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增新取得新疆统治大权后，采用各种手段巩固自己的统治。一是采用军事手段，镇压革命党人和哥老会众；二是采用高官厚禄、调虎离山等手段，分散和削弱伊犁革命力量；三是收买革命党人，腐蚀他们的革命意志；四是利用旧势力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最后，他建立了较巩固的封建军阀统治。

 在伊犁，杨增新采用上述手段，将革命党人势力调出的调出，杀害的杀害，腐蚀的腐蚀，基本清除了革命势力。最后又请出以广福为首的旧势力为其服务。他们伙同清除革命势力的同时，又恢复清在伊犁的封建建置，使锡伯营旧制仍被保存。1914年2月广福病死，杨增新将伊犁革命后成立的镇边使改成镇守使，授杨飞霞为镇守使，但其大权仍归杨增新节制；原伊犁四营领队大臣改为四营队官，也归他直接管辖。在锡伯营，他除停发官兵薪饷外，以免纳一切税赋为条件，将沉重的兵役负担压在了锡伯族农民头上，使在杨增新统治的十几年间，无休止的“挑兵”成为锡伯族人民的一大灾难。他们向锡伯营不断挑兵的理由是：“锡伯营离城很近，挑兵方便，懂得汉语，训练容易”。据有关资料记载，仅在杨飞霞任伊犁镇守使期间，就曾由锡伯营挑兵1000余名。至民国九年（1920）夏，自俄军侵扰边境，边界局势呈现紧张，杨飞霞又下令从锡伯营挑取壮丁500名从征。民国十五年（1926）冬，镇守使牛时又由锡伯营挑取500名壮丁充军。此时，士兵每月薪饷纸票银4两，但扣除口粮及其他杂费之后所剩无几，根本无法维持其家庭生活。士兵的每日伙食更是犬豕不如；服装是夏季发给灰色南路大布的单衣一套，冬季发给灰色南路大布的棉衣一套。床上不但是被褥谈不上，连一条毡子都没有。每年春天派该士兵们轮流到团、营长（刘连科、登佐臣、许正恺等）私人的稻田麦地里去劳动，直到庄稼收完为止，不但没有一分工资，并且吃他们自己的给养面粉。这时候士兵的服装褴褛不堪，手足肮脏，形极狼狈。一到冬天，士兵们都到城外去砍柴背回来在街上卖钱，维持他们眷属的生活。那时候街上的商人们都嘲笑他们是“要饭的兵”。他们有的妻子被排长、连长霸占，他们本人受逼迫潜逃，永远不能回来，终成无家可归的游魂。1928年7月7日，樊耀南等谋杀杨增新，史称“七七政变”，统治新疆达十几年之久的杨增新政权垮台，金树仁任新疆省主席，开始了他五年之久的新疆统治。金树仁上台后，基本上承袭了杨增新的一套政策和制度，把全疆划分为八个行政区，其中锡伯营属伊犁行政督察专员管辖，金政权以同乡张培元为伊犁屯垦使。

 在金树仁统治的五年之间，曾经历了哈密农民反金起义以及其反对派马仲英等多次进攻。金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打击上述反对势力，以及扑灭农民起义，也曾多次向各地强征壮丁充伍。但由于自杨增新统治以来连年战乱，连年强迫征兵，各族人民以当兵为畏途，纷纷逃避入伍，出现了严重兵源枯竭现象。因此他频频令张培元从锡伯营强征壮丁入伍，又先后征去1000余名壮丁。“于是田园荒芜，生计凋敝，而调去之几千名壮丁几乎全部阵亡，生还无几，此锡伯族人口减少之一大原因也。杨增新时代挑送之壮丁直至金树仁时代尚在军营中，将近二十年从未见一兵一卒之退伍，而当时军事当局借口边事紧急不遑训练新兵为词，不准退伍。试想民初被挑入伍之壮丁直至金树仁时代还不得退伍，哪有得到结婚成家之机会？！既早有结婚生养儿女者，亦在此士兵待遇微薄不能顾及家属生活的情况下，还有不破的家庭吗？倘若士兵们被其家属之生活逼迫潜逃，则营中排长们直接到该逃兵的亲属家里来捉其兄弟们顶补，亦无敢过问者。他们一年流血汗所种之田禾弃之于野，无人收田，家里遗有老年父母幼弱妻子更无法维持生活，他们这样哭饥号寒之惨状，实目不忍睹。自杨增新以至金树仁时代都是这样情况，于是卖妻售子之声，时有所闻。此虽为锡伯族之耻辱，当时政府实应负责。那时候伊宁县县长牟维同曾说过，伊宁市买一个锡伯女人的身价等于一条乳牛的价钱一样云。可见当时政府造成锡伯族的悲惨历史之一般情况也。” 

 在杨增新和金树仁统治的二十余年间，虽然社会由清朝改为民国，但其社会性质并未丝毫改变，甚至人民的受苦受难比前朝益甚。尤其是各种社会矛盾纷纷都暴露出来，各阶层群众纷纷要求改变和改革社会制度，给人民以土地、民主和权利，导致锡伯营农民的反封建斗争和知识分子的改良主义运动。

 伊犁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在伊犁的封建统治，但是，它对清在锡伯营的封建制度并无多大触动。实际上，伊犁革命后锡伯营的政治经济状况，不但没有丝毫改善，而且比以前更加恶化。首先，土地越来越集中在少数官吏、新型地主、富户手中，占人口90％以上的农民却无地或少地，处在极度贫困线以下。

 在19世纪90年代以前，锡伯营实行“旗地制”，土地是“公有”，由各牛录统一管理，自总管、副总管、佐领至披甲均分配有数量不等的份地，他们或者自己或眷属经营，或者租人经营。对这些官兵分配所余土地，还要由各旗档房统一管理，以一定的分配方式分配给闲散耕种，并且，在土地的使用问题上，清政府还有严格的规定，即土地不能作为私产进行买卖；不能用任何方式兼并他人分得土地；不能私行开垦荒地以为己有，等等。无论怎样，这时期还体现了一些“平等”。但是，自19世纪90年代以后，旗地制逐渐受到破坏，分配给官兵的土地逐渐转化为私有，其中大部分土地为少数封建官吏及地主等兼并和霸占，而且任意扩大官吏份地数额，致使闲散及一般贫困农民逐渐失去土地，被迫为官吏、新型地主扛工，或者以沉重代价租种他们的土地。

 扛工形式。锡伯族的扛工，就是出卖劳动力，分短工和长工两种形式。短工时间没有死规定，四季均有雇用。冬季一般从事院内劳动，如养马、牛，放羊，清扫牛羊圈等，有的雇主管食宿，有的则不管。时间有长有短，长则一冬季，短则一两个月不等。春季主要耕种田亩，时间一般以耕种结束为限。夏、秋两季主要从事收割、打场、运输，也是以收存结束为限。有的雇主对雇工以礼相待，工钱多数以实物相付，可养活两三口之家；有的则当牛马使，并且百般苛扣雇工所得。工钱事先商定，解除扛工关系时结算。但无论如何，雇工所创造的远远超过其所得，雇主的剥削行为是很明显的。

 过去，雇人耕种的旧规定，雇一个长工，八个月的报酬为银24两，小麦40斛，高粱四十斛，棉袍一件，白大布四匹，皮鞋两双。但辛亥革命后，由于多数农民失去土地，而失去土地的农民的唯一出路则是为人扛工，因此，闲散农民的数量越来越多，地主、官吏雇工大有挑选余地，他们开始以降低劳动报酬为条件雇壮劳力。如此以来，社会的两极分化愈来愈烈，阶级矛盾越来越尖锐。

 扛工的时间，少则一年，多则两三年或更长。冬季从事院内及割柴火等杂务，春季耕种，夏季从事收割、拉运等务。雇主管食宿，年底结算工钱。但这时工钱还开始以年成的好坏而定。年成不好时，扣除食宿费用后一无所获，年成顺丰，所获可养活两三口之家。但其所得往往只是所创造的一小部分。有的雇主还经常和雇工一起参加劳动，有的索性把一切活务全交于雇工干，自己则游手好闲，等年底收成后象征性地付给一些粮食等实物打发掉。甚至以各种名目苛索之。有的雇主专门雇自己的穷苦亲戚进行剥削，名义上曰“养活”，即短期“收养”他们，实际上是一种无形的剥削。他们有的全部包揽雇主的田园活务。但年底多数无报酬，以“养活”或“收养”二字掩盖了剥削。

 到辛亥革命前后，由于清政府的许多法令都失去作用，所以，官吏、地主等对广大农民的剥削和压迫越来越严重，越来越明目张胆。其中，剥削“戈什哈”就是最典型的一例。

 在清代，锡伯营实行“戈什哈制”（跟丁制），规定每一领队大臣配有跟丁32名，总管16名，副总管12名，佐领4名，防御、骁骑校配二三名不等，服役期限为二至三年。跟丁服役期间的主要任务是警卫、跑差等。但后来把耕种地亩、喂养家禽等一切杂役全都包揽下来，口粮亦须自带。服役期间，允许跟丁每月回家半个月，自理家务，但需要交纳“代役金”。因而更加重了跟丁的负担。实际上披甲一旦轮上为官吏当戈什哈，就被他们束缚住手脚，丝毫没有人身自由。官兵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是相当严重的。

 随着清政府的腐败没落，各级官吏占有的戈什哈越来越多。并且还想出直接剥削戈什哈的方法。即取消戈什哈的徭役，以实物代替徭役。各级官吏，把他们的戈什哈每年旧历二月初一日起，留两人为跟随外，其余准令自行谋生意，至十月初一日止。仅总管由每一个戈什哈索取八个月的工资票银十两，小麦十斛（锡伯族的一斛为40公斤），高粱十斛，白大布两匹，皮鞋一双（缴代价），棉被半件（缴代价）。这样总管准令谋生意的十四个跟丁共缴工资票银一百四十两，小麦一百零四斛，白大布二十八匹，皮鞋十四双，棉被七件。在疏浚渠道时，抽派劳力不是按土地多少，而是按人口多少。这样，占土地多的封建官吏和地主所支出的劳力就少，吃亏的仍是占土地少、人口多的农民。而且，多数官吏和地主并非自己派劳力，而是以极少的钱和实物雇其他农民代役。这种残酷的剥削和繁重的徭役，使阶级矛盾日益激化。

 锡伯营广大军民，不仅在经济上受他们的剥削，在政治上也丝毫没有权利和自由。他们身负沉重的兵役和徭役，其子孙或者死于战火，或者身残，有田无人耕，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稍有反抗，或者触犯了他们的利益，就随时被各级官吏绑押到总管档房和旗下档房进行审讯、杖（鞭）打，甚至关进监狱里，这更加激起了锡伯族人民的强烈不满。

 伊犁革命后，革命风波虽然未直接触及锡伯营旧制度，但革命影响通过在惠远的锡伯族知识分子和伊犁新满营锡伯族官兵，很快传播到锡伯营各阶层。他们很快得悉清在伊犁的统治代表—伊犁将军已被推翻，清朝皇帝已退位。接着得悉伊犁军民均已剪辫子，其服饰也已另换模样，以及伊犁临时革命政府对待农民土地问题上的一些传闻，因此，一些具有废除锡伯营旧制度，主张土地问题上人人平等思想的农民倍受鼓舞，掀起了分田给农民的反封建斗争，首次喊出了农民自己的心声。

 锡伯营正红旗（四牛录）佐领巴哈春，委官赛沙本，领催乌米善等，长期以来，倚仗官势，横行霸道，骑在旗民头上作威作福，早为四牛录农民恨之入骨。1913年春，巴哈春与赛沙本等共谋，擅自将旗下档房名下的公地分给富户及一些头面人物，并言称，这些土地若分给贫穷农民，一不得租粮，二与牛录官吏无益，因此不如分给富户等纳粮取租或自己沾光。巴哈春分完土地，便去卡伦履行公务。四牛录农民得悉这一消息，顿时议论纷纷，怨声载道，有的骂牛录官吏无道，不顾农民死活，分田肥己；有的疾呼世道之不公，政治之黑暗，激起了广大农民的强烈不满。当时，本旗农民克柯色春（又名舒敏）、音吉善（又名胡寿）、贾谋素等人听到这一消息后，无比愤懑，决定去与旗下档房说理。于是他们组织一些农民闯入旗下档房，和赛沙本、乌米善等讲理（时巴哈春未从卡伦回归）。时赛沙本等仗势欺人，大耍淫威，根本不理群众的呼声。但克柯色春等并未退缩，而是破口痛斥赛沙本等“身为公务员，瞻徇情面，谄谀富贵，只知肥己，不顾民生”，并要求“将公堂退让，交出地亩册子，我们群众详察，秉厘米发”。赛沙本等经一阵威吓之后无奈气冲冲地退出档房。当时一些人怕把委官、领催等撵出公堂，佐领巴哈春回来后，肯定不罢甘休。但音吉善、贾谋素等阐明大义，毫不畏惧，并大声鼓励大家：以理说话，有何惧怕！详查地亩册子，哪一穷人有一亩地？！而是都在富贵人家名下，这就是我们的证据！到哪儿，我们的头是现成的，不怕他们砍掉！众怒之下由克柯色春等领头，将地亩档册取出，将分配给富户及头面人物的公田都一一涂消，平均分给贫苦农民。忿怒的群众始告平息。事发后在卡伦的巴哈春马上得悉这一消息，于是第三天晚间便勿勿返回四牛录。当夜他就设公堂，传审克柯色春等多人。巴哈春倚仗官势，大发淫威，并以吊打、坐牢相威胁。但克柯色春等并未为之吓倒，而是据理力辩，并令其“退堂休息”。次日，巴哈春等回到家乡五牛录后，即向总管档房诬告“克柯色春等，勾伙结党，咆哮公堂，触犯官长，甚至当堂驱逐官长，胆妄假充官长，擅自分发官地”。总管纳墨春不分青红皂白，当即派甲兵将克柯色春等三人捕押到总管档房审讯、鞭打。克柯色春等仍宁死不屈，据理抗辩。但他们未能战胜封建官僚势力，被迫坐了三个月冤狱。四牛录的平均地权的斗争归于失败。

 继四牛录农民反封建斗争不久，五牛录的农民也掀起了反对佐领哈达春的斗争。佐领哈达春贪污腐化，残酷地压迫和剥削农民。在逼得农民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由贫苦农民桂信为首，组织农民群众，头包黑巾，携带武器，以反对贪官污吏为口号，闯进佐领档房，痛打佐领哈达春。同时，深受佐领伊尔格春压迫和剥削的八牛录的农民群众，也一致行动起来，关闭了城门，痛打了佐领伊尔格春和防御、骁骑校等人，夺了档房印章，由农民自己当家做主，发号施令，暂时取得了八牛录的基层政权。这一农民的反抗封建压迫的斗争，遭到了总管所率马丁的镇压，因此，五牛录和八牛录的农民反抗事件陷于失败。

 锡伯族农民群众这一系列的反抗斗争，是农民群众和封建官吏、豪绅地主之间的阶级矛盾日益激化的结果。它充分说明，锡伯营的封建制度已为锡伯人民群众所深恶痛绝。但那时八个牛录的农民群众没有统一行动起来，只是分散的、零星的斗争，结果失败。但是，锡伯族群众的这些反抗斗争，尽管时间短促，没有能够发展成为大规模的革命运动，可是它却沉重地打击了封建制度，教训了锡伯族的封建统治阶级。锡伯族人民群众的这种革命的反抗精神，在我国人民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与农民群众的反封建斗争相呼应，锡伯营一些受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主张用改良主义的办法，在不改变封建制度的基础上，改革时弊，端正风尚，让统治者给农民一些让步，掀起了改良主义运动。他们主张首先以改革旧教育制度入手，提高农民的觉悟，然后再进行社会改革。这一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博孝昌、萨拉春、穆精阿、佟精阿等。

 辛亥革命前后，博孝昌、萨拉春等就曾受到康、梁维新运动的影响，思想有所进步，认清了办教育、提高国民素质的重要性。于是，他们决定首先改革锡伯营旧教育制度，推行新教育，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民国四年（1915）左右，博孝昌、萨拉春、佟精阿等召集社会其他热心人士，带头捐献，筹措木料等，在一、三牛录交界处动工修建房舍，不久便落成，取名“尚学会”。接着在该学会名下成立了一所学校，取名“色公学校”。当年招收数十名学生，教授新式课程。一年之后，规模扩大，引起了社会各方面的关注。在尚学会及色公学校的影响下，在四牛录旗下义学任教习的夏勒达（又名额勒登布）深受触动，数次向本旗官长提议，要求仿效尚学会做法，改革本旗旧教育制度，推行新式教授法。但佐领等不但拒不采纳，而且予以严辞训斥。但夏勒达热忱不寒，同本旗明善、讷依楞额等一起，召集二十余名社会热心之士，共同捐钱献物，于民国五年（1916）二月经向本旗官长申明后，将旧防御衙门动工修补，半月后竣工，成立“兴学会”。接着在该会下成立一所学校，曰“锡公学校”。夏勒达任校长，通善为教员。教职员工薪金由二十余名会员捐助负担。开学不久，便引起了很大反响。在两年当中，培养了不少学生。民国七年佐领巴哈春卸任告退，苏崇阿（又名锡拉春）接任佐领职。此人也是个守旧者，他在参观学校时，发现学校聚集着二十余名会员，并在孔子神位旁挂有锡济尔珲肖像，便怏怏不乐。几天后，他亲笔下军令，不准兴学会员干涉校务，将学校一切权力收归旗下档房。于是会员撤散，但学校在旗下档房名义之下照旧上课。对苏崇阿的行为，夏勒达深为不满。一次，夏勒达在气极之下质问苏为何撤销兴学会。经过两人厉辞相辩后，夏勒达严辞指出：“汝等为官者，只知谄谀上司，企图享受宠幸而已也，将世界情形有何知乎？汝等之为官，莫非似狗猪当门也！”几天后，苏崇阿以“詈骂官长，咆嗜公堂，目无法纪，心无官长”等罪名，将夏勒达告到总管档房。最后，总管档房将他严加申斥，并下令撤销其校长职，“永不许用”。

 夏勒达被撤职后，并未自甘屈服，他投书当时的伊犁镇守使杨飞霞。杨是思想进步人士，对苏崇阿的行为深表不满，随即传苏到镇守使署，进行开导和申斥。当即恢复夏勒达的校长职，并任命本旗明善、正里善为“劝学员”，帮助夏勒达主持锡公学校。苏崇阿的阴谋没有得逞。但是，这些封建官吏不甘心自己的失败，想方设法暗中推倒色公学校和锡公学校。

 以博孝昌、萨拉春等为首的尚学会、兴学会会员，借办学的机会，在本民族中传播维新思想。此外，他们还仿效康有为“上书”皇帝的办法，曾在1918年（民国七年）五月，也“上书”总管乌勒喜苏，请求他解职退休，另选“贤能”。结果，被领队官富勒古伦和总管乌勒喜苏传到六牛录过堂审讯。这些具有资产阶级革新思想的知识分子，主张在不改变封建制度的基础上，要求实现一些“革新”。自1913年以来，他们先后提出废除“旗制”，主张取消“戈什哈”（跟丁）制度；在民事诉讼方面，要求指定审理人员；对于封建制度和田赋问题，他们反对豪绅霸占土地，主张清长地亩，按户发给地契，要求各旗草场仍归公家管理，并平均分配，免除无耕地户的渠工负担。这些主张，仅限于一些知识分子当中流传，并没有和本民族的农民群众相结合，所以影响不大。就这样不触动封建制度的一些“革新”，也受到锡伯族封建统治阶级的打击，不久便告失败，在社会上也就无影无踪了。

 锡伯营农民的反封建斗争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改良运动失败后，锡伯营的政治、经济状况更加恶化，阶级矛盾更加尖锐化。首先，锡伯族各级官吏都逐渐成为十足的地主、牧主。他们不但占有大量水源丰富的“察渠田”，而且还明目张胆地大量强占沿乌孙山一带的水田和旱田。他们通过雇工头、工头又雇长短工管理这些田亩，自领队至总管、佐领等，其雇工数少则几人至几十人，多则上百人。这些官吏、地主、富户等既没有当兵的义务，也没有挖渠修道的义务，而这一切负担都落到了穷苦农民的头上。因此，辛亥革命之后，在锡伯营除“挑兵”之外，挖渠也成为穷苦农民谈虎色变的另一大灾难。他们为了逃避挖渠和挑兵，纷纷逃往巩留、尼勒克等地，使锡伯营壮丁寥寥无几，人口大量减少。其次，那些身居要职的官吏，又用各种名目和手段将清朝以来公有的孳生牛羊等转为己有，让哈萨克牧民代以蓄养。“至民国二十年左右，富家之马群繁殖到一千几百匹，牛五六百头，羊一万几千只，骆驼百余峰，毛驴几百头，还占有南山乌兰哈达山广大草场，并强占五牛录布尔哈泉草场”。第三，自一部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的“上书”等改良运动失败后，锡伯营各级官吏对要求改革旧制度的新生力量倍加仇视，他们采用贿赂、诬告等各种手段并买通上级官吏，以压新生势力。锡伯营的一切事务均由他们说了算，稍有反对势力出现，就要千方百计进行扼杀。广大农民群众丝毫没有民主权利可言。

 在杨、金统治时期，除“挑兵”外，烟毒是威胁锡伯族生存的又一大祸害。在杨增新统治时期，他除加强自己的守卫部队外，对其他军队虽名义上进行扩充，但实际上为了预防地方军队对自己的威胁，设法削弱其战斗意志，手段是任凭官兵吸食鸦片，使其无所作为。另外，还从俄国、印度、阿富汗等国及甘肃等地大量输入烟土。几年之间在锡伯营鸦片便泛滥成灾。无论是老年人还是中青年人，无论是士兵还是官吏，一有空闲便三五聚集一起，一人一杆“枪”，吞云吐雾，甚至将烟土当饭食。这时由于烟毒泛滥太甚，出现了人口急剧下降的严重局面。据载，辛亥革命时锡伯营总人口为1.7万人，到1936年只剩l万人。这说明，除部分阵亡、逃亡者外，还有一部分人为烟毒及其有关疾病所夺取生命。并且说明，这时期的人口繁殖率已到了历史最低点。而这一严重局面，并未引起锡伯营官吏的关注，而是任凭其泛滥，甚至打击主张禁烟的人。到金树仁统治后期，锡伯营的烟毒已到非禁不可的地步。

 在杨、金统治时期，锡伯营官兵为保卫祖国的边境、抵御外侵方面也作出了很大贡献。首先，锡伯营仍继续驻守中俄新划界后所属几个卡伦。有的长期驻有一定数量的官兵，有的定期进行巡查。其任务，一是看守边界；二是监督游牧；三是稽查逃人。其次，在抵御白卫军等非法入境和日、英帝国主义的渗透方面，也作出了很大贡献。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帝国主义列强和帝俄政府及其白卫军残余势力，不甘心其失败，继续与苏维埃政权为敌。他们力图把新疆作为其基地。白卫军利用新疆边界线长的有利条件，经常“侵我主权，扰我边地”。尤其是在伊犁、塔城地区，白卫军常常利用小股匪徒骚扰边境。对此，杨增新采取了及时防范措施。民国九年五月白卫军头目阿连阔夫率败兵1400余人、马700余匹、牛140余头、车200余辆，自博罗塔拉窜入伊犁。杨增新急令伊犁镇守使杨飞霞自锡伯营抽调500名官兵，分别派往伊、塔沿边各卡伦加强防守，阻止他们入卡活动。次年，锡伯等营官兵又多次被调派追踪阿连阔夫等股匪，使其最后被予以肃清。同年，白卫军其他股匪如杜托夫、巴奇赤、诺为阔夫等也在惠远、科布多、库伦等地烧杀抢掠，举行暴动，严重威胁着我边境的安全。杨增新又令杨飞霞调遣锡伯等营官兵数千人前去镇压、驱逐。至当年十月，这些白卫军，在伊犁官兵和苏联红军的打击下全部被肃清。

 十月革命胜利后，日、英帝国主义也加紧了对我国新疆的渗透。早在1917年以前，日本帝国主义便公开地和秘密地向新疆派遣间谍。在阿勒泰建立了“红十字会”的间谍机关，派遣上原多士（译音）到伊犁地区担任惠远“武备学堂”的教习，诱惑锡、汉等族青年接受他的训练，培养亲日分子；1916年又派常林桂主（译音）等五人以地理调查为名，到伊犁各地进行侦察活动；1917年后，日本帝国主义在西伯利亚与苏联红军作战时，派员来新疆与杨增新交涉，要求派遣日军一个师团进驻伊犁、塔城，后因形势的变化，这一阴谋才没有实现。1931年，哈密暴动发生。日本帝国主义认为有机可乘，指使甘肃军阀马仲英攻打新疆，并派遣间谍川村一麻做他的顾问，企图夺取新疆政权。与此同时，英帝国主义也积极施展侵略阴谋，指使泛突厥主义分子沙比提大毛拉在南疆发动武装叛乱，企图把南疆变为自己的殖民地。因此，消灭马仲英和沙比提大毛拉的叛乱，制止帝国主义的侵略，保卫祖国边疆已成为当时新疆各族人民的主要任务。

 马仲英的节节进攻和沙比提大毛拉对新疆的骚扰，严重地威胁了金树仁对新疆的统治。因此，他大批地抓壮丁补充兵力，从伊犁四营抽调官兵，以抵御马仲英、沙比提大毛拉。这次从锡伯营抽调锡伯族壮丁一千余人，组成了“锡伯旅”。锡伯兵一部分被派往喀什，参加消灭沙比提大毛拉叛乱的战斗；一部分被派往哈密与马仲英作战。在保卫乌鲁木齐的战斗中，锡伯族官兵发扬祖辈勇敢善战的传统，与归化军一起解除了马仲英对乌鲁木齐的包围。在前后三年多的战争中，锡伯族子弟兵伤亡甚重，但终于在1934年击退了马仲英，粉碎了英、日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叛乱始告平息。

（本文原载佟克力著《锡伯族历史与文化》，新疆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