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满—通古斯语族

 满—通古斯语族又称通古斯语族或通古斯-满语族，是阿尔泰语系所属蒙古语族、突厥语族和满—通古斯语族等三个语族中的一个语族，其下又分满语支和通古斯语支，满语和锡伯语归属满语支。通古斯--满语族是发源于贝加尔湖附近的一个古老的民族共同体，现在属于这个语族的有满族、锡伯族、赫哲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及生活在俄罗斯境内的奥罗奇人、那乃人、乌底盖人、乌尔奇人、雅库特人等。主要分布在亚洲东北部，南起北纬40度，北至北冰洋，西至叶尼塞河，东迄太平洋，约10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总人口大约在1000万左右。“通古斯”一词出现于近代，其含义有“蓄猪之民”和“东方的人”，国内外将其作为对具有亲缘关系的一些民族的统称。通古斯--满语族的祖先在数万年以前居住在贝加尔湖南部的地区，他们在那里循序渐进地完成了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的发展阶段。在“新石器时代末期”，原始通古斯人的一部分离开了原地来到了东部地区（即黑龙江上中游和牡丹江、乌苏里江流域），后来发展成为满族、锡伯族、赫哲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等现代民族。满—通古斯语族的语言包括南支—锡伯语、满语（满语在新疆的锡伯族当中独立发展）、赫哲语、戈尔迪语、奥罗奇语、女真语（已灭绝，满语前身的主要部分）等；北支—埃文基语（即我国的鄂温克语）、鄂伦春语、索伦语等。满—通古斯民族有着灿烂的文化，神话传说、民间文学丰富，尤其是萨满教已成为流行于北美到芬兰等国家和地区原始宗教的代名词。

 满—通古斯语族中的锡伯语和满语都是粘着型语言，各种粘着成分加于动词词干之后以表示时、态、式等范畴。基本语序为主语+宾语+谓语，SOV型结构。有五至七个格，名词多以附加格助词的方式表示主动、被动、方向、方式、来源等范畴。其中表示方位意义的格就有很多。有领属范畴，领属附加成分不仅粘附在体词后，还可以粘附在副动词后；人称附加成分大都起源于相应的人称代词，状词在大多数语言里都很丰富；用附加后缀的方式构成词的各种形态变化，并表示不同的语法意义。主从复句中的从句，主要由形动词、副动词充当谓语形式构成；在大部分语言中有利用元音和辅音交替构成的在意义上和词形上相对称的对偶词。词汇方面，有丰富的构词附加成分和利用合成法构成的各种类型的复合词，也有利用元音或辅音的交替构成在意义上和词形上相对称的词。此外，还有一些早期借自蒙古语、雅库特语和汉语等语言的词汇。现代锡伯语是现代锡伯人使用的语言，有大量表达新事物和新概念的新词汇，新疆语言文字主管部门每年都规范公布一批新的锡伯语名词术语。

 二、锡伯族和满文

 锡伯族是古代鲜卑的后裔，其早期活动区域在北起大兴安岭北段，古代拓跋鲜卑人曾在这一带“畜牧迁徙，射猎为业”。后来大部分鲜卑人南迁进入中原，公元386年建立北魏政权；而另一部分人则以“室韦”自称，在嫩江、绰尔河、洮尔河流域过渔猎生活，成为当今锡伯族的先民。康熙三十九年至四十一年间（1769—1701）锡伯族大部由伯都纳、齐齐哈尔等地奉旨南迁至辽沈地区，开始旗下当兵和从事农业生产。期间，开始全面接受满族八旗文化，学习和使用满语满文。乾隆二十九年（1764）农历四月十八日，4000余名锡伯族官兵及眷属奉朝廷之命赴伊犁地区戌边屯垦，他们作为锡伯八旗兵营，对外守卫祖国西部边境，履行抵御外侮的守土职责，对内则驻守塔尔巴哈台（今塔城市）、喀什噶尔（今喀什市）等战略要地，履行稳定地方治安的任务。1882—1808年，锡伯族官员兵开挖察布查尔大渠，开荒种植农田，建设家园，使之为成为现今察布查尔锡的自治县的刍形。在这过程中，在西域极边地区，前期使用满文，后期使用锡伯语和锡伯文，创建了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戌边屯垦文化。有清一代，满文作为锡伯族的主要交际工具和知识系统，广泛应用于锡伯族的公务活动、行文奏折、行军打仗、学校教育、读文识字、民间文学、艺人说唱、民俗事象记载、汉族章回演义小说的翻译与念说等诸多领域，由此在锡伯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留下用满文记载的众多名录。锡伯族直至上世纪40年代末期，一直在使用满文，至直1947年才在满文的基础上创制锡伯文，而创制后的锡伯文仍然包含着满文的诸多功能和特点，无论在其整个文字结构、书写形体和特点等诸方面都保留了满文的完整性，可以相互通用。因此在这两种文字之间存在一脉相承的关系，凡懂锡伯文者都懂满文，这在满文已成为文献文字、满族基本上已不懂该种文字的情况下显得尤为珍贵。

 三、满文和锡伯文的渊原关系

 满文和锡伯文均属于拼音文字类型，行款上下直书。满文创制于16世纪末。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2月，努尔哈赤命巴克什额尔德尼、噶盖二人创制文字，两人以蒙文字母为基础，拼写满族语音创制了满文，这种文字竖书连写，无圈点，语音区分不清，称为“无圈点满文”或“老满文”。清天聪六年(1632)，皇太极命达海对老满文进行改革，达海在字母右边或加圈或加点，规范了字母，区分了原来不能区分的语音，使一个字母代表一个语音，同时又增加了新字母，这种文字称“有圈点满文”或“新满文”。新满文有6个元音、19个辅音和10个特定字母。满文至此已臻完善，以后再没有什么变动。

 满文在清代称为“清文”或“国书”，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浩如烟海的文献资料。清朝用满文书写公文，编写历史，并翻译了大量的汉文著作，留下了大量珍贵史料，有档案、图书、谱牒、木牌碑刻、地理图等，数量庞大，价值很高，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老满文使用时间不长，用老满文撰写的文献最著名的是《满文老档》，其重抄本分老满文和新满文两种，各180册。记载满族崛起及后金开国时期的历史，具有史学、语言学和文学价值，对研究满族早期历史和满族语言都是珍贵的资料。满文原著和译著多达几千部，著名的有《尼山萨满》、《御制五体清文鉴》、《通鉴》、《大藏经》、《水浒传》、《三国志演义》、《长白山志》、《四书》等著作。17世纪40年代后，大量满族进入关内，习用汉语汉文；同时，又有大量汉族移居关外，东北地区的满族也渐用汉语汉文。至清朝末期，满族开始普遍使用汉文，促使满文逐渐衰亡。截止现在，满族已经完全转用了汉语文，满语满文对满族而言已经成为文献语言文字。但新疆的锡伯族始保留着满文，因为在清代，锡伯族深受八旗文化的影响，全面学习使用满文。

 公元1764年西迁新疆伊犁地区戌边屯垦的锡伯族人民，在祖国西陲独特的地理环境中，将满文作为接受知识和发展文化的载体，用来发展本民族的传统文化。期间于1947年对满文的一部分字母进行改进，创制了锡伯文。但改进后的锡伯文与满文几无差别，只是改变了个别的满文字母在词中、词尾的书写形体，在音节形式上作了个别增减，废除了满文的第六个元音字母和以此组成的13个音节，新创了3个新的音节形式等。而现代锡伯语当中的80％以上词汇都借用于满语。改进后的锡伯文仍然包含着满文的诸多功能和特点，无论其语音表达功能、字母形体、文字结构和基本笔画等方面都保留了满文的完整性，两者可以相互通用。为此长期以来锡伯人仍然视锡伯文为满文。二百多年来，锡伯族在祖国西部极边之地独特的人文地理环境下，比较完整的保留着满语文的生存环境，现今60岁以上的人都会读写满文。由此满文和锡伯文一样，作为锡伯族传统文化中的特殊文化，一种知识系统，两者互为影响，互为支撑，交互使用，形成早期以满文为载体，后期以锡伯文为载体的数量众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锡伯文是锡伯族的现行文字，是由新疆语言文字职能部门管理的6种文字之一, 其规范化、标准化和信息化建设被列入议事日程，数十年来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先后制定了信息处理相关国家标准、正字法、正字词典等，规范公布了大量名词术语，研制开发出办公系统、出版系统等计算机应用软件。在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锡伯文作为主要交际工具和文化载体，广泛应用于新闻、出版、广播和学校双语教学及社会用语用字等重要领域，锡伯族人民利用本民族的语言文字，丰富和发展了自己的文化教育事业。

 四、以满文为载体传承的锡伯族民俗文化

 锡伯族西迁新疆二百多年来，自清朝乾隆中期至民国年间，始终以满文为媒介，重视和发展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在民间留存大量的手抄本，当中有民间文学（口头文学）、神话、传说、故事、歌谣、史诗、长诗、纪事、民歌、习俗、谱书、民间信仰、民间知识、物候天象、民间医药等典籍文献。与此同时，清代刻印出版的各类满文或满汉合璧典籍，通过各种渠道源源流入锡伯族民间，成为本民族相互传抄、传阅和保存的文化作品，为锡伯族非物质文化注入了新的内容。受此影响，本民族文人还不断将汉文重要文献和民俗文化资料翻译成满文（后期译成锡伯文），供民间传阅和传抄，并形成为一种传承本民族文化的传统。至20世纪50—60年代，在新疆锡伯族民间，已经积累了不同门类、内容丰富的诸多满文或满汉合璧，或锡伯文或锡汉合璧的典籍和民间文化资料。据初步统计，品种已达二百余种，其中包括民间文学、艺术、语言、历史、医药、民俗文化等方面的译著、原创作品、语言工具书、档册或奏谕抄件、佛经、萨满神谕、谱书及其他非物质文化资料等。2008年，新疆人民出版社收集锡伯族民间满文资料，整理出版了《锡伯族民间散存清代满文古典文献》一书，收录了44件作品，其中绝大多数为原件，为锡伯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原始资料。之外，锡伯族在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下，使满文成为锡伯族社会交际、开展公务、军事活动及学校教育中的主要工具，同时成为传承本民族文化的主要载体，生成其独特的文化空间。并对满文不断进行改进，使之更接近口语化，用于文艺作品在民间的传唱，由此在民间传抄的大部分满文作品同时也出现了锡伯文的版本，锡伯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诸多名录也以锡伯文为载体记录和传承了下来。如民间文学（口头文学）、萨满文化、喇嘛教文化、民间美术、民歌、民间歌曲、民间音乐、民间舞蹈、曲艺、民间手工技艺、生产商留习俗、民间消费习俗、人生礼俗、岁时节令、传统节日、民间知识、民间信仰、医药卫生、物候天象、各类游艺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大都以锡伯文为载体得到传承。

 五、以满文或锡伯文记为体传承的非物质文化名录

（一）用满文记载和传承的古代渔猎文化

 锡伯族在历史发展的进程先后经历了原始渔猎文化、萨满文化、八旗文化（以国语骑射文化为主要内容的戌边屯垦文化）、农耕文化和现代多元文化的历史性演进。迄今为止，锡伯族民间依然留存着原始的渔猎文化习俗。在锡伯族民间，用满文记录传承的锡伯族非物质文化主要有如下种类：民间文学作品有古老民歌《亚其纳》、《蝴蝶舞歌》、《狩猎歌》等。在婚俗、丧葬、禁忌、礼仪、族谱和信仰中，用满文记载和留存祖先崇拜、火崇拜、图腾崇拜（包括对神兽的崇拜、对狐狸的崇拜、对动物神灵的崇拜等）、自然崇拜（包括天崇拜及祭祀、地崇拜及祭祀、星辰崇拜及祭祀、门神崇拜、路神和山神崇拜、河神和鱼神崇拜、猎神崇拜、树神崇拜等）等各类崇拜的遗俗。上述古代渔猎文化在民间大都有用满文记录的抄本。

 （二）用满文记载和传承的萨满文化

 萨满文化在锡伯族当中曾以哈拉莫昆（同姓氏族）形式传衍，形成伊勒图萨满（攀刀梯成功者，由13级到49级不等，最高攀49级）、布图萨满（攀刀梯未成功者）、额尔其（职业性巫医）、斗奇（职业性巫医）、相通（职业性巫医）等形式。特别是萨满神歌的史料价值很高，是探究古代锡伯族生产生活状况的最为珍贵的史料，目前从民间搜集到的用满文记载的萨满歌有：《艾辛哈准》、《嚯里色》、《扎嘿也朱嘿也》、《杭啊尔常啊尔》、《阿尔坦库里》、《吾亚拉伊也》、《索哩仰克》、《托斯别久别》、《东布尔东布尔》、《额聂克尼》、《亚嘎伊格》、《霍博里格霍博里》等20余种。萨满歌对萨满来说是神歌，是祷词，是超自然的，其作用和萨满舞一样是巫术的，但对民俗文化而言，其作用是娱乐的。萨满歌用满文的诗歌语言书写而成，其内容、格式和韵律富有特点，读起来朗朗上口，唱起来富有韵味，每首歌有其固定曲调可以进行演唱。用满文记载下来的萨满文化还保留着锡伯族众多的民俗事象、民间信仰和民族观念。在锡伯族的日常生活和生产活动中，仍然留存着与萨满教有关的许多信仰和习俗。比如祭祀升天仪式、婚莽习俗中的礼仪与禁忌、对非正常死亡人员的火化习俗、对日月星辰、对有灵性的动植物的崇拜、对狐狸的供奉以及一直沿袭下来的春季捕鱼、冬季狩猎的古代渔习俗等。这对世界满—通古斯语族语言、历史文化和我国北方民族古代历史文化的研究具有极为难得的“活化石”价值。

（三）用满文或锡伯文翻译的民间文学及其表现形式

 锡伯族文人们利用满文（后期用锡伯文）将大量汉族古典文学作品翻译成满文或锡伯文的同时，为了在更广阔的范围内欣赏这些作品，创造了别具风格的一种文学欣赏形式——朱伦呼兰比。汉族的章回演义小说在锡伯语中被称为“朱伦”（Julun），“念说”被称为“呼兰比”（Hulambi），统称之为“朱伦呼兰比”（Julun hulambi），汉语称“念说”，即“念和说章回演义小说“之意。用来念说的汉族章回演义小说主要有：《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红楼梦》《东周列国志》《西汉演义》《隋唐演义》《开平演义》《封神演义》《大宋演义》《七侠五义》《岳飞传》《杨家将》《施公传》《彭公传》《大清高公案》《石头记》（秦始皇传记）、《唐朝传记》《元朝孟丽君传记》《明代英雄传》《唐朝萧宗汉传》《魏朝演义》《隋朝演义》《清史演义》《隋唐演义》《罗通征北传》《南北宋朝狄庆传》《元朝孟丽君传》《杨家将演义》《明朝李闯王传》《慈禧太后传》《唐朝瓦岗寨演义》《五女兴唐记》《元朝传》《赵汉演义》《穆桂英传》《英烈传》《说唐》《双龙会》（杨七郎故事）、《隋唐瓦岗寨传》《三唐五代传》《永清生平记》《包公传》《清宫秘史》《卖油朗与花葵女》《小五义》《三侠五义》《聊斋志异》《西厢记》《孟姜女》等一百多部。此外还有译自俄文的俄罗斯著名作家诗人的作品，如：《高加索的俘虏》、《巴赫奇萨拉伊喷泉》等名著都被翻译成满文或锡伯文进行念说。在“朱伦念说”盛行时期，上述译著（朱伦）在有文化的锡伯人家都存有一部或数部。由于朱伦是文人们一笔一画翻译和毛笔手抄并线装成书的，翻译和抄写都很费时费力，成本较贵（听老人们说念说活动兴盛时期一部朱伦曾经增值到一头牛的价格），人们就自动捐款捐物，给朱伦翻译和抄写人员予以物力、财力支持。同样由于译著少，听众多，人们就自发地组织起来集体听读，由此促进了朱伦念说的形成和广泛普及。朱伦往往由村里有文化的民间艺人进行念说，大家都前来听读。在朱伦的欣赏过程中，每个牛录里都产生了一代又一代的朱伦念说家。每到冬季农闲或节假日的夜晚，有朱伦的人家便邀请朱伦念说艺人和众乡亲前来家里念说。人们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由一位念说艺人念诵被译成满文或锡伯文的汉族古典章回演义小说，众人用心倾听和欣赏。念说艺人念说的调式风格各异，各具风采。念说的旋律随着书中人物的命运和故事情节的发展而不断发生变化，或喜悦，或高昂，或深沉，或悲哀，或起伏，既要吐字清楚，声调委婉动听、抑扬顿挫，引人人胜，将听众们带入一个神圣的文学殿堂，给劳作一天的人们以美的满足和极大的精神享受。大家听到动人处或念说完一个章节后，便按捺不住，纷纷发表议论，说古道今，畅谈听后感想，以增进对作品内容的理解，并延伸至当今的社会现象，作一番比对性的评判，使人们的心灵得到升华，增强人们对真善美的热爱，对假恶臭的憎恶，养成维护社会道德的良好习惯。

 朱伦呼兰比作为锡伯族重要的一项民间文学表现形式，在提升锡伯族的整体素质、扫除文盲等方面都起到过别种文学形式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长达二百多年的历史时空里为锡伯族人民提供了极为丰富的精神食粮。现年60岁上下的锡伯族知识分子们小时候都接受过“朱伦呼兰比”的熏陶。锡伯族文人和念说家们在用满文或锡伯文翻译和抄写“朱伦”的过程中，就对其进行口语化的改进，创制并注入大量口语化的锡伯语新词术语，促进了现代锡伯语的丰富和发展。阿尔泰语系的满—通古斯语族起源于中国的北方，曾在中国三分之一的领土和北方3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生存和发展，他们居住生活在西起西伯利亚的叶尼塞河，东至勒拿河和黑龙江流域以及库页岛的广大地区。他们当中既有俄罗斯的埃文克、拉穆特、纳乃、乌尔奇等民族，还有中国的满族、锡伯族、赫哲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等民族。在世界范围内有1000多万人口属于满—通古斯语族，目前世界上有2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研究满—通古斯语族的历史、语言与文化，形成满学这一世界性研究学科。满—通古斯语族的各民族具有共同的语言特征，过去又以渔猎为生，他们曾经在吸收中原文化的过程中丰富和发展了自己的文化艺术。他们不但为开拓和发展中国北部和西部边疆建立过不朽的贡献，而且也把自己的古老文明传播到了世界上的许多地方，培育了自己的民族意识，积累了自己的历史经验，为后人留下很多极有价值的历史资料。目前在国内，有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在翻译满文档案，辽宁省档案馆也在从事满语研究。此外，我国启动清史编写工作，亟须翻译浩如烟海的满文档案。而在当今中国，只有锡伯族能够完整的使用满语和满文。锡伯人现今使用着的现代锡伯语除词汇发展部分外，其固有词汇与满语同源。基于这一特征，锡伯族学者在国内外的满—通古斯族语言研究、文献研究、文化研究、民俗研究及其整理、翻译等方面都做出了独特贡献，曾经居住在台湾的锡伯族学者广禄先生是《满文老档》的主要翻译者，目前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从事满文档案翻译工作的基本上都是锡伯族的翻译人员和研究人员。满语满文在锡伯族当中的留存，为世界和中国满—通古斯语族民俗事象的保存和研究提供了大量活态语言文化资料，国外许多国家地区的满学研究人员每年都到新疆锡伯族地区采风。

 （五）用满文或锡伯文演唱和记录的戏曲艺术

 锡伯语称戏曲为“秧歌儿”， 民间俗称“秧嘎尔牡丹”，汉语称“汗都春”。它是一种有曲牌、唱腔和曲调，有生、净旦、服饰、化装和道具，既可以在民间表演，又可以在舞台演出的传统戏曲。锡伯族从清代起就积极吸收满、汉优秀文化，使之与本民族的传统文化有机结合，汗都春就是源自陕西“曲子”（越调）、兰州“鼓子”(鼓子调)、青海“平弦”（平调）以及西北等地的小曲子，与锡伯族的音乐艺术融合而形成、既可用汉语、又可用锡伯语演唱的地方戏曲。其平调曲牌大约在清同治年间传人锡伯族民间，越调清末民初传入，在表演上出现了生、旦、净、末、丑等行当。20世纪20—30年代，锡伯营八个牛录都掀起学演汗都春的高潮。现已搜集到的平调演唱曲有30多种。越调源于陕西眉户调，又加人不少锡伯族民歌音乐的特点。越调唱腔曲牌主要有：开场越调、收场越调、五更、紧诉、银纽丝、东调、带把儿东调、岗调、带把儿岗调、西京、带把儿西京、硬西京、软西京、三段西京、剪剪花、采花调、琵琶调、哭长城、三段桥儿、采花、落江月、紧诉、背宫等近40种。

 （六）用满文或锡伯文记载和传承的锡伯族史诗

 在锡伯族民间留存着近10部用满文或锡伯文传抄的锡伯族史诗，即叙事长诗。这些史诗以《西迁之歌》为代表，全诗刊500余行，描述了公元1764年锡伯族的西迁壮举以及后来的戌边屯垦过程中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可以说是用诗歌语言表达的锡伯族的近代史。其中《喀什戈尔之歌》描述了伊犁四营部分官兵于19世纪20年代奉命赴南疆平定张格尔之乱的历史过程。《拉西贤图之歌》全诗近千行，描述了锡伯兵拉西贤图戌驻喀什噶尔（今喀什市）期间的兵营生活；《三国之歌》根据 “三国演义”的故事编写而成，全诗200余行。《离乡曲》是《西迁之歌》的姊妹篇，描述了18世纪60年代，4000多名锡伯族军民奉清政府的调迁，由盛京（沈阳）出发，跋涉万里，饱受千辛万苦，迁徙到新疆伊犁地区的全过程，用热情豪放的笔调热情讴歌了他们行军、屯垦、戍边的壮举。《海兰格格》为爱情长诗，描写一对情入的因生活所迫,男的决定出外谋生,他离别情人,在异域他人生地不熟,四处碰壁,备受异域统治者的压迫和欺凌。当他终于历尽艰辛回到家乡时,惊悉情人因意外的火灾而命丧黄泉。男主人公在极其悲痛中,昔日深情厚意油然涌起，唱出了这首催人泪下的《海兰格格》。

 经整理出版的锡伯文相关用品主要有：《锡伯族习俗志》、《锡伯族民间故事》1—12集、《锡伯族谚语选》、《锡伯族民歌集》、《西迁之歌》、《拉西贤图之歌》、《三国之歌》、《辉番卡伦来信》及《红楼梦》（由锡伯族译者翻译）等，均由新疆人民出版社整理出版。

 在民间传抄的锡伯文相关作品主要有：《海兰格格》、《素华之歌》、《田野歌》、《习俗歌》、《婚礼歌》、《萨满神歌》、《谱书》以及数量众多的各类唱本和以《三国演义》为代表的多部朱伦念说用的译著等。

 经整理出版的满汉合璧作品主要有：《西厢记》、《聊斋志异》（1—2）、《西游记》、《三国演义》、《满汉合璧诗经》等。

 用满文传抄的乡土文献主要有：《顿吉纳所见所闻记》《锡伯族民间保存的古籍》《满文古典文献手抄本》《喀什噶尔之歌》《图公颂词》《墓碑阴刻》《满文碑刻拓片》《孔明卦》《宝金图》《中药秘方》《萨满场院书》《祈告赞祷告神歌》《为萨满送三个白色巫尔虎神歌》《治病时送巫尔虎神歌》《喇嘛教木刻经文》《易经》《劝善经》《礼经》《占星术》《满文八卦图》《安佳氏三代清册》《家谱》《万姓同谱》（多个文本）、《翻译四书集注》《三合便览》《满文三国之歌整理本》《满过五关曲整理本》《满文三国演义整理本》《满文萨满神歌整理本》《萨满神奇之谕》等。

 在锡伯族民间，还有手工艺品、铁木石雕刻、碑铭、匾额等写有满文或锡伯文的器具、制品和实物。以锡伯文和满文为载体的锡伯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了锡伯族的民族特征和文化内涵。锡伯文和满文作为本民族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和知识系统，以其广泛、普及的民间传承形式，记载着锡伯族的历史过程和历史事件，在民间留存的大量民俗文化和形式内容众多的历史文献，成为锡伯族创业和发展的历史记录。锡伯文和满文记载着口述历史，睿智博学的老人、才华横溢的口头艺术表演者是运用该种文字的专家，他们通过生动活泼的文字将族群的历史和文化艺术代代颂扬，传播后世。锡伯文和满文还像本民族的谱系，使锡伯族能够凭借这个线索追溯到久远的祖先、世系、血统。锡伯文和满文见证着锡伯族历史的演进，为自己的族群起源和迁徙历史和古近代文化的研究提供着有力的证据。

 六、问题和困难

 在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和现代化、信息化的大背景下，在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在社会强势语言文化的冲击下，锡伯文、满文的生存状况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遇到了应用与传承方面的诸多困难和问题。主要表现在：

 1．据黑龙江大学满语研究中心对满族地区满语文情况的调查，在我国1000多万满族人口中，曾经被认为满文保存情况较好的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三家子满族村，目前只有70岁以上的一些老人会操简单的满语，且已不足10人，30岁以下的人则完全听不懂。这些老人一旦故去，满文将彻底从满族当中消失，

 2．满语文研究工作严重滞后，人才奇缺。近年来国外一些研究机构加大了对满语的研究力度，目前世界上有23个国家的相关机构和一批专家学者在研究满语满文，一些相关研究成果陆续在各国出版。尤其是日本文部省设立大型课题“环太平洋濒危语言抢救调查”，韩国汉城大学也为此设立了5年课题。还专门培养高层次后继人才，日本、韩国、美国、意大利、德国、澳大利亚等国都有博士生专修有关课程。相对于国外的研究，我国的满语研究非常滞后，目前专门研究的人员不到百人，其中能使用满文的不到50人，从事翻译工作的不到20人。 

 3．传承满文的锡伯文也出现明显衰退迹象。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锡伯文和世界、我国小语种及满语文当年面临的危机一样，出现萎缩现象，生存环境正在恶化。锡伯文的使用人数在明显减少，出现城市、城镇、乡村多类型、多层次、多梯级的特点。目前已有近一半的成员转用了汉语，特别是在青少年当中已出现单语化现象。锡伯语文的高位变体能力正在下降，出现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衰败。由此锡伯族传统文化也出现流失或变异的现象，许多文化遗产无法传承，造成搜集、整理、翻译、研究、保护、传承等方面的诸多困难。

 4．我国政府对即将消亡或面临危机语言文字的保护工作远远滞后于其他国家和地区，目前还没有设立专门课题和专项资金对濒危语言的保护工作给予扶持，虽对个别小语种进行了一些保护，但进展不大，成效甚微。虽然现已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并将民族语言列为第一个保护对象，但对其保护仍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5．随着满文的衰败和锡伯文功能的弱化，锡伯族非物质文化也正在流失或变异。诸如古老的渔猎文化习俗、原始的萨满文化及其歌舞音乐艺术面临着消亡的危机。在锡伯族民间，萨满教的氏族传承谱系已不复存在，萨满跳神仪式已不再举行，萨满文化正在失去传承人，目前只有极个别的民间艺人懂萨满巫术的内容和仪式。用来记录和传承萨满神歌的载体—满文和锡伯文由于其功能的削弱，造成无法传承和传播。由萨满文化衍生的民间信仰、观念、民俗事象等也正在流失。以锡伯文、满文为载体的“朱伦呼兰比”和“汗都春”等都出现消失的危机，尚健在的念说艺人年事已高，会念说的民间艺人已廖廖无几。过去农闲时间异常活跃的念说活动已很鲜见。而年轻一代听不懂念说的内容。

 以锡伯文、满文为载体的锡伯族传统文化是锡伯族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并沿袭下来、由民众世代传承、相沿习成的生活模式，是锡伯族社会群体在语言、行为和心理上的集体习惯，是集体创造、集体传承的群体文化，是历史积淀的一种文化现象，是锡伯族社会政治、经济、人文精神和宗教信仰、道德观念的反映和折射。锡伯族的非物质文化作为一个历史范畴，是在锡伯族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的规范、约束群体生产、生活方式的不成文的模式。锡伯族的传统文化特色鲜明，斑斓多姿，集中体现在精神信仰、文学艺术、生产活动、日常起居、歌舞音乐、饮食、服饰、礼仪、时岁节令、技艺、竞技及风俗习惯等诸多方面。

 满文在锡伯族当中的留存，对于自清朝后期始就由鼎盛走向衰落的满文而言，无疑为我国和世界满—通古斯语族语言文字保留着一息尚存的文化血脉，通过该种文字传承下来的众多民俗事象，向世人提供着极为珍贵的活态民俗文化资料。

 锡伯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非常丰富，是锡伯族世代相承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和文化空间。锡伯文和满文有其“民间性”、“口头性”，其存在方式不但具有官方形式，同时具有其口头形式或民间形式，锡伯民间数量诸多的手抄资料和用于表演艺术的各类唱本，都作为该类文字所承载的载体而传承后世。

 对锡伯文、满文进行保护，对于改善满文、锡伯文的生存环境，缓解其消亡速度，保持世界和中国语言与文化的多样性，进而研究世界和中国满—通古斯语族历史、语言和文化等都具有重要价值。

 锡伯族当中现存的满文，被学术界称之为“国宝”。我国现存满文档案史料约200多万件，黑龙江省档案馆就收藏清代史料60吨。清朝建立之后，在涉及到国家重要机密文件和重要条约时就只用满文来记录。据资料记载，北京故宫里有2000多万册很有价值的满文资料，由于满文已不再通行，目前只有依靠现有的懂锡伯文和满文的少数人来翻译和整理。而仅靠这一部分人来翻译这么多资料，大概需要200年的时间，清代的资料对我们有很重要的考古学、民俗学等方面的研究价值。

 七、发展机遇

 目前，随着世界上20多个国家和地区研究“满语热”的兴起，联合国教文组织实施濒危语言保护工程以及我国政府即将或正在实施保护工作，国内满族地区及相关大学、科研院所等都在以官办、民办和自发的形式，纷纷举办满文学习培训班，恢复满文及其传统文化已达成各方面的共识，抢救和保护的呼声越来越强烈，但由于在东北地区已失去满文的生存条件，对新疆锡伯族当中留存和使用的满文及以其为载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无疑具有世界性的价值。

 通过对锡伯文、满文的保护，可使我国人口较少民族语言文字及其传统文化得到有效地保护和传承，促进中华民族文化认同，增强社会凝聚力，为民族精神的弘扬、人文关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作出积极贡献。可有效地缓解锡伯族传统文化正在失去的危险，提升传承能力，培养后继传承人。可有效地改善锡伯族传统文化其民俗特有的活动场合连续性地缩小而即将消失，特有的活动形式无法继续的状况。可最大限度地降低锡伯族语言文字和传统文化正在消亡的危险程度，恢复正在衰败的锡伯语言文字和传统文化与本民族之间的有机联系，使之继续创造活力，留给后人宝贵的精神财富。可有效地阻止锡伯族民俗文化的自然传承机会正在丢失或即将被其他形式所替代现象的发生，有效地保护濒危的口头文化遗产。可有效地保护、开发和利用锡伯族语言文字信息资源和文化资源，充分发挥其民族性、大众性和时代性特质，拓展其传承、传播空间，丰富表现形式，使之融入现代日常生活，丰富和活跃群众文化生活。可为促进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使之成为拉动地方经济的重要力量，形成产业优势，进而促进本民族自治地方政治、经济、社会各项事业的协调发展，为构建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服务。

 对锡伯文、满文及其传统文化进行保护，不但是保持世界和我国语言与文化多样性当中的一项内容，而且是在世界范围内满—通古斯语族历史、语言和文化保护中的一项非常紧迫的工作。因此，保护好锡伯文和满文，充分利用其语言文化信息资源，具有重要的价值。

 2006年以来，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将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列入全国少数民族濒危语言文字环境建设试点（保护）县之一，会同自治区民族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和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人民政府，着力对双语模式和多元文化下的锡伯语言环境进行保护，同时对民间留存的满文及其文化资源进行保护，制定了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的工作思路及规划和方案，并先后举办两期锡伯语文（含满文）培训班，两期培训班共培训200余人，取得明显效果。2009年还将继续举办第三期培训班，再培训80余人，同时举办朱伦念说，锡伯文、满文诗歌郎诵比赛，锡伯文、满文书法比赛等活动，将文字载体保护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有机结合起来，这为本项目的实施奠定了基础。

 2．本项目保护地区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的宣传、文体、语言文字工作等部门相互协同，结合开展本县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和业经立项的国家级、自治区级、自治州级非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保护工作，收集了有关锡伯文、满文方面的大量民间资料、图片、影像、实物等，建立了该种文字载体的档案和数据库。

 3．本项目保护地区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在锡伯族居住的各乡镇场都建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并积极开展相关的民间保护活动，为本项目的实施创造了硬件运作环境。

 4．自治区民族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研制开发出锡伯文、满文电子出版系统、锡伯语（满语）数据库等软件，为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锡伯文、满文及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提供了信息技术应用方面的支持。

（本文原载《克拉玛依学刊》201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