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以后，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社会形态的变化，新疆锡伯族的社会文化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即旧的传统文化事象有的消失，有的行将消失，而新的文化事象带着新的民族特色日渐增多，成为代表锡伯族的新的民族社会文化。从民族学的意义上讲，这就是民族的进步和发展，也是整个社会发展所带来的变化。

 察布查尔是锡伯族的第二故乡。二百多年来，锡伯族人民繁衍生息在这块土地上，为建设和保卫边疆，维护祖国统一，作出了不朽的贡勋。由于地理环境、社会和人为的因素，二百多年来，这里的锡伯族始终保持着自己的传统文化，成为新疆十三个法定民族中文化特色较浓厚的民族之一。由于清代至民国前期，此处交通十分不便，再加上严格的封建八旗管理制度，锡伯营各旗更为封闭，文化传统显得更为原始，富具本民族特点。因此，多年来一直为民族学者和民俗学工作者所关注，成为他们考察和采风的地区。本文以察布查尔 各牛录社会文化为考察对象，对二百年以来锡伯族社会文化的变迁，作一概谈。

一

 所谓文化，分广义和狭义之分，这里所谈系广义上的文化，既包括家庭及婚丧嫁娶，又包括居住、服饰及饮食等物质生活习俗。

 探寻锡伯族的上述文化变迁轨迹，需要分三个阶段来谈。第一阶段，辛亥革命以前。在该阶段，锡伯族的家庭纯粹是氏族制和封建制结合的模式。传统的氏族社会形态的哈拉莫昆制完整地沿袭着，严格的封建宗法制（具体地说为封建家长制）与其紧密结合，形成了特殊的社会和家庭组织形式。哈拉（姓）、莫昆（姓的分支）和家庭三个阶层各为相互制约的组织系统，保持着社会和家庭的安定。哈拉有哈拉长，莫昆有莫昆长，家庭有最高权威者。无论哈拉还是莫昆，均有一套完整的谱书及成文的族规族法。其管理方法是实行自下向上负责制和株连处罚制。在清代，清朝政府利用这一制度，将清朝的政治管理手段与该哈拉莫昆制结合起来，实行统治，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所以说，清代的锡伯族社会和家庭犹如一部完整的机器，运转自如，任何部件均相互依存，缺一不可。在家庭中，等级分明，各有所属，妇女处于低层，“三纲五常”深入人心，违逆者受重处，使社会和家庭保持高度有序。

 在婚丧嫁娶方面，自古沿袭的规矩未有太大变化，婚姻制度、姻亲原则、成婚程序被视为一成不变的规矩，人人遵之为度，人人成为规矩的遵奉者和维护者。从婚姻细节上说，指腹为婚、姑舅表亲、姊妹表亲、从一而终、买卖婚、变相抢亲、服役婚等成为锡伯族婚姻的道道“亮点”。繁杂的婚姻程序使多男儿之家常临大敌，很少有喘息的机会。丧葬程序也是一个劳民伤财的过程。繁杂的仪式和礼仪成为如长辈手上操纵的权杖，迫使人们不得有丝毫疏忽和轻视，使自古相沿的老规矩代代相传、人人遵奉不二。

 物质生活是外在的文化现象，它们给人以直观的感觉。它们可以使人们较容易地分辨民族之间的区别。在辛亥革命以前，锡伯族的居住、服饰、饮食等文化，与当时的统治民族满族很相近。土木结构的大斜顶房、古色古香的屋内装饰，长袍马褂、旗袍、绣花鞋，长辫男子，自东北带来的饮食习惯，等等，都是当时一成不变的物质文化现象。

 总言之，辛亥革命以前的锡伯族犹如一件老古董，其散发的文化气息，带有氏族社会和封建社会的特点，而近代文明的种子刚刚开始发芽。

 第二阶段，辛亥革命至新中国成立。辛亥革命 同样给锡伯族带来了另一种文化气息。与封建文化势不两立的资产阶级各类思想文化开始在锡伯营传播，其响应者又日渐增多，锡伯族氏族文化和封建文化开始受到冲击。尤其是30年代末至新中国成立前夕的这段时间里，锡伯族的氏族文化和封建文化已处在衰落的边缘。在婚姻嫁娶和家庭方面，传统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受到了来自婚姻自主新主张的挑战；近亲联姻的不良后果逐步被人们所认识；妇女要求提高社会地位的呼声越来越高，妇女开始走入校门；男长辈在家庭中的绝对权威也受到了一定的削弱；哈拉莫昆制度已经松弛，并与政治越来越疏远，逐步成为单纯的氏族制文化现象；在居住和服饰方面，俄罗斯和汉族文化影响已不可低估，俄式住宅开始在锡伯营出现，汉族轻便服饰开始为人们所接受。在饮食方面也开始出现多元化现象，俄罗斯族的列巴、苏波汤等，维吾尔族的抓饭、烤羊肉等，哈萨克族的那仁，汉族的各方炒菜、馒头等，都是这一时期传入并逐步接受的。

 第三阶段，新中国成立以后。1949年10月以后是一个崭新的时代，消除剥削、社会公平、男女平等、人人自食其力、破除迷信、树立新风尚等是这个时代的主要特点。解放初期，在建立社会新制度的同时，旧的社会文化受到了严厉的挑战，那些带有压迫性、歧视性、非人道性和有违常理的文化事象逐步被废除和禁止，一些新的文化事象逐步被树立起来，使锡伯族社会面貌为之一新。在婚姻家庭方面，包办婚姻、买卖婚姻、指腹为婚、近亲联姻等基本成为历史，广大妇女走出了牢笼般的家庭，其受教育程度也越来越高。民族之间的通婚、尤其是锡伯族与汉族之间的通婚现象越来越普遍，多民族家庭成为锡伯族家庭的一道风景线，优生优育的思想深入人心，人们不再为多子多孙为荣。在家庭中，男女平等，长辈与晚辈平等，那种森严的等级制已成为历史。氏族制遗留的哈拉莫昆制已到了崩溃的边缘。在物质生活方面，自旧中国遗留的旧式住宅形式已成个别文化景点，被视为文物古迹，加以保护。砖混结构、砖木结构及土木结构的住宅形式已成为普遍，因此，不从屋内摆设而是从住宅形式上已无法区分锡伯族与其他民族的差别。到目前，从服饰上也无法区分锡伯族与其他民族的差别。但饮食上保持着本民族的部分特点。

二

 精神文化是一个民族赖以发展进步的内部重要因素。这里所指的精神文化是指宗教信仰、民间音乐舞蹈、民间文学等。

 锡伯族的宗教信仰观念自古比较淡薄，历史上曾信仰过萨满教、藏传佛教（俗称喇嘛教）。但不曾有过全民族信仰宗教的现象。

 新中国成立以前，在锡伯族中间遗留有较浓厚的氏族制痕迹。与此相适应，氏族社会各个阶段盛行的自然崇拜、精灵崇拜、神祇崇拜、灵魂崇拜、祖先崇拜、咒、兆、占、厌胜、各种禁忌、萨满教仍存在较明显的痕迹。在旧中国，科学技术不发达，更无从谈起医药卫生，精神生活严重贫乏，多数人仍处于愚昧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人们生病染疾，或者用土法“医治”，或者请神弄鬼，用迷信手段“驱疾”。因此，在民间，专为人们“解除病痛”的斗琪、尔琪、相通、萨满等很受人们器重，成为群众心目中的医师。从社会文化意义上讲，上述氏族社会的遗迹，也成为当时锡伯族社会精神文化的组成部分。

 锡伯族信仰 及精神文化的其他方面，可以分几个阶段来谈。第一阶段，辛亥革命以前。在该阶段，纯粹是氏族信仰 文化和封建信仰文化完全结合的时期。伊犁锡伯营政府为了稳固自己的统治基础，利用本民族中遗留的氏族制文化因素，与封建政治结合起来，有意扶持各氏族或哈拉莫昆巫职人员，对民众的各种信仰活动从不加干预，有时还以政府名义帮助举行一些活动。当时，几乎每一个牛录、每一哈拉（姓）、每一莫昆（氏族）或家族都有几个各类巫职人员。如跳神治病的萨满教巫师——萨满；治惹“仙家”或“狐家”而致病的相通；治婴幼儿麻疹的尔琪；专门驱逐“义巴罕”（妖怪、鬼怪）的斗琪。尤其是萨满成为当时最受敬重的精神治病者。上述巫师在生活中通过不断摸索，有些人确实掌握了如推拿、按摩、放血、点穴、配制中草药、接生、一般护理等技术。因此，在请神弄鬼的同时，还施以上述方法进行治病驱疾，收到一定的疗效。

 在第一阶段，锡伯族群众的精神状态是处于半愚昧状态。其他形式的精神文化也比较匮乏，除了原始的神灵文化占据着多数人的心灵外，民间音乐舞蹈方面，在传统的本民族固有的音乐舞蹈的基础上，吸收了满族、哈萨克族的音乐舞蹈成份。但从整体上看，这一阶段，锡伯族由于特殊的保卫边疆的使命，处于军事化和半军事化状态，使民间音乐舞蹈等文化的发展，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再加上清代的八旗制对蒙古、满、锡伯等八旗的特别控制，锡伯营的一切同样受到“规范化”的操作，民间文化的发展空间非常狭小。然而，与锡伯族官兵守卫边疆、出征平叛、保卫内部安定等的历史使命和活动相适应，在民间文学方面，反映上述内容的民歌、叙史长诗和民间故事涌现许多，成为研究和再现当时锡伯族光荣历史的难得的资料，也成为锡伯族人民代代相传的精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民间文学方面，还有一个值得一提的文化现象是，作为汉锡文化交流的象征——汉族古典文学的翻译和“念说”（锡伯族说书形式）成为锡伯族特有的文化现象，也成为在锡伯族民间传播汉文化的重要途径。

 第二阶段，辛亥革命至新中国成立。辛亥革命以后，锡伯营八旗制度虽然没有从根本上被推翻，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资产阶级初步民主主义思想及俄罗斯近代文明思想通过各种渠道已传入锡伯营各牛录，锡伯营原有的氏族文化遗迹和封建文化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许多留学俄国、走南闯北的有识之士，纷纷成立各类学会，创办学校，采用新式课本教育学生。在民间，这些人倡导反对封建迷信，鞭醒愚昧，译介俄罗斯文学，唱俄罗斯歌曲，创作新诗，并且，鼓励代代受压迫的妇女冲破家庭牢笼，走向社会。尤其是到了盛世才伪装革命及新疆三区革命时期，由于社会文化环境的大大改善，锡伯族的精神文化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在信仰方面，过去的氏族神灵文化大大衰落，各类巫职人员的功能逐渐减弱，其数量也越来越少。由于现代意义上的医疗机构的建立，人们看病求医亦不唯求神职人员，逐渐养成了求医生看病的习惯。萨满教已逐渐成为氏族社会遗留的一种文化现象。另外，藏传佛教在锡伯族中间也越来越失去往日的辉煌，衰落得已无复苏之力。

 在这一时期，锡伯族民间音乐舞蹈文化，开始大量吸收汉、哈萨克、俄罗斯等族文化的优秀成份，纯粹的文化特点已被历史所消磨。从各民族移植的歌舞、戏剧、秧歌等逐渐占据舞台，这一领域的一批文化人已成长壮大。在文学领域，汉族文学形式和俄罗斯文学名著成为人们的重要需求，锡伯族传统的文学形式已自觉不自觉地从中吸取营养，以不断丰富自己。

 第三阶段，新中国成立至今。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一种社会形态的结束和另一种社会形态的开始。随着社会制度的改变，锡伯族的精神文化也进入了较快更新的阶段。虽然这几十年中有过人为的毁灭或违反客观规律地强制性“扫除”，但精神文化的更新和发展基本按照客观规律有扬弃、有弘扬。到目前，萨满教和藏传佛教已成为历史的陈迹。其他原始信仰现象也被人们基本抛弃。传统的民间音乐舞蹈和民间文学，在本民族特点的基础上，向大众化方向发展，并且各民族共同化的成份越来越明显。在目前锡伯族音乐舞蹈文化中，汉、维吾尔、哈萨克、俄罗斯、达斡尔、蒙古等族成份都可以寻觅到。固有的民间文学形式已到了消亡的边缘。这可以说是历史发展所带来的结果。

三

 锡伯族具有自己的语言文字。据历史学者考证认为，古代锡伯族的祖先，曾经使用鲜卑语，后来随着各部族交往的加深，又先后使用过契丹语、女真语、蒙古语，有清一代，改用满语。西迁后的锡伯族，由于地理和人文环境的变化，其满语基础上的口语大有发展，并逐渐演变为锡伯族化的语言形式。新中国成立以后，根据锡伯族语言使用情况的实际，党和政府将锡伯族使用的语言确定为锡伯语，其文字确定为锡伯文。

 满语是以女真语为基础的语言。在清代，被满族贵族统治者定为“国语”，故东北各处与满族错居杂处的各少数民族均习用了满语。但辛亥革命以后，满族多数使用汉语，只有极少部分使用满语。到新中国成立前夕，满族文化已经与汉族文化同化，满语满文已成为历史的语言文化。而新疆偏处一隅的锡伯族则把满语满文经过改造，变成了锡伯语锡伯文。从此角度讲，锡伯语锡伯文与满语满文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新疆锡伯族语言文化的变迁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四千多军民迁来之时，其使用的语言与满语无二致，可谓纯粹。但从语言学原理上讲，一种语言随着地理和人文环境的变化是会起一定变化的。新疆锡伯族的语言也依客观规律，在200多年中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第一，口语得到了很快发展。从有关资料可知，满语的日常用语多搬用了书面语，发音难度大，不易掌握。新疆锡伯族在社会生活中，为了适应新的地理和人文环境，在满语书面语的基础上创造大量新词术语，并将满语书面语进行口语化改造。以察布查尔锡伯语为例，在目前的锡伯语中，几乎每一条口语词汇，均有相对应的书面语词汇，两者之间，多数具有很大的差别，其中书面语词汇发音时很佶屈和聱牙，并且很难记忆，而口语则不同，不少发音相互进行了自然转化，故发音很顺，使词汇变得和谐顺口，又便于记忆。锡伯语的口语均可以用其文字拼写。从传统的锡伯语书写规范上讲，多数人从不接受口语的拼写，写文章或将语言记录成文字时，必须将口语转化成书面语，否则，被视为不成规范。改革开放以后，随着锡伯语状况的日益变化，不少语言工作者和文人提出，要求放弃和部分放弃书面语，而直接使用口语或部分使用口语创作或记录文字。但这种反传统的结果没有人从理论上进行论证，再加上许多文人和语言工作者对此种提法持反对态度，这种口语化的要求未能引起广泛响应。然而，从目前的语言使用实际来看，锡伯语书面语正在口语化，而且成为一种趋势。从目前已经出版的出版物上看，这种发展趋势显而易见。从中可以看出，在解放前后普遍使用的旧词汇，到改革开放以后出版的图书中，逐渐放弃使用，而被口语化词汇所代替。这与作者群和读者群结构的变化大有关系。新中国成立以前，老一辈作者和读者思想封闭、保守，掌握的书面语基础扎实，并且完全继承了满语满文的传统规范，因此，写作或阅读完全按照书面语的规范进行或要求，不接受对语言传统的丝毫改变。他们给后代留下了许多翻译作品和创作的手抄本。他们之后的新一代，解放前后都受到了改良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其思想观念比前代进步、活跃。但他们接受的是满文、锡伯文的正规教育，满语、锡伯语的书面语基础也很扎实，其创作和阅读的习惯、要求也比较传统。他们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创作或翻译的作品基本以书面语为主。而他们的读者群也与他们年龄相仿，知识结构相近。但是，60年代末以后，这一部分作者随文化环境的逐步变化，其思想观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乐于接受新文化思想，对书面语的口语化现象有一定的被动接受。他们后期的创作或翻译作品中开始出现少量的口语词汇。然而，对过度的口语化并不赞成，对目前中青年一代的反传统做法很难接受。目前，这一部分老作者、老翻译工作者和读者群均至垂暮之年，已歇笔颐养天年，许多已作古。因此，对书面语的口语化趋势，基本失去来自反对方面的影响力。

 现在，锡伯书面语向口语化发展的推动力，主要来自中青年一代。他们对已经约定俗成的口语化词汇很熟悉，对很多失去生命力的旧书面语词汇已很陌生，根本无法回头接受它们了。他们写作或翻译作品，已呈现半书面语半口语化的现象。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全国唯一一家锡伯文报纸——《察布查尔报》在书面语向口语化方面走在了前面。从文化发展的规律看，锡伯书面语的口语化趋势已不可阻挡。

 第二，锡伯语的使用环境已是今非昔比。近50年来，这方面所起的变化有两种现象。首先，新中国成立以前，锡伯语是锡伯族全民族使用的语言。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各民族交往的日益加深，以及锡伯族知识分子和工人等的日渐走出家乡、定居其他城镇，“双语”、“三语”现象已很普遍，使用汉语、哈萨克语、维吾尔语的人群越来越多。甚至，部分数代生活在城镇的居民已放弃自己的母语，而使用汉语或其他少数民族语言。其次，锡伯语也成为其他与锡伯族错居杂处的少数民族或汉族的交流工具。如世代与锡伯族共居杂处的部分汉、维吾尔、哈萨克、达斡尔、蒙古、俄罗斯等族，基本掌握了锡伯语。其子女多数也进入锡伯族学校就读，学习锡伯语锡伯文，其中有的学生的锡伯文水平超过了锡伯族学生。这种现象 的出现，也是一种民族团结良好发展的特殊表现。

 第三，锡伯语已失去了所谓“纯洁性”。新中国成立以前，在锡伯语中，没有多少外来语词汇，只有部分来自俄语、突厥语族的借词。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各民族交往的加深，各民族之间语言的相互影响越来越大。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20多年中，汉语大量的科技卫生、政治、经济以及生活类词汇，被锡伯语所吸收，成为锡伯语词汇的组成部分。目前的语言状况是，老一辈之间会话，带有7％左右的汉语词汇；中年人之间会话，带有15％左右的汉语借词；而青少年之间会话，这种比例已达到30％以上。因此，青少年之间用锡伯语会话，汉族同志能够领会三四成语意。此外，在锡伯语词汇中，英语借词也越来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