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察布查尔布哈（大渠）修建成功对锡伯族人民带来来巨大变化与深远影响，同时对清朝的国防战略有着重大战略意义。本文依据相关文献资料和实地调查，介绍察布查尔布哈（大渠）开挖前后锡伯族的社会生活状况。

 一、察布查尔布哈（大渠）修建前三十八年的艰辛创业

（一）人口和劳动力

 西迁锡伯族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农历四月十日、四月十九日分两队从盛京出发，乾隆三十年（1765）7月20日左右到过伊犁暂停乌哈尔里克城。当时的伊犁将军明瑞、阿桂等根据锡伯族在原籍主要从事农业生产的情况决定把锡伯族安置在伊犁河南岸。并于乾隆三十一年（1766）元月底趁伊犁河封冻期过河迁到南岸。开始时编为六个牛录，到乾隆三十二年（1767）7月20日朱批同意编为八个牛录。从沈阳出发时的官兵人数为1020名，家眷人数为32名，其中7名半途逃回；另外私自跟来闲散405名，沿途出生儿童350名，沿途死亡情况没有报告；因此到达伊犁的总人口应该是5043人。男女人数，年龄情况不详，从伊犁参赞大臣爱隆阿的奏折中看到，西迁锡伯中“兵齐丁多，老幼甚寡”，说明老幼少、妇女少、青壮年官兵多，男性多。

 1．八个牛录驻地及土地情况：一、三牛录驻地为霍吉格尔一带，就是现在的地址，未迁移过去；他们主要靠金泉沟泉水、水磨沟泉水、吉仁布拉克泉水灌溉农田；4——6月份还可以利用洪海沟山水灌溉。泉水4——9月份经流为0.08亿方，按40%的利用率可利用的水量为300万方，一亩按600方计算，可种5000亩，人均可种4亩，每个牛录可种2500亩左右。这一带在准噶尔时期就有了一定面积的耕地，土地质量还可以；二牛录驻地在绰霍尔拜兴以北，寨牛录尕尔干河西端南岸，耕地主要在绰霍尔河北岸，从绰霍尔河引水灌溉，这一带是伊犁河滩地，土层薄，一般有30——50公分，地下水位高，灌木、杂草丛生；靠近伊犁河及次生林，便于打猎、捕鱼；四牛录驻地现佛营地方，主要用南面的亚琴舍里，沙颜舍里两泉水耕种，根据水量推算，4-8月份经流0.03亿方，按40%利用，水量为120万方，每亩用水600方/年，可种2000亩地；五牛录驻地在绰霍尔河南岸绰霍尔拜兴地方，现68团团部以西，耕地主要分布在河的两边，土地潮湿，土层薄，杂草、灌木丛生；六牛录驻地在绰霍尔河南岸绰霍尔拜兴以东即现在“孙珠克”村，耕地分布在河的北边和南边，也是下潮地；七牛录驻地在绰霍尔河北岸，土地条件与六牛录驻地情况差不多；八牛录驻地在巴特蒙克以北额勒森托洛海地方，土地是典型的河滩地，引绰霍尔河尾巴水灌溉，土地情况比其他牛录更差一些；当时八个牛录耕种的土地面积应该是多少？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根据乾隆三十一年二月借给锡伯营的籽种数量推算了一下，供给的麦子234石，青稞66石，大麦50石，黍62石，小米88石。为了“尽力加种”，又借了青稞400石，一石80公斤左右。

 以上合计播种面积为12425亩，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口的增加和生产力的提高，以及能利用的可耕地情况，估计到察布查尔布哈（大渠）修建前农田面积达2万亩左右。

 2．农业种植情况：锡伯族西迁伊犁河南岸的第一年，即乾隆31年4月春播面积为12000亩左右。4——5月份发生了蝗灾，维吾尔族农田，锡伯族农田都受到危害。因爱蝗虫危害，锡伯族农田损失较大，锡伯两个牛录的收成只够明年的口粮；四个牛录的三个月（7至9月）的口粮从备荒支撑粮中挤出一些，再加俸禄算是解决了；10月份以后他们自己无法解决，经乾隆帝同意，按照刚来伊犁的有关规定，大口每天供应一斤口粮，小口每天半斤口粮，从国家粮库中暂借，从来年的收成中归还。看来，锡伯营军民一开始就碰到很大困难，为了减轻负担，乾隆三十一年九月，伊犁将军明瑞上奏要求把暂芥的400石青稞种子免还，同时上奏为了补充口粮，允许锡伯营就近打猎，他们自带枪支够用，但火药不够，从公库调给火药50公斤，从俸禄中扣除。第三年少量发生蝗虫，到4月25日已全部消灭，农作物的长势不错，可望丰收。到了乾隆35年，情况就比较好，基本掌握了这儿的情况，新开土地也开始熟化，各种农作物长势都好。

乾隆三十六年十月七日，伊犁将军舒赫德的奏折中讲锡伯人前几年生活非常艰苦，副都统伊常阿这几年用心治理，实行分户口耕地，都为农耕尽了力，生活好了。以后的年份虽然自然灾害不断，但人们团结一致，艰苦奋斗，做到农产品自给有余。

 在《清高宗实录》中记载：“移驻伊犁之锡伯，业经三十年户口滋生，倍加往昔......。请将余存节年粮米二万二千余石，除留一年口粮外，趁价变卖，可得银一万两，作为滋生银两。”可见经过三十年的奋斗，锡伯人站住脚跟了，有了生存发展的初步基础。22000石等于176万公斤，按当时人口7000人计算，人均储备粮达250公斤。

 3．马、牛饲养情况：锡伯族从沈阳出发时有马2090匹，路上补充借给500匹，到伊犁时只剩2016匹，路上倒毙574。牛3036头，到达伊犁只剩469头，倒毙2567头。 乾隆三十一年，为了锡伯营便于吃奶，利于生计，实行了滋生马、牛承包制度。承包的滋生马599匹，规定两年应上交87匹。两年后经检查发现不仅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176匹。伊犁将军阿桂的奏折中讲“他们在原籍已失养畜之道，另每年赴楚胡楚驻防，守卡伦，公差，种自己的地，牧自己的牲畜；因此，饲养承包的滋生牛马，确实能力不及。”根据这一困难情况，朝廷批准免去按规定上交的87匹马，减少的176匹滋生马要赔偿，办法是官府统一从哈萨克购进，每匹马按4两银子从锡伯营应得的钱粮银中扣取；然后把599匹滋生马移交给厄鲁特牧放。当时朝廷认为牧放滋生牛较容易一些，因些仍交锡伯营牧放。根据清朝档案提供的资料，规定承包滋生牛的年龄为四岁，时间为四年，每年10头滋生牛上交两头。到了嘉庆三年以同样的原因收回交维吾尔农民牧放。当时锡伯、索伦二营移交的滋生牛1061头，到了嘉庆13年维吾尔农民也因种地牧放自家的牛，无暇看管牧放此项牛只，恐多损失为理由转交给厄鲁特营。

 清朝实行的这种制度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实行的铁群制很相似，这种制度最大的毛病是特大自然守灾害给牲畜带来严重危害没有考虑，都是按正常年份计算承包，另外滋生牛从四岁到八岁其基数不变，这是不服合自然规律的，四岁时的数量和八岁时的数量肯定不一样，应该逐年减少一定的损失比例，否则无形中增加了上交数额。除了公家牛群承包饲养外还饲养自己的牛群，还要种自己的地；因直接利益关系老百姓更多的关心自己的利益，这才是这种制度失败的原因。

 马匹是锡伯营很重要的工具，官兵巡边、换防、驻守卡伦都用

 自己的军马，种地、运输又离不马，因此马的消耗也较大；刚来几年水土不服，马匹死亡率也高，滋生马承包又失败，马匹数量为断减少。到了乾隆37年3月锡伯营只有200多匹马，这一年从官牧场补充购得300匹，38年6月购得250匹马，每匹马4.5两银子。可见当时平均每年都在补充200匹马左右。以后的年份也不断的补充马匹，估计每年购马支付的银子就达800-900两，这是一笔很大的开支，可见锡伯营的负担很重。

 4．水利工程和管理情况：一、三、四牛录主要以泉水和洪海沟水灌溉农田，泉水的利用比较方便一些，以牛录为单位统一修建灌溉渠道，统一调度轮流灌溉每年集体清淤，有专门水管员负责。洪海沟引水渠道较长，渗漏大，洪水期水量大，一家一户无法利用，必须集体劳动；二、五、六、七牛录驻地和耕地分布在绰霍尔河两岸，东西向20公里范围内，绰霍尔河全长40公里，纵坡约1/600，平均流量15米3/秒。它是在伊犁河南岸古河床上自然形成的，绰霍尔河以南到坎子下形成了苇湖地带。在准噶尔时期蒙古人修建了一些简宜工程和渠道，在河两边种了一些土地；锡伯营定居后，整治原有渠道，又修建了必要的水坝、闸门和许多引水渠；在这个灌区法时种一万亩左右。河水的调节由锡伯营总管和副总管负责处理。每个牛录由佐邻统管。同时设立专门负责水利工程和管理的官叫华兰达。当时的锡伯营是军事、行政、生产合一的组织，在总官的统一指挥下，兵民年年统一修渠、统一分配水资源。

 5．资金情况：西迁锡伯族军民应得费用问题，乾隆二十九年四十九日盛京将军舍图肯奏折中讲：“照索伦营之例：协领等每人得给一年俸禄130两，给两个月盐菜银每月六两，跟役六名，马十匹；防御，骁骑校等，照索伦骁骑校之例，按其品级，每人得给一年俸禄外，又得给两个盐菜银每月二两，跟役二名，马六匹；官员之跟役每人得给两月盐菜银每月五钱，赏银二两；兵丁每户给整装银三十两，兵每人得给两月盐菜银每月一两五钱，其不带跟役者每人赏银十两；官兵及家眷皆由原起程处带两个月口粮。每口得给马一匹，每户给驼一峰，帐房一座，锅一口，每马折银八两，每驼折银十八两，每帐房折银四两，每锅折银二两。”当时根据锡伯族军民的情况，每户给马二匹，牛三头，车一辆。按以上标准，1022名官兵，3275名百姓应得银为94240两。

 在路途损失的折银为：牛20848头、马4592匹、驼5652峰，合计31092。锡伯族西迁是朝廷的行为，按道理损失应该由朝廷负担。当时朝廷只豁免了4826两，可见，锡伯族西迁是多么艰难。那么到达伊犁时锡伯营属于自己的财产和资金有哪些呢？主要有马2016匹，牛469头，车辆不到1000车。资金方面：实际剩下的银子35320两，其中三万两是分给各户的整装银，锡伯营能使用的也就5320两银子。这些财产和这部分资金将会成为西迁锡伯族生存和发展的启动资金。

 锡伯族军民定居伊犁河南岸后，盖房子，置办生产工具，搞水利工程等虽然靠自己劳动完成的，但也用去了不少银子。头几年农业受灾吃返销粮，支付粮银，支付滋生马赔偿费，购买耕牛等每年开支也不少。此外每年需补充自备马内倒毙之马，派往塔尔巴哈台，喀什噶尔换防及坐卡巡边官兵等资助额外多开支600多两银子。关于锡伯人经济负担重的问题，伊犁将军保宁在乾隆五十三年十一月奏折中讲：“查得，锡伯营兵丁每年所需补充自备马匹内倒毙之马，又给派往塔尔巴哈台换防、巡边、行围之人资助等项银两，并非由官通融办理支拨，均于兵丁钱粮内扣留资助。于是，锡伯营所有兵丁生计已显困窘。若不从今通融办理，竞为不可，且如此私扣兵丁钱两办理，日久难免滋生弊端”。为解决这一严重问题，他们想出的办法是把锡伯营西迁时应得盐菜银中扣留的6000两做为滋生银使用。每两月息为九厘，所获息银，用以补充该营倒毙之马及各项资助之项。当时，伊犁的满营于乾隆三十三年就动用伊犁地方征收的房屋田地等项租银3万余两设立滋生银。它的用途为满州兵丁红白事赏恤之用。从这两种滋生银的来源，用途上的不同也可以看出锡伯族政治和经济地位低下。

 有一点滋生银总比没有好，6000两每年可得利银648两，解决了一部分困难。但毕竟数目很少，不敷开销，所以乾隆58年经报闻伊犁将军保宁奏准，锡伯营从库存粮二万二千余石中变卖了九千八百石，得银一万二千两做为滋生银。两项滋生银共一万八千两，每两每月息银九厘，一年得息1944两，有润月时，得银2106两。一年有了2000两滋生银，除了赔偿马匹损失，资助各项差务费，赡养鳏寡孤独人等外，还可以兴办一些公益事业，发展生产，改善生活条件发挥了很好的作用。特别是锡伯族生计，前途、命运极为重要的，给当时人们下定决心开挖影响深远的察布查尔布哈，提供了经济上的重要保证。后来到了道光三十年（1850年）又从将军大库借银8800两，八个牛示400两，总官府400两，牛录档房400两，共一万两。前后三次筹集滋生银28000两，润月年息2952两，当年归还八个牛录、总官府、牛录档房借的1200两银子，其余按季抚恤鳏寡孤独之人，并补助驻卡伦、巡边、换防等项支出。除了滋生银以外，锡伯营主要出租公田给闲散，他们按规定上交租粮，这部分粮食成为锡伯营主要的收入来源。

 二、察布查尔布哈开挖的原因及工程情况

 1802年开挖察丰查尔布哈（大渠）时，锡伯族西迁已经38年了，锡伯族经过千难万苦，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种植业的基础地位得到巩固，有了客观的储备粮。承包滋生马虽然没有成功，承包滋生牛坚持了三十多年，为锡伯人的养牛业打下了基础。打猎和捕鱼，成为重要的副业，手工业有了一定的发展。然而这时候也出现了防碍生产力发展的几个大问题：

 其一是三十八年来无大的战乱，经济和生活相对平安，“户口滋生，倍加往昔”，人口达8000人左右。三、四牛录霍吉格尔、佛营一带因山水和泉水的制约无法扩大耕地，每个牛录也只能种2000——2500亩，这一带土地又是洪积扇边缓，盐碱较重。其他五个牛录都在绰霍尔河两边，河南边多为芦苇湖，无法扩大耕地，河北边多为伊犁河滩地，土层薄，肥力不高，夏天经常受伊犁河洪水浸没；因此，绰霍尔河“渠北地隘，虑在无田”。

 其二是“六十年后回老家”这个说法，有没有乾隆的正式御旨现在还没有看到，但是上辈人都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如把祖先的骨灰装坛子埋藏，回老家时便于取走。但38年后这种希望开始破灭，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当事人乾隆皇帝于1799年逝世。他在世时，不能兑现，死后更不能兑现了。况且38年后人口达近8000人，要全部迁回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此，锡伯人开始寻找永久立足之地。锡伯人永久的家园在哪里？从伊犁将军以下到本族官兵民进行了多次讨论，也派专人考查过伊犁河谷各地情况。据老人们讲：最后集中的是从察布查尔山口伊犁河上引水，在芦苇湖南面坎子上开发土地，安排八个牛录。该方案就近开发，搬迁容易，还可逐步搬迁，损失小一些。主要问题是工程困难，伊犁河床不稳定，对引水口影响较大，渠道通过的地段地形复杂，沟坎多，工程难度大。嘉庆四年，图伯特被任命为锡伯营总管，历史的重任就落到了他的肩上。第一次动员会议受到部分官史们的反对，他们的理由是“六十年快到了，不要再折腾了”。面对这些议论，图伯特耐心地做说服工作，申明60年后不能回去的道理， 为了子孙后代，民族的生存，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重建新的家园。为了取得伊犁将军的支持，他上书详细说明了开挖新的大渠，开发新的土地，建新的家园对巩固边防与国计民生的重大意义，为了坚定全族的决心和伊犁将军的信心，他以家庭担保，这些都感动了伊犁将军，得到了他的同意，也得到了本族人民的广泛支持。另外这时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后勤支持的经济力量，公仓有上万石粮食偹，滋生银每年利息达2000两左右。在具体方案的制定上，他总结前人的经验教训，以实事求是，科学的态度，虚心听取人民的意见，最后确定了从察布查尔山口伊犁河引水修大渠，在坎子上开发土地重建家园的方案。方案确定后，他亲自带领有经验的老人，对开发区的地形地貌，地质情况，土壤成份等都详细勘察和取样，并绘制简易的规划图。经过几年的准备，他在任总管的第四年，即嘉庆七年1802年9月1日正式开工修建举世闻名的锡伯族的母亲渠——察布查尔布哈。

 为了便于管理和指挥，把八个牛录编成两个大队，每个大队四百个劳动力，其中军人200人，闲散200人。春秋轮流劳动。后勤保障方面规定：从锡伯营滋生银的利息中每月每个劳动力给付三钱，400个劳动力一个月120两银子。另外，闲散每人每月发放工粮二石五斗。每年秋季劳动45天，春季劳动45天，一年三个月。按六年计算共投入216000个人工日，支出盘费2160两，支出工粮9000石，其他支出219两银子。当时没有水平仪、经纬仪等条件下，渠道纵坡的测量是个难题，传说晚上用三束香火测量有一定的根据。但总体上根据地形，控制一定的纵坡来确定渠道走向的。阔洪齐退水闸以上五公里纵坡为1/500，因为地形限制，无法往上调，因此以后就冲刷严重，形成了大沟。从查干布拉克到八乡退水渠有六公里左右，为避免大挖大填，水渠只能根据地形沿坎子边走，形成了有名的十三个湾道，是最容易冲坏的地方。龙口的位置选在现在龙口以下200米左右河床上，当时没有水泥、钢材等材料，只能用水柳枝条、麦草压条压石的办法结合打木桩加固龙口不要被河水冲坏。龙口本身没有节水闸，洪水期就进水多，枯水期就进水少。为了解决节水问题，后来在龙口下三公里处修了塔尔洪龙口，水大时可以开闸把多余的水排泄出去，保证下游的安全。

 当时实行了边开挖边收益的做法：开挖的第二年11月渠道已到了阔洪齐以西莫林布拉克地方，获得新一农田九十七顷五十四亩，分给二、五、六、七牛录佐领每人30亩，骁骑校每人25亩，兵每人17亩，闲散65亩，每人10亩，合计9234亩。

 嘉庆十年三月，锡伯营档案中记载：“分给正黄旗等四旗之察布查尔地亩，耕种二年后获益。由该四旗调粮750石，支援秋季挖渠之镶黄旗等四旗兵丁闲散作盘费之用；又（该四旗）牛录佐领各出银四两五钱，骁骑校各出银三两，作镶黄旗等四旗兵丁闲散盘费之用”。

 可见不仅收到很好的经济效益，解决了部分修渠所需要的口粮和资金，同时也解决了渠道试水，减少返工问题。当时朝廷支援了多少没有找到文献资料，可以断定大渠的开挖，没有要国家的一分钱，全部靠自己的力量独立完成的。经过六年的艰苦奋斗，到了嘉庆13年春季，终于修成了二百里长，深一丈宽一丈二尺的大渠，开垦了78704亩农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