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66年(乾隆三十一年)一月，伊犁河封冻后，西迁锡伯兵民踏冰过河到伊犁河南岸，沿河岸居住，正式组成了锡伯八旗，亦称锡伯营。锡伯营在伊犁河南岸定居后，有二大任务：一、戍边，防守卡伦、台站；二、屯垦。为生存下来，长期扎根边疆，首先要解决军民的口粮。为此，将准葛尔时期废弃的一条绰霍尔布哈（渠）修复、疏通、引伊犁河水，经两年奋战，开垦了万余亩地，初步解决了军民的口粮。

 1802年（嘉庆七年）左右，锡伯营人口繁衍达7000余人，万余亩耕地已不能满足军民的口粮需求。为长期守卫边疆，必须扩大耕地，发展农、牧业，解决军民的口粮和军马的草料。但是，从伊犁河南岸至乌孙山脉之间的广大亘古荒野上，除了春来夏干的几条山沟水和十几眼泉水外，别无扩大耕地的水源，唯一的办法是另挖一条大渠，从伊犁河引水，来扩大耕地面积。

 这个历史重任落在了1799～1810年(嘉庆4至15年)任锡伯营总管图伯特肩上。图伯特于1755年在沈阳北郊出生，1764年十岁时，随父母西迁伊犁。图伯特为从伊犁河引水，经一年多时间，在沿伊犁河和河南山下各地踏勘，请教长者，与有经验的农民商量，选定挖渠的线路，又与锡伯营各级官员研究商量，说服了持不同意见者，上书伊犁将军松筠，提出七年限期完成大渠工程，得到松筠的批准，并报朝廷备案。

 1802年(嘉庆七年)农历十月，大渠正式开工。当时锡伯营抽派官兵防守伊犁边境地区的十八处卡伦和喀什噶尔台站、塔尔巴哈台台站等防务重地。因此，劳动力比较紧张，从八个牛录抽调军民400名，其中乌克辛(披甲)占20％，其余为不是兵丁的闲散人员，编为两个大队，春、秋两季轮换劳动。

 从伊犁河引水的开口地点是河水向南涌冲临河的察布查尔山峭壁上开口。总管图伯特吃住在工地，白天亲临工地指挥，晚上还要提灯笼勘查地形，详细具体确定第二天继挖线路，以免待工误工。采取了当年开挖，当年引种田的办法，既解决了新渠试水，又解决了军民口粮的供应问题。经过七个春秋的艰苦劳动，终于在嘉庆13年(1808年)胜利竣工。该渠东西长200余里，深一丈，宽一丈二尺。初期称“锡伯渠”或“锡伯新渠”(与旧有的绰霍尔渠相对而言)。因每年早春和秋末清淤或开、关闸门时，劳动者均到龙口附近察布查尔山麓的察布查尔村驻扎，去劳动的人们都说到察布查尔去，察布查尔一语，就成为既指察布查尔村，又指大渠的双关语，久而久之，察布查尔就成为大渠的正式名称了。

 察布查尔大渠竣工后，新开垦近八万亩耕地，原址在靠伊犁河南岸的几个牛录均迁至察布查尔大渠南北两岸，筑城建房屋院落定居，按户、人口、劳动力情况分给土地，使伊犁河水源源不断流入亘古沃野，农牧业生产得到发展。察布查尔地方荒凉的面貌开始改变，还为渠水流经的维吾尔村庄农业生产提供了可靠的水源，加强了锡、维人民的来往和友谊。锡伯营官兵不靠皇粮，减轻了政府的负担。图伯特因领导开挖察布查尔大渠成功，于1809年(嘉庆14年)奉旨进京朝见嘉庆帝，并绘图紫光阁。经恩准赴沈阳老家探亲，传说图伯特步入老家院落时，坐在房屋南大炕的奶奶从敞开的大窗户看到后，大声说：“这不是托克善(图伯特的乳名)吗?”。

 图伯特向东北乡亲们介绍了屯垦戍边的情况。在返伊途中，接到升任塔尔巴哈台领队大臣的圣旨，遂赴塔尔巴哈台任职，至1815年因腿疾辞职，返回伊犁锡伯营，于1823年(道光3年)，在正黄旗(寨牛录)家中逝世，是年69岁。

 察布查尔大渠的开凿成功，对清代水利史和屯垦史是一件大事。1816年徐松所著《西域水道记》卷四中，对其称赞：“嘉庆初，有部人图默特创议于察布查尔山口引水，自崖上凿渠，亦东西长二百余里，工费繁钜，部人嗟怨。图伯特率排从议，数年乃成。即浚新渠，辟田千顷，逐大丰殖，雄视诸部，郑白之沃，不足云也!”

 锡伯营军民自力更生，自己动手凿渠引水，开荒造田，发展农牧业生产，率先自耕自食的行动，给伊犁其他营军民做出了典范受到了清政府的高度重视。嘉庆初年，满营生计开始拮据。为了解决他们的生计，1804年(嘉庆九年)年伊犁将军松筠提议，满营八旗兵“应按照锡伯营八旗之制，按名分给地亩令自耕自食，某人耕种者，即为某人世产”。1812年(嘉庆19年)，清军机处在计遍伊犁八旗兵屯田问题时提出：“按照驻防锡伯之例，养鸡畜猪，其于生计，大有裨益”。上述情况表明，锡伯营军民，自力更生，走上丰衣足食的道路之后，对当时伊犁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已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满营仿锡伯营之例，在伊犁河北黄草湖一带，筑堡盖房，开荒造田，令闲散余丁自耕自食，很快收到了效益。开挖察布查尔布哈(大渠)的成功，对以后百余年间，锡伯营军民继开挖延伸伊犁河北“湟渠”、塔尔巴哈台地区的“阿布德拉渠”、博尔塔拉地区的“相根布哈” (又称湟渠或雅尔土罕)、“哈日布乎”(喀尔音转为哈日)大渠和托库斯塔柳(今巩留县)锡伯渠、满洲渠、特克斯县的黑鹏土罕(大渠)，提供了丰富的经验。

 伊犁地区喀什河灌区，自清代湟渠建成至今已有一百五十三年的历史。在继挖延伸伊犁河北湟渠建设中，锡伯族兵民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色明阿，1783年出生，瓜尔佳氏，锡伯营镶白旗 (孙扎齐牛录)人，道光20年(1840)升任锡伯营副总管，道光24年(1844)升任锡伯营总管。色明阿任总管期间，为了扩大耕地，增加察布查尔大渠的水流量，每年都带领兵民进行修挖和清淤。为解决察布查尔大渠经常冲坏或因历年积淤造成下游农田缺水问题，他决定在察布查尔大渠部分地段进行改道。但事与愿违。改道工程结束后，因改道地段地势偏高，渠水出现倒流现象，导致人力物力的极大浪费。伊犁将军奏闻朝廷，奉旨革去邑明阿总管职务。

 色明阿受到处分，并没有气馁，而是引以为戒，吸取教训，收集有关水利方面的书籍资料，精心研读，出门走访，察看伊犁河南北山川地理形态，期望着有生之年东山再起，将功补过，做些于国于民有益的事业。三年后，重新兴修伊犁河北湟渠的水利工程，给色明阿带来了大显身手的机会。

 伊犁河北岸湟渠，是在察布查尔大渠开挖成功后，兴修的。察布查尔大渠建成，“既浚新渠，辟田千顷，遂大丰殖，雄视诸部"，锡伯营八旗在当地是最富庶的。所以伊犁将军松筠提议驻防各营八旗官兵“应按照锡伯营屯制，按名给地，永为世业”。在这以前，伊犁河北驻防的满营未兴屯田，后来人口繁衍，官仓粮食供应不足，生活拮据。为解决这个困难，在惠远、惠宁（今巴彦岱）一带，开垦12万亩，引用城东数十里辟里沁泉水。其结果与当地维吾尔农民争水，发生矛盾。回屯首领阿奇木别克为解决这个问题，奏请伊犁将军，建议：“开渠引喀什河水浇灌辟里沁回田，以辟里沁泉专灌惠远城旗屯公田”。松筠采纳了此建议，以维吾尔人劳力为主力，征调富有修渠经验的500余名锡伯营官兵，共同“创修阿奇乌苏大渠，引喀什河水溉灌，该渠全长二百余里，七年始成”。灌田28.9万亩地。

 然而，湟渠挖成后，由于管理不善，经常毁坏，用水状况，时好时坏，中下游经常断水，而且能挖通至惠远城和乌哈里克(绥定)城，1844年(道光24年),布彦泰任伊犁将军时，动员伊犁维吾尔人和各营兵民开始了旧湟渠“展宽加深，即开接新渠引入阿齐乌苏东界，并间段挖支渠”的水利工程，工程开始后由于缺乏技术力量，遇到许多难题。色明阿闻迅后，主动要求见伊犁将军，自告奋勇担负施工的技术责任。伊犁将军布彦泰批准色明阿和他的儿子台费音担任工程技术指导。父子两人受命后与当地军民一起，同甘共苦，风餐露宿，测绘地形，确定兴修方案和新支渠的开渠路线，亲自带队施工。按照原定一段改道方案，湟渠一段路线要经过巴彦岱一带时，期间一段从城中间雾插过去，满营四个牛录的佐领都出来反对，要求改变渠行路线。色明阿经将军批准，修改了原来方案，重新勘定开渠路线，决定从城南经过，取得成功，使渠水顺利通过巴彦岱地段。

 黄草湖沟地段地形为复杂，这里的渠段历遭毁坏，一直没有得到根本治理。色明阿采用织网式办法，用柳枝、麦秸、石头等材料，层层密织压砌，建起坚固堤坝，使该段渠身得到治理。经过半年的辛苦劳动，顺利地通过阿齐乌苏废地向惠远和乌哈里克城延伸，湟渠的加宽延伸工程顺利完成。据“新疆图志”卷七十五中记载，此次修建的“哈什旧湟渠，在城东一百四十里，导源哈什河，长二百余里，广二丈，今溉田28.8万余亩，支渠二"。这两条支渠就是新开挖的“塔什乌斯坦渠，在城东110里，由哈什旧湟渠分支长四十里，广一丈，今溉田三万余亩”。另一条就是“阿拉博斯渠，在城东一百里，由哈什旧湟渠分支，四十里，广八尺，今溉田2.4万余亩”。

 重新兴修和延伸湟渠的水利工程圆满结束，放水情况很好，新延伸渠水顺利地抵达惠远和绥定，给该两城各族兵民带来了福音，开始发展农业，兵民走上丰衣足食的生活。1844年,伊犁将军布彦泰在上报奏折中称：“开垦阿齐乌苏山地、大局已定，渠道全通，现将极东之哈什河引放入渠，皆已盈种递进，水到渠成，旋又查看渠屋，则已萦回转注，进入乌哈里克河，并无阻隔之处”。

 色明阿并没有忘记向将军的许诺保证，他把湟渠水引入了将军府的花园里。他和儿子台费音驾着一叶小舟进入花园，向伊犁将军布彦泰报喜。布彦泰肯定了色明阿的功绩，经奏闻朝廷，奉旨恢复色明阿的锡伯营总管之职，授以副都统衔，以资鼓励。其子台费音授任锡伯营镶白旗佐领。

 湟渠的重新建修和延伸工程的顺利完成，为发展伊犁河北的农业生产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为祖国边疆的巩固，经济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时至今日，该渠仍为伊宁市、伊宁县和霍城县及其兵团团场的主要的农业用水大渠。这也是古、近代锡伯族人民为伊犁地区水利建设做出的重大贡献，从此色明阿成为伊犁地区各族人民公认的水利专家。今天的人民渠(解放后将湟渠改称人民渠)， 经不断的改线、扩建延伸、整修，已成为灌溉近百万亩的大渠。湟渠与察布查尔大渠隔河相望，形成伊犁河南北灌溉网的主要水源。

 1864年(同治三年),新疆各地相继暴发了农民起义，同年9月13十三日伊犁维、回等族农民发动起义，一举占领了宁远(伊宁市)城，建立了分裂割据的“苏丹(君主)”封建政权。

 1871年3月26日，沙俄为与英国争夺新疆，悍然发动侵略战争，消灭了“苏丹”政权，占领了伊犁地区。沙俄占领伊犁地区后，把伊犁地区划归俄国七河省管辖，企图永久霸占。时任署理锡伯营领队大臣喀尔莽阿，坚决反对沙俄侵占伊犁的行径，并动员锡伯营各级官员坚决抵制。于1874年元月26日(同治十二年十二月初九)，沙俄侵略军头目科尔帕科夫斯基派兵将喀尔莽阿逐出伊犁。喀尔莽阿无奈携眷投奔到伊犁将军荣全在塔尔巴哈台建立的行营。

 在喀尔莽阿到塔尔巴哈台以前，即在1866年(同治五年)索伦营(包括锡伯、达斡尔、鄂温克)遭受“苏丹”部队的攻击，索伦兵民和一部分额鲁特兵民，共3695人，撤退进入俄境避战祸，在俄境滞留近二年后，于1868(同治七年)年返回塔尔巴哈台(塔城)居住。他们与在塔尔巴哈台站戍边的锡伯等族300名官兵及不堪忍受“苏丹”政权压榨而投奔塔尔巴哈台效力的一部分锡伯兵民一起，1870年(同治九年)在塔尔巴哈台西北开挖了一条长达60余里的“阿布德拉布哈”，开垦数万亩土地，解决了兵民的口粮和军需。

1874年元月29日，喀尔莽阿由俄台路抵达塔尔巴哈台，喀将伊犁地区被沙俄占领后的情况向荣全作了详尽的汇报，荣全又转报给己率军准备西进的金顺将军。为彻底解决塔尔巴哈台行营官兵、索伦营兵民、塔尔巴哈台台站戍边官兵、塔尔巴哈台地区蒙、哈牧民的粮荒和为西进清军兵马备粮备草料，命喀尔莽阿领导兵民屯垦，喀积极率领兵民，准备耕牛、耕马、农具、籽种等，将已开挖的阿布德拉渠拓宽、挖深、延伸，增加水流量，开荒造田，从事农业生产。第二年即1875年又派出另一支屯垦官兵，由锡伯营佐领色布西贤率领，在西进大军必经之交通要道库尔喀喇乌苏、乌苏车排子等地凿渠引水，开荒造田，从事农业生产，就近为西进伊犁的金顺大军兵马储备了大量粮草。

 喀尔莽阿在领导农业生产中，穿粗布衣，与下级官员、民兵同吃粗茶淡饭，风餐露宿，不分亲疏，奖勤罚懒，战胜酷暑严寒，四年连获丰收，不但解决了塔尔巴哈台地区兵民的口粮，还为西征军备足了粮草。清廷屡次指示，“金顺奏，古城粮石缺乏，极应妥筹接济，箸左宗棠，遵前旨，源源运解，以期士饱马腾”，“景廉奏，会商军务，现在需粮万紧”，“开屯为边防要务”。因此喀尔莽阿在塔尔巴哈台和乌苏车排子、库尔喀喇乌苏等地屯垦连年丰收，很受左宗棠赏识。经左氏举荐，喀尔莽阿受到了清廷嘉奖，并授于副都统衔。喀尔莽阿在塔尔巴哈台地区屯垦，向游牧的哈萨克、蒙古人民传授了农业技术了开创了农、牧业生产结合的新路子，喀发展的水利、开垦的土地为塔尔巴哈台地区发展农业生产奠定了基础。

 1876年(光绪二年)，左宗棠统率的西征大军，在新疆各族人民的大力支持下，势如破竹，所到之处，捷报频传。到1878年(光绪四年)，刘锦堂将军的部队，在南疆消灭了阿古柏匪帮，收复了吐鲁番和南疆的全部城镇。金顺将军的部队，收复了乌鲁木齐、玛纳斯等北疆城镇，随时准备以武力收复伊犁地区，给收回伊犁的中俄谈判壮以声威。同时，金顺向清廷奏请“自应及时兴利举废，渐复归制”。“屯田为要务，勘明博尔塔拉及车排子地方堪以屯垦，拟分拨察哈尔、锡伯兵前往耕种”，“以兴地利而裕兵食”。金顺认为喀尔莽阿为人忠诚，功劳卓著，老练稳重，熟悉边务，特向清廷推荐。1878年2月16日(光绪四年正月十五日)，清廷命喀尔莽阿署理察哈尔营领队大臣，喀接旨后，率领三百余名锡伯官兵、闲散，赴博尔塔拉屯垦，储备收复伊犁大军的粮草。

 博尔塔拉察哈尔营十六旗兵民，被“苏丹"部队打散，官兵及其家眷，有的逃入深山老林，有的因战乱不能在原地生活，流落到伊犁各地当苦工，维持最低生活水平。喀尔莽阿初到博尔塔拉草原，看到广野无人，一片荒凉，第一年选定今博乐市(后人称大营盘，是博乐市的别名，也是成立博乐县以前的地名)，从博尔塔拉河中游北岸开凿修渠引水，向东北挖了约二十五公里长的相根布哈(又称湟渠和雅尔土罕)，开垦了近万亩荒地。还派人到伊犁购进耕牛、农具、籽种，又动员伊犁锡伯营一部分兵民，来博尔塔拉参加屯垦行列。派察哈尔人乌尔哲布雅到伊犁与沙俄占领军头目交涉，招回在伊犁地区流落的察哈尔人，起初，侵略军头目说，察哈尔人生活很好，他们不愿回博尔塔拉。广大察哈尔人听到后，纷纷到占领军头目官邸，坚决要求准许返博。侵略军头目无奈，只得允准他们返博。受到战乱迫害，流落他乡的三百四十余户(约二千人)察哈尔人，于1878年农历9月15日抵达博尔塔拉，得到妥善安置，正式恢复了察哈尔十六旗的八旗建制。也有一部分察哈尔人参加了屯垦行列。当年种植的近万亩小麦，因发生蝗虫灾，颗粒未收，接着耕牛染病，倒毙不少。后来从塔尔巴哈台来的锡伯官兵如数返回，留下的从伊犁来的锡伯官兵和察哈尔人，生活十分艰难，官兵的饷银虽然向伊犁将军塔尔巴哈台的行营领取，因平叛刚结束，百废待举，官兵的饷银不能保证按时如数发放，时断时续。到冬季，气候寒冷，官兵衣衫褴褛，加之附近无商贾市场，主食所需，均从伊犁、塔尔巴哈台两地运至，经常接济不上。喀尔莽阿尔解决屯垦官兵、闲散和察哈尔人的衣食和筹措生产资金，捐出了自己的俸银，并变卖了妻子的陪嫁首饰。派人从俄国购回小麦籽种。对博乐塔拉地区再次详细勘查，第二年即1879年，把垦荒地点移往距原垦地以西九十里。这里夏季比较凉爽，土质较好，有一大片肥沃土地。从博尔塔拉河上游北岸开口，挖了约五十里长的引水渠，开垦近万亩田，大渠水源源流进博尔塔拉原野上，第一次出现了阡陌相连，望不到边的庄稼，即今温泉县哈日布乎地区。经过四年的耕耘，连年获得丰收，不仅解决了屯垦官兵、闲散和察哈尔营十六旗兵民的口粮。同时把大量加工好的面粉，源源不断地运往收复伊犁大军经过的五台、四台、三台、松树头等地，供大军食用。第二年将新开挖的二十五公里长的大渠命名为：“喀尔莽阿布乎”，简称：“哈日布乎"，并以此命名，即今温泉县属哈日布乎镇，成为永远纪念喀尔莽阿历史功绩的碑文，也成为锡伯族人民、蒙古族人民团结战斗，兴修水利，屯垦戍边的历史见证。

 喀尔莽阿率领官兵、闲散开挖的相根布乎和哈尔布乎两条大渠，当时灌溉约2万亩土地。经过五年的农业生产，向游牧的察哈尔人传授了农业生产技术，为博尔塔拉地区发展农业生产，走农牧业生产相结合的道路奠定了基础。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断改建、拓宽挖深清淤、拓长延伸上述二个大渠，其中“相根”布乎改道后，闲着的中游一段，因水土流失形成的大谷沟，经平整植树造林，约一公里，已形成一片林。东边一段沿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宾馆南墙根至北京桥，约700米，宽20至50米的一处片林，命名为青年林。这两条大渠在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的农业生产中仍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其中温泉县哈尔布乎大渠水浇灌的农业区的粮食产量，供应全温泉县90％的商品粮。这是锡伯族人民，在近代历史上对博尔塔地区农业生产的一大贡献!

 1882年，清政府从沙俄手里收回伊犁，伊犁将军金顺重又恢复八旗制度。1883年(光绪九年)，金顺将军向清廷奏疏，由锡伯营抽调官员、闲散人员与原满营所余少数官兵组成伊犁新满营驻惠远城。3200名锡伯营闲散壮丁补充到原满营，使满营的民族成分起了根本性的变化，锡伯官兵占到绝对多数，把满营更名为新满营，新满营的官员，绝大部分，也由锡伯族担任。从光绪二十一年(1895)至宣统二年(1910)的十六年中，据军机处《满文月折档》记载，前后由锡伯族补放新满营之协领、佐领、防御、骁骑校、笔贴式、催总、领催、前锋校等官职之缺51人。

 伊犁旗营制度恢复后，清政府遇到了棘手问题，就是财政拮据，发不出军饷。新满营驻在惠远城内，不事生产劳动，专搞防务，十余年后，生活很窘，日现穷苦的局面。当时任锡伯营领队大臣的色布西贤便向伊犁将军长庚提出了向特古斯塔柳(巩留县)派兵屯田，以解决军粮的建议，当即得到长庚的同意。于是光绪二十一年(1895)邑布西贤从锡伯营选取派富有屯垦经验的富某，率40名青壮年官兵，摧带农具、籽种、马车开赴特古斯塔柳（今巩留县）。40名官兵在富队官的率领下，在喀布奇海谷沟处从特克斯河开挖大渠引水，开垦荒地，并盖了大粮食，锡伯语称：“佛岔录"，维族叫“阔那食”。在佛岔录盖了五、六间房屋。次年富队官以驻地为中心，筹建居民点，因开垦者均为锡伯营官兵，就把居民点称为大营盘，经二年辛勤劳动，方告竣工。史称阿木巴华兰，意为大营盘。

 光绪二十二年(1896)伊犁将军长庚得悉特古斯塔柳有广阔的屯垦发展前景，便令锡伯营再挑选250名官兵，作为“练军两旗”，派往该地屯田。他们边耕边在前40名官兵筹建的大营盘基础上加以扩大。同时把水渠拓长拓宽延伸至迭尔土一地，开垦荒地。第三、第四，年将水渠控长至驻地大营盘。此后几年继续挖长，经七年的艰苦劳动，使水渠延伸至塔斯托别西边的克孜尔努尔等地，全长50公里，沿大渠两边开垦了十几万亩良田。于1903年将此渠命名为锡伯渠，这一名称一直延续至今。

 城锡伯官兵从1895年至1904年，经九年辛勤劳动，开挖了锡伯、满洲二条大渠，开垦了十几万亩良田，连年丰收。自1896年开始，屯垦官兵除留足口粮籽种、役畜饲料，将大量粮食、用木筏，顺伊犁河源源不断运到惠远城交给将军府粮饷处，以供城内军民的口粮和军马饲料，使城内兵民生活有了保障，粮饷也开始供应充足，减轻了清廷的财政压力。这一时期的屯垦官兵实行轮换更替形式，其弱点是不利于稳定发展。到1903年长庚调京另任，接任将军马亮到职后，发现惠远城的新、旧满营人口繁衍，无法充分供应粮饷，经奏闻朝廷，将光绪二十一年从新满营裁撤下来而返回锡伯营的240名锡伯官兵谕令规复，编为练军两旗，令他们携眷搬往特古斯塔柳驻屯。此时，原从锡伯营轮班屯垦的近300名官兵，将九年之中建造的房屋，开垦的土地，水渠连同农具、役畜、籽种等登记造册，无贷价的交给了新满营官兵，回到锡伯营。

 新满营派往特古斯塔柳练军两旗的营长为赛沙春，正红旗(堆齐牛录)人，富察氏，连回家眷大小人口约一千多人口，被安置在沿大渠的大营盘和塔什托别两处。第二年，即1904年将兵屯改为私屯，把耕地，按每一官兵家庭人1:3分给土地，作为永世私产，相应将农具、房屋、役畜也依据每户劳动力、人口予以分配，从此他们由兵普民，按地亩数上税交纳公粮。1922年赛沙春营长(仍沿袭原来的称呼为营长)逝世，享年七十岁，由镶蓝旗(扎库齐牛录)人阿佐领代理营长，不到周年，借口老病复发，辞职回锡伯营。继任营长为扎库齐牛录人舒占泰，瓜尔佳氏，至1925年辞职回家。镶白旗(孙扎齐牛录)人何福，何耶尔氏任营长，一年后，借口知识浅薄，递辞呈，回家务农。1926年正白旗(依拉齐牛录)人，孟古录、郭罗录氏，任营长，三年后卸任回家。1928年镶红旗(宁固齐牛录)人柯信保任营长至1949年，1953年逝世。

 把兵屯改私屯时，有一千人左右，到民末时已发展到三千多人口，后来好多人年年寻根问祖，回察布查尔老家定居，到1982年时只剩下一千二百五十余人。

 锡伯营镶白旗人，蒙库泰，何耶尔氏，曾任新满营协领。1911年伊犁辛亥革命后，在新伊都督府任民改司副总长，伊犁与省合治后，杨增新主政新疆初期，仍任新满营协领、伊犁镇守使副镇守使。额鲁特营领队官等职。他熟悉伊犁各地自然风貌，地理坏境，土地水源、草原分布情况，认为特克斯地方商贾缺少，做商有利可图，就于1913年为其侄子黑鹏准备了一些百货，驮了几峰骆驼，到特克斯草原蒙古人聚居地阿克布兰做买卖。因买卖顺利，第二年搬来家眷，继续行商。过了几年，心想做商终究不是永久之业，认为农业才是根本，乘骑勘查特克斯原野，来到库克苏谷沟下边以东的喀拉达拉，经观察地形，土地肥沃，荒地很多，如从特克斯河引水挖渠，可得数万亩良田，因此去巩留县招来几十个青壮年，并派帮工哈萨克人拜巴什江，与喀什沙浪山沟中的千户长莫尔多江商量，招来二百多人，于1917年开始一同开挖水渠。挖渠时，黑鹏用土法测量，在玻璃瓶中装上半瓶水作准器，测量每天挖的渠段水平面，如不平就翻工挖平，一步一步地从低处将特克斯河水引上荒地。当年挖了十多公里长的大渠，开垦了喀拉达拉的亘古荒野，于1918年开始种庄稼，当时参加挖渠劳动的达230多人，不分民族，不分亲疏按其家庭人口，劳动力多少平均分配了土地，让大家耕种，当年获得丰收。为了扩大耕地，黑鹏又到巩留县动员，搬来很多人，其中有长女婿斗西、妻弟华沙布和怀塔善、阿佳吉、贵达善、乔里克等十多户，分配了土地，借给了籽种、口粮、草料，同时又组织人力，继续拓宽挖深延伸水渠，达20公里长，开垦土地5千亩。黑鹏自己一边经商一边从农，连年丰收，五谷满仓，以粮换牧畜，牛羊满圈。特克斯、巩留、察布查尔、昭苏等县的哈、蒙、柯等族牧民赶来羊、马、牛等牲畜换取粮食或以现金换粮， 同时黑鹏向哈、蒙、柯等游牧民族传授农业技术，分到土地，在特克斯原野上初次出现了阡陌相连，麦浪滚滚的旺盛景象。此渠的开挖成功发挥的作用，可谓近代锡伯族为特克斯县发展农业生产的一大贡献!

 黑鹏非常重视公益事业，为使哈、蒙、柯族牧民转场中，人畜过河不受损失和遇难，以及方便牧民来购粮从回人马得手中，以一百羊的价格购置了特克斯河上架的木桥，不收来往过桥人畜的费，还出工资给哈萨克人巴图尔汗等守桥；同时在属巩留县的喀布齐海谷沟自己出资砍伐木料，修了一座桥，方便了巩留、特克斯县哈、柯、蒙族牧民的来往。但因造桥地点不合适，加之技术没有过关，木料较差，几年后被洪水冲垮，对牧民转场又带来困难，第二次又重架桥，当地各族人民至今称黑鹏库热克（桥）。该桥第二次建成后，让俄拉再、柯得尔阿洪、木沙拜守桥，黑鹏向过桥的人畜没有收分文过桥费，守桥者作主，从桥上过一百只羊，收一只羊的过桥费，他们说，以后我们成了富户，都是托黑鹏的福。1937年成立巩留县，将桥无偿交给县府。解放后，为打通水道，炸石壁时，该桥被震毁。黑鹏于1956年3月，80余岁高龄寿终。

（本文原载《察布查尔文史资料》第2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