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辛亥革命的爆发以及清王朝在新疆封建统治的结束，不仅标志着数千年之久的封建社会形态的基本结束，而且也标志着一种新的文化时代的到来。过去的时代，由于封建社会专制统治的模式，封建传统造就的文化始终控制和影响着人们的思想领域，固守传统，循轨蹈矩，成为国民的唯一文化继承标准，故人们的思想文化内涵，犹如克隆的生物品，千篇一律，数千年来始终如一。而中华民国的建立，宣告了新的社会形态的开始，以及新的文化运动的到来。

 锡伯营作为清代八旗制在伊犁的典型代表，直至辛亥革命仍不折不扣地固守着清代八旗制度的封建传统，其官僚阶层仍忠实地履行着对清政府的各项义务。辛亥革命爆发后，这些官僚阶层出于对朝廷的忠诚，曾鼓动旗民抵制革命风暴。但是，在革命的大势所趋面前，以及在锡伯营初具改良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的人士劝诫之下，锡伯营权势者改变立场，保持对革命的暧昧态度，使革命很快波及到锡伯营。锡伯营组织千余名官兵，前后两次同伊犁民军一起投入前线，与袁大化的保皇军作战，数百人先后为革命英勇献出了生命。在伊犁辛亥革命的影响下，又掀起了群众性的反封建运动，他们冲击八旗官府，痛打贪官污吏，夺取官印，关闭城门，自己发布政令，提出了废除八旗制度，平均地权，还政于民的革命主张。

虽然辛亥革命的胜利在伊犁不够彻底，但是封建制度及其文化即将成为历史的一页。对锡伯营来说，民主共和制的初步建立，表明锡伯族文化封闭状态基本结束，以及文化多元化时代的到来。杨增新任新疆都督以后，并未触动锡伯营八旗管理制度，锡伯营作为中国大地上的最后一个八旗仍沿续着。但是，在思想文化方面已非过去的状况，一批初具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中青年已登上文化舞台。这批人中既有握有权势的官吏，也有学有专长的文人志士；既有响应革命的农民，也有一字不识的热血青年。他们首先鼓动广大农民，起来革除旧制度的残余，鞑伐贪官污吏，要求改革锡伯族社会。其次，成立各类群众团体，兴办学校，提倡新式教育，改革旧传统，建立新风尚，救庶民于蒙昧，使锡伯营（民国以后仍袭该称，至1938年左右才废除）掀起了一阵阵改革的波涛。

 在杨增新统治时期，改革锡伯族社会中起重要作用的就是群众文化团体—尚学会。该学会纯粹是民国初年新疆新文化运动的产物，于1913年左右由一批具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热血青年创办。之后他们又成立数个分会及会办学校（取名色公学校）一所，广泛招收会员，扩大社会影响。在该会的影响之下，锡伯营四牛录的一批进步青年发起成立又一群众文化团体—兴学会，并创办会办学校（取名锡公学校）一所。这些学会和学校，为了改变锡伯营的落后状况，广泛动员学龄儿童入学。在学校采用新式课本和新式教学方法，开展汉锡双语教学，把文艺和体育纳入学校教育，并冲破重重障碍，招收女子入学，这对备受封建传统影响的锡伯营是众所关注的新鲜事。尚学会和兴学会又把影响面扩大到农民阶层。如抓住农闲时间，在各牛录农民中通过办夜校等形式开展扫盲活动，鼓励和劝诫男人剪辫子，开展诗歌写作、文艺会演和体育运动会等活动，使广大农民感受到了崭新的文化气息。广大学会会员，按照学会的宗旨，带头以笔杆作武器，或写散文，或写小说，或以诗歌和民谣形式，揭露封建文化的弊端，痛斥社会丑恶现象，帮助人们改掉恶习（如吸鸦片等），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通过上述一系列的活动，广大农民对社会变革所带来的新事物有了初步的认识。

 盛世才任新疆省督办之后，锡伯族的文化又有了新的发展和变化。盛统治前期数年，出于政治需要，在共产党人的帮助下，推行了进步的反帝、亲苏、民平、清廉、和平、建设的“六大政策”，主持成立“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简称“反帝会”），主张民族平等，社会公平，惩办贪官污吏，发展各民族文化，发展社会经济，在几年内，新疆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一时期，一批批青年人，在亲朋好友的鼓动下，有的到迪化（今乌鲁木齐市）读中学、入各类专科学校；部分有钱有势或民国初年就与俄苏结缘份的大户人家（主要指富裕人家），纷纷将子女送到苏联阿拉木图、塔什干等地留学。这些人每年往返于察布查尔之间，将各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信息带入察布查尔地区，尤其是众所关注的文化信息，给察布查尔社会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这些人的共同特点是，思想活跃，思维敏捷，大胆思考，关注本族文化的发展和社会变化。他们深入学校，直接接触广大学生，传播他们的新思想、新知识，把苏联、省城的新教育模式引入这些学校，使锡伯族社会在短短的几年内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首先，学校教育面目一新。自清末延续的教育模式基本得以改革，教学中以“四书五经”为主要内容的教授形式得到基本改变，女子入学率普遍提高，文艺（包括绘画、手工、音乐等）和体育正式纳入学校教育内容。死板的教学形式得到改变，学生走出课堂、面向社会成为有史以来的新鲜事，校内活动开始丰富多彩，各项体育活动成为学生的课外项目之一。在学生政治教育方面，盛世才提倡的“六大政策”被引入课堂教育，并开始接触资产阶级品德教育内容。课本的科技知识含量有所提高，地理和历史知识成为教学的重要内容。

 其次，盛世才为了笼络知识界以及青年和民众，1936年前后成立了许多民族文化促进会，其中也成立了锡伯索伦满洲文化促进会（简称锡索满文会）。之后，为了扩大影响，锡索满文会还设立了数个分会，总会在迪化，前后由通宝、关清廉、安子瑛等任领导，分会分别设在伊宁市和锡伯营一三牛录。文化促进会的宗旨和任务是兴办文化事业，开展中青年的扫盲活动，提高本民族群众的文化素质，开展各项抗日宣传活动。该文化促进会与学校教育活动紧密结合，以学校教育带动社会教育活动，把学校教育形式又搬到社会，如兴办夜校，招收文盲中青年入校，开展广泛的扫盲活动，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并且，在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中广泛采用双语（汉锡两种语文）教育。结果，锡伯营各牛录群众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文化素质普遍提高，眼界得以开阔，社会封闭状况基本结束。

 第三，在迪化和伊宁市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以及在本族知识界的带动下，文学创作和文艺活动日渐活跃。这一时期，一部分文学爱好者普遍接触了中国古典文学、现代新文学以及苏俄文学，尤其是苏联现代文学影响更为广泛，使一批具有时代特色的小说、诗歌、歌谣、散文、话剧、独幕剧、文学译著（包含中俄）等先后问世，成为广大群众和学生的精神食粮。这些作品或控诉旧制度的本质，反映贫苦阶层的苦难生活；或讽刺时弊，揭露社会丑恶现象；或反映现代生活，提倡新风尚；或移植汉族歌剧、话剧，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在开展文体活动、丰富群众文化生活方面，也迈出了可喜的一步。盛世才掌握军政大权之后，将“四一二”政变的日子定为群众性纪念日，自1934年始，每逢4月12日，全疆各地几乎都要举行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在察布查尔地区，每逢此日各牛录或者几个牛录联合举行所谓“四一二会”，开办群众性体育运动会，其项目有田径、射箭、摔跤、赛马等。排练文艺节目，定期为群众演出。抗日战争爆发后，文艺爱好者所创作的活报剧、话剧、歌剧、诗歌、散文、歌谣等文艺作品中，均有谴责和控诉日本侵略者的内容，激起了锡伯族人民对日寇的仇恨。但是，1937年以后，盛世才的反动面目开始暴露，频频借炮制的所谓“阴谋暴动案”，陷害共产党人、进步爱国人士、亲苏分子、民主人士及各民族知识分子、事业者等。新疆社会开始处在白色恐怖之中。1940年后这种恐怖直接波及到了宁西县（今察布查尔县），上述活跃的文化气氛为万马齐喑、人人自危的恐怖气氛所代替。直到1944年后“三区革命”的胜利，宁西县才重新出现了“百花齐放”的文化氛围。

 新疆“三区革命”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它反对国民党黑暗统治和民族压迫。三区革命政府进一步巩固后，纠正革命前期的错误，逐步制定和执行正确的民族、宗教、文化政策，使盛世才统治后期造成的严重创伤几年之内便得到医治。在宁西县（三区革命后称“苏木尔县”），广大锡伯族群众适应新形势的要求，重新振作民族精神，投入大生产运动；广大知识分子重新担起了振兴和发展民族文化的重担，在短短的几年内，使锡伯族文化有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如学校教育不仅全面恢复，而且在原有的基础上增加了许多学校，适龄儿童入学率已达到前所未有的地步；群众文艺活动内容更为丰富多彩，文艺工作者的创作活动已不受任何限制，领域更加拓宽；文学创作掀起了新的高潮，一批富有时代和民族特色的文学作品涌现出来，深刻影响着锡伯族人民的精神生活。一批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青年知识分子开始批判封建文化，新旧知识分子之间的“文化论战”序幕乍揭，诗歌、散文、小说、话剧、歌剧等均成为文化论战的武器。在丰富多彩的文化氛围之下，广大群众的思想觉悟和文化素质迅速提高，群众性的民歌创作活动和古典文学的翻译、“念说”活动成为群众文化活动的亮点。这一时期，根据锡伯语言文字的发展实际，从法律上确立了锡伯语锡伯文的概念和地位。可以说，三区革命至新中国成立，是锡伯族文化发展和变化的又一高潮。

 综观辛亥革命至新中国成立，汉文化和俄罗斯文化对锡伯族的影响更为加深。如：锡汉双语教学日益加强和巩固，成为学校教育制度的一部分；文学爱好者基本掌握了汉语言文字，并开始用汉语创作，一批翻译工作者开始登上政治舞台，充当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口译和笔译工作，使锡伯族被誉为“翻译民族”；盛世才统治前期宽松的政治和文化环境以及亲苏政策的实施，锡伯族民间与苏联民间的往来更为频繁，苏俄文化媒介如报刊、杂志、书籍及音乐作品等源源不断地传入察布查尔地区；一些官员及富裕阶层，将子女送入伊宁市等地的俄罗斯学校学习，或寄宿于俄罗斯人家，使锡伯族不少人家的社会文化、心理素质、行为模式、语言使用等都程度不同地俄罗斯化，也有人与俄罗斯人联姻，文明程度大大提高。

 随着辛亥革命的胜利，锡伯族数千年来沿袭的传统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开始受到近现代文明的冲击，那些落后的、愚昧的、泯灭人性的、繁杂的封建文化事象逐渐被抛弃，新的社会文化风尚、家庭的和社会的新道德标准，通过各种形式的宣扬而被逐步建立起来，为社会主义时期锡伯族文化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自辛亥革命至新中国成立，锡伯族文化虽然有了较快的发展，但封建文化成份仍很浓厚，广大知识分子由于受时代的限制，对封建文化的批判呈现表面化，没有触及本质，使锡伯族人民带着浓厚的封建意识进入了社会主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氏族文化在当时的锡伯族中仍有明显的遗留，并影响着本族群众的文化更新。但由于氏族文化的温和性、公平性、群众性等特点，没有成为知识阶层批判的对象。直至解放初期仍比较完整地存在着。

 文化的发展，总起来讲是人的发展，如果没有一批代表新文化特点的知识分子队伍，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则无从谈起。自辛亥革命至新中国成立，锡伯族社会文化之所以迅速发展，是因为一批有识之士和代表时代精神的知识分子起了很好的促进作用。他们当中既有开明人士，也有当权者；既有富门大户，又有寒门儒士；既有务求进步的旧知识分子，又有后生可畏的年轻学者；既有留学俄苏的中年人，也有闯荡外面的有志之士，结构复杂，思想认识不一，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目的，那就是改变本族社会面貌，提高人们的文化素质。他们各自发挥各自的特长和作用，如倡导成立“尚学会”和“兴学会”的常广斋、博孝昌、佟精阿、萨拉春、夏勒达等人，开了锡伯族新文化的先河，诸如开办学校，引入新教育法及新式课本，开展双语教育，开展农村文化活动等；留学俄苏的崇恩、关清廉、巴图沁、阿昌阿、德全、伊敏政、图奇春、佟荣昌、广禄、二善、舒慕同、安子瑛等人，有的办事业，有的引进苏俄农机具、优良籽种、新技术，有的资助办学、办文化实体，传播苏俄文化，教授俄罗斯语言文字，起了很好的国际文化交流作用；以笔杆当武器，倡导新文学，批判封建文化，揭露旧社会的文人如萨拉春、柏雪木、管兴才等人，始终以自己的文学作品感化群众，成为锡伯族群众心目中的不朽文人；在新时代文化环境下成长的玖善、郭基南、赵令福等人，代表时代精神，以自己的作品反映群众心声为促进下一代文化人的成长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本文原载贺灵、佟克力著《历史、民族、文化》，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