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自前清乾隆二十年代以至今日二百余年来，戍守于新疆省伊犁之锡伯族，原为鲜卑后裔。鲜卑族在中国历史上屡屡出现，且有辉煌之业绩，其详细史迹，兹不复赘。后传至清太祖征伐叶赫时，叶赫、哈达、乌拉、辉发、蒙古、锡伯、卦尔察、纳殷、珠舍哩等九部联盟，帮助叶赫对抗太祖，及兵败之后，锡伯部渡至嫩江西岸，与蒙古毗连而居，直至康熙三十七年锡伯贝勒爱顿率领所属首领五十人进京，朝觐圣祖皇帝，圣祖知悉锡伯族语言与满洲语同，始知原为同族，因此立刻下圣旨，迁至奉天省锦州、旅顺、大连、熊岳、开平、盛京、凤凰城、公主岭、铁岭、开原、抚顺、牛庄、辽阳等十三个城分驻，称曰新满洲。

 一、锡伯族遣戍伊犁

 乾隆二十年、二十一年间，朝廷先后派班第、兆惠至西疆讨平匪首达瓦齐、阿睦尔撒纳等，继之为要派去官兵驻防伊犁，由奉天省十三个城所住之锡伯族内挑选一千零八人连同眷属派驻伊犁驻防。该爱曼(部)官兵于乾隆廿九年先后皆至伊犁之后，使驻伊犁河南岸一带地方，分配土地，编为八旗，设领队大臣、总管佐领等办理旗务并兼理防守边界之事。翌年，因于喀什噶尔军事紧急，锡伯、索伦两爱曼中派骑兵一千援助南疆，该军团越过喀拉库尔达坂兼程前进与大军团会合，并充先锋，奋勇作战，将匪首霍集占之兵击败，尾追杀戮，至阿富汗西北巴达克山中，将匪户口全行俘获。

 此次战役将巴达克山、克什米尔等处划入吾国版图之内。至嘉庆时霍集占之子张格尔为报父仇，率领匪军数万，由安集延境出发(今日俄境)，入侵我境，因此南疆之喀什噶尔、叶尔羌等城陷落，贼势愈大，各处城市纷纷闻风响应，未及数月南疆各城几皆丧失。伊犁将军长龄派锡伯营总管额勒古伦率领锡伯、索伦两营精锐骑兵一千赴援南疆。

 总管额尔古伦之兵行至南疆巴楚所属地方，在浑巴什河北岸正遇贼军，遂奋战击败，逐奔追北，未数日即至喀什噶尔，恢复该城，张格尔率所属部队窜入铁盖山、将山口(铁盖山在阿富汗境内)挡住以阻我军，锡伯骑兵冒险冲入山内击溃敌兵，甲兵讷松阿、舒兴阿掩入将匪首张格尔活捉，献俘于伊犁将军长龄，从此南疆各城续皆平服。战争时出力官兵，长龄分别奏请奖赏，总管额尔古伦赏头品顶戴、封勇号，名入紫光阁以表功绩；甲兵讷松阿、舒兴阿亦因活捉张格尔之功，亦入名紫光阁。总管额尔古伦前后立大功，遂任钦差大臣，驻喀什噶尔城管辖南疆各城。 

 自从乾隆年间平定西疆后，遣八旗官兵移戍伊犁以来，派锡伯、索伦两营骑兵一千，戍守南疆之喀什噶尔，北疆之塔尔巴哈台，三年更替一次，又索伦官兵驻戍伊犁以来，死于各种瘟疫与战役者甚多，嘉庆、道光年间，自锡伯营两次迁移数百户至索伦营补充。

 二、一面防边一面耕种（寓兵于农）

 锡伯族自从乾隆年间驻防伊犁，直至同治三年正一百年，其间除派赴南北疆戍守外，在中俄边境设立边卡，派官兵数百防守边界，每三月一换防，防守边界之事归领队大臣指挥，八旗之事由总管管理，卡伦官兵所用军面由锡伯营供应，惟有军械、盐菜银两由将军处发给，如此办理，直至民国廿七年始予裁撤。

 锡伯族初驻伊犁河南岸一带地方之后，分编八旗，每旗筑一城，一面种地一面服兵役而生活，但因灌田之水不足，于乾隆卅几年，由锡伯兵民合力，由伊犁河口挖一大水渠，种五谷，食粮乃足，如此耕种至嘉庆七年锡伯营总管图伯特认为大水渠所灌田地，由于连年耕种之故，业已贫瘠，于是使用全营兵民之力，另开水渠，经七年时间乃成，开垦十余万亩地，渠长一百七十余里，工程之大，不仅在伊犁是一大工程，即在新疆全省亦为少见之工程。该渠口亦开自伊犁河，旁近塔兰奇察布查尔村地方，因此称为察布查尔渠，自从开了此渠，锡伯族之耕种发达，生活富裕，大有兴盛之势。

 三、同治三年遭遇战争

 同治三年新疆南北二路之维吾尔人彼此会商，先在库车发难围城，并拦阻冰达坂、喀拉库尔达坂以断通往伊犁之路。领队大臣萨凌阿(锡伯人)困在城中，内无粮食，外无援军，遂与全家大小放火自焚(萨凌阿即是前驻喀什噶尔钦差大臣额尔古伦之子)。库车城既失，南路各城维吾尔人皆起而联合叛变，因此所有戍守之军队皆已阵亡。 

 南疆完全陷落之后，北疆之维吾尔人亦乘白彦虎之乱在伊犁、塔城两处作乱，攻击各城两年有余，此时外无援军，内无食粮，各城终于丧失，喀什噶尔、塔尔巴哈台两处戍守之锡伯、索伦一千骑兵悉数前后阵亡。

 初伊犁回子 (汉回亦称东干)维吾尔人集合十万之众攻取固尔扎城（伊宁）截断粮道，来攻大城(惠远)，将军明绪命令锡伯、索伦两爱曼总管德格图、安杜门都速予剿平叛乱，于是锡伯爱曼总管德格图于同年六月率领一千骑兵涉水渡伊犁河，将近大城时，适索伦爱曼总管安杜门都亦率骑兵一千到达，两军由两面夹击北郊之回子时，索伦爱曼总管安杜门都阵亡，德格图指挥两爱曼之兵，努力杀贼，遂将北郊贼众予以扫荡而解城围。无如城内既绝粮草，外又无援军，北疆回子又增加数万人前来攻击，此更助长伊犁贼势，攻取了巴彦岱城后，复围大城惠远(将军驻城)。 

 德格图连战两年，官兵泰半阵亡，即其本人亦于同治四年阵亡。将军明绪又任命锡伯营佐领喀尔莽阿为总管，管理锡伯爱曼军民，并挑选健壮之兵丁准备救援大城之时，不料大城失守，于是贼势更张，西去攻击索伦营，索伦营官兵派赴南北二疆戍守之五百人马既俱阵亡，伊犁发生变乱之后，派赴大城救援之五百人马在两年之中几皆先后阵亡殆尽，留于爱曼之精壮之兵不逾一千，何以能抵御数万强敌？而况索伦营地居平原，四周并无险要可守之处，卒于同治五年冬全营官兵及人民进入俄境，假道俄国前赴塔尔巴哈台(塔城)。 

 彼时正值阿尔泰承化寺之贡嘎札拉克逊呼图克图(察汗活佛)率领数千蒙古骑兵至塔尔巴哈台，与回贼作战，未数月即将贼众驱出境外，而恢复塔尔巴哈台各城，因而索伦营官兵人民得以进入塔尔巴哈台从事农耕为生。锡伯营则以南面五宗山(汗腾格里山)为屏藩与额鲁特爱曼据险而守，保护自己，因而贼众未能如何。 

 四、锡伯族在东路种公田（军屯田）以供应大军军粮

 同治十年俄国七河省总督喀尔帕阔夫斯基带兵占领伊犁之后，总管喀尔莽阿将军将伊犁失陷之前后情形，由俄道奏报朝廷，朝廷乃知悉伊犁之一切情形，遂任喀尔莽阿为察哈尔营领队大臣，办理军屯事宜，并命兼理伊犁事宜，于是领队大臣喀尔莽阿即刻去任察哈尔营领队大臣之职，传令召集锡伯营官兵五百人，先修兵营，一方面准备了耕牛籽种，开始耕种，嗣将历年收获之粮食存储，以备大军需用。

 彼时陕甘之乱尚未平息，朝廷无暇西顾，故伊犁各营钱粮已停发数年，即在察哈尔营种田官兵亦分文未给。昔闻父老传言，领队大臣喀尔莽阿第一年所种之粮食萌芽时，即被蝗虫所食，寸草未留，当年种田官兵吃树皮以充饥，裹残毡以御寒，虽手足胼胝，未或懈怠。是年冬喀尔莽阿将家眷之首饰衣物出售，由俄国购买小麦籽种，第二年大量耕种，幸而是年粮食丰收，由此一连五、六年丰收，得以存储甚多粮食。回忆彼时锡伯营官兵为国家效力，虽屡遭天灾人祸，始终忍饥耐寒，只知保卫国土，忠勤耕种公田，由此可知其国家观念浓厚也。

 同治四年伊犁将军明绪派赴俄国之参赞大臣荣全，及伊犁失陷，即由俄国前赴塔尔巴哈台与察汗活佛会合防守塔尔巴哈台，及俄国兵进入伊犁，亦由俄道奏报朝廷，由伊犁锡伯索伦两营征调六百官兵，至塔城所属车排子等地方，种公田专为储备军粮。左宗棠大军平定甘肃匪乱之后，继之将新疆东路哈密起沿途各城招降。曾纪泽等至俄国京城圣彼得堡交涉，交还伊犁事宜之结果，所以踌躇未遽进兵。独有东路大军数万人马之军粮草料都由参赞大臣荣全、领队大臣喀尔莽阿等所经营之公田供应，设无荣全、喀尔莽阿等公田之种，则进行大军实为困难，何以如此则东路自哈密、镇西起，西至伊犁境，各城官兵人民皆陷贼手，实无供应军粮之处，幸而有荣全、喀尔莽阿等之公田积囤之粮食，东路军粮未感困难。

 光绪七年朝廷与俄国签订伊犁条约，先派参赞大臣升泰接收，八年，将军金顺率大军进入伊犁之后，重新整编各营旗，将伊犁 (指察哈尔营)塔城两处军屯之锡伯营官兵俱皆撤回。最堪惋惜者，领队大臣喀尔莽阿进入伊犁途中，行至察哈尔札木彦布拉克地方，不料为贼党刺死，朝廷念其劳苦功高，追封建威将军。 

 将军金顺重建满营时，因旧满营官兵过少之故，奏准将锡伯营数百户(大约六百户)迁至惠远城，又编为八旗，称为新满营。自嘉庆年起连此次为止，锡伯营人两次移至索伦营，一次移至惠远城，共计三次迁移之户口一千几百户，由此观之锡伯族于乾隆二十九年，遣戍伊犁以来二百余年间，人口繁殖实在不少。 

 锡伯族除防守边卡，当旗内差事外，尚派两营兵驻特固斯塔留(巩留)军屯，所收粮食，顺伊犁河流运至惠远城，供应惠远城官兵，如此直至民国成立乃始停止军屯，防守边卡之事依旧执行，至民国廿七年改立县制之后始停止。 

 五、民国成立后锡伯族依旧服兵役

 锡伯族自乾隆年间遣戍伊犁以来，在新疆南北二路永远各派六百官兵更替戍守，负责防卫边境，每逢南北二路发生军事，锡伯骑兵都奋勇杀敌，一百余年来前后阵亡之锡伯兵数以万计，此即锡伯族人丁减少之原因也欤？

 民国成立以后伊犁陆军惟由锡伯、索伦、察哈尔、额鲁特四爱曼征兵训练，但其中察哈尔、额鲁特两爱曼人因为一向习惯于逐水草而居，放牧于凉爽之处，在城市不能耐热，因减少其征兵名额，而增加锡伯征兵名额。自民国元年至卅三年为止先后由锡伯营所征之兵亦以万计。

 民国廿年东疆哈密发生军事，省城派军进剿数次失利之后，遂调伊犁军队进剿，其中泰半皆为锡伯兵，嗣虽剿平贼众，但因连年战争两千锡伯兵几皆牺牲殆尽，虽有少许生还俱皆伤残不堪，当时之督办公署整编军队时勒令遣散，但并未送回故乡，因此此一部分数百人，流浪各城市中，数年后多半困于疾病而死亡。因忆锡伯族自乾隆年间遣戍伊犁迄至今日二百余年来，为国家防守边境，作战阵亡，新疆各处都有他们的埋骨之处，彼等之鲜血亦洒遍全疆！

 六、锡伯族拦截伊犁河筑水坝

 锡伯爱曼官兵及人民灌溉农田之水，依靠大渠及察布查尔渠之水，大渠种水稻，察布查尔渠之水种麦、黍、稷、菽等农作物，此两渠中，察布查尔渠之工程浩大，耕地面积有十余万亩，渠长一百余里。

 每年察布查尔渠淤积之故，为了疏浚，每于春季派壮丁五六百人工作月余，秋季则又加倍工作，察布查尔渠实乃关系锡伯族之生命也。不料民国十年伊犁河流改道，将察布查尔渠口堤岸完全毁坏，犹如祸从天降，锡伯族震骇恐惧无以为计，时该营领队大臣富勒祜伦以为察布查尔渠关系全营存亡，及鼓励全营官兵人民努力奋斗，自力更生，用自己力量解决问题，并将公家所存白银数万两、黄金数百两拨出，一方面聘请工程师测量察布查尔渠口，自伊犁河开口处的地形土壤，并计算需要多少人工、器材、木、铁、石、柳条等物之后，即由本营征召人工八百，马牛车五百辆，此尚不足又由邻近塔兰奇村(维吾尔人)雇用人工及车辆运集木、石等物，并招雇数百铁木工，经两年余之时间，始将水坝筑成，引伊犁河水入察布查尔渠，大功乃告完成。伊犁乃著名之大河流，将其河流横断堵截诚属不易也。从此锡伯族能以安居乐业，皆赖领队大臣富勒祜伦之领导有方，与夫全营人民之合作无间之功。富公为宣统年间钦命之领队大臣。 

 七、锡伯爱曼所驻地方及生活习惯

 锡伯爱曼所居地点，北面至伊犁河南岸，南至五宗套山之北麓(汗腾格里山)西面与俄国接壤，东面与(维吾尔)村庄海努克、札胡斯泰、塔石布拉克等处毗连，东西一百五十余里，南北约百里，其面积一万五千平方里，现有之三万锡伯人一平方里只有二人，虽然如此戈壁滩碱地占去十分之六，靠近伊犁河岸一带地方都是树林或是苇湖，或是潮湿地又占去十分之二，可耕之地不过十分之二，况且灌溉之水利甚为缺少，上下农田灌溉之水，平地之田(下田)则赖察布查尔渠及大渠两条渠之水，上面山地之田，则赖多兰图、阿伯萨塔尔、大博罗、小博罗等处山水灌溉，近年来由于水源缺乏，农作物每年歉收，人民生活程度随之降低，因而有不少的人畜养牲畜为副业，藉其滋生而维持生活。 

 锡伯族之文化习俗，与东三省满族完全相同，每一旗都奉祀关帝庙、孔子庙外尚供奉其它诸神，饮食衣着大体与汉族同，但因近世纪来教育进步，人民知识已开，对鬼神之说已不迷信。孝顺父母，兄友弟恭，妯娌和睦之道，迄未稍改，譬如：父母用餐时男儿则侍立于旁招待一切，媳妇则送饭菜，为媳妇者不但不能坐在公公前面，即在大伯面前亦不能就坐，青年人在街上遇见年老者收手站立路旁，俟年长者走过之后才行走，或骑马或坐车走路时，如遇年老者，即刻下马下车让年老者先过去。

 锡伯族男人则种地，女人则种蔬菜外，还在自己院中养猪、鸭、鸡等六畜以助家用，所以除布匹外皆能自给，无论贫富皆重节俭，虽仕宦富贵之家不用绸缎做被面。本旗内如发生互相控告之事，绝无行贿赂之恶习，即当官员者亦以收贿赂为莫大耻辱，锡伯族中不行贿赂之善良风俗，非始自近代始，乃世代相传历史悠久矣。

 民国成立以来，新疆距离内地遥远，交通不便之际，伊犁军事当局为求忠实可靠，专在锡伯、索伦、察哈尔、额鲁特四爱曼征兵，因之年青人无成家立业之机会，被迫逃避兵役，随之将其父兄抓进兵营，因此不仅田地荒芜，即其妻子亦失依靠，于是锡伯、索伦两族人，在卅一年中减少男女人口数以万千，锡伯族因当兵而人口减少之情形，新疆各族人无不知之，实乃新疆之政治逼迫致此，所可惜者，民国卅三年，中央政府始直接治理新疆，各民族正庆将享太平之际，不料伊犁暴民暴动占领伊犁，锡伯族又陷入水深火热中！

 八、锡伯族之教育

 锡伯族一向重视教育，每一牛录设一公立学校，初则教满文，继教汉文，每年挑选优秀者至惠远城或伊宁城入校读书，及至光绪年间益加重视教育，选旗立学校毕业学生中之优秀者送惠远城养正学堂，新文学校、武备讲武堂等校以资深造，又以公费派赴俄国者亦不少，(此一批学生中有数人毕业于圣彼得堡大学、托木斯克工业大学，杨增新、金树仁时代在新疆办外交者泰半为此批学生)时新边五领馆领事五人中，锡伯人即占三人(新边五领馆设立之初，经费由新疆省政府筹措，故可向外交部推荐人选)。 

 民国成立以后，益重教育，除在伊犁受教育外又赴省城迪化深造，赴俄国留学，在内地(南京、北平)求学者亦复不少，锡伯族教育较比当地任何民族当无逊色。 

 九、最后赘言

 满洲民族是由多种部落结合而构成的，而且满洲这一名称出现甚晚，大约在太祖努尔哈赤时代才有的，锡伯族乃构成满族的一份子。

 我在北平求学时，我们学校就座落在东城东总布胡同，旁边就是前清考场（贡院），这一带地方所驻的旗人，都是锡伯八旗，我们学校的教务长唐嘉祥先生就是锡伯八旗的人，据他说，满清入关时，征调各部落兵丁，只要够一旗一营即便开入关内作战，俟战争结束后即令驻在京内或驻外省，所以说关内驻防八旗内，关外任何部落的都有，非仅爱新觉罗一部也。

 锡伯族在乾隆廿年代，自奉天迁戍新疆伊犁，迄已二百余年，在此漫长岁月中，虽曾遭遇无数次的大小变乱，而卒能保持完好未被消灭，尤其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始终保持满洲人之原始形态，说者谓一奇迹，但这并不是偶然，实有它的一番道理存在，因为锡伯族所居之地，周围都是其它民族，所以无时不在提高警觉，并始终保持战斗精神，但就这样每遇变乱，险象环生，所幸锡伯族乃一和平而勇敢的民族，每能发挥智慧，坚强不屈，因此所有难关都平安渡过，以三数万少数的人，在多变的新疆，迄今屹立于世未被消灭或同化，世所谓奇迹者盖指此欤！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满清政府眼见东北满洲人日渐汉化，故为欲保护这一部分人不再汉化起见，划锡伯营地区为“封锁区”，不准其它族人自由来往，这样才保持了锡伯族的语言文化、风俗习惯未被同化。前清同治五年伊犁回变时曾有数十家锡伯人逃难到俄国喀帕尔地方（靠近新疆边境），苏俄革命后不堪其虐政又回来了，幸而未被俄化，希望现在逃至苏俄的这些人，有一天亦同样同返祖国就好啦！ 

 满清乾隆帝将锡伯族由奉天省移戍伊犁时，编为边防军，兵额1008名，并准携带眷属，自奉天起行时都坐的二轮牛车，由奉天经由热河转入蒙古地，经过内外蒙古(大小草地)而至阿尔泰，然后经由塔城到达伊犁。在路途中整走了三年，颠沛困苦，辛劳备尝，内中有心人将沿途发生情形写日记编歌曲，内容极为瑰丽动人，成为锡伯之重要文献。传言初乾隆帝规定这批边防军到伊犁后三年一换防，故锡伯族人至伊犁后，恋念故乡无心久居，又见伊犁在兵燹之余，久已人烟绝迹，伊犁河两岸森林内充满各种野兽，伊犁河中的鱼可以手捞而获，遂立意渔猎为生，度过三年期限，然后返回故乡。 

 时有青年图克山（图伯特）者人极聪明，原随其父至伊犁，他洞察乾隆帝三年一换防之谕令，乃诱使锡伯族来伊之借口，故力辟众议，倡开察布查尔渠，寓兵于农以求生活之安定，有志者事竟成，及其升任锡伯营总管朝觐乾隆帝时，奏请开挖察布查尔渠，施行军屯制度，以立永久之基，此正合乾隆之意，遂获照准，并由国库拨发若干万两纹银，作为工程费用以促其成。军屯制度寓兵于农，乃最适合于边疆之军事制度，如善为应用，即今日亦不失为一良好制度。

 要知伊犁之锡伯人乃为满洲民族中，迄今惟一保持固有语言文字风俗习惯者。尝闻人言：“国内少数民族皆应同化为一个民族”，我独不然其说，因为一个民族自有人类以来即世代相传而至今日，何可同化于他族，而成历史罪人！故我主张各个民族间应保持“大同小异”的关系，每个民族仍应保持其固有的语言文字、生活习惯、文化传统、民族特性，大可不必一定同化于其它民族以求划一，因为一个大国有多数不同的民族，乃显其多彩多姿，更进而在同一目标下，诚能精诚团结，合力建设共同的国家不更伟大吗？何况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尊心，天生爱他自己的民族，决不有意的同化于其它民族，至由于特殊原因，自然同化，亦无可如何，如满洲民族进关之后分驻各省，久之不觉之中同化于汉族，但即是语言同化，民族意识并末消失，今日世界上某一民族说另外一个民族之语言者不乏其例，所以某一民族语言之消失，并不能说某一民族亦消失了。硬性同化只能加重兄弟民族间之纠纷，实非国家之福，抑亦违背人类的自然发展法则。 

 我一面以作中国人为荣，抑亦以三数万未被同化之锡伯族为骄傲，民族感情如此重要，藉比可见端倪，何况爱本族与爱国家并无冲突也。

（注：本文讲述者为巳故中华民国立法委员广禄先生，1971年12月广禄先生用满语于在东亚阿尔泰学会第四届会议上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