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西部伊犁是镶嵌在伟大祖国版图上的一颗璀璨明珠。千百年来，无论是古西城北方游牧民族在此的长期纷争角逐，亦或汉、维吾尔、哈萨克、回、蒙古、锡伯等各民族的徙而居之，都以“地名”为特殊载体，从一个通常易被人们忽略的侧面，真实地记刻着这一方沃土的演进、发展历程，验证着伊犁自古就是祖国领土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伊犁，由于历史上各民族频繁更迭所形成的和睦相处大背景，淀聚出了一种特色鲜明的“地名”文化景观。在这里，生活着操多种语言的众多民族，因语种纷繁，各语种的地名常使接触它并想了解其确切含义的人们深感困惑。通过对伊犁各地名语种含义的寻根溯源，用无可争辩的历史事实所织就的藏而不露的“地名”引线，揭示各民族在新疆、特别是伊犁的活动踪迹，既是客观公正地再现历史，也是批驳宗教极端、民族分裂和暴力恐怖分子三股势力颠倒黑白、蓄意制造紊乱、破坏民族团结的现实需要。

 在我国的55个少数民族中，除回、满等族已全部转用汉语外，其他50多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分别属于汉藏、阿尔泰、南岛、南亚和印欧五个语系。东汉以前就活动在大兴安岭以北的锡伯族，是我国少数民族中历史悠久、早期靠游牧狩猎为业的古老民族，其始祖是拓跋鲜卑。明万历年间，部分锡伯部落贵族慑于努尔哈赤的威力，率部归顺满洲，加入了满洲藉。明末清初，锡伯军民同科尔沁蒙古一起被清政府编入了旗兵之列，成为蒙古八旗的一部分。清康熙三十一年(1692)，锡伯、达斡尔等族摆脱科尔沁蒙古王公的控制，归属满洲，正式编入满洲八旗（通称“外八旗”）。

18世纪中叶，清政府彻底平定西域的叛乱后，在今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直所辖的霍城县惠远镇设置“总统伊犁等处将军”（简称伊犁将军），统辖包括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与额尔齐斯河上游及天山南北两路，直至帕米尔等地的军政事务。为了加强新疆防务，朝廷于乾隆二十九年农历四月十八日（公历1764年5月18日、今称锡伯族西迁节）从东北沈阳、开原、辽阳、锦州、抚顺等15处抽调三千多锡伯族军民，浩浩荡荡经蒙古高原越阿尔泰山，历时17个月艰苦跋涉，沿途人丁频添，1765年10月，四千多名男女老幼终于到达伊犁，“伊犁将军”将他们安置在伊犁河南岸今察布查尔县境屯垦戍边。

“地名”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使用、接触最多的一种信息媒介，无论工作、学习或社会交往，谁都离不开它。“地名”又是历史的镜子，是社会在发展、演变过程中所留下的历史沉淀，它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地折射着统治者流露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蛛丝马迹，而且是以最简洁的方式，真实地记刻着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概貌，作为永恒印记给认知历史提供重要依据。因此，就其特有的地物标志或记号的指代功能而言，“地名”又是一种人类共有的可贵文化遗产。在新疆这块西陲宝地上，它也折射着各族人民和睦与共，相互融合，相互交流、学习，辛勤耕耘，共同开拓进取，用劳动和智慧书写的伊犁历史，推动了伊犁的繁荣和发展，也促进了伊犁各民族的共同进步。

 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统计，全国共有锡伯族18.8万人，在我国少数民族人口中排序第30位，主要分布在辽宁、吉林和新疆天山以北伊犁河谷的霍城、巩留等地，其中1954年成立的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18938人，约占全县总人口的10％。

 一、锡伯语的地名来历

 当年锡伯族进驻今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境后编成的“锡伯营”，共分6个昂吉（队）。1767年改按厄鲁特惯例，均以近200户为一个牛录，编成八旗八牛录，史称“锡伯八旗”（即锡伯营），设领队大臣管理，隶属伊犁将军。锡伯营在置兵防守巴特蒙柯、安达拉等18处卡伦（蒙古语，指设在沿边要隘的守护、了望哨所）外，开荒种地，自理生计，是为“旗屯”。

 嘉庆年间，定居伊犁河南岸巴特蒙柯（原为准噶尔汗国噶尔丹策凌汗的宰相巴特蒙柯庄园，今名佛尕善，为察布查尔种羊场农四队驻地）一带的锡伯营生齿日繁，仅靠原有的农田已难维持生计，总管图伯特遂于嘉庆七年（1802）创议，从东边的察布查尔沟口引伊犁河水，自崖上凿渠，历时六载至1808年终于修成了一条长84公里的察布查尔大渠。“辟田千顷，遂丰殖雄观”，亘古荒原，顿成肥沃良田。大渠建成后，原先居住在绰霍尔河沿岸的锡伯族人，陆续迁至新渠两岸，仍按“牛录”筑城定居，重建村落，戍边劳作，掀起了旗屯新潮。这些村庄自西向东依次为：乌珠牛录（镶黄旗，今一牛录）、依拉齐牛录（正白旗，今三牛录）、堆齐牛录（正红旗，今四牛录）、孙扎齐牛录（镶白旗，五牛录）、宁古齐牛录（镶红旗，今六牛录）、纳达齐牛录（正蓝旗，今七牛录）、扎库齐牛录（镶蓝旗，今八牛录）、寨牛录（正黄旗，今二牛录）。“牛录”系锡伯语，原本是清代外八旗军政合一体制的基本单位，流传演变至今，其含义已由“村庄”或“聚居地”所取代，这也是伊犁因旗屯而派生的地名独有特色。

 乾隆五十七年（1792），锡伯人的生产组织形式由旗屯转变为按户分地的“民屯”，但他们以这种“牛录”形式的聚居格局却始终未变。当年艰难跋涉、历时一年零五个月西迁到此的锡伯族军民，仰仗“察布查尔大渠”的哺育，繁衍生息，代代相传，这条生命之渠最终便演变成了今天他们第二故乡的县名，而在锡伯语中，“察布查尔”在锡伯语中的原本含义就是“粮仓”。

 伊犁旗屯的另一个重要基地在今霍城县。嘉庆、道光年间，为了加强霍尔果斯河东西两岸的俄罗斯防务，当年与锡伯族人同时奉调来伊犁的索伦（即鄂温克、达斡尔族）官兵，驻守于霍尔果斯河两岸，亦分八旗。东岸四旗为右翼，西岸四旗为左翼，史称“伊犁索伦营”。索伦营移居伊犁之初，筑屋垦荒，劳作繁重，且灾疫不断，导致生齿不旺，闲散余丁甚少，乃至连军差也不敷拨用。生计之艰难，严重地影响着他们对承担西境戍屯重任的履行。伊犁将军遂奏呈朝廷恩准，分别于嘉庆三年（1798）和道光十四年（1834），两次从锡伯营挑选闲散青壮年260户共1289人移居索伦营，充置到霍尔果斯河西左翼四旗中。新来的锡伯族同胞与索伦人和睦相处，互帮互学，并肩耕作，共守边疆，不久便迎来了六畜兴旺、人寿年丰的好光景，这一带也由此成了新疆锡伯族除今察布查尔县以外的另一主要聚居地。

 十九世纪下半叶，日趋没落的满清政府妄自尊大、闭关锁国所滋生的致命弱点，终于在列强面前暴露无遗。炮舰相逼之下，便是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的被迫签署。同治三年（1864）1月7日，沙俄通过在今塔城签订的《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侵占我国领土44万多平方公里，伊犁索伦营镶红、镶蓝两旗屯地就在其中。同治十年（1871），沙俄乘阿古柏入侵新疆之机出兵强占伊犁后，对已在霍尔果斯河西岸屯成了一百多年的索伦军民滥施淫威，武装逼迫他们定居俄境，流离失所者比比皆是。光绪七年（1881），新签的《中俄伊犁条约》虽对沙俄归还伊犁的时间和条件作了规定，但国土又沦丧了7万多平方公里。索伦营左翼四旗尽入俄境。四旗官兵中500户索伦后裔不忍抛弃祖坟，违心地按“人随地归”的国际惯例，留居原地成了俄国庶民。两次奉旨拨入的索伦营西四旗的锡伯族后裔，绝大部分都怀着对故乡的强烈眷恋之情，扶老携幼，迁回到了河东原索伦营东四旗的废地，重组了以锡伯族为主的“新索伦营”。

 这些东归的锡伯族军民，在领队大臣春满等官员的带领下，坚毅不拔、自力更生，大兴土木，重建家园，伊犁将军也给他们重新划分屯地、草场。从此，霍尔果斯河以东北起果子沟口、南至伊犁河沿的广袤地区，便成了伊犁新崛起的又一处旗屯要地，随之产生了印证这段历史的另一个重要的锡伯语地名 “伊车嘎善”，锡伯语意即“新村”之意。

 为屯垦戍边而远涉伊犁的锡伯族，已在此生息繁衍了长达250年。具有爱国主义光荣传统的锡伯族人民，早已从依靠游牧狩猎为生改变为以农为主，农牧工副结合；他们一直保持着本民族的传统语言、文字和风俗习惯，在其世代聚居的察布查尔县，便留下了大量锡伯语地名见证人文历史后，为新疆、乃至全国纷繁的“地名花圃”增添了一支独秀的新成员。

 二、锡伯语地名的特点

 锡伯语的地名都同他们的生产及生活环境密切相关。循其规律，大致包括行政区划、居民地、人工建筑、名胜古迹、自然地理实体五大类的六种地名：

 一是因人文历史而名：如图伯特(渠首名，纪念这位率领军民苦战六年修成察布查尔大渠的著名锡伯营总管而定)、图公祠、乌合尔达(总管的农田)、格热木(驿站)、阿巴顿(牧地)、伊车嘎善(新村)、雪古托博（蔬菜庄）、木柯尔 (水房)、多昆包（摆渡房）、罕杜布哈 （稻田的渠）等。

 二是因地理、自然环境而名：爱新舍里(金泉)、瓦塔斯(水潭)、舍里尕善(泉水庄)、伊兰木旦(三道湾)、沙颜哈达(白色山峰)、牛念布占(绿林)、裴新布占(密林)、沃罗 (急流)、木格达 (傍水村)、亚尔霍洛 (裂沟)、果尔敏、芒坎 (长土丘)、阿吉舍里(小泉)等。

 三是形象化地名：如塔尔浑 (好汉)、登沃弗洛 (高鼻子)、纳尔浑 (细小)、柯克特辛(坎坷)等。

 四是按数字定名：如前面提到的八个“牛录”(满语谓之“箭”，努尔哈赤曾按300人为一箭，将其定为清代八旗的基本社会组织形式)，早已演变成延续至今、独具特色的乡（村）地名。

 五是用动物命名：如绰阔托博(鸡庄)、尕海布占(乌鸦林)、特门布占 (骆驼林)、木杜力(龙)、沃尔禾木(雪鸡)、古奇格非(鸽子窝)等。

 六是因植物而得名：如布尔哈舍里 (柳树泉)、古里格茂(杏林)、天索(甘草)、甫网托博(香薄草庄)、多索尔胡 (芨芨草滩)、阿里笋(青芦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