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察布查尔布哈的建成给锡伯营带来了巨大变化和深远影响

 一是生产向广度、深度发展，农业的基础地位巩固，锡伯人有了生存发展的根基。察布查尔布哈建成以前，锡伯人经过三十八年的奋斗，开发的耕地也只有二万来亩。这时的人口为八千人左右，人均也只有二亩左右，建成后新开发土地和原有耕地近十万亩，人均十亩左右，大大的扩展了生产潜力。为了解决耕牛不够问题，于嘉庆十三年、十九年、二十五年前后购进耕牛3000头。每亩单产按一石计算（80公斤）可产粮近十万石。新疆简史293页上有个统计资料：“当时 北疆屯田二十八万八千多亩，每年收获粮食二十四万石”，锡伯营的粮食已经占到当时北疆屯田粮食的近一半，成为新疆最富裕的地区。成为清朝在西部进行屯垦戍边的典型。这时候，为了向农业的深度发展，开始了种植业结耕调整，推广水稻、冬麦、高粱、胡麻等作物。锡伯营档案记载：嘉庆12年（1807年）5月伊犁将军松筠的奏折中提到“伊犁地区去冬今春雪大，.....军民于去年秋天种植的小麦长势良好，都开始抽穗”。嘉庆十四年开始在渠北原有耕地上种小麦等作物，盐碱潮湿地种水稻。嘉庆十四年三月，为了八个牛录种好水稻，从水稻庄子聘请两人作为教员，每月每人支给1.5两盘费”。嘉庆二十五年十一月伊犁将军庆祥的奏折中讲：“锡伯营耕牛因各种原因数量大为减少，为了不失时机的种好冬麦，希望从官牧场购得二等牛”。从以上资料中可看到锡伯营已经普及冬麦的种植，由于冬小麦、水稻这些细粮种植面积的增加，锡伯人的主食结构发生了变化，细粮占主要地位，随着粮食的增多，加工业也随之发展，每个牛录都有好几个水磨，扎油坊等；以后又出现了烧酒坊。铁匠、木匠等手工业以及供应日用品的小商店电发展起来，从而商品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为了解决吃菜、吃肉问题，家家在自家后院种菜、种果树、养猪、养鸡等，后来到三区革命前后，养猪有了一定规模，而且大部出口，活跃了外贸，丰富了自己的生活。

 二是锡伯族的生活环境大大改善，健康、道德、文化水平提高。察布查尔布哈一经建成，原居住在绰霍尔河流域潮湿土地的几个牛录，先后迁到布哈两岸修筑城堡定居下来；从此，在一片荒无人烟的原野上，出现了规划整齐的村落相望。城堡都是正方形，周长六、七里至十里不等；城墙底宽一丈余，顶宽6一7尺，高一丈四尺，四面有门，能起到很好的防守作用。城堡内街道整齐，南北、东西中央十字大街；街道都是东西方向，每户有两亩左右的地，分前院、后院，房子在中间地带，都朝阳。南北向还留有“胡通”，人畜可以过。街道两旁栽杨、柳、榆等树。牛录衙门就建中央十字路口两侧；后面还有练兵用的校场，粮仓也一般建在这里。锡伯族崇拜关公，每个牛录都修建关公庙，环境优美，成为锡伯族每年纪念本民族传统节日西迁节的活动场所。五牛录还修建苏木喇嘛庙（靖远寺），成为锡伯族的主要宗教活动场地。房屋的建筑风格全部按照沈阳的布局；大格子木窗，三面有火坑。迁到新的城堡彻底脱离了潮湿生活环境，不仅房屋寿命延长，也减轻了修房负担，更重要的是卫生条件改善，人们的健康水平提高，人口增长较快；资料记载：“嘉庆20年（1815年）锡伯营人口为9337人，到了同治2年（1863年）人口发展到20030人”。

 随着经济的发展，居住环境的改善，人们的精神面貌、道德风尚都有了很大改观。道光十年（1830）锡伯营总管和特恒额在铭刻图公碑文中讲：“自垦种以来，年年丰收，家家富裕，人人丰足，诸几衣食之用，婚嫁祭祀之典，无不赖此备焉。兆民含哺，鼓腹永承，晴天和日，安享其乐，积粟满仓，以备不虞，严明法纪，克勤技艺，倡导孝悌，完善礼仪”。可见其功德无量。

 三是有了察布查尔布哈，锡伯营人强马壮，为祖国的统一，边疆的安宁做出了重大贡献。从1764年西迁到1820年南疆地区张格尔第一次作乱，锡伯族已经在西北边疆度过了56年；察布查尔布哈收益已13年，锡伯营各方面都出现蒸蒸日上的局面；1020名官兵丰衣足食，个个身体健康；除农忙季节，凡是在家的官兵按规定严格训练，马步射箭技能比来时大大提高。因饲料饲草丰富，军马个个强壮，经济发展保障锡伯营有能力从官牧场购进马匹，不断更新军马，使兵马处于最佳状态。50多年来边疆相对安宁，没有大的动乱，锡伯营按规定换防塔尔巴哈台、喀什噶尔卡伦，巡逻边境，此外主要精力放在发展经济上，当时家家有余粮外，牛录公仓都有客观的储备粮；这些都成为官兵的后勤保障。

 嘉庆二十五年至道光八年（1820～1828），张格尔在南疆搞武装叛乱，这是一次外国侵略势力参与的分裂祖国的严重事件。开始时锡伯换离官兵和索伦官兵一起奋力堵剿，张格尔大败而逃。1824年，张格尔又带2000多人进犯喀什噶尔，清兵追剿时误入险山被困，300多名清军覆没，其中锡伯驻防兵35名。11月增调伊犁五个营的乓500名支援南疆，稳定了局势。1826年6月，张格尔第三次作乱，参加暴乱的有一万多人，浩罕国又出兵4千余人协助张格尔。

 暴乱分子相继攻陷了喀什、英吉沙尔、叶尔羌、和田等市县，喀什参赞大臣庆祥自刎殉国。在这危急时刻，锡伯营总官额尔古伦担任伊犁方面军总指挥，带领800名子弟兵，其中锡伯兵200余名，在极其险难复杂情况下，坚守浑巴什河。配合兄弟部队与6000多名叛匪激战两昼夜．歼敌1000多人，取得决定性胜利。这一次胜利成为平定张格尔叛乱的转折点，之后又经过多次浴血奋战，于1828年春张格尔在喀尔铁盖山被锡伯马甲纳松阿、舒兴阿等活捉，送京正法。1830年，张格尔之兄玉素甫叛乱，至后来1847年、1857年间张格尔的后裔又制造了几次叛乱；以上各次战斗中锡伯营涌现很多英雄人物，总官额尔古伦等7人赏给巴图鲁名号，并绘图紫光阁。另外受到晋级提升，戴花翎的官兵有70多人，同时也牺牲几百人马。可见锡伯营为祖国的统一，边疆的安宁做出了重大贡献。

 到了同治三年（1864年）爆发伊犁动乱，一小撮反动宗教头目篡夺权力，鼓吹“圣战”，反对“异教徒”，把阶级矛盾变成民族矛盾，使双方的无辜群众遭受极大的损失。在前期保卫惠远城、惠宁城，捍卫清政权的战争中，锡伯营军民前后参战3250人次，死亡超千人。还前后抽调牛车500辆，筹集面粉2.5万公斤，粮食13850斛，牛、羊、猪、鸡、鸭等600余头（只）支援了惠远城。后来苏丹汗国军队攻打锡伯营八个牛录，在二牛录保卫战中就死亡430人，其他牛录也死了不少。同时烧毁大部分成熟的庄稼，抢走大批的牲畜和财产，破坏察布查尔布哈，使锡伯族军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沙俄利用伊犁动乱，从1867年开始侵略我国西部边界，1869年侵入我国库尔嘎什；1870年9月侵入天山穆扎尔特和博罗胡吉尔地区，l871年6月大举进犯阿克肯特。面对外来的侵略，以保卫祖国为神圣职责的锡伯族军民，强忍着“苏丹汗国”造成的伤痛，依然和其他兄弟民族一起奋起抵抗侵略军，用鲜血写下了爱国诗篇。

 沙俄占领伊犁后，锡伯营总官喀尔莽阿以清朝官方代表的身份，捍卫国家的主权，团结和带领各旗官兵，表示“同心能死，栽不降俄夷”，并多次进行抗纳粮，抗捐抗税斗争，拒绝为沙俄办事；多次秘密上报朝庭有关沙俄在伊犁的侵略行径。沙俄恨之入骨，将喀尔莽阿全家强行驱逐出伊犁。喀尔莽阿到塔城后又接受新的任务，带领锡伯客兵500多人，在乌苏、车排子、安集海、博乐塔拉等地修水渠，开荒种地，为收复伊犁的清朝大军提供了军粮，锡伯族又一次为反对外国侵略，捍卫领土完整，维护祖国统一，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四是察布查尔布哈的开挖积累了宝贵的水利建设和管理的经验，培养了农业水利技术人才，为新疆的开发建设做出贡献。在当时像察尔布哈这样大型水利工程在伊犁地区乃至全疆都是少有的。没有前人经验，为了求生存，全营上下一条心，在朝庭没有一分钱投资的情况下，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在制定具体方案和实际施工中，坚持实事求是，渠道走向的确定上，即孝虑一定的流速，也考虑尽可能多的控制灌溉面积；尽量减少土方量，避免大挖大填。此外像伊犁河这样流速快，河床不稳定，水中沙石含量大的河岸上建无坝引水龙口的成功以及水流缓慢，泥沙淤积多的地方，易受洪水危害的地段设防洪水以及排水闸门设施等都是实践中得到的成功经验。更为重要的是有了好的工程设施，必须还要有严格的管理制度。首先建立了“华兰达”制度，就是建立察布查尔布哈水利管理机构，直接受锡伯营总官领导；各牛录必须听从他们的统一管理，对工程维修的安排，水量的分配，纠纷的处理，抢险的紧急调动，各项水费的收交，对破坏行为的处理等，赋予较大的管理权。规定每年的春秋两季都要进行清淤。18岁至41岁的半丁，每三年轮流参加一次清淤，以后又改为每年轮一次。在外服役的官兵以及孤寡残疾人可以免去。这些制度的形成以及逐步完善，保证了大渠的安全运行，使它成为伊犁地区仍使用的古老的人工渠道。

 察布查尔大渠的成功开挖，为伊犁地区乃至全疆屯垦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示范带头作用。1804年伊犁将军松筠提议八旗兵：“应按照锡伯营屯制，按名给地，永为世业”。其典型事例是：以锡伯营为榜样，解决了多年未能解决的满州营屯田之事；从1804年至1812年经过几年努力，满营在惠远、惠宁（巴彦岱）一带开垦农田数万亩。嘉庆九年（1804年）八月还从锡伯营专门请三人为师，教满州营耕种农田技术。1815年为解决满营与回屯争水问题，伊犁将军决定开挖阿奇乌苏皇渠，引喀什河水灌溉．1822年完成。然而以后的年份使用效果不是很好，于是1844年4月伊犁将军决定“展宽加深”阿奇乌苏皇渠；在这一次拓建工程中，伊犁将军依靠了两个人，一个是当时任锡伯营副总官的色明阿，一个是鸦片战争主将林则徐。林主要负责龙口工程，色明阿带领儿子台斐恩重点搞展宽加深工程。从4月动工，九月告竣。因修渠有功，色明阿于1844年6月27日升任锡伯营总官，1845年6月授副都统。1846年10月其儿子台斐恩任佐领。在这一次工程建设中还有数百名锡伯兵民参加，许多有功人员被提拔任用，后来任锡伯营领队大臣的喀尔莽阿因修皇渠有功，于1846年提升为前锋校。可见察布查尔布哈造就了几代英雄人物。当时的皇渠长为200余里，宽为二丈，浇灌着近28.8万亩农田，成为伊犁最大的灌区。察布查尔大渠和皇渠的开挖成功极大地鼓舞了新疆的屯垦事业，从1844年～1845年间，仅南疆地区开垦的面积就达73万亩。此外锡伯族在北疆地区也光建了不少水利工程。嘉庆二年，道光十三年两次从锡伯营中调拔260户，连同家眷属约1279人到索伦营。他们发扬锡伯营的自力更生精神，与索伦、达斡尔人一起开挖两条百里长大渠，传授农业技术，使他们的生产，生活有了起色。

 驻守塔城的锡伯营换防兵以及从俄国回来的索伦营中的部分锡伯人在塔城开挖一条“阿布德拉”大渠，长三十里，开垦万亩土地。成为塔城锡伯人后代赖以生存的基础。沙俄侵占伊犁十年期间，锡伯营总官后任察哈尔营领队大臣喀尔莽阿带领锡伯官兵100多余人在车排子、乌苏、博乐塔拉地修渠屯田，储备军粮，为清朝收复新疆伊犁做出了重大贡献。1896年-1897年锡伯营副总官受新太带领170名锡伯官兵，在巩留境内开发“皇贡乌辛（公粮田）”开挖了“锡伯大渠”，长十多公里；1899～1904年又挖成“满州大渠”’为今天巩留县农业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五是察布查尔布哈的开挖成功极大的提高了锡伯人的政治地位。察布查尔布哈一经建成，人民欢欣鼓舞，奋发图强，庄稼年年丰收，锡伯营军民生计大为改善，人民都感激图伯特总官为他们建立了万世基业。当时伊犁将军也认识到这一壮举在清朝国防战略中的深远意义，因此及时上报清朝皇帝表彰他的功德。嘉庆帝也极为重视这件事，于1809年（嘉庆十四年）令其进京朝觐，嘉庆皇帝赞赏他的功德，并绘图紫光阁。根据清朝的规定对国家有重大贡献的人才能绘图紫光阁。图伯特也是锡伯营中第一个绘图紫光阁的人。

 不久图伯特被任命为塔尔巴哈台领队大臣，他是锡伯营中出来的第一个领队大臣。他受到如此殊荣也是整个锡伯民族的荣耀。说明锡伯人的政治地位有了很大提高。从图伯特开始在以后的重要历史时期有许多锡伯族精英被朝庭重用，授于手握军政大权的领队大臣。如图伯特的得力助手，接班人德克济木布也是因为开挖察布查尔布哈有功于嘉庆十九年（1814）升任塔尔巴哈领队大臣。道光十一年（1831）因剿平张格尔叛乱有功，绘图紫光阁，赏副都统衔。果勒明阿巴图鲁锡伯营总官额尔古伧升任喀什噶尔领队大臣。1859年9月，锡伯营副总官博勒果素，被提拔为塔尔巴哈台领队大臣。1861年7月，授锡伯营总官萨凌阿为库车办事大臣。1865年10月，锡伯营副总官乌勒德春因在伊犁动乱中作战勇敢，指挥有方，破格提提拔为锡伯营领队大臣，他是锡伯人任本营领队大臣的第一人，这以前被提拔的领队大臣都是外放，不在本营任职。沙俄占领伊犁期间，于1872年～1877年清朝政府令喀尔莽阿“暂署锡伯营领队图记，各营事务，一体照料”。实际上成为清朝在伊犁的最高代表。1881年因屯种军粮有功正式任命为察哈尔营领队大臣。1886年色普西贤任锡伯营总官期间署萦伦营领队大臣事务，1893年复署理索伦营领队大臣事务，1901年7月，授锡伯营领队大臣。色普西贤任总官到领队大臣共20年，是在锡伯族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人。他任职期间也是伊犁动乱沙俄统治给锡伯营带来苦难深重，百废待兴的困难时期；他授命于危难时刻，不畏艰难，依靠锡伯营广大人民回复和加强军政组织，整修察布查尔布哈，发展生产。利用政府补给的经费大力发展民族教育，使锡伯营很快回复了元气。宣统二年（1910），富勒祜伦署锡伯营领队大臣事务。

 经过张格尔叛乱，伊犁动乱后，锡伯营成为清朝在伊犁地区的重要的屯垦戍边力量。张格尔叛乱后，清政府认识到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必须加强军事力量，经钦差大臣那彥成奏请，锡伯营增添甲兵300名。设领队大臣1名，总官、副总官各1名，佐领8员，防御4名，骁骑校8名，前锋校4名，委官8员，空兰翎6员，空金顶64名，委笔贴式2名，领催30名，前锋36名，总兵力达1470人。

嘉庆二年调补索伦芝缺额160名，道光十三年（1833）再一次调补100名，两次连家属调补1279人。在以后的年代里，索伦人口的不断减少，索伦营的名额基本被锡伯人补充，实际上成为另一个锡伯营。主要官员都由锡伯人出任；1882年收回伊犁以后重建的索伦营也主要是锡伯族替代。同治年伊犁动后惠远城，巴彥岱城的满营力量基本被摧垮；1883年回复满营时人数不够，又从锡伯营挑选佐领五员，防御四员，骁骑校六名和闲散丁3185名，共3200人。连同家眷移驻惠远城，编为新满营；该营设四旗，每旗五牛录，旗设协领1名，牛录设佐领、防御、骁骑校各1人，兵2000名，总兵力达2066名。

 1882年收复伊犁后驻防伊犁的总兵力的一半以上都是锡伯兵，当时锡伯兵超过四千人。锡伯人已成为捍卫祖国统一，抵抗外国侵略者，保持国内稳定、发展经济的重受力量。也是为中华民族做出重大牺牲的英雄民族，是爱国者的典范。

 六是察布查尔布哈开挖成功为实行按官兵级别分配土地、分户经 营体制创造了条件：锝伯营驻到伊犁河南岸以后．是不是一开始就把土地“按名分给”、“各户自耕自食”。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和看到的档案资料分析，一开始实行的是军事公社制，即部分军人执行公差，他们不参加生产劳动，但俸禄以外可分得粮食和其他生活资料。其余人按牛录统一组织生产劳动．土地．水、种子、耕畜、农具统一管理，产 品统一分配。采用这种军事公社制的主要原因是：锡伯营是以带家属的军事组织出现，他们的一切活动受朝庭的严格管理。其二初来伊犁，不了解这里的自然条件，有个适应过程。其三，条件艰苦，经济力量有限，如水利工程，开发生地，饲养牲畜等一家一户很难完成。从清朝档案中可以看到开始几年因蝗虫连续发生，使锡伯营口粮都保证不了，朝廷借给口粮渡难关。乾隆三十六年（1771）锡伯营迁伊犁第七年，伊犁将军舒赫德的奏折中讲：“锡伯人前几年生活非常艰苦，副都统伊常阿（当时任锡伯总官）这几年用心治理，实行分户劳动，都为农耕尽了力，生活好了”。从这一份资料中却可以看到以下情况：1767年11月伊常阿任锡伯营总官后，治理有方，实行了分户劳动制度。这种制度调动了劳动积极性，生活很快好了。这种分户劳动制度是在土地水集体所有的前提下，耕畜、奶牛、农具等归各户所有。土地按名分配，即按官兵级别固定给各家各户，闲散还可以租种公田，按亩数上交一定的锡伯营集体用的公粮。这种随缺地制，当时的分配标准多少，这方面没有看到资料，那里耕种的土地也只有1.2万亩左右。人均有2亩左右，按品级分配也不会相关很大。然而乾隆帝对这份奏折有个批示“知道了，切不要勉强。”这以后到底继续执行还是停止执行分户经营制，到目前没看到执行情况的奏折；但从后人的文章中看到一些情况，道光元年（1821），正黄旗佐领德克精阿等人献给图伯特领队大臣的献词中讲：“咱皿兵千名，自盛京移驻伊犁，虽集体耕种（公同伙种）而收获不多，衣食不够，人口逐增，陷于困穷”。乾隆五十七年，呈闻于大学士将军公保宁，领队大臣德明阿，经权衡利弊，允准分地自耕。自此俱各勤于农耕，生计稍有起色，皆感恩戴德。”当时图伯特在世，年六十七岁，他知道乾隆三十三年、五十七年两次改革的情况；真正的分户经营是从乾隆五十七年开始实行的。可以肯定，乾隆三十三年伊常阿推行的分户经营制没有能够继续执行，一是皇帝下旨“不要勉强”，二是推行改革的总官伊常阿到了乾隆36年12月25日，因锡伯营领队大臣鄂津（满族或蒙古族）私用军人，锡伯人的耕地、水、农具、种子、车辆、麻袋等为自己谋私利。乾隆帝知道后下旨严肃处理了这件事；伊常阿知情不报也被革职处理。他被处理影响了改革的进行。因此集体劳动到28年后（乾隆57-29年）锡伯族再一次陷入困穷的时候，锡伯营总官巴杨阿带领群众进行了第二次大胆的改革这一次改革，后来在伊犁将军松筠的奏折中讲道：“忧恐满洲兵丁公同伙种，久而生懈，请照锡伯营户种之例，按名分给地亩，各令自耕，永为世业”。说明锡伯营把以前的公同伙种改为分地自耕，生计有起色。因此，叫满洲营学锡伯营的改革。这与一九五六年农业合作化到一九八四年人民公社的取消也正好是二十八年，这两者之间看来有一种历史的必然巧合。

 改革虽然调动了积极性，生活有些起色，但人口增加，土地盐碱化，耕地少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重新安排整个民族的生存基础已成为全体人民的共识，因此出现了开挖察布查尔布哈的壮举。

 这一壮举的成功得以解决了以上矛盾，体制的改革也深入一步，土地按级别重新分配得以执行。嘉庆十三年分配方案是：察布查尔布哈控制面积中当时的可耕地78704亩，分给总官400亩，副总官300亩，佐领200亩，骁骑校120亩，甲兵60亩，寺庙香火地404亩，为绝嗣之户、退役罢免官兵及死亡人员之户预备之地每个牛录1880亩。八个牛录每个牛录得土地9700亩。以上分配方案！中不包括原来在绰霍尔河流域耕种的土地；说明乾隆五十七年按名分配的土地仍有效。在“锡伯营职官年表”一书的前育中写到：“总官480亩，副总官360亩，佐领240亩，防御180亩，骁骑校120亩，委官、领队和披甲各60亩”。看来这是一次重要的土地调整和分配，时间是在道光八年（1828年）以后，这以前锡伯营还没有防御职务。这时间经过张格尔叛乱、锡伯营的编制扩大了，官员重新设立，给官兵重新分配土地，其面积增加到91560亩。书中还谈到因分得的土地较多，官员无法自己耕种，因此规定按官级配给跟丁，总官16名，副总官12名，佐领4名，防御3名，骁骑校2名，跟丁由各旗摊派，每二年或第三年更换一次。自备口粮，每月允准回家半个月，但交“代役金。”他们除承应一些官差外，主要为官员耕种土地。披甲无事则耕耘，有事则应付，其家眷和闲散则专意务农。除了分给官兵的土地外，每个牛录还留六十分到八十分土地，每分土地60亩，由牛录当房租给闲散耕种，交一定的租粮。

 根据以上规定，从这时候开始锡伯营的等级差别拉大，贫富差距拉大，其中两种人的负担较重，一是披甲不仅完成军人职责任务，同时种田养畜养活一家人。二是跟丁，从牛录闲散入员中轮流安排，他们无偿为官员劳动，还自备口粮，回家半个月还交“代役金”，还要种自家的土地，所以跟丁的负担是比较重的。这时候土地水资源仍然是锡伯营集体的，不能买卖，不能出租。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土地多劳力少或没有劳力的家庭开始出租土地或雇用劳力。据肖夫同志在“锡伯族简史”中提供的资料，雇用八个月的报酬为四十石粮食（二十五石小麦、十五石高粱）（一石八十公斤）一双鞋，一套棉衣、吃住主人家。打另工的每天报酬为四十斤粮。租地有两种，春租就是春天先交租，一般每垧地（或垧地，每垧地等于六亩）二石左右。秋租是秋后交租，一般每垧地三石五斗到四石。锡伯营土地从公田变为私田是到了取消锡伯营制，1938年建立河南设治局。这时把察渠灌溉耕种地分给各家各户做为私田，开始给国家交公粮。以后的年代也允许土地买卖，土地进一步流向富人，也产生了新的地主、富农。据肖夫同志调查：解放前，锡伯族农户有2273户，有耕地135228亩，其中有150户（占总人口的5%）占有土地为总亩数的29%，有1220户（占总人口的58%）占有土地为总亩数的14.9%。然而锡伯营按官级占有土地的情况基本没有打破，土地买卖时间又短，因此，到一九五三年土地改革农村划分成分时，划分为地主，富农的多数是以前地锡伯营中当过官的人，这就是锡伯营土地按品级分配制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经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锡伯族又走上了集体化的道路，二十八后又重新进行分户经营制，但不同的是按官员品级分配土地制永远消失了。

 四、解放前后整修察布查尔布哈的情况

 到2002,年母亲渠察布查尔布哈为子孙后代造福了200余年；在旧中国经历了147年。在新中国经历了60 多年。

 1．在旧中国几次整修和改建情况：察布查尔布哈于1808年全线通水，因新渠纵坡大的地段，主要是坎圩子到阔洪齐段冲刷严重；纵坡小的地段就淤积严重，坎子边湾道地段经常冲坏。到了道光二十年（1840年）色明阿任副总官时锡伯营决定整修一次，由色公任总指挥。这一次整修主要以清淤为主，加固渠堤，有些纵坡过于大或小的地段搞了一些改道，但没有成功，导致人力、物力的浪费，受到伊犁将军的批评。在后来的皇渠拓展中他出任技术顾问，把他失败的经验教训认真总结积累，并指导皇渠拓宽加深成功受到表彰。后晋升为锡伯营总官、副都统。

 同治三年十月（1864）发生了伊犁动乱，这次动乱中锡伯营死亡人数达3000多人（1863年总人口为20030人，1871年总人口为16995人），储备的粮食、牲畜、车辆等基本损耗完毕。当时锡伯族的名人库车办事大臣萨灵阿，锡伯领队大臣乌勒德春，塔尔巴哈领队大臣博尔果素，锡伯营总管德格图等先后牺牲。同时锡伯人的命根子察布查尔布哈也受刭严重破坏；虽然想尽办法进行修复，但这时人力和财力严重损失，无力彻底回复，基本上带病运行。这种状况在沙俄统治的十年间更为严重，锡伯人的生活到了崩溃的边缓。收复伊犁后，锡伯营总管色布西贤面对锡泊营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的局面，动员全营军民，把母亲渠全面修整彻底恢复了察渠灌区的垦种，同时把原维吾尔族废弃的土地交给锡伯营闲散耕种，锡伯营的生计有了好转；并逐步回复各项管理剖度，察布查尔布哈又有了新的生命力。

 到了民国十年（1921），伊犁河洪水来势凶猛，察布查尔布哈龙口被冲跨，渠堤各处冲破；祸从天降，锡伯营大为震惊；当时锡伯营领队富勒祜伦及时组织抢险队伍，征集强劳力800名，马车500辆；后来不够用，还租用了维吾尔族几百名劳力和车辆。并拿出库存的几万白银和几百两黄金，请水利专家，采购必要的材料，最后决定把龙口修在现在的位置，这里地质条件好，不容易冲刷；重新开挖总干渠，修建总分水闸（即塔尔混龙口）以及修复被冲破的渠堤等，经过两年的艰苦劳动，才大功告成。 

 在沙俄占领伊犁期间，强迫锡伯营种植鸦片，很多人又染上吸鸦片的恶习，严重影响生育能力，人口数逐年减少；民国后新疆境内军阀之间、统治者之间、民族之间战乱不断，有人估计从民国六年至三十三年，被征兵的锡伯人不少于3000人；民国二十年，哈密发生战乱，锡伯兵前后参战的约2000人，几乎全部阵亡；再加上生活艰苦，各种疾病的危害，锡伯人口从同治二年（1863）的20030人，到1949年全国解放时，察布查尔境内的锡伯人只剩下8561人，减少近一半。在八个牛录到处可见无人住的庭院，牛录城墙内1/3的地区都没有人住，所以不能很好的整修，母亲渠面貌苍老，输水能力大为降低。

2．解放后的修建情况：解放后，党和政府非常重视察布查尔布哈的维修，管理与使用工作做为各级政府发展生产的中心任务来抓。1952年树立那才（锡伯族）为水利模范，建立农会为主的水利委员会。以那才（锡伯族）为榜样，带领广大翻身农民较好的完成了多年来完成的清淤任务。1955年3月，县政府召开水利工作会议，县、区要成立水利委员会，整顿加强水利管理工作，工作重点放在旧灌区改建；1956年建成阔洪齐新木质退水闸；1957年，县府成立调剂土地工作组，从三区、四区（都是锡伯族耕种的土地）调剂给哈族兄弟8067亩水浇地。1958年给农四师团场划给了10万亩土地。这一年发洪水后修建了察渠八乡退水闸。1960年11月县政府召开水利工作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全县水利统修、统管、统一使用的三统决议”；1961～1962年对察渠进行了扩大断面，支渠合并，土地连片平整的工作。1962年6月成立边境农场，划给土地近十万亩。1963年建成察渠龙口进水闸，1964～ 1965年建察渠阔洪齐退水闸；1966年修建绰霍尔渠龙口进水木闸，1969年建察渠八乡退水闸。1975年建成察渠龙口新进水闸，1979年建成察渠总分水闸（原塔尔混龙口），1981年建察渠四乡退水渠。到1989年察布查尔布哈开始全面改建，时间过去整整四十年。这40年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上级政府的支持和各族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下，察布查尔布哈有了一定的改观。主要的建筑物、龙口、分水、退水闸等都得到更新。然而渠道本身仍然是土渠，渗漏厉害。阔洪齐退水闸以上五公里纵坡是1/500，渠道冲刷严重，查干布拉克到二乡八乡交界处有六公里坎子边沿险段，历史上多次决堤。1959年大决堤，使渠道改道，延至六月份才放水。中下游受察南渠灌溉水渗漏和泉水排泄的影响，南岸塌方较多。因此，水量仍增加不多，下游用水紧张的局面加剧。再加上基本农田配套建设跟不上，大水漫灌，没有根本上改变，土地盐渍化加重，土地面积增加不多，人口却增加很多，这些严重制约了生产力的发展，察布查尔布哈的彻底改建已摆到各族人民的面前。改革开放时期于1989年，开始进行全面改建，使母亲渠获得新生，继续为子孙后代造福。

 1983年8月5日，时任国务院总理赵紫阳一行在自治区党委书记王恩荗等陪同下，来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视察工作；察布查尔县县委书记徐延祥做工作汇报，会上正式提出了察渠改建工程项目。当时领导指示：先做前期工作，报自治区计委立项；从此时开始先做勘察、设计、预算工作。1986年上报，预算为1200万元。到1987年仍没有列上自治区计委基本建设项目，理由是基建资金有限，只能重点保证骨干工程。1987年的8份我被选为县长，历史的责任落到我的肩上，和县委政府其他领导一起找自治区有关领导说明我们的困难、决心、百姓的希望等；上级领导都非常支持，但到具体部门就很难落实。为此，1988年初我找当时任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的安吉志同志（锡伯族）商量这事；听了我的汇报后安秘书长表示：今年5月份，西迁节时我亲自邀请自治区计委主任和其他厅局的一些领导到自治县，那时你们现场汇报工作，自治区如何落实项目资金听他们的意见。5 月份西迁节时，安秘书长带自治区计委主任和其他厅局的一些领导到自治县，我陪同考察了察布查尔渠现状以及目前存在的问题，并汇报了察渠改建工程前期准备情况以及列不上自治区基建项目的苦衷；这些领导听取汇报后经反复考虑，最后做出决定，即然列不上基建项目，那么先报险段改建项目，列北疆牧业建设项目中，投资少一些，容易批准，然后开工，以后就按续建项目报。就这样从1989年开始列入了北疆牧业建设项目。第一年以险段改建，自治区计委安排了四百万元。资金到位前1989年春节一过，我县就组建了察渠改建指挥部，由我任总指挥，葛金保、尚德厚等同志任副总指挥，李佐球、朱子海为工程技术总负责人，各乡镇场也相应组建领导小组。我们领先人民群众的力量，发扬前辈自立更生、艰苦奋斗开挖老察渠的精神，把三百多万方土方任务，按照现在收益面积以70%，新开收益面积以30%的比例分配给各乡镇场，各乡镇场按照指挥部的安排组织劳动力、机械按时完成了土方任务。指挥部还组织专业施工队，统一制作预制块，建筑构件以及施工桥涵，进水口、排水口建筑物等等。施工阶段还多次组织机关干部参加修渠劳动，体会前辈创业奋斗的精神。    

 察渠改建前后进行了五年，国家安排的投资达1300万元，收益单位老百姓投劳投资占1/3。从查干布拉克到金泉分水闸约53公里全部建成防渗渠道；把二乡段六公里险段拉直，彻底解决了经常冲坏的问题。渠道基本上重新开挖；桥梁和支渠口、退水口全部重新制作。渠道断面按30m3／秒设计建设，比原有流量增加一倍，可以保证灌溉50万亩。母亲渠苍老的面貌不复存在了，在察布查尔大地重新出现了现代化的母亲渠。这一改建将为实行按方配水，商品化管理；彻底改革大水漫灌，实行科学用水，科学种田，建基本农田；使我县农业上新台阶打好了基础。

 为了使母亲渠更长远，更有效的发挥作用，还有一些重要事情必须完成：一是察渠、察南渠、稻渠干渠合并工程应及早完成；二是建设好渠道两边护渠林带；三是完成金泉段防渗工程；四是加快农田灌排配套工程，建设五好农田；五是防治察南渠灌区盐碱水进入察渠，使察地次生盐渍化扩大；采取综合措施搞好盐碱地改良工作；六是改革水管体制，引进完全市场化运行的机制，制定合理水价，按每亩用水定额控制用水，按方收费。同时水管部门广开门路，多种经营；特别利用有水有树的有利条件，多开发旅游点，增加收入等。

 五、结束语

 察布查尔布哈历经二百余年的漫长岁月，她是锡伯人在祖国西部坚守边疆，开发建设边疆的历史见证。是锡伯人的留给后人的无价之宝。她和锡伯人乃至祖国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有了她才有了锡伯族的今天，锡伯族才保留了自己的语言文字和文化传统。她培育了团结友爱，坚强的民族品格，造就了一代又一代民族精英。许多锡伯族儿女为祖国的安宁，在反分裂的斗争中把热血洒在了天山南北大地上。她又是锡伯族人民智慧和勤劳的结晶，锡伯人民世世代代都高唱：察布查尔布哈，我的母亲！1954年，锡伯自治县成立时，为缅怀先辈创业的艰辛，也期望后人继承和发扬艰苦创业精神，建设美好的家乡，把县名庄严定为：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西迁的锡伯族经过长期、复杂、艰苦的斗争，逐步培养了自己的民族精神，这就是：

 自立更生，艰苦奋斗，自强不息。

 爱国家，爱民族，爱家乡。

 反侵略，反分裂，捍卫祖国统一。

 兄弟民族世代和睦相处。

 学习先进科技文化，走在先进民族之列。

 让民族精神世世代代永放光芒！

（本文摘自郭建中著《察布查尔大地一个锡伯人的耕耘录》，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文史资料委员会，2007年10月内部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