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清政府为了挽救其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曾自上而下推行了一次“新政”，但它并未能扭转其走向灭亡的局面。在新疆，虽然“新政”在经济上有点收获，但从政治上来说，丝毫没能改变清各级政府的腐败局面。而是到辛亥革命前夕，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在伊犁，上至伊犁将军、都统、各营领队，下至总管、佐领等形成为统治阶层，他们握有对人民的生杀予夺之权，经济上剥削，政治上压迫，贪污腐化日趋严重，因此与民众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这一现象，早在光绪初年就开始日益显露。例如，收复伊犁以后，清政府规复伊犁营制，意欲加强军事势力。光绪十九年（1893）左右，富勒铭额护伊犁将军期间，曾奏请编设练军两营，并得到清中央政府的谕准。清政府下拨相当的军费以资尽快编设。但是，富勒铭额欺上瞒下，虚设兵额，与副都统、四营领队大臣合谋，将官兵薪饷私自分肥。锡伯营总管色普希贤得悉后，与其他三营总管联名呈文，准备通过乌里雅苏台将军及户部告到清中央。富勒铭额得悉这一情况后，即派亲信持银2000两到锡伯营总管处贿以息事。色普希贤不但分文未收，还痛斥他们的贪污腐化行为。富勒铭额等人不得已，将所吞军饷如数分发给各营官兵。自此富勒铭额及领队大臣等对色总管恨之入骨，开始处处刁难他，并且，意欲加重对锡伯营的地租粮和牧畜税赋。对此，色总管也力与抗辩，一一进行了严厉拒绝。

 在锡伯营，领队大臣、总管、副总管、各旗佐领等形成了统治阶层，在经济上逐步成为地主、富户，剥削穷苦农民。他们利用“俸地”来盘剥披甲和无地“闲散”，即把土地租给他们收取高额地租，以肥私囊。对此，广大旗民早已恨之入骨，滋生了反抗情绪。

 经过几次磨难的锡伯营军民，在实践中正在逐步认清封建社会制度的黑暗和剥削阶级的本质。锡伯营中正在形成一支具有改良主义思想的队伍。

 1911年（清宣统三年）10月10日，资产阶级革命派在武昌举行武装起义，推翻清朝封建统治，史称辛亥革命。次年1月1日创建中华民国。

 辛亥革命的胜利，很快影响全国，各省市纷起响应，僻处西北的新疆也掀起了轰轰烈烈的革命浪潮。1911年底，革命党人刘先俊等正准备在迪化（今乌鲁木齐）举义。同年12月，刘先俊等正准备举义时，因商人告密，袁大化先下手，全城戒严，搜捕革命党人。革命党人于12月28日仓促举义，刘先俊等率百余起义群众，假作巡夜士兵，进攻协署，夺取枪械，直攻抚署东营。原拟东营一部分士兵作为内应，结果遭到清军帮带的镇压，未能实现内应计划。在督练所东墙外，和清军卫队展开激战，起义群众攻占抚署东营的计划受挫。起义群众随即改变计划，将进攻重点放在陆军炮营，目的在于夺炮登城，用炮轰击各官署和军械局，迫使清军投降，但清军亦有准备，在炮兵营外展开激战。起义群众又被迫改变计划，转而进攻警察第一区，结果又受阻。起义群众连攻三处，均因敌有备而未能取胜，于是退回协署。这时，袁大化急调清军马步队包围协署，分扼要隘，全力反扑。经过一夜的激烈战斗，终因寡不敌众，延至次日中午，资产阶级领导的迪化起义失败。

 迪化起义失败，一部分人惨遭杀害，另一部分人如万象春等逃回伊犁，向在伊犁的革命党主要领导人冯特民、郝可权、李亚枚等报告了迪化举义失败情况。袁大化等的暴行，引起革命党人的无比愤慨，他们加紧了伊犁起义的各项准备。

 正当伊犁革命党人积极准备起义的时候，杭州将军志锐和伊犁将军广福对调，志锐经兰州到伊犁前，曾与陕甘总督长庚密谋，妄图在全国革命危及到清朝在北京的统治时，将新疆、甘肃、蒙古等地作为他们的根据地，拥宣统西迁，以图卷土重来。这一复辟阴谋，已被革命党人获悉。为了使清朝西迁阴谋不能付诸实现，武汉革命党人曾发一密电，自上海经俄国转至伊犁，约其响应起义。密电称：“袁大化、升允、长庚、志锐等，谋拥宣统西迁；伊犁应迅速起义，响应武昌，以破彼偏安，而完成全民革命。”但在那时，伊犁的革命党人尚未准备好，没有能够按照武昌革命党人的要求如期举事。不过，这一密电，对已经接近成熟的伊犁起义，起了一个推动作用。

 继广福担任伊犁将军的志锐，是清朝政府中一个极其顽固的死硬派，他一到伊犁，便向军民卖帽索银。他从杭州带来一批廉价毡帽，每顶仅值银一二钱，可是他却以每顶白银一两的高价，强行赊销给伊犁军民。如果逾期无银交纳，则纳羊一只，再逾期则增加牛一头，几乎超过原价几十倍。身居将军的志锐，竟公然干起投机买卖来了。这件事说明清朝官吏已经腐败到何等地步。这种高利盘剥和敲诈勒索，使军民怨声载道，无比愤慨，使本来已经尖锐化的阶级矛盾更加激化起来。

 志锐到达伊犁时，正是全国革命形势蓬勃高涨的时候。武昌起义爆发，长江各省纷纷响应。川楚秦相继起义，宁夏也发生“军变”。消息传至伊犁，人心浮动，风声紧急。各地响应革命的多为新编陆军，因此，志锐对伊犁新军，也就特别心怀疑忌。为防止伊犁新军起义，志锐一面召旗人入卫，并调蒙古兵千余人屯驻伊犁河岸，转移军械库弹药；一面借口新军士兵和武备学堂学生斗殴，强行解散新军，强迫杨缵绪请假入关，通令士兵将所有皮衣皮裤全数交库，分批遣回关内。对于遣回关内的军官，则迟迟不发旅费。当时正处在冬季严寒季节，勒令士兵脱下皮衣皮裤，是一种极其残忍的行为。经过杨缵绪婉辞恳求，允许过游牧地后再交，但惨无人道、贪婪成性的志锐，却暗令四大领队在士兵所经过的要道，悉数截留，迫使士兵忍冻折回。志锐的这种倒行逆施，不但不能挽救自己的垂死命运，结果却适得其反。特别是迪化起义的消息传到伊犁以后，“人心为之振奋”，革命党人一致认为时机已迫，不得再蹉跎。武装起义已经成为当时刻不容缓的任务了。

 在这种新的形势下，革命党人立即开会密议，组织起义指挥机关，公推李辅黄为起义总指挥。原定1912年1月12日起义，后因“谣言蜂起，群情惶急”，遂提前，于1月7日晚12时发动。革命党人正在惠远城南门外炮营开会时，忽然发现两名满兵从水沟逃出，获知起义计划已被志锐掌握，传闻志锐准备于晚11时调兵进攻协统署，于是又将起义时间提前到晚8时举行。在对起义作了具体部署之后，革命党人随即分头执行任务。此外，会议还确定秘密照会沙俄领事馆，让其严守中立，目的是访止沙俄干涉起义军。这是革命党对于沙俄帝国主义还抱有幻想的一种表现。事实上，沙俄为其侵略利益，它是不会“严守中立”的。沙俄出兵干涉伊犁起义的历史事实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伊犁起义前夕，陆军武备学堂教师春竹铭获悉起义计划，即向志锐告密，但志锐自恃兵力雄厚，并认为事先已经收缴了新军的子弹，故未严加防范。至起义当晚，军标协陈甲福和都司马云亭先后告革命党人将于晚12时起义，志锐才着了慌，即给城内各旗兵发枪，一面调满蒙各军入城保护，一面急令军标及新旧满营务必抢在起义前攻占协统署。当时，形势异常紧张，起义军和清军都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革命党抢先一步提前发动，震撼中外的伊犁起义正式爆发了。

 按照革命党人的部署，起义军共分五路。一路由冯特民、黄立中率领至南库，夺取枪支弹药，因为南库是储藏武器的地方；一路由李铺黄率领攻占东门，将等待在城的马凌霄、徐建国、姜国胜、周浩如、李彪等所率步、骑、工兵和徐三泰、黄宝善、周献臣等所率义勇军迎入城内，以便到南库领取枪弹，配合城内各军作战；一路由冯大树率领攻占副都统署；一路由郝可权率领进攻将军署。在这四路起义军中，战斗都比较顺利，实现了革命党人预订的计划。在进攻将军署时，尽管遇到志锐的拼死抵抗，但也很快就占领了，志锐本人则由后花园越墙逃至协领衙内。战斗遇到困难的，是由李梦彪、李英、邓宝珊、卢岐山等率领主攻北库的一路。他们进攻一开始便遇到军标及新旧满营的死命抵抗，战斗激烈，一时未能攻克。在将军署、副都统署相继被起义军攻占以后，军标见势不妙，遂退守自保，但新旧满营还在负隅顽抗。对于新旧满营，革命党人采取了分化瓦解的政策。当时，旧满营经杨缵绪出面劝导，宣传民主共和大义，立即停止抵抗，投降起义军。并退守营地，听候调遣。唯有新满营盘踞北库，凭借新式武器和武备学堂部分学生的支援，在蒙库泰的指挥下，抗拒起义军。这时，起义军重新组织力量，开放东门，组织响应革命的汉、回族各界民众入城，发给枪支，使之参加作战，结果仍未能攻下北库。情况是十分紧急的。如果时间拖得长，志锐所调援军到达，起义军就有可能遭到内外夹击的危险。革命党人立即开会商议，决定让杨缵绪亲自邀请卸任将军广福出面调停。新满营慑于起义军的威力，借广福调停之机，被迫投降。至此，伊犁起义宣告胜利。1月8日成立伊犁临时政府，公推广福为临时政府都督，杨缵绪为总司令部部长。

 在伊犁起义过程中，新满营里一些贵族因恐失去统治权和贵族地位，强迫锡伯等族官兵顽强抵抗。但其中的很多人已认清清朝的腐败，纷纷缴械投降，一些受过教育、具有改良主义思想的志士纷纷劝说自己的兄弟，帮助认清形势，放弃抵抗，加速了革命的胜利。

 伊犁革命的爆发，使锡伯营封建统治阶层中的一些守旧势力极度恐慌，他们带着一部分不明真相的官兵到伊犁河边，妄图渡河去抵抗义军。后来一些进步官吏奔到军中劝说这些人，使他们终于认清形势，返回营中。

 但是。仍有一部分不识时务或不明真相的人蠢蠢欲动，想去打义军占领惠远。据记载：“退伍陆军五牛录巴克坦、扎沁太、四牛录赵喜、伊奇扎布、六牛录霍托、清才、头牛录墨德克琪等，集合大众，在五牛录关帝庙发誓订谋；由扎沁太首中持枪，在前开路，巴克坦手持战刀断后，像成一支军，大踏步走进总管档房院内，分为两翼列队，由巴克坦、赵喜出队，言称我等有蒙闻大事，速请总管副总管等出来，见面讲话等语，故将总管和副总管等请出后，总管爱信泰，副总管讷墨春等问云：‘尔等多人集合而来，有何事故，有何言语？’当时巴克坦、赵喜等昂然出前言称：‘如今杨缵绪统领变乱，杀戮志锐将军，以老将军广福为新伊大督都，而攻击新疆，出发军队，城中已空，乘其空虚攻击，则杨军顾不及首尾，胜利必有，我等欲将总管档房库存枪支领取，前去攻击惠远城。’当由总管爱信泰劝说‘尔等去攻打惠远，似有可行，无如总管档房所存枪械，不足四百人使用，并且我们兵少，何能对敌大军？你等收回妄想，如若抗拒，则将来必遭大害’时，由巴克坦等言称：‘总管档房枪虽少，只是发给勇敢者，其余暂且手持枪刀棍棒，即可作战，打一胜仗，愁不足军给乎？’且言且催，急速发出库存枪支。正在相逼之间，早有雅荣阿、赵喜等，拧开库房门锁，闯进库房，将所有枪支相夺。时总管爱信泰预先暗令五牛录领催诺音泰招集五牛录许多少年，该等正在夺取枪械、噪乱之际，五牛录人众，手拿棍棒，跳墙进来，一阵乱棍乱棒，将夺枪之五六十人，当院尽行打倒！所有逃脱者，亦跟追拿获。正在杂乱之际，雅荣阿目见事势已去，即将手中毛瑟枪，向总管爱信泰击去，幸未打中，意欲再打，奈枪弹相错，不得已弃枪而逃。所有被捉之五六十人，用绳联缚，管押监牢。晚间，五牛录双全在庙院粮仓内，拿获雅荣阿，当时殴打极重，浑身皮破肉绽，好像剥皮之兔，气息奄奄，当时总管等坐堂，提出该等，开明讲解利害，在院中雪堆上香，令各士兵，情愿入伍，再次不作非为等处。” 

 袁大化得悉伊犁起义胜利的消息后，惊恐万状，一面急派侦探摸底细，一面做武力镇压的准备。清政府又授予他“攻讨”伊犁民军的职权，伊犁民军方面也积极做东征的各项准备，其中最主要的是扩充兵力，加强装备。

 伊犁起义成功后，新满营的锡伯官兵一部分移居巩留、尼勒克等地区屯垦，一部分被遣返锡伯营。但仍有一部分未卸甲革，而是应伊犁临时革命政府的号召，志愿加入了民军。另外，杨缵绪根据革命形势需要，下令从锡伯营一次挑选官兵500名，与其他官兵一起到精河附近和前来镇压的袁大化军队作战。由于民军英勇作战，袁大化军队节节败退。敌人退守沙泉子一带后，两军在此发生激战，结果民军又打胜仗，敌人死伤千余，民军伤亡400余人，其中锡伯族官兵死伤百余人。后来，民军内部发生分裂，钱广汉叛向清军，并设圈套使民军在固尔图被清军包围，受到很大损失。其中锡伯族官兵也伤亡不少。

 消息传到伊犁，革命党人大为震惊，一面增兵支援，一面又从四营招退伍兵到惠远加强训练。这一次又从锡伯营征去千余人。经过短时间训练后，杨缵绪亲率这些官兵急趋精河增援。在此同时，锡伯营又无偿运去很多粮草，以支援前线。在大军面前，清军再次遭惨败，溃退乌苏。两军在此互相对峙。后来由于清帝逊位，双方举行和谈，结束了对峙局面。

 据资料载，在精河等地战役中，锡伯营官兵表现很突出：“民军原有锡伯营子弟在内，初五之战，该营甚为出力，现又叩求杨总长续招该营八牛录子弟速来前敌以报公仇云。” 

 两军议和条款传到伊犁，引起了革命党人的极大不满。为平息革命党人的愤怒情绪，伊犁代表便在省政府组成问题上和省方杨增新重开谈判，以便挽回前次和谈的败局。1912年9月，伊方代表贺家栋到迪化与杨增新谈判。在谈判中，杨增新死抓军权不放。双方争执不下，杨缵绪便以保卫迪化为名，率锡伯等营及其他民军精锐到迪化，扬言改组省政府，但到迪化后，在杨增新的各种欺骗阴谋下，双方达成组织协议二十条，伊犁革命党人的目的未能达到。

 按照双方协议条件，实行停战，撤退军队。承认杨增新为新疆都督。至此，锡伯等族官兵撤至伊犁，新疆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宣告结束。

 由于锡伯族官兵作战勇敢，屡立战功，受到伊犁临时革命政府的嘉奖和信任。战事结束后，蒙库泰、丰神太、卓金、福善、涅车本等人先后在伊犁临时革命政府各部门授以官职。其中蒙库泰被委任为临时政府民政司副总长。

 伊犁起义虽然由于杨增新等封建军阀的扼杀而告终，但革命给锡伯族民众留下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它使广大锡伯族民众从封建睡梦中开始苏醒；造就了一批具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文人志士；锡伯营的八旗制度开始动摇，严密的封闭状态基本结束，汉族和锡伯族开始直接或间接交往，等等。

（本文原载佟克力著《锡伯族历史与文化》，新疆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