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金树仁统治新疆时期，他虽主观上主张改革新疆的旧现状，但因为时弊积重难返，无力“扭转乾坤”，终于无功而终；另外，他本人还结党营私，纵容亲信，横征暴敛，贪污成风，致使他统治后期，不但社会矛盾未获解决，反而更加恶化，招致哈密等地反金斗争迭起。到1933年4月12日，金树仁腐败政府在一片反金浪潮中覆灭，开始了长达十一年零五个月之久的盛世才军阀统治时期。

 盛世才是个投机者，在政治风波中善于看风使舵。在十一年多时间的统治中，初期，曾表现出进步，积极同苏联修好，在省内推行一系列社会整治措施，因而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得到了苏联的帮助，又受到了新疆各族人民的赞赏，使新疆的政治、经济形势比杨、金时代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自从联共党员和中国共产党人陆续进入新疆、掌握一部分权力，使新疆形势发生进一步变化的情况下，趁抗日战争爆发、蒋介石无暇顾及新疆以及苏联清党扩大化之际，他开始暴露其反动本质，一次次借所谓“阴谋暴动案”，破坏与中共已经结成的统一战线，大肆迫害联共及中国共产党人、进步爱国人士以及其政敌，新疆开始处在白色恐怖之中。最后请进国民党势力，使新疆各族人民又一次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其中，锡伯族人民也没能逃脱这厄运。

 1933年4月12日，陈中、李笑天、陶明樾、张馨等发动政变后，已握有军权的盛世才，经过全面权衡，决定调转炮口，轰击金部，使金树仁很快倒台。在4月14日召开的国民党省党部第二次临时维持委员会会议上，省主席刘文龙增选盛世才、阎毓善、张培元等人为临时省政府委员，并且还选了一部分民族代表人物（其中还有锡伯族人士）。这是民国以来少数民族代表参加省政府的开端，在此之前从未有过。会议上，盛世才被选为临时督办。

 当时，张培元控制伊犁，势力较强，金树仁自迪化退出到塔城后向国民党中央举荐他为代理省主席兼边防督办。因此，他对盛世才出任督办深表不满，并决定以兵戎相见，驱盛以代之。为了很快消灭盛世才，张培元一面用政治手段与盛周旋，一面从锡伯等营招募壮丁（仅从锡伯营就招去600余名），扩充军事势力，以决雌雄。

 1933年11月，在南京政府的密令下，张培元发表通电，与马仲英联合反盛。战争初期，盛世才处于劣势，因此，在万分危机中再次要求苏联支援。苏联应盛要求于1933年12月和1934年1月，分别从霍尔果斯进军伊犁，从苇塘子进入塔城。由于苏军武器精良，战斗力强，张培元很快溃败。1934年1月6日，他在逃越天山铁板沟时绝望自杀。

 在苏军压境的情况下，参加张培元军的多数锡伯族官兵，见大势已去，返回伊宁市，有的逃回家乡，减少了无辜牺牲。

 在苏军进入伊犁、塔城之前，一些留苏锡伯族学生就已看清了金政权的腐败，他们得悉新疆的局势后，纷纷回到伊犁，在锡伯族官兵中宣传民主主义思想，揭露金政权的腐败和现实社会的不公，鼓动他们，准备在伊犁发动武装暴动。但因泄密被张培元镇压下去，领头的数位热血青年也惨遭杀害。

 盛世才在遭受东西夹击、处境十分危险的情况下，曾派广禄等前往伊犁与张培元谈判，准备有条件地议和，但遭到张的拒绝。广禄等回到迪化后，盛便下定决心与张一决雌雄。

 张培元势力被扫除后，盛世才开始经营伊犁。命刘斌暂署伊犁屯垦使兼伊犁警备司令，宫振瀚为伊犁区行政长，办理伊犁善后事宜。1934年1月20日左右，省军开进伊犁，苏军全行撤回苏境。伊犁锡伯等族人民开始处在盛世才的直接统治之下。

 盛世才统治新疆初期，为了稳定民心，捞得政治资本，在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的帮助下，在外表示与苏联保持友好关系，在内先后提出作为施政方略的较进步的《八大宣言》、《九项任务》等，赢得了新疆各族人民的欢迎。

 在杨、金统治时期，锡伯族人民的政治、经济状况同全疆其他各族人民的状况一样，政治上毫无民主可言，经济上苦不堪言，文化上愚昧无知，各种丑恶现象笼罩着整个社会。由于不断地挑兵，人口急剧下降，出现了田园荒芜的现象。盛世才面对这种局面，采取了许多积极的整治措施。

 1934年8月1日，在反帝口号下，在迪化，盛世才亲自主持成立了“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简称“反帝会”）。并确定该会的主张是：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地方自治，打倒贪官污吏、土豪劣坤；改良司法，发展经济，提高各族人民的文化，废除奴隶及婢妾制度；禁止吸毒、贩卖人口、娼妓；给人民以言论、出版、宗教信仰自由，等等。迪化反帝会成立不久，在伊宁、阿山、塔城等地又成立了14个分会，不少锡伯族青年也受到进步潮流的影响，纷纷参加该会，并立志改造锡伯族社会现状，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1935年，盛世才召开第二次全省民众代表大会。这次会议影响较大，全省各族各界及妇女均有代表参加。锡伯族除省方有广禄等代表参加外，锡伯营及本族文化促进会也选出自己的代表萨拉春前来参加。另外，大会举行扩大会议时，把会议搬到督办公署东西辕门内的广场举行，并邀请省城各机关、团体、学校人士参加，其中在迪化求学的很多锡伯族青年学生也前去参加，听到盛世才的报告，受到了很大鼓舞。

 1935年底至1936年初，盛世才正式制定了《六大政策》，亲撰《六大政策教程》一书，广泛宣传反帝、亲苏、民平、清廉、和平、建设的主张，开始了社会建设阶段。从这个时期始，锡伯族社会也和全省形势一样，开始出现好的转机。

 盛世才从金树仁政权接受的新疆社会是，政治腐败，经济凋敝，贪官污吏和土豪劣坤鱼肉平民百姓，烟毒泛滥，娼妓充街，人民生活苦不堪言。在锡伯族社会，情况与全省其他各地区没有多大差别，尤其是烟毒已成为除挑兵外威胁锡伯族生命安全的最大祸害。

 盛世才控制伊犁后，针对社会现状，首先把张培元的新编第八师残部改编为新疆边防军第七旅，将原编入张培元军的锡伯等族官兵进行了全面整顿，裁汰多数老弱病残，保留少数精壮，并又补充了新的力量。在军队又开始实行薪饷制度，从而部分地解除了官兵的后顾之忧。盛世才对军队训练较重视，要求用近现代技术培训，至此，锡伯等族官兵开始接受近现代军事技术的灌输。

 其次，锡伯营有些有识志士，针对疏浚察布查尔大渠时徭役负担上表现出的极度不公现象，发出了强烈呼吁，穆精阿等人多次组织不少热血青年前去伊犁屯垦使署，向邱宗浚等人陈述按人口多少来分配修渠负担的不合理现象，使之引起本署的关切。邱宗浚曾派屯垦使署副官长张德英前去锡伯营调查，并得以证实所反映的不公现象。后来，伊犁屯垦使署根据群众的呼声，改变过去按人口多少分配劳力为按地亩多少来分配，使过去无地而被派工的贫穷农民的负担得以减轻，多占地而不派工或少派工的地主、富户应负的徭役得以确定。但是，这时的地主、富户及官吏也并非自己亲去参加劳动，而是以少量的钱和物雇无地或少地的农民代役。所以，名义上是减轻了少地或无地农民的负担，实质上只是以一种剥削手段代替了另一种剥削手段而已，广大农民的负担仍没有真正减轻。

 第三，由于烟毒日益严重，使之成为有识之士最痛心疾首的问题。到1933年左右，在锡伯营烟毒泛滥已达到顶峰。不仅大量烟土通过南疆等地的奸商流入察布查尔地区，而且锡伯营多数居民在自己的前庭后园都种植有数目不等的鸦片。不仅数目不少的老人、中青年染上吸食鸦片的恶习，而且对少年及婴幼儿的生命安全也造成了很大威胁。此时，无论婴孩染上什么病，不用别的方法治疗，而唯用烟土祛病，即要么让他们舔熬制的烟棒，要么给其吹烟气。据老人们回忆，当时因而中毒夭折者不少。

 杨增新统治后期和金树仁统治时期，锡伯营有些志士如萨拉春、关兴才等人也曾经起来唤醒人们拒毒。通过写歌谣等形式劝人们不要吸食烟土。如萨拉春写了《别再吸食鸦片烟》的歌谣，关兴才写了《吸食鸦片的婆娘》等讽刺歌谣。但他们的呼吁由于来自上下的反对和阻挠，没有收到多大效果，然而却给后人作出了拒毒榜样。

 1934年左右，邱宗浚到任伊犁屯垦使不久，便执行反帝会制定的整治社会的措施，严厉禁止私种和贩买烟土。各交通道口及南北疆通道上，设岗查禁烟土流入。在锡伯营，穆精阿等各区佐领配合领队苏崇阿、副领队张德英等进行全营性禁烟宣传。各区在进行宣传、劝说的同时，还采取强制措施让瘾君子解毒，即每区均设解毒房，把他们隔离起来，等烟毒解除后才放其回家。如果有人偷吸，即使事后举发，也要进行严厉惩罚，除杖打鞭笞外，数天数夜不给吃喝。因此，在紧锣密鼓的宣传和严厉的惩罚措施下，在一年多时间内烟毒便被基本肃清。

 第四，在吏治和惩治贪污方面也取得了一些成绩。在杨增新统治后期和金树仁统治时期，由于省府各级官吏腐败无道，贪污成风，各基层官吏更是贪赃枉法，鱼肉人民，使各族人民苦不堪言。在锡伯营，一小撮贪官污吏，利用手中特权，肆意聚敛财富，贪污公私钱财，早已为广大民众所憎恨。盛世才针对这一现状，也采取了一些惩治措施。在锡伯营，一些众所周知的贪官被揭露出来，并进行了羁押惩治，另外一些人被调离他处。因此，在盛世才统治初期，锡伯营吏治同全省其他地区吏治一样，出现了好转。人民可以监督他们的行为，并可以直接向屯垦公署举报。群众的举报一旦得到证实，犯法者便被直接传讯到屯垦公署进行处理。但是，盛政府制定的严法峻律，一方面具有较大的伸缩性，另一方面被基层的官僚们根据自己的利益进行任意歪曲，使有钱有势者犯法往往不了了之，即大部分用行贿手段去冲淡法律，并轻松地得以逃避制裁。在锡伯营亦然，初期，虽有些贪官污吏被相继揭露出来，但均通过行贿手段得以逃脱制裁。虽然如此，在较强的社会舆论和形似严厉的法律面前，不少贪官污吏的不法行为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受到了制约。

 第五，兴办文化事业，提高民众的文化素质。1936年前后，盛政府相继成立了许多民族文化促进会，如维吾尔族文化促进会（简称维文会）、哈萨克柯尔克孜族文化促进会（简称哈柯文会）、汉族文化促进会（简称汉文会）、蒙古族文化促进会（简称蒙文会）、塔塔尔族文化促进会（简称塔文会）、回族文化促进会（简称回文会）、归化族文化促进会（简称归文会）和锡伯索伦满洲文化促进会（简称锡索满文会）。其中锡索满文化促进会还设立了数个分会，总会在迪化，前后由通宝、关清廉、安子瑛等任领导，分会分别设在伊宁市和锡伯营一三牛录。各族促进会的宗旨是兴办文化事业，开展扫盲活动，提高各族群众的文化素质，进行各项抗日宣传活动。

 锡索满文化促进会按照其宗旨，在锡伯族社会，在进行抗日宣传的同时，又掀起了动员社会捐助兴学的活动。首先，迪化总会领导通宝等人纷纷向盛政府的有关部门上奏，要求新疆学院和迪化有关学校多招收锡伯族青年入学，并要求多派有志锡伯族青年到苏联留学。同时，还相继派专人到察布查尔地区与当地政府部门一起，挨家挨户进行动员，要求让适龄儿童入当地公办学校学习，让已由小学毕业的青年报考迪化的新疆学院、各中学和专科学校。并且施以行政命令强制不肯报考的青年报考。结果收到了很大效果。到1939年底，已经有近百名青年在迪化各类学校求学。其中新疆学院有图奇春、国雪林、郭文林、德林、全喜、清河、伊津太等人；省立师范学校有妥永寿、赵富庆、涂音伯、肖夫、关富昌、富保玉、富生光、吴继传、胜谦、希兰太、常河、关春生、阿吉昌灵、连善、香善、郭永昌、贺吉忠、新保、恭乃春、关金太、吉成、王永善、贵成、吴松寿、何林等人；省立一种有忠新、胡寿昌、鄂永昌、佟金昌、涂常胜、阿吉荣昌、忠谦、荣林、沙陀、灵明、佟兴富、文茂苏、关通新、忠金太、王林秀等人；迪化女子学校有连芝、胜格尔、何叶儿、佩兰等人。另外，在警官学校、邮电学校等还有不少青年求学。同时，十几名品学兼优的青年去苏联学习各类专业知识，使锡伯族文化知识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一批具有民主主义思想和各类专业知识的青年脱颖而出。他们在往后锡伯族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在此同时，为了改变至多中青年的文盲状况，由文化促进会牵头，在锡伯营各牛录还开展了各类扫盲活动，使许多一字不识的中青年得到文化补习，基本掌握了自己的文字。值得一提的是，在文化总会及其各分会的动员和开导下，许多青年女子冲破封建桎梏，有的去苏联留学，有的去迪化求学，而更多的则入本牛录或本营公立学校求学，这在锡伯族历史上是空前的。

 第六，开展文体活动，丰富群众文化生活。在“四一二政变”中，盛世才即掌握了全省军政大权，因此，他把这一日定为群众性纪念日。自1934年始，每年的4月12日，全疆各地几乎都要举行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在察布查尔地区，每逢此日各牛录或者几个牛录联合举行所谓“四一二会”，开办群众性体育运动会，其项目有田径、射箭、摔跤、赛马等。此外，还排练文艺节目，为公众演出。尤其是在反帝口号下，无论是演讲，还是文艺演出，大都有要求人们警惕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内容。

 在金树仁统治时期，新疆各族民众对九一八事件的内情不是很清楚，但到盛世才掌权后，在反帝口号下，开始揭露日本侵华真相，宣传全国人民抗日爱国的事迹，引起了全省各族人民对日寇的一致愤慨。因此，每逢九一八，全省各地还举行不同形式的纪念会，声讨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在察布查尔地区，主要以文艺演出和演讲等形式进行纪念。文艺爱好者还纷纷创作活报剧、话剧、诗歌等文学艺术作品，谴责日本侵略者，提高广大民众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本性的认识。

 第七，兴办实业，以求发展经济。在锡伯营创办实业，早在光绪末年就已开始。当时，色普希贤升任锡伯营总管后创设的“公益当”名下，办起了酿酒作坊。后来，锡伯营各个牛录也相继创办酒坊，一直到民国初年经济效益一直很好，所酿的“锡伯酒”（当时就这么称呼）成为伊犁地区各族最受欢迎的产品。这是在锡伯营产生的最早的实业。到了俄国十月革命时，中亚地区的形势日趋紧张，它们与新疆之间的贸易一度中断，这也给锡伯族人民的生活带来了困难，尤其是新疆与俄国建立贸易关系以来，锡伯营所需大部分棉布都靠从俄国输入，因此，这时在锡伯营发生了布匹奇缺的现象。一直到1920年后苏新贸易恢复，才部分解决了棉布奇缺的矛盾。但是，这一段时期的经济困难，使锡伯营一些有志之士认识了自己办实业的重要性。1924年萨拉春被授任锡伯营领队大臣，他在其他总管、佐领等的支持下，在全营提倡种植亚麻和棉花，从南疆输入优质棉籽，加以品种改良。并且从各旗选取懂手艺的十几名青年，派往吐鲁番地区官费学习织布技术。他们学成回来后，即在锡伯营创办了一织布厂。但因技术及其他人为原因不久便停办。这是在锡伯营产生的又一实业尝试。

 到了盛世才统治时期，在锡伯营除了酿酒业继续发展外，进行了一次间接办企业的尝试。1935年邱宗浚任伊犁屯垦使不久，便召集伊犁各族头面人物，迫令设立“实业公司”，并强行摊派股份资金。当时，给锡伯营摊派了2000股，每股折合羯羊7.5只，共折合1.5万只羯羊。结果，锡伯营民众羊只基本上都集中到实业公司。实业公司主要从事商业，并兼进出口贸易。公司在创办初期，生意一度很兴隆，公司派驻锡伯营的代表，主要收购活畜、生猪、皮张、麻等畜牧产品和副产品，先集中到实业公司，然后分别运往迪化、内地，并出口苏联。从迪化、内地和苏联主要换取日用品在伊犁地区销售，产生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到1937年和之后几年中，参股的多数民族头面人物因涉嫌所谓“阴谋暴动案”而遭逮捕，锡伯营参股代表也遭逮捕，其财产和参股羊只均被没收，而且其他参股民众的羊只也被无故“归公”，使锡伯族民众遭受了很大损失。但其后，实业公司还存在了一段时间，其资金都先后成为实业公司一小撮人的私有财产。

 1937年上半年，锡伯营副领队张德英决定在伊犁河“爱东”渡口南岸建一个电磨，同“苏新贸易公司”签订了购买电磨全部设备及8辆汽车的合同，答应以八九千只羊抵押设备等款。但因计划不切实际而未能实施。

 综上所述，盛世才治新初期所采取的整治措施，虽不是其本意，但它使新疆各方面包括锡伯族聚居地区都程度不同地发生了变化，有效地制止了新疆社会形势的继续恶化。这也使盛世才博得了新疆各族人民的支持和拥护。但是，自从共产党人进入新疆，与盛世才建立抗日统一战线，逐步赢得全疆各族人民的信任，使新疆在各方面进一步发展、变化的情况下，他却暴露出了其反动本质，肆意迫害共产党人、民主爱国人士、进步势力及倾向苏联的留学生、各族头面人物等，并请进国民党势力，使新疆处在了国民党的统治之下，导致了三区革命的爆发。

 1937年5月初，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西路军左支队开进迪化。自此，新疆开始有了一支共产党的武装力量，中国共产党有了派驻新疆的代表。到同年10月，在迪化正式建立了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与盛世才政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中共应盛世才的迫切要求，先后派陈潭秋、毛泽民等人士来新疆协助盛世才治理新疆。

 共产党人来新疆后，经过盛政府的授权和同意，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了一系列宣传和整治活动。首先，针对长期以来形成的财政弊端，确定了发展经济、增加税源和收入、保障支出、量入为出等方针，全面整顿财政领域，使一向难理的财政混乱状况很快得到了好转。其次，抽出很多干部，充实县级政权建设，以发展农牧业生产。第三，加强建设工业企业，提高新疆自立能力。第四，加强交通运输和通信事业建设。第五，在民政方面，废除县以下旧制，加强区、村组织建设。第六，改革旧教育模式，把中小学教育从狭隘的课堂和校园里搬到社会，与工农相结合。第七，加强抗日宣传，提高全省人民的民族觉悟；开展群众性募捐活动，以支援抗日前线。由于共产党人与全省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在短短的几年之内，新疆各方面的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在锡伯族聚居区，自清朝相沿的八旗制，成为当时阻碍社会各项事业发展的严重障碍，故废除锡伯营制，成了多数锡伯族群众的一致要求。

 辛亥革命后，新疆虽进入民国年代，但杨增新为便利统治，仍保存了锡伯营八旗制，营设领队官一，总管、副总管各一，各旗分设佐领各一。领队官由伊犁镇边使（后改镇守使）署指定，总管、副总管由领队官经同伊犁镇边使或镇守使商定简放，而各旗佐领由领队官经同总管、副总管商议指定。因此，选定本营各级官吏，群众没有丝毫发言权，与清朝没有二致。1934年邱宗浚到任伊犁屯垦使兼伊犁警备司令后，认识到锡伯营制的落后性，决定进行改革。1935年他下令在锡伯营设副领队官一职，任命屯垦使署副官长张德英为副领队，以协助正领队苏崇阿办事。1936年又将锡伯营编为三区：一、三、四三个牛录编为一区，设佐领一，骁骑校二；五、六、七三个牛录编为一区，设佐领一，骁骑校二；二、八两个牛录设为一区，设佐领一，骁骑校二。同时，裁撤其他五个佐领额，并将原通用的铜制图记交收领队部，当即用斧头砍破作废。1938年，进一步废除锡伯营制，置河南设治局，撤销正副领队，设正副设治局长。并将铜制领队印、总管关防及三区佐领图记交收设治局，张德英亲自用斧砍破作废，而另颁木刻图记。时正领队苏崇阿去世，改命广恩为正局长，张德英为副局长。不久，又将设治局改为河南县，设正副县长各一。至此，存在时间长达170余年的最后一个八旗—锡伯营制度寿终正寝。

 锡伯营制的废除，是时代发展的结果。从此，群众有了选举区长、村长的部分权利，民主之风开始吹进察布查尔地区。各级官吏的封建特权部分地被取消，取消了过去上下级之间的封建礼节和种种限制。

 在共产党人进省之前（即盛世才执政至共产党人进省前），锡伯族的小学教育虽有了很大发展，但其教育模式基本上沿袭了过去的一套，学生被限制在狭小的课堂和校园里。自共产党人进新疆后，为了改变新疆各族教育的落后面貌，林基路等人首先从新疆学院的工作抓起，以带动全省各中小学落后状况的改变工作。在新疆学院先后开设《中国革命史》《新哲学》《世界革命史》《辩证唯物论》和《军事学》等课程，使其影响通过各种渠道向全省传播。在河南县（察布查尔），通过在迪化上学的青年，把省城的新教学方法、新式教材以及新变化、新情况及时传播到社会各界，其中学校受到的影响最大。广大师生纷纷走出课堂，走出校门，把自己的读书和祖国的命运紧密结合起来，结合国内外形势，宣传爱国主义思想，宣传苏联的变化。尤其是以东北沦陷的事实，大力宣传抗日，动员广大民众积极投身于各项抗日救国运动。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广大师生积极动员各阶层群众捐献寒衣、钱款，支援抗日前线。结果，几乎每家各户都力所能及地捐献了数目不等的钱物。如有的捐献了皮大衣、棉衣、棉裤，有的捐献了首饰、戒指、手镯等，有的捐献了钱款。这些钱物集中后送到伊犁政府，由伊犁政府转运到迪化再运往前线。锡伯族人民也为抗日救国作出了一份贡献。

 同时，这个时期的文化活动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活跃。不仅各种演讲会、演唱会、演剧赛、体育赛、赛诗会等接连不断，而且其内容比前更具进步性；一批青年知识分子带着时代气息逐渐成长起来，并且越来越成为社会不可低估的力量。

 由于学校广大师生以及青年知识分子的积极宣传和活动，锡伯族广大农民的政治觉悟和爱国主义思想大大提高。现在，许多七八十岁的农民仍然能清晰地忆唱当年盛唱的抗日爱国歌曲。在这一时期，锡伯族妇女的思想觉悟也大有提高，她们纷纷走出家庭，投入到红火的社会活动中，也成为锡伯族社会中一股不可低估的力量。这一时期，有一批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及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成就的图书、报刊，通过各种渠道传入察布查尔地区，成为锡伯族知识分子争相传阅的新鲜资料。图书有沈志远的《社会科学常识读本》、张仲实译的《新哲学讲活》、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俄文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某些著作及苏联文艺著作等；报刊有《新华日报》《反帝战线》《新疆妇女》《新疆青年》《新芒》等。

 盛世才是个阴险多变的军阀。他在执政初期，在进步人士及其共产党人的帮助下制定出六大政策，推行整治新疆的各项进步措施，并不是他的真正意图。他采取各项进步措施，其主要目的是先稳固自己的统治基础，稳定西部边界，并取得苏联的支持和援助。当供他驱使的力量日益发展，进步势力逐渐强大，共产党人的影响日渐深入人心的情况下，怕这些力量变为威胁自身统治的力量，便露出其真面目，千方百计抑制和迫害它们，甚至置于死地。自1937～1942年，盛世才多次炮制的所谓“阴谋暴动案”，便集中表现了他凶恶的本质。在这几次阴谋暴动案中，许多锡伯族知名人士、爱国民主人士、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及留苏学生等，也同其他各族爱国民主人士、共产党人等一样，遭到了厄运，有的也惨遭杀害。

 1937年8月，盛世才借中国全面抗战爆发、南京政府因抗战而无暇顾及新疆及苏联清党运动扩大化之机，从苏联派来的联共党员入手，开始了其执政以来第一次全省性的大规模清洗。而大部分遭盛迫害的锡伯人就是在这次“案”中或稍后相继被捕的。1940—1942年，盛世才又借所谓“阴谋暴动案”，进行了两次大清洗，将大批爱国民主人士、知识分子、留苏学生、知名人士、资产者及共产党人等纷纷逮捕入狱。他们的罪名是托洛茨基分子、参加推翻政府的阴谋、参加伊犁武装叛乱组织以策应迪化阴谋等。

 在盛世才一手制造的所谓“阴谋暴动案”中，锡伯族有先后几十人被捕，主要有萨拉春、葛慕春、广禄、柯惠庆、伊敏政、富喜春、穆精阿、玉莲、多隆阿、图奇春、安子瑛、郭昌寿、郑富、文德清、仲棣华、通宝、奇墨吐、巴吐沁、柯西春、郭松林、富文、国雪林、顾西谦等。其中被害的有葛慕春、多隆阿、安子瑛、柯惠庆、文德清、顾西谦等十余人。有的人只是因为发了几句牢骚而遭逮捕，有的人因亲苏倾向强而遭逮捕；有的则遭人暗害。如当时锡伯营一牛录有位对世事爱发议论的中年人，得罪了某些心怀叵测之徒。当所谓“阴谋暴动案”发生后，便遭到这些人的暗害，说他参加了伊犁暴乱组织，以策应迪化“阴谋”，并说他在“暴动书”上盖了自己的印章即被抓去，但在“法庭”上要求以自己的真印章与“暴动书”上的印迹相对，结果发现真印章比“暴动书”的印迹稍大，经过竭力辩护，才免遭迫害。

 1937年盛世才首次借机逮捕大批各族各界人士后，由于盛政府对舆论控制较严，通过各种方式大肆宣传所谓推翻政府的“阴谋暴动案真相”，在很大程度上蒙骗了社会各界，各族人民对盛政权的反动没有立刻引起明显的重视。在锡伯族社会，由于离迪化较远，信息闭塞，更是没有引起明显重视。当经过1940—1942年两次大清洗之后，广大锡伯族群众才彻底看清了盛世才的反动本质，锡伯族社会开始处在白色恐怖之中，人们路上相见，不敢停下来谈论家常，只是以眼色相示，更不敢串门走亲戚，稍有不慎，便遭嫌疑和投监之祸。过去轰轰烈烈的文化活动、抗日宣传活动即刻销声匿迹。一直到1944年盛世才被迫离新，锡伯族社会同全省其他地区一样，始终处在一片恐怖气色之中。

 遭盛世才逮捕的锡伯人，多数为青年学生或参加工作的青年知识分子，少数为中年知名人士。他们是推动当时锡伯族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也为新疆各项事业和民族事业的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

（本文原载佟克力著《锡伯族历史与文化》，新疆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