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755年（清乾隆二十年），清军最后平息了西蒙古准噶尔部头目的叛乱，紧接着又平定了南疆的大小和卓的叛乱。1762年，在伊犁建立了将军府统辖新疆（当时包括巴尔喀什湖以东和以南地区）。这个时候在新疆虽己有满、汉、蒙古及索伦官兵驻守，但仍感兵力不足。因此，清政府决定从东北地区再抽调弁兵，增强大西北的防务。1764年（清乾隆二十九年）农历四月，从盛京所属的沈阳、辽阳、开原、义州、风城、熊岳、复州、金州、锦州、岫岩、广宁、盖州、兴京、牛庄、海城、抚顺、松岭子等十七个城乡里抽调锡伯族官兵1020名（其中防御十名、骁骑一名、披甲一千名）连同眷属共3275人迁移到伊犁一带驻防。按照索伦等迁驻之例，他们分两批出，第一批于1764年农历四月十日由满族协领阿不古朗带领启程，次年的七月二十日到达芦草沟；第二批于1764年农历四月十九日，由满洲城守尉噶尔赛率领启程，次年的七月二十二日也抵达芦草沟。他们都住在芦草沟西北方面靠北山脚下过了冬季。他们所住过的地方至今还叫做“锡伯图”（即锡伯人住地之意）。

 1764年初初夏，农历四月十八日那天，在东北辽宁省沈阳市北门外的一座“锡伯家庙”(即太平寺)里，有数千名锡伯族男女老少，聚集在一起共进分别的野餐。这就是为了保卫和开发西北边疆清朝政抽调锡伯族官兵，连同眷属启程进驻新疆前夕的一次聚会。锡伯民族作为中华民族的一个成员，为了祖国毅然决然地背井离乡踏遍北路草地，步行万余里，来到当时人烟稀少的伊犁河谷驻防。虽然锡伯民族人口较少，但是却勇敢地承担了这样的重任。这是一项光荣的历史使命，也是锡伯民旅的骄傲！

 可是啊，世世代代相处在一起的至亲好友，一旦各分东西，奔向天各一方，怎不叫人依依借别！世代劳动生息，相依为命的故乡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怎不叫人留恋呢？谁人没有三亲六故?谁人没有房舍家园?为了祖国的边防，需要忍痛分手。他们明天就要踏上征途了，左邻右舍恋恋不舍，兄弟姐妹难舍难分。但为了保卫祖国边防，开发西北边疆，他们揩干了眼泪，相互勉励彼此祝愿。就在这悲欢交集的人群里，有一位年满十岁的体质健康，聪明伶俐的少年，也在随其父母整装待发。他的乳名叫图克善（满语意为牛犊），学名叫图伯特，姓伊拉里氏。1755年（清乾隆二十年）五月初八日出生在沈阳西北郊的锡伯族村屯里。几天以前他还是和一群少年一起放牛在山坡上的顽童。今天随军西行，同父辈们一起奔向守卫祖国西大门的岗位。在不久的几年后，他也要应试入伍，成为一名勇敢的披甲，和父辈一样，骑上骏马，带上弓箭，日夜巡守在祖国不可侵犯的西北边境。

 1766年（清乾隆三十一年）农历正月，锡伯族军民又被伊犁将军等调驻伊犁河南岸，（即今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由于长途跋涉，途中的死亡，人数大为减少，于是由原来的十个扎兰缩编为六个牛录。到了三十二年，又增编了二旗，共为八旗组成锡伯营八个牛录。图伯特一家被编入在正黄旗（即二牛录）里。

 当时锡伯营同额鲁特营、察哈尔营、索伦营通称为“外八旗”，以别于“内八旗”。后来清朝政府就发给了籽种耕畜，让他们自种自食，对锡伯营官兵不再发放口粮了。

 那时，伊犁河南岸是一片荒野，仅在霍集格尔布拉克和海努克等地水溪旁边，有准噶尔时代的宫殿、庙宇废墟或少部分塔兰奇垦种的田亩遗迹。锡伯营这选择了沿河南岸的可耕之区，定居下来。

 锡伯族西迁伊犁时，清政府允许六十年后调回原籍。时过三十年了，一切事实证明，满六十年后调回原籍是一个骗局。这个骗局已被锡伯族人民所识破。所以，为了民族的继续生存和永远保卫祖国的神圣边疆，从长远利益着眼，他们在伊犁河南岸疏浚了准噶尔时代的一条旧有的长达一百八十余里长的大渠，叫绰合尔渠，引水灌田。因为沿渠水的大片地形，“渠北地隘虑在无田，渠南阳崖，患在无水” (见徐松著《西域水道记》)，故只开垦了万余亩土地。这时锡伯营人口已繁殖到七千余人，靠万亩土地已经不能满足口粮供应。摆在锡伯族官兵面前唯一的一条路，就是另外开渠，扩大耕地面积，大力发展农业生产，以维持全族的生计。但是，还是些人，看不清形势，天真地相信六十年后返回原籍的虚假诺言。

 在这关键时刻，也正是十岁那年，随军而来的图伯特早已成长起来。他从十八岁那年应试而成为披甲，在牛录当差勤奋，平时又努力学习，注意研究历史、地理。公余时问，从事农耕，这样逐渐从领催、防御、佐领、副总管等官级升移为锡伯营总管了。当时图伯特巳意识到锡伯军民不能再梦想返回原籍，要继续生存下去，就得兴修水利，大力垦荒造田，发展农业生产。图伯特身负这样一项重天的历史使命，费尽心血，废寝忘食，为锡伯营全体军民的眼前生计以及民族的子孙后代，寻找一条可行之路。他的前任，也曾多次开过别的渠道，由于选择地形不当，计划、组织等不周，尤其是由于官僚集团内部意见不一致，前后都遭到了失败。但是，锡伯族人民没有向困难低头，更没有因失败而灰心，为了民族的存亡，为了祖国神圣边疆，仍然坚持要修渠开垦，屯垦戊边。

 这时的图伯特已是四十七岁的人了，军营生活，西迁途中的千辛万苦，都磨炼了他。他以政治家的眼光，观察内外形势和客观实际，以科学的态度，充分研究了伊犁河以南的地形土壤等自然条件。当时察布查尔地区的情况，除了依靠仅有的几十条泉水和夏季的山洪水外，再没有别的水源。泉水和洪水，都满足不了生产的需要。在这样的情况下，图伯特倾听人民的意见，踏遍伊犁河以南的所有地方，比试过各种各样的土墩，以选定修渠的路线。最后他下定决心，坚持采纳了人民群众的意见，坚决主张兴修水利，垦荒造田，以造福后代。可是代表锡伯族统治阶级利益的以副总管索尔代为首的官吏们却都起来反对，阻挠开挖，并上书伊犁将军陷害图伯特。但是，具有远见的总管图伯特，在人民群众的支特下，理直气壮地向伊犁将军申诉了兴修水利，垦荒造田对巩固边防与国计民生的重大意义。并以九族担保，保证七年之内完工。从而得到了伊犁将军松筠的同意，并于1802年（清嘉庆七年），即锡伯族西迁以后的第三十七年农历十耳正式兴工开挖“察布查尔布哈”（布哈，锡伯语意为大渠)。

 图伯特经过再三的勘察地形之后，创议于“察布查尔山口凿渠，南引伊犁河水灌田”。渠工开始的时候、锡伯族总人口为七千余人。在劳动力不多，工程又艰巨的情况下，将八牛录分编成为两个大队，共四百个劳功力，春秋分期换工。渠道因地制宜，边挖渠边耕种，开一段就引一段水进行耕种，当年开挖当年收益。这样不仅解决了渠道试水问题，也解决了劳动力的口粮问题，减轻了人民群众的负担。渠工开始之后，总管图伯特就赴工地，不分昼夜，不惮疲劳，遇事和老农共同研究。白天指挥劳动，夜晚则率领部分办事人员，用香火测量地形，钉桩，标明翌日开挖的渠道路线。人民群众目睹图伯特公而忘私、不辞劳苦的情景、更是千劲十足。

 锡伯族军民，在总管图伯特的率领下，齐心合力，终于在1808（清嘉庆十三年）挖成了深一丈，宽一丈二尺，长达二百余里的察布查尔布哈。

 察布查尔布哈一经建成人民欢欣鼓舞，生产积极性十分高涨，很快就开垦了78.704亩土地。以后又逐渐增多，乃至今日已开垦了30余万亩农田。这时，沿伊犁河南岸居住的几个牛录，也先后迁到察布查尔大渠南北两岸修筑城堡宁居下来。从此，在一片荒无人烟的原野上，出现了村落相望，阡陌相连的居民区。锡伦族人民更加奋发图强，努力垦荒庄稼，年年丰收，使军民生计大为改善。伊犁将军将图伯特的功劳奏报清朝皇帝后，清朝皇帝也赞赏他的功德，于1809年(嘉庆十四年)令其进京朝观，绘图紫光阁。图伯特进京时，带去察布查尔地区的十多种土壤，向嘉庆皇帘一一介绍了各色土壤的性质，宜种何种作物，以及怎样发展农业生产的远景计划。后来，锡伯族的兴修水利，垦荒种田发展农业生产等等，已成为伊犁地区各营军民的范例，正如《大清今典事例》所云：“锡伯部落官兵人等，专意务农，生计充裕，而伊犁满州兵了六千名，驻防年久，户口孳生，家计穷乏，不若令伊等照锡伯之例耕种”。《新疆识略》又说：“……满族……应照锡伯，屯种之例，按名分给地亩，各令自耕自食，某人耕者，即为某人世产。查锡伯营向无官给口粮，均系自耕自食……”。

 图伯特朝观之后，重返东北故乡省亲，向乡亲们汇报了西迁锡伯族在伊犁驻屯的情况。他在返回伊犁的途中，受任为塔尔巴哈台领队的大臣。他在巴尔鲁克任职的五年，又是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的五年。后来积劳成疾，患有严重的关节炎症，行动不便。故卸任回乡，于公元1823年（清道光三年），在正黄旗（二牛录）家里逝世享年六十九岁。

 察布查尔大渠是新疆的锡伯族人民的生命线。所以，锡伯族人民赞美它、歌颂它，把它比作自己的母亲。为了纪念图伯特倡导开渠的功绩，锡伯族人民自动建立“图公生祠”。在大渠龙口和七牛录等地，都建有图公祠堂，直到解放初期，每年春秋两季都举行祭祀。

 图伯特是锡伯族人民长期怀念的一位杰出的历史人物，关  于他的生平事绩和贡献，在锡伯族人民中世代相传，有口皆碑。

（本文原载《伊犁文史资料·锡伯族专集》，1990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