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城锡伯族的来历，直接与伊犁索伦营有关，因此首先谈谈索伦营的来历。

 一、索伦营的来历

 乾隆二十年（1755年）和二十四年（1759年），清政府平定准噶尔部叛乱和南疆大小和卓叛乱之后，舒赫德便奏请调遣索伦、满州绿旗兵丁到伊犁屯垦驻守。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伊犁惠远城建成。伊犁将军衙门署行政机构也已健全，于是清政府根据伊犁防务情况，决定陆续撤回调来戡战原索伦等官兵，而从东北抽调鄂温克，达斡乐等官兵携眷到伊犁屯垦戍边。

 索伦营迁到伊犁是分两批进行的。第一批五百兵丁，未带家眷，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春草萌生时出发到伊犁地区。第二批也是五百兵丁，并携带两批计一千兵丁的家属，于乾隆二十八年八月（1763年）出发，于二十九年三月（1764年）到达乌里雅苏台。五月到伊犁，历时九个月。

 索伦等军民抵达伊犁后，伊犁将军把他们安置在伊犁河北霍尔果斯河以东的霍尔果、阿勒木铁（科克塔拉）、柯多（芦草沟）、负左克（清水河子）和以西的策济、济济罕、萨玛尔、图尔根等地牧耕驻防，并组成索伦营。

 索伦营除牧耕边土之外，亦与锡伯、察哈尔等营一样，身负维持内部安定。守卫边界的任务。他们同锡伯族兵丁一起，除本地区的卡伦之外，也承担了换防哈什噶尔、塔尔巴哈台的任务。

 哈什噶尔、塔尔巴哈台换防的索伦官兵与锡伯官兵一样，也是不带家眷，也非长期驻扎。初期每二年换防一次，后来三年一次换防，春秋巡查南北卡伦二次。

 换防哈什噶尔、塔尔巴哈台以外索伦营主要守卫伊犁河北边界。巡查布鲁特等游牧区界。伊犁地域辽阔，边界线长，索伦营肩负的任务也很繁重。据称伊犁沿边大小卡伦70多座。周围地区逾数千里，各卡伦之间相距数十里之遥。每卡伦尽设弁兵十余名及三十几名不等按月周巡，可期声势联络，其索伦、锡伯、察哈尔、额鲁特四营，每月派总管、付总管、佐领等官一员，各带本营兵丁三十名，于该营卡伦挨次巡查，至各营交界会哨。

 二、索伦营军民锐减和调补锡伯营兵丁家眷

 索伦营军民因天灾人祸，人口曾两次锐减，一次为嘉庆年前，索伦营人口减少严重，导致兵源枯竭。开始影响巡边守卡，这一不利情况，早在乾隆四十年便引起了伊犁将军的重视。

 窃查，伊犁索伦营人口增长向来缓慢。且竟有绝裔者。是故，以前挑选披甲之缺，即稍难选得已成丁这强壮闲散（锡伯语为苏拉）。西丹（锡伯语即吃奉录者），不意，去年因天花，损该营闲散、将近四百。现在所剩闲散、西丹极少，亦皆年幼。是故，今挑选披甲竟不得年力精壮之矣。详思，索伦营之兵丁，尚系一支劲旅，若不稍加调办而以幼童征兵充数，或致裁减兵额，均不成事体。

 故伊犁将军保宁面对这一情况，奏请由锡伯营调补。

 嘉庆帝接到保宁奏，即谕“照保宁所奏办理”。保宁接旨后于嘉庆三年（1798年）正月命索伦营修建房屋，并命锡伯营挑选1-23岁之间的闲散、西丹160户，准备携眷迁往索伦营。据“锡伯营总管档房事宜”载：本年三月晓谕（锡伯营）于迁移索伦营人等之房修建之际，锡伯营派骁骑校一员，兵二十九名，由付总管率领前往索伦营察看建房事宜；四月为移送闲散至索伦营事，自民衙雇车160辆，筹银二百四十一两三钱，交与民人，秋后由兵丁奉禄中扣除，这次共补迁160户、大口553人、小口106人，共计658人。

 1820——1828年的张格尔之乱和1830年的玉索布之乱中，清政府也曾几次选派百名索伦营官兵前往戡乱。索伦营官兵，不畏艰险，英勇顽强，为维护祖国边疆的安全，前后数百名官兵献出了生命。索伦营又发生了兵源枯竭的现象。伊犁将军特依顺保根据面对的困难，于道光十三年（1833年）十月十八日向清政府陈明原委，又一次要求锡伯营补充索伦营兵额。

 1833年11月17日，道光帝接奏后，准由锡伯营挑选闲散、西丹100户携眷移至索伦营，以备挑选披甲，并且严辞训示：此次所移锡伯部闲散、西丹100名俱正年力精壮之时，益应善加指教各自技艺，著该领队大臣等务必诚心诚意，一体严加教练，以致精锐。断不可使如此众多之兵，年复一年，徒食饷银米石，以至渐渐废弛边陲军务。伊犁将军根据谕旨，於道光十四年四月，调拨索伦营补充兵额之锡伯营100户人数为大口438人，小口183人，共计621人。

 从上所述，索伦营两次由锡伯营补充兵额260户、1280人，经过这两次补充，在索伦营内部锡伯族军民占相当部分，因此，现在翁湖尔索伦只剩几户，其余均系锡伯营调补之人。至今称索伦为锡伯索伦是也。

 锡伯营官兵补充到索伦索后，使索伦营两次兵源枯竭的困难，都及时地得到解决，使其能够继续履行其保卫边疆的职责。锡伯营官兵两次补充后，使索伦营的民族构成大大改变，锡伯族已占多数，故虽然其各项活动以索伦营表现，但作为占多数的锡伯族官兵，使他们代表索伦营履行着其神圣职责。这一现象到清朝后期表现更为突出。

 三、索伦营军民退进俄境原由

 十九世纪后期，国内外形势发生巨大变化，尤其是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蜂拥而上，互相争夺权益的斗争非常激烈，其中沙俄尤为贪婪，他们以种种借口频频武装入侵索伦营所驻防的我国领土。身临反侵略斗争第一线的索伦、锡伯等族的官兵，面对沙俄的侵略，群情激愤。同仇敌忾，几次击退来犯之敌。

 沙俄在武力威胁的同时，还用其他种种手段，对清政府施加压力，迫其订立割地条约……（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同治三年（1864年）九月七日，乌里雅苏台将军明谊、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锡霖、塔尔巴哈台领队大臣博尔果索被迫在该界约上签字。根据该约第三条规定，索伦营耕地放牧之地部分被割占。接着沙俄根据条约中人随地归的原则，对索伦达因民百般威胁利诱。让其臣服沙俄，但是有高度爱国之心的索伦官兵并不理睬沙俄当局，而是强烈要求归还世世代代牧耕之地。以失去土地的二旗（镶红、镶蓝）人，伊犁将军曾答应将他们另择地安置，但直到1866年初，清政府的诺言迟迟不能兑现，这时沙俄的威胁利诱又步步紧逼，索伦营的达斡尔、锡伯、索伦军民已到进退维谷的地步。

 1864年新疆各地爆发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但是起义不久，一小撮封建地主和宗教上层互相色结，混入起义队伍，变成起义队伍的领导者，改变起义方向。同治五年下半年（1866年）一小撮地主与宗教上层与整个民族为敌，开始进攻集中在拱宸城（现霍尔果斯）的索伦营军民，十一月索伦营军民因寡不敌众弃城溃退。部分索伦营军民在失去牧耕之地，而遭内外打击的情况下，弃城突围后分数批向西退进俄境，第一批同治五年（1866年）三月十六日一二十二日领队大臣霍加布带领索伦、察哈尔、额鲁特营军民三千四百余人，过阿勒坦额摩勒岭行至库库乌苏地方……将此军民分在库库乌苏、哈拉塔拉、哈帕尔三处安置；第二批于七月中旬由索伦营出来三百余人，前往俄国阿拉木图；第三批八月间，副总管博清阿带领若干人口，往俄营附近住扎，三批出走近四千人。

 当时，原牧耕、驻防在策集、萨玛尔等地的索伦营右翼四旗军民，因鞭长莫及，没有遭到内乱的冲击，因此多数人没有出走。

 光绪七年（1881年）签定（中俄伊犁条约）沙俄又将霍尔果斯河以西地区强行割占。原索伦营右翼四旗牧耕之地尽失，因此，安置这一部分索伦营军民成为一大难题。

 光绪八年（1882年）即（中俄伊犁条约）签定后的第二年，上述索伦营锡伯、达斡尔和索伦族军民告别世世代代游牧耕种的地方，携带先辈遗骨，迁回到霍尔果斯河以东地区。

 现在伊犁地区霍尔果斯的锡伯、达斡尔族，就是那是迁回的索伦营军民也。

 四、索伦营军民回归塔尔巴哈台和新满营的组建

 同治五年（1866年）分三批出走的索伦营军民在俄境被视为奴仆，沙俄官员强迫他们为其耕地放牧，开垦荒地，收猎场被勒索净尽。尤其是住在阿拉木图的四百余名军民赤贫尤甚，生活难以维持。在此情况下，索伦等军民返回祖国的要求日益强烈，他们多次向沙俄当局提出要求返回祖国，均遭到拒绝。

 索伦等军民出走后，清政府在试图派人携资前去救济的同时，一直通过外交手段，要求沙俄归还我部军民。起初，沙俄当局用种种手段，故意刁难清政府交涉人员，并对索伦营军民，加剧威胁利诱，使春臣服自己。同治七年（1868年）上半年，在清政府的多次交涉下，沙俄当局被迫同意回归。两年多时间在外颠沛流离的索伦营的军民于本年年底由领队大臣霍加布（锡伯族）率领，陆续迁入塔尔巴哈台境风的吾尔雅尔地区，索伦等军民返回祖国之后，清政府暂时安置在塔尔巴哈台以西二十公里处的苇塘子（今巴克图地区）。这时，阿尔泰布尔根河一带，也撤回了数百名官兵，他们是同治五年（1866年）塔尔巴合台城被内乱毁掉后撤走的原驻防锡伯、索伦、额鲁特、察哈尔和回归祖国的土尔扈特官兵。他们退入阿尔泰后，被喇嘛棍噶扎勒赞安置于布尔根一带。同治十一年（1872年）七月，棍噶扎勒赞带索伦马步兵三百余名，由各路径赴塔城……余下所部索伦，额鲁特官兵全赴塔城，人数不少。光绪元年（1875年）左右，索伦营官兵自苇塘子移住塔尔巴哈台城（楚克楚城，也叫绥靖城、老城）。

 为了加强塔尔巴哈台地区的防务，清政府将自俄境回归的索伦营官兵和阿尔泰撤回的锡伯、索伦官兵组建为索伦部尖锐营。他们一方面耕种地亩，投入兴建塔城新城的劳动；另一方面又开始了巡边查界，监督游牧等工作。

 光绪八年（1882年），清中央政府，为了加强伊犁地区防务，恢复伊犁营制，根据金顺所奏谕令：将索伦营军民迁回伊犁。

 光绪十年（1884年）七月情况又有变化。伊犁将军金顺奏：请将流寓塔城的索伦营全数调回伊犁，乌鲁木齐各城旗营官兵迁归塔城驻防，两地边防均有裨益，允之。

 但是，做出上述决定之后的几年内，塔城形势开始复杂化，使撤走索伦营事暂时被搁置下来，一是清政府欲将承化寺僧众迁回塔城安置，但又“恐滋事端”，下在举棋不定，如果安置塔城，就不能把索伦营撤回伊犁；二是塔城紧靠俄界，需要派兵前往杂雅固斯屯垦戍边以防边隘，杜绝俄人越界窥伺，而塔城现有兵力甚显单薄，三是光绪十三年（1887年）六月塔尔巴哈台勇丁溃变事件，他们戕毙营官陈明德，副迎春满行台，施放枪炮，损坏大门官厅，使清政府上下震惊。为此，于光绪十四年三月清政府最后决定“留索伦营官兵驻防塔城，以资训练而固边防”。并且“闲散余丁，准其仍留塔城”。此年又奏准“择地修建塔尔巴哈台城坦”，即塔城新城。到光绪十七年（1891年）新城竣工建成，并将索伦营军民移驻新城。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六月十八日，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富勒铭额奏请设塔尔巴哈台新满营……将塔尔巴哈台索伦部尖锐营官兵，改变为驻防新满营，即依照伊犁新满营之制设左右两翼分编八旗……

 左翼四旗：一牛录为镶黄旗，三牛录为正白旗，五牛录为镶白旗，七牛录为正蓝旗。

 右翼四旗：二牛录为正黄旗，四牛录为正红旗，六牛录为镶红旗，八牛录为镶蓝旗。

 设新满营：置协领二员、佐领、防御骁骑校各八名，并置催总、前锋校、领催等官以管辖之。计左翼镶黄、正白、镶白、正蓝四旗二百二十三户，男女一千二百六十三人，右翼正黄、正红、镶蓝、镶红四旗二百零九户，男女七百四十六人，共计四百三十二户，二千零九口人。

 塔尔巴哈台新满营中，锡伯族军民占一定数目，即六旗为达斡尔族，二旗为锡伯族（即齐齐汉、图尔根两旗）。在旗营构成中，有不少锡伯族被授任协令、翼长、佐领、骁骑校、防御等官。

 新满营的主要任务是，驻守台站，防守卡伦、稽查逃人，监督游牧。除了防守塔尔巴哈台地区的边界外，还远到阿尔泰、乌鲁木河、禾斯勒托海、布林、乌伦古尔、额勒齐斯河、巴拉巴善等卡伦和驿站换防。

 塔尔巴哈台新满营的俸银，由清政府统一发放，官兵家眷的粮食，由屯垦戍边的官兵自己种公田，收集后全部入档房仓库，由旗下档房统一发放。如我们在1982年塔城市地名普查时，自二工镇的头工村开始往东到喀拉哈巴克的五工村等村的周围土地，就是当年塔尔巴哈台新满营组建后，解决旗军民的食粮问题。划分给各旗的公地，即一公地、二公地、三公地……等，就是那时新满营官兵屯垦耕种的顺序称号。

 清代组建塔尔巴哈台新满营的重要性，在于清政府为了加强塔尔巴哈台地区的边防管理，巩固西北边防。早在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清政府拨派粮响和卡伦官兵，在雅尔（雅尔锡伯语裂缝的意思）地方建筑城坦（在哈境内），当时雅尔一带是准噶尔部游牧地，这里水草茂盛，牛羊肥壮，牧民生活也较富裕。清政府派兵驻防边卡，到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由于自然条件和道路遥远等客观原因，将城坦卡伦（卡伦也是锡伯语哨所的意思）从雅尔地区移近200里，在楚和楚地方重建一城，名曰“绥靖城”其地名为塔尔巴哈台。

 当时卡伦道路分南北两路。南路卡伦又称常设卡伦，它由塔尔巴哈台城一直向南长七百五十里设卡伦六座，设塔布图（了望台之一）两座，共11座，其中除塔尔巴哈台西南设置的巴克图卡伦外，其余七座均有通讯转运任务。北路卡伦道路，由塔尔巴哈台城东，北经锡伯图卡伦、乌里雅苏图卡伦、鄂伦布拉克卡伦到玛呢图噶勒卡伦，其中察罕鄂博卡伦是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为传递和布克赛尔地区、北土尔扈特三旗同伊犁的冬季往来增设的卡伦。

 塔尔巴哈台至伊犁的卡伦道路又称科布多卡伦道路，这条卡伦道路是当时北疆的主要道路。乾隆皇帝令为承担通讯任务的主要卡伦道路。所以，塔尔巴哈台卡伦每年拨的粮饷也多于其他卡伦，除此卡伦道路外，由塔尔巴哈台到奎屯军台卡伦道路，这条卡伦道路，从塔尔巴哈台东南到奎屯再向西路，又可到达伊犁，向东南走可到达乌鲁木齐。

 从上述情况看，塔尔巴哈台卡伦的位置，是自清朝乾隆逐步完善起来的，当时塔尔巴哈台属伊犁将军管辖，彼此往来密切，如果说，塔尔巴哈台卡伦道路是一条数千里的长河，那么，塔尔巴哈台“绥靖城”就是建筑在这条长河上的大桥，他是塔尔巴哈台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当时新疆的主要卡伦和城市。居住在这里的新满营的达斡尔、锡伯、鄂温克族的军民，游牧民在这块土地上辛勤的劳动，保卫祖国的西北边陲，同时以塔尔巴哈台城做为同伊犁、蒙古等地商人经营贸易的地点，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了解和往来，共同创造了塔尔巴哈台的历史文化。

 五、辛亥革命后的新满营

 1911年辛亥革命后，即塔尔巴哈台在民国初年，其政治体制都是沿用清朝的八旗制，并无任何变更。如官职的设置，权限和隶属关系，就连官职名称也无任何变更，全中沿袭了清朝的一切，最高军政官员，仍然叫做参赞大臣，民国元年，塔尔巴哈台的参赞大臣是毕桂芳，到民国三年（1914年）是汪步端。塔尔巴哈台新满营的领队大臣是：托噶达、巴噶达、奇噶达。

 毕桂芳署理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事务以后，鉴于塔尔巴哈台新满营八旗军民，生计维艰，于民国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呈请：于民国二年将旗民全饷由财政部拨款发给，并拨地分领耕种俾得自食其力，以做永久之图，然后再撤消粮饷。该八旗查问有官兵俸饷米折马乾等银共每年42元874.8两，请早拨给备署耕牛、犁具等项。如此该八旗生计有所依靠，国家发出已归节省，似属两便之策。并设屯垦局以专营之。督率旗民种植米麦外，兼种其他植物及疏浚河渠各事。阿不都拉大渠就是那时开挖的。

 民国元年（1911年）毕桂芳参赞大臣呈准裁旗军归农以后，陆续给弃甲务农的新满营官兵，按户拨给土地，到一九一六年春全部办完。新满营的八旗制仍然保持原来的建制，陆续迁到农村找水源丰富，土地肥沃的地方安家落户。新满营左翼四旗是达斡尔族，在奇噶达的率领下，沿袭伊犁索伦营左翼居住驻防地名，即霍尔果斯河以东：一牛录镶黄旗（霍尔果斯）现住在阿西尔乡阿西尔村，三牛录正白旗（阿尔米特），现住在恰夏乡的恰夏村，五牛录镶白旗（柯多浅），现住在阿西尔乡的柯多浅，七牛录镶蓝旗（负左克），现住在阿布都拉乡的中阿布都拉村（霍城县清水河子）。

 右翼四旗为锡伯、鄂温克族，在巴噶尔达的率领下，沿袭伊犁索伦营右翼居住驻防地名，即霍尔果斯河以西：二牛录正黄旗（齐齐罕）锡伯族现住在喀拉哈巴克乡上喀尔哈巴克村。四牛录正红旗（图尔根）锡伯族，现住在喀尔哈巴克乡喀尔哈巴克村，六牛录镶红旗（撒麻尔）鄂温克族，现住在喀尔哈巴克乡的五工村（民间称为别肯托克特，人名，鄂温克族后代有无不清）。八牛录镶蓝旗（策集）锡伯族，原住在别尔吉哈拉苏，后该地迁到喀拉哈巴克村和山北村，全是噶吉勒哈拉。该地1962年划归博孜达克农场农工四队。

 新满营的官兵弃甲迁到农村务农以后，除军事外，其他事务仍由原来的总管、协领、佐领……等官管辖，一直沿续到塔城县组建。

 右翼四旗迁到喀拉哈巴克地带后，最后一任噶尔达（协领）是郑喜噶尔达，巴雅哈拉。1928年为了防备马赫英的侵犯，在喀拉哈巴克高坡西端有一围墙，叫“江布勒”哈语城墙的意思。郑喜噶尔达任职时率领全翼旗民凭高筑墙，以为防御。土墙底宽两米，顶宽一米，高三米，墙内面积约200亩，今属上喀尔哈巴克村耕地。

 组建塔城县以后，县政府设有农官，八旗改为乡，由乡村署理乡务。由农官署理八旗的农业生产。

 1933年盛世才统治新疆以后，把原来的八旗达斡尔、锡伯等族，组建为区。区长、副区长。区公所设在喀尔哈巴克。

 1945年伊犁、塔城、阿乐泰三区革命以后，区政府迁驻塔城现邮电大楼位置。区长，改称谓千户长（当时的千户长是诺哈，达斡尔族），百户长……等，所负的职责没有变，仍然管理原来八旗的事务。又成立了锡伯、索伦文化协会。会长为开英。

 回忆历史记载，自同治七年（1868年）下半年迁入塔尔巴哈台地区到1999年止，锡伯族在塔尔巴哈台已有131年的历史了。在塔城的锡伯族人民经历了清朝政府的封建统治、屯垦戍边。1911辛亥革命以后又受杨增新、金树仁、盛世才时期的反动统治，到1945年三区革命胜利整整经历了77年的历史。

 自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领导全国各族人民，28年的艰苦奋斗，流血牺牲，终于在1949年各族人民得到彻底解放。

 在塔尔巴哈台新满营弃甲到塔城的农村安家落户以后，对塔城县的农业生产方面，除了利有自然泉水的有利条件发展农业生产外，挖渠开荒，给当地原有的蒙古、哈萨克等少数民族传授农作物的种植管理。更主要的是他们在塔城的东北部开凿了一条十多公里长的阿布都拉大渠并修复了卡浪古，西伯图等灌溉渠，通过开凿以上水渠，把水引到荒无人烟的荒地，开荒造田，植树造林，发展农业生产。使耕地面积逐年扩大，为塔城县农业发展奠定了基础。他们开凿阿布都拉水渠时，住在野外，用的原始工具，用两年多时间，才完成开凿挖渠工程。挖渠的两年多时间里，受到恶劣气候和各种疾病袭击，死去不少人。俗话说：前人植树，后人乘凉。由于锡伯，达斡尔、蒙古、哈萨克等少数民族人民挖渠、开荒，为塔城县的农业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塔城市的锡伯族人民集中居住的喀尔哈巴克乡是产粮乡之一。自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喀尔哈巴克乡的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在农业生产方面基本上实现了机械化，各族人民唱着欢乐的歌曲为早日实现小康水平，而辛勤劳动。

 总的来说，塔城锡伯族不到两千人，但他们迁居塔尔巴哈台以后的一百多年来，对社会的发展，对各族人民的幸福做了可歌可泣的贡献，特别是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新一代，在党的培养教育下茁壮成长，他们决心在改革开放中做出新成绩。

 六、塔城锡伯族的来历

 根据“锡伯族史”……等史书记载和有关知情老人中了解得到的材料，上述组写的资料有以下三方面的来历：

 第一个来历是：同治3年（1864年）新疆各地暴发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但起义不久一小撮封建地主和宗教上层互相勾结，混入起义队伍，成为起义队伍领导，改变起义方向，同治五年下半年（1866年），一小撮地主和宗教上层以整个民族为敌，开始进攻集中在拱农城（霍尔果斯）的索伦营军民。十一月索伦营军民，因寡不敌众，弃城突围后，分三批退入俄境四千多人。同治七年（1868年）在清政府的多次交涉下，沙俄当局被迫让中国军民回归。两年多时间在外颠沛流离的索伦等营的军民于本年底，由领队大臣霍加布（锡伯族）率领陆续迁入塔尔巴哈台境内。

 第二个来历是：同治五年（1866年）塔尔巴哈台城（绥靖城）被内乱中毁坏后，撤到阿尔泰布尔根河地带的原驻防塔尔巴哈台的锡伯、索伦、察哈尔、额鲁特等营官兵和回归祖国的土尔扈特官兵三百余名，1872年也回到塔尔巴哈台。

 第三个来历是：在漫长的岁月里，由于工作关系，投奔亲属，婚姻以及其他原因，从伊犁地区的察布查尔锡伯族自治县、霍城县的锡伯族同胞到塔城安家落户。

 我认为从上述所记载的历史来看，就是塔城地区锡伯族的来历，是否符合历史事实的，敬请塔城的锡伯族同胞予以研究、补充、完善，给予子孙后代留下塔尔巴哈台锡伯族的历史来源。

（本文原载《塔城市文史资料》第5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