田多次向中央写信，主动要求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1982年，他担任江西省顾问委员会筹备组组长后，负责筹备顾问委员会的工作，不遗余力地支持省委省政府的工作。无论在领导岗位上，还是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他始终如一地重视理论学习和研究工作，平时手不释卷，刻苦学习。他十分关心支持省直属的经济研究所的组建和研究工作，担任江西省经济学会会长一职。他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研究和探讨上，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并多次主持学术研讨，倡导解放思想，打破禁区。1989年，他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总结多年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特别是对经济理论和经济工作的思考，撰写了不少文章与工作意见、建议。晚年，还担任了《当代中国的江西》的主编、编审小组组长和《当代江西简史》主编，为共和国史学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十分关心年青一代的成长，关心人才培养和文化建设，是江西省第一所民办高校赣江大学的创立者，亲自担任董事会董事长。傅雨田也十分关心锡伯族的经济与文化的发展，十分关心家乡的经济与文化的发展。

傅雨田在74年的革命生涯中，对共产主义具有坚定的信念，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他虽几经坎坷，身处逆境，但百折不挠，从无抱怨，高风亮节，光明磊落，勤勤恳恳，生命不息，奋斗不止。最终病倒在工作之中。他在患病住院的日子里，他以惊人的意志与病魔斗争，坚持学习。仍然时刻关心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关心党风廉政建设，关心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奉献了毕生的精力。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无愧为中国共产党的老党员、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忠诚战士、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刘国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