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塑造一个民族，而一个民族又能创造一种文化。所谓文化塑造一个民族，即指当一个民族自觉不自觉地接受并消化一种族外文化精髓之后，所表现出的新的民族精神、民族风貌、民族特点和民族行为方式；亦指本民族固有文化基础上呈现出的民族特点。所谓一个民族又能创造一种文化，并非指纯粹意义上的文化，因为各种类型文化之间，都有相互吸收、互相渗透或相互影响的文化“运动”现象，所以说文化创造，是指一个民族在接受族外文化精髓的基础上，经过较长的自我吸收、加工、改造等历史过程之后所表现出的新的民族文化特点。但它与所接受的文化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呈现一定的共性特点。

 锡伯族是文化接受性比较强的民族之一。它从氏族—部落—部族—民族的漫长发展过程中，先后与不同的部族或民族有着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并有着密切的文化交流。因而，其文化表现出多元化的特点，诸如原始信仰文化、道家文化、佛教文化（藏传佛教）、儒家文化等，都从其身上找到痕迹。尤其是儒家文化，对锡伯族的精神文化和社会政治，影响尤为深刻，直到今天，仍产生着不可低估的影响。

 儒家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主干之一，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主要代表人物为孔子。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适应当时奴隶制社会形态向封建社会形态转变的需要而产生的，其以“仁”为核心的思想理论适应了封建社会的要求。但是，汉代以前，中国社会仍处于社会形态的转变时期，儒家未能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秦亡汉兴，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结合自己的封建专制思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儒家文化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主干，直到今天，仍有深刻的社会影响。

 有清一代，虽然以满族贵族为统治阶级，但他们逐步放弃代表落后社会形态的文化，而接受和融入汉族传统文化，其中把儒家文化也加以继承和弘扬，为其封建统治服务。他们对周边少数民族的统治，根据各民族宗教及社会文化的不同情况，改变以往武力统治与政治笼络的方式，着重从思想文化方面进行控制，其中就把儒家思想作为重要武器来使用，并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锡伯族作为北方民族，早在明代以前就已转为农业民族，其宗教和社会文化与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诸民族的宗教和社会文化表现出很大的差别，而是与我国北方的农业文化很接近。如重定居轻游动，忠君、重家庭伦理道德、重孝道、重等级、重安定、重中庸，等等。这些思想文化特点，恰好适应儒家文化要求。因此，清政府采用儒家思想对各族人民进行思想控制，尤其对锡伯族产生了重大作用。

 锡伯族祖先接触儒家文化由来已久。辽朝由契丹建立，众所周知，契丹亦系东胡系统，与锡伯族同祖同源。当时，契丹建立的辽朝，是北方较强盛的政权，其统治范围包括今天的整个东北地区，东北各部族包括锡伯族的祖先室韦（失韦）等均被置于其统治之下。辽朝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发展自己的经济和文化，加强了与中原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中原汉族的儒、佛、道文化源源传入契丹地区，并以国家的力量进行传播。如神州三年（918），即建辽第三年，耶律亿便“诏建孔子庙、佛寺、道观”。（《辽史·太祖纪》。）从此可以看出，这时锡伯族祖先便开始接触儒家文化。但是，自元朝开始锡伯族祖先被蒙古部族统治以后，他们皈依佛教，在其社会文化中，佛教文化占据主导地位，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明末清初。

 清朝建立以后，锡伯族结束了四百余年被蒙古统治的历史，被置于满族贵族统治之下，其文化被纳入到满族文化体系之中，儒家思想深入人心，开始占据锡伯族思想文化领域。

 清朝统治者将儒家文化用于控制农业民族思想的武器，是一个成功的措施，无论从何角度讲，均对巩固其封建统治起了很大的作用。对锡伯族来说，儒家文化促使其放弃原始氏族文化，而靠近中原传统文化，为其以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但从另一方面讲，儒家文化的深入人心，也从思想上阻碍了锡伯族步入现代文明的步伐，并且至今仍有一定的影响。

 纵观清代至目前锡伯族的历史，儒家文化无处不发生作用。锡伯族被纳入清朝统治体系以后，清政府在思想控制和文化熏陶方面，与满族、汉族等一视同仁。而且，根据宗教文化的差异，对周边少数民族采取了不同的文化和宗教宽容政策。对西北地区信仰伊斯兰教的各民族，最大限度地宽容其宗教信仰自由，并不把中原及满族文化强加于他们。而对信仰佛教（包括藏传佛教）的各民族，由于其社会文化与满族接近，亦在充分尊重其传统信仰的基础上，有意识地将儒家思想文化对这些民族进行灌输，以便控制其思想，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因此，数百年来，锡伯、达斡尔等民族，与满族一起，逐渐遗弃自己的传统文化，接受汉族文化，出现了与汉族文化自然融合的现象。就锡伯族来讲，由于其较强的文化兼容性特点，在接受和融合儒家文化方面，比起其他民族走在了前列。从民族学、社会学及文化学的角度讲，这不能不说是奇迹。

 满族贵族建立清朝，进入关内之后，面对具有数千年历史的中原传统文化，也曾力图用自己的传统文化对汉族施加影响，但其结果并非他们所想象，在具有顽强生命力和深厚群众基础的中原传统文化面前，自己的文化反而为其逐步融合。面对这一危机，清朝统治者改变文化策略，对汉族传统文化中能为自己的统治起巩固作用的部分加以利用。他们发现，满族社会从氏族制转为封建制以后，作为农业文化的代表—儒家学说很适应于广大农业民族的特点。因此，在本民族内提倡和弘扬儒家文化的同时，对其他民族也进行了广泛传布。首先，清政府将满语满文定位“国语”，让国民习用，在康熙、雍正、乾隆时期得以广泛推广，使锡伯、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等民族基本上均使用满语满文。而且，部分蒙古族以及汉、维吾尔、藏等族不少官员也掌握了满语满文。满语满文的使用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其次，自康熙初年始，清政府组织御用文人翻译（译成满文、满汉合璧或满蒙合璧）和编辑有关儒家经典，如《四书》《钦定满文四书》《御制翻译四书》《御制日讲四书解义》《四书人物衍义》《四书集注》《四书讲章》《四书字解》《大学》《大学衍义》《大学中庸》《孔子家语》《孟子》《论语》《书经》《春秋》《日讲书经解义》《易经》《周易》《易经讲章》《日讲易经解义》《易书诗经成语》《孝经》《女孝经》《劝善要言》《劝善文》《忠孝经》《幼训》《二十四孝图说》《醒世要言》《圣谕广训》等数十种。清政府不惜财力，将上述经典和著述在二百多年中不断刻印发行，凡一定品级的官吏几乎人手普发。而且，通过各级官吏，在民间又进行广泛传抄，成为一般军民的习读之本。第三，儒家经典以及以此为据编写的有关宣扬儒家学说的著述，作为清政府考核其文武官员的“教材”，使儒家学说得以深入人心、家喻户晓。第四，清政府鼓励全国各地尤其是在少数民族地区建立孔庙，祭孔成为各地每年的固定活动之一。并且，每一家庭又设立祭孔神龛，祭孔也成为每一家庭的祭祀活动之一。使儒家学说与各民族的政治、文化融为一体。锡伯族作为清代八旗成员之一，在接受儒家学说方面，可谓成一典型。

 1692年，锡伯族军民自科尔沁蒙古归入满洲八旗后，在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便与满族逐渐融为一体，如接受满语满文和八旗文化等，又与满族一起接受了儒家文化。首先，广泛刻行的满文或满汉合璧的儒家经典及反映该学说的著述，在锡伯族军民中广泛流传，成为其“精神食粮”。据老一辈相传，直至清末民初，对锡伯营各级官员考核的主要内容仍然是“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和据此编写的有关宣扬儒家学说的著述。当时，几乎每一识满文的家庭均存有这类图书。在清代，这类图书的来源，一是清政府作为考核各级官员的教材发放。二是定期送贡马的官兵及朝觐皇帝的有功之臣自京城带回锡伯营；三是本营文人儒士传抄或翻译抄行。其次，私塾及学校教育，对儒家文化的传播“功”不可没。在清代锡伯族社会，所谓真正意义上的公立学校是清乾隆中期才开始设立，而此前的教育主要是靠私塾和家庭教育。当时，私塾和家庭教育的内容就是儒家学说，主要以“四书五经”为主。乾隆三十一年，伊犁将军明瑞以伊犁八旗子弟不能家自为学，奏请每旗各设清“书学房”一所。随即在锡伯营也设立了书学房一所，聘教习二人，分司教学、练弓、学满文“四书五经”。学生无定额，一般在16—24名不等，年终由伊犁将军府派员考核。同时，在伊犁将军府驻地惠远城也设立一所义学，其中也选数名锡伯子弟学习。自上述书学房及义学毕业的学生，一是被分配到锡伯营八旗任“笔帖式”（相当于现在的文书），二是被授任“旗下档房”的文职，三是有些未被任用者，则回本营开办私塾，教达官贵人及富家子弟满文和儒家经典。对当时社会来说，这些人由于系唯一接受正统教育的“文化人”，故在锡伯族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们被视为本社会的文化阶层，成为传播儒家经典及其学说的重要媒介，他们亦成为广大群众文化推崇的对象。

 儒家学说由于适应锡伯族农业社会形态特点、封建意识形态及固有的氏族社会文化特点，在锡伯族社会很快得到广泛传播，并占领了意识形态领域，使其政治、文化等发生了很大变化。首先，锡伯营各级官吏对儒家学说开始倍加推崇，使儒家学说的传播获得了国家权力的推动和支持。这是后来儒家学说进一步深入人心、家喻户晓的重要原因。其次，国家意志和民间力量结合，在锡伯营各牛录广泛建造孔庙，儒家学说开始成为国家意志的组成部分，统治阶级当做锐利的思想武器，巧妙地与封建政治结合，成为自上而下、纵横相连的整体，控制着上至锡伯营官僚机构，下至民间的家族、家庭、氏族。对锡伯营“总管档房”和“旗下档房”来说，总管档房进一步把民事和刑事等管理权力下放至旗下档房（牛录佐领办事机构）；而旗下档房则广泛利用氏族社会文化遗留下来的有利成分，层层建立向上负责制，即家庭成员向家庭负责，家庭向旗下档房负责，旗下档房向总管档房负责的制度。而建立这一制度的理论基础就是儒家学说，把儒家思想融入到各项规章里面。就族规和家规来说，人们普遍把孔孟尊崇的孝道、轻利重义、中庸、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搬进其中，作为全家族或家庭成员必须遵守的规范。旗下档房又把一般的民事和刑事处置权下放给家族，由家族长（称乌克孙达或莫昆达）操持。家族长为便于统治，又以儒家学说为理论，制定了相应的族规处罚条例。若在家族中发生民事和刑事案件，一般情况下，家族长可以全权处理；若在家庭中出现类似事件，也由家族长一手处理；若发生非由旗下档房处理不可的案件，旗下档房首先拿家族长是问，故家族长对家族的管理是比较严格的。另外，广大旗民对儒家学说越来越笃信，对族规家法很少有抵触和违犯，所以，社会比较安定，清朝对锡伯族社会的统治比较稳固。从这个意义上讲，清朝统治阶级将儒家学说当做统治人民的思想武器，使儒家学说成为政治统治的工具，失去了其思想文化的内涵，这并非儒家学说之过，而是统治阶级为了自己利益所使然。第三，儒家学说与锡伯族固有文化结合，形成了具有锡伯族特色的儒家文化事象。这种结合，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更加完善了锡伯族民间文化体系，丰富了其文化内涵，并呈现出多元化特点。

 锡伯族传统信仰—祖先崇拜赋予了新的内容。祖先崇拜是锡伯族原始信仰现象之一，具有数千年的发展历史。其原始形态是对男女生育神的崇拜。如希林妈妈和海尔堪神的信仰和崇拜。但是，自从接受儒家文化之后，祖先崇拜的内涵越来越丰富，范围越来越广。凡为民族作出贡献的英雄人物、清官贤吏、家族或氏族先辈、祖先，甚至已故去的爷辈或父辈等均成为崇拜的对象。此外，通过汉锡文化的进一步交流，在锡伯族的信仰文化中，又多了信仰汉族文化的成分，如将儒家尊崇的关公也作为本族祖先崇拜的重要对象，在八旗每个牛录均建有其寺庙，称关帝庙，逢年过节或逢特殊日子，人们纷纷前去焚香叩头，顶礼膜拜，成为锡伯族民间重要的文化活动之一。另外，八仙、娘娘神、刘猛将军等也成为锡伯族信仰和尊奉的对象。

 重孝道成为锡伯族家庭最重要的道德规范。重孝道与祖先崇拜有很密切的关系。它强化了祖先崇拜的功能，而且祖先崇拜功能的强化，反过来又为孝道的深入人心起了推动作用。在锡伯族每个姓氏的宗谱（又称族谱)族规中，均把孝敬父母作为重要条款加以强调，并都特别制订相应的处罚条款，惩罚那些不孝之徒。因此，重孝道成为锡伯族民间的重要风尚。

 重中庸、重土轻迁的思想，培养了锡伯族与世无争、守土自赏的群体性格。在民间，自古以来人人把中庸之道奉为最佳处世哲学，凡事追求圆满的理想结果，回避冲突，化解矛盾，忌出头露面，遇事忍让等等。

 综上所述，儒家学说在锡伯族民间数百年的传播并与锡伯族本土文化融合过称中，使其呈现出民族化和地域化特点，这一方面丰富了自身内涵，另一方面又丰富了锡伯族的文化内容。

 儒家文化与锡伯族本土文化结合，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它一方面为巩固统治阶级的封建统治起了较大的作用，另一方面为锡伯族社会的安定和家庭关系的稳固起了粘合剂的作用，又使锡伯族的文化结构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使其丰富和多元化。但是，作为代表小农经济的封建文化，其负面影响，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越来越显现出来，成为阻碍锡伯族社会进一步发展的产物。

 综观新中国成立前的锡伯族社会，儒家文化对维护社会安定和巩固封建统治方面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这可谓儒家文化适应封建社会的进步功能。但是，随着封建社会的逐步没落，其抹杀阶级矛盾、掩盖剥削本质的一面越来越明显。在锡伯营，上述封建政治与民间本土文化结合的形式，即锡伯营各级封建统治在表面合法化的“氏族政治”的外衣下，始终得到了整个民族、各个氏族或各个家庭的基本支持，其特点是逆来顺受。这些统治阶层，在这种“温和”的政治环境下，多数人成为名副其实的富裕阶层，成为统治阶级，并开始与广大农民对立。但是，由于儒家文化深入人心，广大农民无论怎样受剥削和压迫，始终求安定、守本分，政治上逆来顺受，经济上安于现状，基本未表现自己的意志。

 儒家文化以“仁”为核心的思想，极好地适应了小农经济及其农民的要求和条件，尤其是对保留有氏族文化特点的锡伯族农民，更成为加强其家族、家庭凝聚力的思想文化。但是，儒家文化的充斥，导致学校和家庭教育单调，青少年无法接触近代文化知识，抹杀了广大青少年的创造性和进步意志，使他们养成了安于现状、一切听从长辈的性格特点。由于他们代代受这种思想的熏陶，使重义轻利，重传统轻现实，以及贱商等思想成为整个民族的共识。结果，导致锡伯族社会的落后，增加了社会改革的难度。

 作为已经“凝固”并且已经锡伯族化的儒家文化成分，长期以来，代代影响着锡伯族子孙，已经成为他们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社会进入现代以后，这种传统文化已越来越受到现代文化的冲撞。几十年来，传统文化的那种顽强性，很难使人们放弃传统观念，而去积极和主动地接受现代先进文化及其观念，有时传统观念往往战胜现代文化观念，客观上导致社会进步的迟滞。但是，自改革开放以后，锡伯族传统文化中那些不适于社会发展的部分，其消亡速度越来越快，锡伯族人民的思想文化状况发生了较大变化，从而也带动了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综上所述，作为适应小农经济及农民思想的儒家文化，在数百年的发展、变化过程中，曾对锡伯族文化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当社会迈入近现代以后，其消极作用越来越阻碍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成为锡伯族群众实现现代化过程中的一种精神包袱。然而，广大群众已越来越看清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辩证关系。相信广大锡伯族人民在继承传统文化优良成分的基础上，一定能够更加积极地面对现实，改造自我，争取社会的快速进步。

（本文原载贺灵、佟克力著《历史、民族、文化》，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