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察布查尔地区汉族人的最早来源

 清代伊犁锡伯营，于乾隆三十二年（1767）正式组建。锡伯营亦称锡伯八旗，锡伯营虽然兼有行政、生产职能(1882年后也兼有教育职能)，但其组织形式和性质是军事组织，男儿年满十六岁，即被命令参加旗（牛录）佐档房组织的军事训练，随时招为披甲派往台站、卡伦哨所服兵役，驻守边界地区、战略要地和参加安内御外的军事行动。正因为锡伯营是军事单位，所以严禁不属于本营的人员及其他民族在营内走动和在旗（牛录）中定居，也就是说当时察布查尔地区没有汉族人。

 同治二年(1863)，伊犁维吾尔族、回族农民起义，矛头直指伊犁地区的清政权，在起义发动和进行过程中，一些清官吏和伊斯兰教上层头目、巴依纷纷乔装打扮，钻进起义队伍，篡夺领导权，他们鼓吹圣战信条，进行所谓的伊斯兰“圣战”，迷惑群众，转移斗争方向，煽动民族仇杀，于同治四（1865）年建立了分裂割据的宗教性质的“苏丹政权”（苏丹为君主之意），妄图分裂祖国统一。1871年3月28日，沙俄入侵伊犁，摧毁了“苏丹政权，占领伊犁地区，把伊犁地区划归俄七河省管理。

 1882年3月22日，清廷代表经与沙俄艰苦的谈判，我方代表升泰与沙俄代表互换文约，正式接收伊犁。金顺将军随即率大军进驻伊犁。伊犁九城及所属各地，遭受长达十年的殖民统治，带着累累伤痕，回到祖国怀抱。

 金顺将军进驻伊犁后，看到伊犁地区经济萧条，商品匮乏，各族人民，各营兵民生活困苦，各族营兵虽能按时领到饷银，但百货奇缺，买不到所需物品，因此金顺将军从内地招来了很多天津商人和少数中医，平叛部队中的湘鄂官兵复员留在伊犁的，也有一些汉族人开始经商。此时全疆出现安定局面，伊犁与内地、南疆等地交通恢复，各种物资、百货、医药等源源不断沿丝绸之路进疆，抵达伊犁，商人在各旗、营和各族居民村落、城镇设点开铺子，经营群众所需的百货，丰富了群众的物质生活。从清末到民初，锡伯营下辖八个旗 (牛录)，每个牛录已经有了6户至10户不等的天津商人和两湖商人，他们开铺子，经营百货，大部分为杂货店，小本生意，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锡伯兵民对日用百货的需求。至1937年还没有废除带有军事性质的锡伯营制度，经商者均在牛录墙外的指定地点建造商铺，形成街市，进行商业活动，锡伯营兵民需用百货均到城外巴扎购置，现钱交易，也可用实物交换，也有赊欠的，待秋后粮食收割后偿还，这批商人在各个牛录经商离现在已有120余年，现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八个牛录中，还没有人知道这些汉族商人姓甚名谁，也不知他们后代的下落，仅从一些资料中知道个别人的姓或姓名，如爱新舍里镇依拉齐牛录有个姓朱的天津商人，孙扎齐牛录乡有个叫王廉的天津商人等，现在的锡伯人都不知道他们的存在。

 二、盛世才统治新疆时期察布查尔地区的汉族人

 1933年4月12日盛世才上台，当了新疆省的督办，1937年废除了八旗制度，锡伯营也在废除之例，成立了河南设治局，伊犁屯垦使署派张德英任设治局副局长，这是废除旗、营制度后，第一位到锡伯聚居区当官的汉族人。正因为废除了军事组织的旗、营制度，原锡伯营的兵也变为民，八个旗（牛录）都成了行政单位、即八个牛录。到1940年，提升为河南县，后来因河南县与河南省同名，经常投错信件、电报、又更名为宁西县（意为伊宁县之西），至1944年董剑秋（汉族）任县长，扎鲁阿(锡伯、扎库齐牛录人)任副县长。1945年，三区革命政府指示，凡无少数民族名的县均改为民族名，因孙扎齐牛录有一个喇嘛庙，维、哈、蒙、锡伯族均把喇嘛庙均称为苏木，就将宁西县改称为苏木尔县，解放后又恢复宁西县的称谓，1954年3月17日经国务院批准，将宁西县更名为察布查尔，成立了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之外，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的一部因弹尽粮绝，退入苏联远东地区，从1932～1933年间假道苏联进入新疆，还有华侨回国也到了新疆。从1937年开始，退役官员(大部分为山东人)、华侨和其他省份的汉族人，进入现察布查尔的各牛录居住下来，大部分人做小买卖，有三至四人行医，开中草药铺，也有一部分人从事农、牧业生产和制靴、加工业等。

 三、民国时期各牛录的汉族人

 乌珠牛录和依拉齐牛录：有王云祥(山东人)开铺子，卖杂货，还酿醋出卖，王云祥至到1958年寿终（他有一女儿王玉翠，曾任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少儿艺术团团长）；刘喜武开药铺，司药是一位姓陶的先生，还有一个姓赵的山东人，在药房当杂工，加工碾药，解决了群众对中草药的需求，为防病治病起了一定作用，刘喜武三区革命前任宁西县(当时县址在依拉齐牛录)商会会长，解放初曾出席宁西县各族各界代表会议，于1955年回老家山东。另有一名华侨，单身汉，开理发馆。张风呜，山东人，做小本生意，种过地，解放初，携全家回山东老家。还有一个湖北人，开熟食店，出售卤肉等。另外一外姓王的东北人，种地，其后代仍在牛录。

 堆齐牛录：有名有姓的有三户，王廷贵，从东北军退役，山东人，开过铺子，种过地，合作化时在大队菜地劳动。三区革命中伊斯兰极端分子要杀他，锡伯人把他藏在衣柜里，躲过一劫；还有李高兰、老魏尕达（尕达、锡伯语，矮个子)，二人均开铺子，卖杂货，上述王、李二人的妻子均为锡伯女，其后代在牛录学校当老师。老魏是鳏夫。

 孙扎齐牛录：1937年后，原东北军退役官兵、华侨来定居的有7户，他们大部分为山东人，有三、四户开铺子，做小买卖，也有一、二户种地，因无役畜，靠人力种地，收割、打场。当中有姓徐的，有姓张的，他们互相称呼姓，不叫名，故锡伯人没有记下名，只知其姓，他们的妻子是俄罗斯族。他们当中姓王的华侨解放后回了山东，他的二个女儿嫁了锡伯人。其余大部分汉族人则在牛录寿终，他们的后代解放后有的当了干部，如瓦什卡，现在伊宁市居住。

 宁古齐牛录：有十户左右汉族人，有从事公务的，有行商的，都是小本生意，有种地的，有粉刷房屋出卖劳力的；做买卖的除收现钱外，还收实物，如鸡蛋、鸡之类。张德英当设治局副局长时，东北人宋泽民（当时设治局衙门在宁古齐牛录，1940年升格为县后，县府迁移到依拉齐牛录）当了高等学堂的校长。过了二年，又有汉族人马振开当校长。还有李长兰、姓袁的开铺子卖杂货。有一中医赵福，行医多年，解放后加入县中医联合诊所，1958年逝世。

 纳达齐牛录：约有十户汉族人，姜子诚为中医，开中草药铺，看病治病，对贫困的锡伯人看病不收药费；文德熙，做买卖，开杂货店；冯柯新，耕地，有三套耕马，妻未生育，有两个养子扎鲁阿和冯金昌，在纳达齐牛录当农民；有一姓王的汉族人，有养女王秀英，上述四人均为东北人。还有黑才，王和亭、白积诚三人，做买卖。还有几个单身汉。

 三区革命中，被俘的国民党兵在俘虏营内过冬成了问题，于1945年冬，将一千余名俘虏兵分散到锡伯人家过冬，政府只发口粮其他一切均由群众负担。锡伯民众看到这些俘虏都是穷人家子第，被国民党强迫抓来的，加之锡伯族本来就有对武装反抗的敌人决不饶恕，对放下武器的敌人留有宽容的品质，所以跟他们同吃同住，同自己家里亲人一样，有些人家还给他们做了冬衣。过冬后，俘虏归营时，对锡伯族群众万分感激，视为再生父母。有的人甚至嚎啕大哭、下跪不起，后来逃回锡伯人家里的有好几个人，纳达齐牛录就有姚师鹤、赵福英二人，后来均娶锡伯女为妻，赵在公社当过大队长。乌珠牛录佟英昌家，也有一个姓王的俘虏兵未回俘虏营，佟为其娶锡伯女孩，使他成家立业，解放后当了干部，在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友谊农场当翻译，在伊犁州医院搞过总务工作。

 扎库齐牛录：1937年～1938年到牛录定居的汉族人有六、七户，其妻多为俄国女人，有的做买卖，有的搞加工业，有的打零工，出卖劳力，有的是皮鞋匠。有一个姓李的汉族人，谨慎老实，待人和气；还有个姓梁的汉族人，其儿子梁新年开水磨坊，加工面粉，也兼营农业生产。有一位姓陈的，住牛录外的庄子，做买卖，又从事农业生产，妻为锡伯女；有一个姓苏的汉族人，是清金顺将军的军医，留在牛录当医生，卒于1942年。三区革命中锡伯人从伊宁街上收养了几个无家可归汉族孤儿，他们之中的锡拉本，日子过得好，有二匹马和槽子车，从事农业生产。

 上述各牛录的汉族人，大部分为东北军（东北军的绝大部分为山东人）或华侨，湘鄂汉族人有一小部分，一部分人进入新疆时就带有俄国妻子，一部分汉族人娶锡伯女为妻，生儿育女，其后代大部分在察布查尔和外地从事各种职业。

 解放前察布查尔每个牛录平均有6户左右汉族人居住，八个牛录大约有48户，每户以五人计，有250人左右，与舒慕同老前辈写的《关于三区革命时期苏木尔县的片断回忆》一文(载《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文史资料》第6辑)所述的“汉族240多人”基本吻合。

 四、察布查尔地区汉族人的贡献

 一是汉族人来锡伯族聚居地区定居，从事商业活动、务农、兴办加工业，活跃了市场，满足了群众的物质生活的需求。商业的兴起促进了城乡经济交流，农、牧产品有了销路，刺激了农、牧、副业生产的发展，进一步方便了群众生活，衣、食、住、行比1882年前“苏丹政权”和“沙俄占领时期有很大改善。经济的发展也促进了教育事业的发展。更重要是，由于教师队伍中增加了汉族教员，锡汉教员互相学习，互相交流教学经验，互相观摩，使锡伯族的双语教育水平更上一层楼，又培养出了好多双语水平较好的学生。在锡伯族学生到迪化各类学校和外国留学，以及锡伯族教育事业取得成就等方面，汉族老师们功不可没。

 二是1882年从沙俄手中收回伊犁后，社会出现安定局面，与内地交通恢复，随着各种物资、人员、医药源源进疆，中医、中药逐渐传入锡伯族聚居地区，引起锡伯族知识界的关注，掀起了学习中医的浪潮。开始时以中药铺的形式出现，继而发展成为中医诊所，涌现出许多名医。每个牛录二至三名中医，大部分为锡伯族中医外，还有三名汉族中医。锡伯族的中医，也是从汉民族中医、中医学传承下来的，这也是汉锡两个民族团结、互学的结晶。

 三是民族间联姻，以民族学角度讲，民族间的通婚现象是民族交往较深的一步，是民族感情融通最有效的手段之一，并引发民族间更多的同一性。因锡汉联姻，锡汉两族人民情同手足，产生了血浓于水的真挚情感，不分彼此，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共同发展，形成用生命维护民族团结，有难同当，有福共享的真诚民族关系。三区革命中，伊犁地区除察布查尔外的其他县都发生了伊斯兰极端分子枉杀无辜汉族人的事件，但在察布查尔地区由于有了锡伯族群众的保护没有一个汉族人被杀。所以说，锡伯族在增进民族团结方面做出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

 四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六军十七师五十团1949年底抵达伊犁惠远城驻扎，城内少数民族居民都不敢和解放军接近，认为带枪的汉族兵都跟国民党兵一样，不敢和解放军接近，所以解放军初来乍到时，群众工作很不好做。宁西县在伊犁河南岸和惠远城隔河相望，因锡伯人大都懂汉语，解放军派出的文艺宣传队到乌珠牛录、依拉齐牛录慰问演出时，受到锡伯族人民扶老携幼夹道欢迎。文艺宣传队教唱的革命歌曲、演出的文艺节目，宣传革命道理，很快就在锡伯族人民群众中造成很大影响。锡伯族人民把解放军当作自己的亲人和救星。各牛录锡伯人组织慰问团，带着文艺宣传队带着猪肉、粮食等到惠远城慰问解放军，来过两次，每次都100多人。他们和部队联合演出节目，气氛非常融洽，给附近居民影响很大，特别是惠远城的各族百姓受到很大震动，使他们逐渐认识到人民解放军是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队伍，是为穷苦人打天下，帮助穷人翻身解放的队伍。这样，部队逐渐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爱戴 (摘自《西域锡伯人》一书：“察布查尔五年的回忆”——记中共察布查尔县委第一任书记吕兴银同志采访录”一文570—571页，1999年12月新疆大学出版社出版，作者：佟加·庆夫)。从这段文字中看出，锡伯族人民群众的觉悟是很高的，别的民族群众以刚见到解放军都不敢接触解放军，唯有锡伯人能首先分辨出国民党部队和解放军是不同的，而先于其他民族接触解放军，进行慰问和送去慰问品，表示拥护、爱戴解放军，这与锡伯族知识分子知识面广、觉悟高是分不开的。其原因一是三区革命时期，锡伯族知识分子创办了锡伯文报纸，从1947年左右开始刊登解放区社会改革、解放军与国民党部队作战和解放各地及人民群众热烈欢迎解放军共产党的消息和文章，当时锡伯族当中我数青壮老年人都看懂报纸，故对共产党、解放军的性质、宗旨早有认识；二是锡伯族当中留苏人员多，当时全疆近一万名锡伯人当中就有近60人留学苏联，他们对共产党、解放军的性质、宗旨早有比较透彻了解，所以共产党、解放军一到伊犁，锡伯族人民群众；就主动，先于其他民族接触、慰问解放军，为加强民族团结，军民团结方面，在各族群众当中，锡伯族人民起了一个带头羊的作用。

 五是锡伯族人民全面接触汉族人民，是从1937年废除锡伯营制，建立设治局开始，从此锡伯族人民与汉族人民同生产、同生活、同呼吸共命运，民初建立的练军中有汉、锡、蒙等民族，他们共同驻守边境地区哨所，共同保卫边陲，锡汉团结如一人，为巩固边防，维护祖国领土完整方面起了积极作用。

（本文原载《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文史资料》第2辑，2005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