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多民族组成的大家庭，锡伯族是这个大家庭中的一员。当前全国约有锡伯族近20万人，其中14万多人居住在辽宁、黑龙江、吉林、内蒙古和北京等省、市、自治区中，近45000人居住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境内，其中约有21000人居住在伊犁萨克哈自治州伊犁地区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其余约18000人分散居住伊型地区各个县、市和乌鲁木齐市、塔城市及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等地。唯有新疆的锡伯族至今保持着自己独特的风俗习惯和语言文字，同时锡伯族中会讲维吾尔语、汉语、哈萨克语的的比较普遍，还有一部分人会讲蒙语和俄语。是新疆会讲、会用多种语言文字的民族之一。
一、西迁前的锡伯族概况
锡伯族是古代鲜卑族的后裔。鲜卑是我国古代北方东胡族的一支，东汉和帝永元元年(公元八十九年)，北匈奴败于汉将宪窦，大部酉迁，鲜卑族进入北匈奴故地。东汉桓帝时（公元一五八至一六七年间），鲜卑在其首领檀石槐（现锡伯语老虎为塔石哈，与擅石槐相似）的领导下，组织强大的联盟。自东汉至魏，鲜卑族犬人檀石槐、轲比能征服许多游收部落，相继组成巨大的军事行政的联合休，西接乌孙国，东到辽河流域，东西二万一千里，南北七千余里，塞外甸奴旧地，全被鲜卑族占领.公元四至五世纪鲜卑诸部，先后进入巾原地区，建立起若干个地方政权，经过长期的战争，消灭了敌对势力，建立了北魏政权，公元四三九年魏出兵，灭北京国。魏取得京州。至此，自公元304年开始的一百多年的十六国混战大乱的局面，这时才被平息，黄河流域得到了统一。各族劳动人民的生活安定得多了，因而恢复和发展生产。北魏历时148年，以后分为东西两魏和北齐、北周等鲜卑贵族建立的政权，后来隋取代了北周，实行了各种巩固统一的措施，使连续三百年的战争得以停止。南下的鲜卑族融合于汉族和其它民族之中了。
但留在古代鲜卑族的诞生地，即大兴安岭阿里河地区“嘎仙洞”周围的一部分鲜卑人，“当拓跋鲜卑从南方大泽迁走时，其中一部分游收部落留居此地，世代从事游牧生活。而另一部分狩猎部落则进入大兴安岭中段，以狩猎为业。”(见《新疆大学学报》1981年第4期)这部分锡伯族先民，在北魏及将灭亡的时候，又逐渐向南移动，在隋唐时曾称为室韦，失为，在公元十世纪契丹人建立辽朝的时候，仍称为室韦人。
十六世纪中（一五六三年前后)出现了正式的锡伯族这一名称。
十六世纪下半叶，女真族掘起，女真族的杰出军事、政治家努尔哈赤统一了建州女真，势力迅速壮大，打败了“九部联军”。又对科尔沁蒙古的王公，台吉进行笼络，一部分锡伯部落的首领率其部族投奔努尔哈赤，归服于后金，而被编入了满洲八旗。他们是锡伯族的多数，也是发展成为今天锡伯民族的先民。
“九部之战”后，叶赫、乌拉等八部投降了努尔哈赤，只有锡伯部未降，在科尔沁蒙古王公、台吉的管辖下又过了近一百年。康熙年间，为平息准噶尔部上层分子噶尔丹的叛乱，阻止沙俄入侵和直接统治锡伯部，消除锡伯人对清朝官兵的扰乱和侵害。清政府要求科尔沁蒙古将所管辖的锡伯族人交出，置于自己直接管辖之下。科尔沁蒙古逐将锡伯族人，先后都进献给清政府。“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科尔沁之王公、台吉等，将所属锡伯、瓜尔察、达斡等一万四千四百五十八人进献”，除老、幼家奴外，披甲者一万一千八百十二人，将原属蒙古八旗的骁骑善射锡伯人编入清洲的镶黄、正平白等东三旗，将他们编为八十四个牛录，其中有锡伯牛录十四个，其余为达斡尔、瓜尔察牛录，从中挑选出年富力强者，作为披甲分驻在属于交通、军事重地的伯纳，齐齐哈尔，吉林三地。
盛京(沈阳)是清朝的陪都。由于频繁的战事，盛京的八旗军抽调到关内及其他地方的甚多，为了调整东北三省的军事力量和加强盛京的军队实力。清政府决定抽调伯都纳、齐齐哈尔、吉林三地的所有锡泊族兵并将七十四个牛录的锡伯族人计六万六干六百三十七人，同时移往盛京地区各城镇和北京等二十余城镇。分别在遭舞愿三十八年(1699年)、三十九年(1700年)、四十年(1701年)分三批迁移完毕。将这些迁趁如揭伯人分散编入各地的满洲八旗。
锡伯族移居盛京和京城后，于一切差使，均欲奋勉，重新取得了清朝皇帝的信任，逐渐选任官员。如前锋、护军、佐领、护军参领、三等待卫等。到了雍正元年(1723年)，从锡伯人中开始挑选随从皇帝的亲军。在盛京亦有了“官至二品大臣者”，“且官员之辅授，均与满洲同”。
在清朝统一全国的过程中，遭到准噶尔蒙古部上层分子的阻挠。清朝政府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之朝不断用兵，抄于在一七五七年(乾隆二十二年)平定了准噶尔部上层分子阿睦尔撒纳的叛乱，有效地抵制了沙皇对东方的继续伸延;接着又进军天山南路，于乾隆二十四年(公元一七五九年)平定了大小和卓的叛乱。
但由于伊犁地区，征战不息，千戈相残，在平定了准噶尔部阿睦尔撤纳和大小和早的扳乱后，人烟稀少，土地荒芜防务空盛e沙皇又乘机不断向东扩张。清朝政府为加强防务，一面从内地调迁官兵，在伊犁地区筑城驻防，一面从新疆南路移民屯田。乾隆二十七年(公元1762年)，筑惠远城，建造了伊犁将军府，命明瑞为争得将军，总理南北两路军政事务。
伊犁是西北边睡，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必须耍有强大兵力联守。遂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奏疏朝庭:闻得，盛京驻兵共有万六、七千名，其中锡伯兵四、五千名，伊等未甚弃旧习，狩猎为生，技艺尚可”，……于此项锡伯兵内拣其优良者一同派来，……”。清乾隆皇帝准奏照行。
盛东将军佘土肯奏旨，于一七六四年(乾隆二十九年)决定从盛京管辖的各地抽调锡伯官兵1020人（其中防御，烧骑校务十名)，连同官兵大小眷属3275人，共挑选4295西迁伊犁戍边。
二、西迁的准备和途中的情况
锡伯宫兵起程前，山盛京户部予付给被派出之防御、骑校各一年捧银外，又发给两个月盐菜银，每人每月一两五钱。发给兵了两个月盐莱银，每人每月一两五钱。发给乘马兵员二个月盐菜银，每月一两五钱。兵丁每户发给两匹马，三头牛，一辆车，并发整装费兰十两银，发给帐房，铁锅之折价银六两。官兵家属自备两个月口粮。
做好西迁的各项准备工作后，盛京将军将踢伯宫兵及其眷属4295人分成二队，先后起程.“第一队派去之防御五员，烧骑校五员，兵四百九十九名，官兵之家眷共老少一千六百七十五口，一并交协领阿木呼郎（盛京镶镶黄族协领）管带，于四月初十起程。第二队派出之防御五员、骁骑校五员，兵五百零一名，官员之家眷共老少一千六百口。一并交协领噶尔赛（熊金岳城协领)管带，于四月十九日起程”。
官兵乘马或乘骆驼，老年人，妇女、儿童坐着牛车，离别了父老兄弟和亲友故乡，出盛京彰武台边门（是清朝的条边门，现在辽宁彰武县境内)，经克鲁伦路(逆克鲁伦河行的路)和蒙古路(从呼和浩冷至乌里雅苏台的路)，八月二十四、二十五日抵达乌里雅苏台(令蒙古人民共和国扎布哈郎特)。农历八月末的蒙古高原，己青草无存，寒气袭人，故无法继续前进，于是在乌里雅的台扎营，待来年春季草木返青，再起程赶赴伊犁。
在乌里雅苏台过冬期间，所带牲畜因长渝乘骑写驭，疲惫夜弱，加之雪厚无草，开春之时.瘟疫流行，原由盛京起程时所带之牛三千零三十六头，先后倒毙二千五百九十六头，仅剩四百四十头，所带之马二千零二十匹，虽然只倒毙二十多匹，但大半疫瘦，生癞者多，不得其力，所似再不能靠这些牲畜的力量前往伊犁了。经管带协领阿木吸郎、噶尔赛呈报交涉，才有乌里雅苏合将军成衮扎布奏准“每两户给马一匹、驼一峰，计由（乌里推苏台牧场共拨马五百匹，驼五百峰纷之。并令协领阿木呼郎、噶尔赛将此等马驼，沿途妥善饲养使用，抵达伊犁后，照数交还”。
锡伯族官兵借到马和驼后，每人带四个月口粮和一个月茶叶，分成两队，于1765年(乾隆三十年)三月初十日起，先后由乌里雅五台起程，行至科布多一带，正值阿尔泰山脉积雪融化，“数河俱溢，水深流急，不能行走，连日宿住，等水梢退。并穷绕科齐斯山而行，多受困数日。所利之兵丁口粮，只足月余之食”(摘白塔尔巴台领队大臣奏摺)，所借马驼倒毙甚多，在这食粮断绝畜力不足，行走极为艰难的情况下，阿木呼郎和噶尔赛无可奈何，一面咨请伊犁参赞大臣爱隆阿饭人前来接济，一面带领锡伯族官兵及其家肴继续行进。在伊犁派人接济之前，余粮已尽，乃采野莱充饥。过了和布赛尔、察汗鄂博，于六月十二，十五日，第一队行至珠尔镜珠、察罕霍吉尔等处，与伊犁前来接济之索伦佐领莫俄里相遇，六月二十四、二十六日第二队行至阿尔坦额墨、沙喇乌苏等处，方与伊犁前来接济之侍卫舒每相遇。将二千只羊，照数交于管带阿木呼郎、噶尔赛，由他们分给兵士。两队锡伯族官兵及其家眷得到按济羊只后，经过额米勤(额各县巴尔仓克、博尔塔拉等地，于乾隆三十年(T765年)七月二十二，两队锡伯官兵及家眷，先后抵达伊犁水定一带。
数千名锡伯人西迁，是在清政府的强迫命令下进行的，并非自愿。路途历尽千辛万苦，留恋故乡、父母亲戚是很自然的，因此在长途跋涉中出现逃跑者是不足为怪的。〔乾隆在盛京将军舍图肯奏琉锡伯兵起程的摺子上朱批:“如私行逃走者，著严行查拿具奏。若未经奏闻，由他处发觉，唯尔等是问。”所以凡有人逃跑，舍图肯即严行查拿具奏。据已发现的满文档案记载，在整个西迁过程中，发生三起逃跑事件，共逃走六人。第一起锡伯闲散山扎布、扎西二人逃回盛京后被发觉拿获，抑至乌里雅苏台，在锡伯官兵面前斩首。第二起闲散郭吉、阿奴尤尔岱和巴尔虎闲散巴颜三人逃回盛京，又都被拿获交盛京刑部斩首，并行书通知了行军中的锡伯族官兵。第三次逃亡者为锡伯说奴珠尔罕士，因去向不明。朱能抓获。但是在锡伯人西迁的途程中，只有六人逃跑，而且从起行处有四百余人自愿跟随而来。乾隆三十年(1865年)锡伯人抵达伊犁后，从伊犁参赞大臣爱隆阿秦肪看来，抵新伊犁的人不止上述的数字。爱隆阿奏称：“据护送一千名锡伯官兵之协领阿木吸郎、噶尔赛呈称:去岁，我等前来时，除已入印册之人口外，沿途陆续生新男女幼童共三百五十余名。此外，我等于途中查出跟来之闲散四百多名，当即询问伊等，皆答称系官兵之兄弟子女，由原籍起程时跟随而来。其中:男二百四十七名，女一百五十八名。实系起程时跟随而致，并无他权，惟印册内无其名额，等因具结前来。”因此，在原数上加上爱隆阿奏疏的多余人数，实际抵达伊犁的锡伯男女老少共计五千零五十名(包括途中逃跑、病故和少量外籍人员)。
三、安置锡伯官兵及其眷属的情况
在锡伯兵及其眷属未达伊犁以前，伊犁将军虽听说锡伯人英勇善战，马背技艺娴熟、善骑射，但对锡伯族究竟从事何种行业不甚了解。故在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奏称:“来岁，先在库尔（今塔城地区)筑成屯田兵，并派骑兵九百名看护，相应将伊犁两帛根（系蒙语、班和队之意）察哈尔兵，照明瑞原奉之例，皆移往博尔塔拉牧地，以助塔尔巴哈台声威，唯今又增派锡伯兵一千名，应权衡利弊酌情调办。奴才明瑞与爱隆阿商定，来岁，锡伯兵抵达后，视其情形，或者仍令察哈尔兵驻博尔塔拉，或者视其锡伯兵来后视便利条件就近安排在那里游牧等事另行具奏请旨。”
锡伯官兵抵达伊犁时，将军明瑞和参赞大臣爱隆阿等仍未确定防守之处。因此参赞大臣奏称:“他们抵达时，已过耕种时节，仍交护送他们的协领阿木吸郎、噶尔赛管理，暂住乌哈里克城（现为水定县城)，希望指明永居之地。
锡伯官兵暂住乌哈里克城时，明瑞和爱隆阿已了解到锡伯人在原籍生计，尤其移居盛京所属各地后，己杂居在各城乡，虽未完全放弃饲养、牧放牲畜，但生计以农业为主了，故又重新奏称：“将锡伯移来这里后，应跟他们以饲养收放牧牲畜为主了，如让他们住在城里，饲养畜种地都无利，如像察哈尔、厄鲁特一样，让完全游牧，想一时不能适应，又不便耕种。故应从不但便于种地，而且近处有放收牲畜之处为出发点，确定居住地，于一切有利”，两昂根察哈尔暂住博尔塔拉以来，其屯田、放牧均有成效，察哈尔两昂根驻守博尔塔拉。”
从前后奏疏来看，在锡伯族抵达伊犁前，明瑞等曾想让锡伯人住博尔塔拉。锡伯人抵达后，经了解消楚生计情况后，才认识到不能让锡伯过游牧生活，放弃驻守博尔塔垃的主张，而准备确定在既有利于屯田放牧牲畜马匹，又利于防守的地方。
当时，伊犁河北的惠远城，驻有伊犁将军和参赞大臣，各营领队大臣，有满洲兵驻守，城西北有索伦、达斡尔兵驻守屯田，城东有惠宁城(今巴彦岱)有满洲兵驻守，城东南有厄鲁劫蒙古兵驻防。城南有伊犁河，河之南边有准喝尔蒙古部废墟，除海努克一带有少部分“塔兰奇”之外，其余地区人烟稀少，土地荒芜，防务空虚。明瑞亲自赴伊犁河南一带察看后，认为让锡伯人住在此地对一切有利，便向皇上奏称:“吾人明瑞经察看，伊犁河南岸与惠远城相望之巴土孟克，卓胡尔拜兴以西至霍吉格尔巴克一带地方，土地肥沃，水原充足，其地，夏、冬牧放牲畜，打草砍柴等诸事都很方便。拟将锡伯兵就安置于此，与该部大有裨益焉，再据地理形势而论，亦可隔河相望相互声威，故议定将锡伯兵安置于巴土孟克巴克一带，防守屯田。”故于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正月，乘伊犁河结坚冰之际，陆续过河，到指定地点，建房造舍，定居下来。
牛录是清朝旗组织的基本单位。锡伯官兵在乌哈里克城休整期闻，伊犁将军奏疏皇帝恩准后“按照索伦、察哈尔、厄鲁特之例”，亦设一昂根，下编六牛录。其中四个牛录各有领催，披甲计167人，两个牛录各有领催，披甲计166人。”昂根设有领队大臣，总管、付总管各一员。领队大臣由京城满洲官员中钦派补放，驻惠远城。总管、付总管等员，则“于此处（伊犁）戍守大员中，不论满洲、素伦，拣选二人补解。”其办事机构为总管档房。六个牛录，每一个牛录要有佐领、骁骑校各一员，从锡伯兵内拣选补发，其办事机构为旗下档房。至乾隆三十二年(1767)锡伯、索伦、察哈尔部生齿日繁，各项差役公务增多，已不能靠六个牛录的官员办理，不敷使用，伊犁将军奏疏皇帝恩准后，锡伯、素伦、察哈尔部均佐领骁骑校各二员，均增编两个牛录，这样锡伯部也扩编至八个牛录，并颁发了镶黄(一牛录)、正黄(二牛录)、正白（三牛录)、正红(四牛录)、镶白(五牛录)、镶红(六牛录)、正兰(七牛录)、镶蓝（八牛录)八种颜色的旗，又称锡伯营。
四、锡伯族西迁后驻防边疆屯田，有力巩固了边防和保卫了祖国西大门
锡伯八旗领队队大臣锡伯官兵防守派驻之卡伦(卡伦是锡伯语译音为土台、台、站也可引伸为瞭望)，有十八处：古尔奔托哈卡伦、常设，在惠远城西南七十里，西至昂达拉七十里；昂达拉卡伦、常设、西至夏韦尔托哈七十里；夏韦尔托哈卡伦，春季设、秋季称察纠托哈，西至托里七十里；托里卡伦、春季设，夏季移额木纳察汗乌逊，秋季移多兰特，西至玛哈沁布鲁克卡伦五十里；玛哈沁布鲁克卡伦、春季设，夏季移辉特察汗，秋季移额勒高莫顿，西至春稽八十里；春稽卡伦，常设，西南至塔木哈八十里；乌拉斯图卡伦，夏季添设秋季撤，东北至韦尔哈托，西南至额木纳察罕乌乌六十里；额木纳察罕乌苏卡伦，厦季由托里移设，西至焊特察汗乌乌六十里；罕特察汗乌苏卡伦。夏季由玛哈沁布鲁克移设，西至塔木哈六十里；塔木哈卡伦，春季设、秋季移察林河口，东北至春稽九十里；察罕托哈卡伦，秋季由夏韦尔托哈移设，西南至夏辜尔托哈八十里，西北至多兰特七十里；多兰特卡伦。秋季由额木纳察汗乌苏移设，西至夏尔托尔哈八十里；夏尔托尔哈卡伦，秋季漆，冬季撤，西南至额勒音莫顿一百里；额勒音莫顿卡伦、秋季由焊特察汗乌逊苏设改南至托尔哈六十里；托尔哈片伦，秋季设，春季移厄鲁特营之巴噶罕塔木哈，夏季移管塔哈色沁，东南至稽九十里，西南至春察柯河口四十里；察柯河口卡伦，秋季由塔木哈移设，东至春稽四十里；塔木哈色沁卡伦。夏季由巴噶塔木哈移设，在塔木哈西南河口；大侨卡伦，常设，在惠远城东南一百里。
锡伯族除驻守所辖十八处卡伦之外，还要协助索伦族驻守辉番卡伦。坤杜伦卡伦，还协助厄鲁特蒙古营防守夏尔雅斯添撤卡伦。
守卫台站，守卫台站远到巴哈台（今塔城）和喀什噶尔等地。
塔尔巴哈台站，乾隆二十九年由乌鲁木齐绿营后防守，乾隆三十一年改由伊犁八旗去换防。两满营佐领一员，以卡伦侍卫名义派官员9员，兵丁409名。锡伯、索伦两营派出换防佐领委营一员，锡伯营派骁骑校委参领一员，以卡伦侍卫名义派官员一员兵丁90名，每两年换防一次，嘉庆十二年，锡兵、素伦添派兵各30名。
喀什噶尔换防，每年由锡伯营派佐领委营长一员，骁骑校参领一员，兵丁200百名，内委官3名。
锡伯营在驻守十八处卡伦和远去喀什噶尔、塔尔巴哈台两地换防之外，每年夏季，派领队大臣去布鲁特游牧界巡边时，锡伯营派官员1名，兵丁30名，每年秋季派出领队大臣去哈萨克游收界巡边时，锡伯营指派官员一名，名丁30名，每年八月分，由将军、参赞大臣亲临喀什河一带行围狩猎，并训练官兵时，锡伯营指派付总官一员、官员四员，兵丁16名。
除了经常性的牡守卡伦和守卫台站外，遇有特殊事变，锡伯营宫兵，就要担当特殊任务，当大部队的先锋营，接受艰巨任务，成为“铁营”。如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匿居浩罕和卓波罗尼都之孙张格尔，在老牌殖民主义者文持下，在浩罕国的支持下入侵南疆，使南疆八座城镇遭到被搅扰和侵占,当时锡伯营总管额尔图伦受命亲率锡伯营八百名子弟，在决定性的浑巴什河战役中，打败了敌兵二万，扭转了战局。在当时布鲁特（现为柯尔克孜族)牧民的协助下，最后在喀尔铁盖上，由锡伯兵纳松、舒兴阿活捉了匪首张格尔，使张格尔分裂祖国统一的阴谋彻底粉碎。事后，道光皇帝特意接见平叛中有功的额尔古伦、纳松阿、舒兴阿、德克吉阿等人，并赐英雄称号，脸图紫光阁，以表衫他们维护祖国统一作出的不朽贡献。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受英国殖民主义者支持的阿古柏占领了南疆:伊犁地区也成立了反动的“苏丹汗国”，锡伯族人民与苏丹汗国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当时厄鲁特营、察哈尔营，满营、索伦营，有的被消灭，有的被打散，有的潜入山地、有的逃往俄国，但锡伯营在总管喀尔莽阿率领下，动员了全部人力和物力反抗“苏丹汗国”，与敌人进行了两年多的顽强斗，最后在外无援军，内无根草，成为孤军的形势下，为等待清朝援军，奉伊犁将军密令与“苏丹汗国”议和，提出了三个条件：1.不改变宗教信仰和族别；2.不改变八旗制度(当时伊犁地区唯有锡伯族保存了八旗制度)，照常办事；3.不改变军队，不参加“苏丹汗国”的侵略战争。苏丹出于他的自身利益(怕与锡伯营的战争拖长了，不能防止南疆阿古柏的侵吞和乌鲁木齐一带地方政权力量的进犯和怕自己内部产生混乱)就接受了三个条件，于是双方宣布停战。由于战争中的伤亡和“苏丹汗国”对韭伊斯兰教民族血腥统治，锡伯族人口从同治初年的二万余人到战争结束后，减少了四分之一，只有14000千余人。锡伯族人民对卫护祖国的领土完整作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这种爱国主义精神，是值得后代子孙和整个中华民族为互尊敬的。
沙俄怕英殖民主义者支持的阿古柏政权越过天山冰大板占领伊犁地区，就于一八七一年（同治十年）七月出兵，消灭了“苏丹汗国”，占领了伊犁地区。但锡伯营总管不服占领者的管理，带领锡伯族官兵、于光绪四年到博尔塔拉、车排子等地垦荒种地，在各台站、大军经过之处的台站，堆积大量粮草，有力地支援了左宗棠部队收复伊犁地区的大进军，并派锡伯官兵为收复大军军前服务，使伊犁地区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
西迁以后至辛亥革命前的一段锡伯族历史，是反对帝国主在和反对反动势力妄图分裂祖国统一的历史。正如文学家徐迟在其“西陲纪游”一文里所写:“这个人数比较少的锡伯族，敢顶、敢撞，就敢于斗争，不怕牺牲，无所畏惧，坚强的锡伯族，二百多年来，忠诚的信守着电田戍边的宿颗，毫不动摇，始终不逾，他们的人日不多，现在也只有二万七干余人，他们的业迹很少被人知晓，可是他们是生产的模范，他们是战斗的英雄”。
今天，锡伯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和关怀下，在党的民族政策光辉照耀下，在民族团结的大家庭中，与各族人民团结合作，为祖国的两个文明建设，将做出更大的贡献。
（本文原载《伊宁市文史资料选辑》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