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锡伯族的出版事业中，既有真正意义上的出版活动，也有民间的编译、手抄、油印等文化活动；既有正规的图书报刊出版物，也有民间刊物的编印活动。正规的图书报刊出版活动始于20世纪50年代，并呈现出几个明显的发展阶段；而民间手抄本和油印作品（包括译作、课本、刊物等）的流行最长有200多年的历史，并成为锡伯族的文化传统。

 据有关史料反映，锡伯族先民归属蒙古科尔沁部以后，基本掌握了蒙古语言，康熙三十一年（1692）归属满洲后便逐步改用满语满文，因此，直至20世纪40年代末，满语满文一直是本民族的信息交流工具。

 1764年西迁以前，在锡伯族军民中便广泛流行满文读物，如语言类工具书、“四书五经”译本、训导类范本、汉族古典文学译著等。这些作品，被民间广泛传抄，成为群众的精神食粮。一部分军民西迁后，把上述作品带到新疆，成为他们代代相传的精神文化产品。到清末，新疆锡伯族民间流传的刻印本和手抄本品种和数量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如《四书》《钦定满文四书》《御制翻译四书》《御制日讲四书解义》《四书字解》《大学》《大学中庸》《孔子家语》《孟子》《论语》《诗经》《书经》《孝经》《女孝经》《劝世要言》、《劝善文》《劝善要言》《忠孝经》《幼训》《醒世要言》《圣谕广训》《三国志演义》《水浒传》《封神演义》《东周列国》《七侠五义》《济公传》《西游记》《三字经》《千字文》等典籍在民间不断被传抄，几乎每一哈拉（姓）或莫昆（姓的分支）均有部分收藏，成为人们农闲季节或茶余饭后“念说”（锡伯族一种说书形式）和传讲的文化产品。

 有清一代，满文或满汉合璧典籍曾有过繁荣发展的时期，这主要表现在康熙、雍正、乾隆时期。之后，随着满语满文的不断衰落，这些典籍的传播范围越来越小，数量越来越少，引起了清政府对“国语”命运的极度担忧。但在伊犁锡伯营，情况则相反，军民对这些典籍的涉猎范围则越来越广，品种越来越丰富，京师刻行的典籍，几乎都会在此传抄流行。这是因为，清中后期满语满文衰落的情况丝毫未影响到伊犁锡伯营，满语满文在此越来越得到巩固；许多进京朝觐的功臣或送贡马的官兵，每次均从京师带回新刻印的典籍，并被广泛传抄，随即扩大流传范围。直至20世纪60年代，从清代流传的上述典籍和译著的石印本，在民间收藏很多，有的文人世家竟藏有数百种之多。但是在“十年浩劫”期间，这些文化遗产均被视为“四旧”，几乎毁失殆尽。有些老学者为想保护这些遗产，竟遭皮肉之苦，被戴上种种“帽子”。到目前，上述典籍只有极少部分幸免于难而流传下来。

 新中国成立以后，许多老学者和文人，继承祖辈的优良传统，翻译和介绍汉族古典和现代文学作品，以及俄苏名著等，并广泛在民间传抄流行，直至20世纪90年代，仍有民间老艺人乐此不疲，为锡伯族文化发展默默奉献。

 辛亥革命以后，伊犁锡伯营受到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一批初具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留学俄国的有识之士以及一批反封建的热血青年，组织群众文化团体—“尚学会”和“兴学会”，创建民办学校，翻译印行新式课本，使锡伯营民间教育发生了较大变化。他们不仅在学校推行新式教育和新式课本，而且编译印行适合社会中青年学习的扫盲教材，在农村中青年中通过开办夜校等方式开展扫盲活动，开了乡土教材之先河。民国五年（1916），在尚学会和兴学会创办学校行动的影响之下，由锡伯营官员倡导在六牛录创建了锡伯营高等学堂，学校使用的各类教材也是自编自印。两年后，为了活跃学校文化气氛，该校用满、汉两种文字出版了校刊，并且每期都传播到社会各阶层，也成为社会中青年及老知识分子必读的刊物。该刊物在锡伯营开了办汉文期刊的先例。

 1936年前后，盛世才为了笼络知识界以及青年及民众，相继成立了许多民族文化促进会，其中也成立了锡伯索伦满洲文化促进会（简称锡索满文会），在该促进会的广泛宣传鼓动下，先后有近百名锡伯族青年战胜传统观念，分别前来迪化在新疆学院、省立师范学校、省立一中、迪化女子学校、警官学校、邮电学校等上学。他们不仅学习数理化及政治、经济等课程，还积极参与学校办刊，定期将刊物带回家乡宣传，为家乡的文化事业发展作出贡献。受到各校文化活动的启发，由图奇春、仲谦、庆常等带头，招集各院校锡伯族学生骨干倡议办自己的锡伯文期刊。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1936年冬季，取名为《曙光》的油印锡伯文期刊第一期出炉。至1938年该刊共出6期，字数近50万。每期所印500册刊物，除一部分分发给迪化各院校本族学生外，另一部分运至伊宁、察布查尔等地，供锡伯族中青年、学生及知识分子阅读。该刊为综合型刊物，主要刊载诗歌、散文、小说、剧本、外国（苏联）文学译著及名著简介、国内外大事、省会新闻、察布查尔等锡伯族聚居区新闻、本族新人新事、民间文学作品等。《曙光》为锡伯族青年作者创造了发表作品、抒发民族情感的园地。柏雪木、郭基南、九山、图奇春等人先后为该刊提供了诗歌、散文、译作等作品。锡伯索伦满洲文化促进会成立后，又积极参与该刊的编辑、印发工作，使刊物质量不断提高，更受到了群众的欢迎。自1937年年中始，《曙光》由锡索满文化促进会主办，实际成为该促进会会刊。但是盛世才的反动面目暴露之后 ，新疆处在白色恐怖之中，锡伯族的文化活动同全疆一样全面停止。

 1944年爆发针对国民党黑暗统治的三区革命，革命在伊犁等地取得胜利，使伊犁地区各民族文化状况有了大的改观。1946年6月，在三区革命政府的支持下，在伊宁市创办了锡伯文报纸，时名《革命东土耳其斯坦》，主编为萨拉春、仲谦、关德清，为周二油印。它实际上是三区革命政府报纸的译刊。1949年11月根据革命形势的进一步变化，将该报易名为《自由之声》，萨拉春总编，仲谦、郭基南任主编，为周二石印，次年因经费紧张恢复油印。1951年7月更名《新生活》，周二油印，发行量300份。1953年以后利用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赠送的一套铅字铜模和印刷设备，该报结束油印和石印历史，开始铅印发行，质量大大提高。1956年12月该报社址由伊宁市搬迁至察布查尔县县城，成为自治县党委机关报。1960年由于种种原因，报纸停办。1974年在人民群众的呼吁之下，决定恢复出刊，将原名称改为《察布查尔报》。该报直至目前仍在出版。它成为全国唯一一家锡伯文报纸。主要刊登国内外要闻、地区和本县党政活动要闻、本县其他新闻、小说、散文、诗歌、民间文学作品、新人新事、历史知识、科技知识、农业知识、各地文化短讯、译文等等。《察布查尔报》立足本县，面向广大锡伯族群众，数十年来为宣传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传播各种文化知识，提高本民族人民的思想文化素质，作出了较大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不久，察布查尔县党政部门坚持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充分调动广大文化工作者的积极性，掀起了文化、文艺创作高潮。为适应该形势，在县委县政府的支持下，县文化馆创办了锡伯文油印刊物《察布查尔文艺》，但出刊第一期之后由于种种原因而停刊。1979年在有关部门的支持下，根据文化阶层的共同要求，决定恢复该刊物，并组成了8人的编辑委员会。刊物仍由县文化馆主办，1980年出恢复后的第一期。至1987年出刊第六期后又停办。该刊物主要刊载了用锡伯文创作的诗歌、散文、小说、评论、民间文学作品、文献古籍、党和政府的文化、文艺政策等。

 1980年10月察布查尔县成立察布查尔锡伯语言学会，随即创办油印期刊《语言通讯》。创刊初期为不定期，规定每年出两期，后定为季刊，16开，每期五六万字。自1981年始增刊不定期的汉文版。至1984年，开始以锡伯文、汉文同时出刊，其中两期为锡伯文，另两期为汉文。自1985年始《语言通讯》易名《学会通讯》。该刊已出40多期。主要登载有关锡伯族历史文章、文史资料、民间文学资料、文献古籍、语言文字方面的评论、研究文章及资料、各种动态等。

 1987年新疆人民出版社创办正式刊物《锡伯文化》，16开，不定期，1992年定为一年出4期，并减少锡伯文版面，每期增加近3万字的汉文内容。自第30期改为32开。至2014年底，已出刊48期。《锡伯文化》主要刊登评论文章、有关锡伯族历史、语言文字、文化方面的论文、小说、散文、诗歌、剧本、文学评论、民间文学作品、文史资料、译文、文化信息、人物传记等。

 总结自古及今锡伯族手抄典籍、乡土教材、期刊报纸等的民间编译印制及出版历史，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第一，手抄典籍、乡土教材、油印期刊的编译印制虽属民间活动，但它对锡伯族文化的发展，发挥了很大的作用。首先，对满语满文在锡伯族的巩固、发展、延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因为这些文化产品均以满文为媒介产生和流传的。其次，为汉、俄罗斯文化在锡伯族的传播起了推动作用。数批留学俄苏的中青年及数任中国驻阿拉木图、塔什干等地领事的锡伯人，不断从当地带进俄罗斯文学、音乐、文化、科技、政治等方面资料、图书、报刊，或译成锡伯文传播，或给群众讲解，使锡伯族各界对俄苏文化有了一定的了解。另外，锡伯族对汉文化的了解，也是通过文字翻译这一途径加深的。第二，在高度封闭的封建社会，锡伯族之所以能够逐步提高其整体素质（主要为文化素质），首先得益于这些文化产品。长期以来，在这些文化产品的影响下，在民间形成了其相应的传播形式，并成为文化传统，如农闲时间的“念说”活动，田间地头的说书，文化典籍的代代义务抄录等。可以说，锡伯族民间的某些文化传播方式，具有一定的群众性特点，因此，其传播效果往往是事半功倍。

 图书出版分锡伯文出版和汉文出版两部分。这种正规的出版活动，始于新中国成立后。

 锡伯文的出版活动始于新疆人民出版社设立锡伯文编辑室之时。1951年3月新疆人民出版社成立，当时用维吾尔、汉、哈萨克、蒙古四种文字出版图书期刊及课本。1954年增设锡伯文编辑室，开始了锡伯文图书的出版活动，从整个出版历史来看，自1954—1963年为第一阶段。

 第一阶段的出版活动，主要表现为以社会主义农村经济和政治思想建设及学校教育为服务内容。90%以上的图书为本社人员编译，系由汉文编译，锡伯文均为手写，单本字数都不多，且多系单篇为书，印数多在1000册以内。1954年出版文艺教育类图书10种，除两种为文艺类外，其余8种均为小学各年级语文和算术课本。其中的《中国少数民族的新面貌》第一次介绍了新中国成立后各族人民的翻身解放和他们的精神面貌。1955年出版政治理论及教育类图书18种。其中政治理论图书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毛泽东的《关于农业合作社问题》、《向农民宣传总路线》；11种为初高小各年级语文、算术、地理、历史。1956年出版政治理论及文化教育读物22种，其中三种为政治理论读物，两种为文化读物，16种为小学语文、算术、自然课本，还有一种为《农民识字课本》。自1957年始，锡伯文出版的门类增加，举凡哲学、政治理论、财经、文化教育、文学、医药卫生、农牧、科技等均有涉及，全年出书39种。从当年始，新疆人民出版社放弃出版学校课本，而由新设立的新疆教育出版社锡伯文编辑室编辑出版。当年所出读物中，有许多以农民为读者对象的图书，如：《沟灌与畦灌》、《怎样种水稻》、《农业生产合作社耕畜饲养常识》、《农业生产合作社养猪常识》等。文学类译著的出版也予以加强。1958年出版包括政治理论、文学、历史、科技、医药卫生、少儿读物等近60种。政治理论图书多为普及性读物。文学方面开始出版本民族的民间文学作品及创作作品，如：《锡伯族民间故事》第一集、《除夕》。后者为诗集，锡伯族作者九山著，受到读者的欢迎，并引起了对作品的争议。医药卫生方面开始重视对农村卫生读物的出版物，如《新法育儿》、《农村卫生》、《常见的儿童传染病》、《斑疹伤寒和回归热》等对改善农村卫生及婴幼儿健康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1959年出版26种图书，包括政治理论、文学、农牧技术等。文学方面出版有本民族作者赵灵福创作的长诗《华连孙和美根芝》。本书出版后，受到读者的广泛欢迎和知识界的赞赏。1960年出版政治理论和农业技术类读物10种。其中翻译出版了杨南桂著《新疆狱中斗争记》。当年3月，新疆人民出版社锡伯文编辑室下放与伊犁日报社合并，称为“伊犁日报社锡伯文图书出版编译室”。机构的这一变动，直接影响了锡伯文出版事业的发展，当年所出10种读物均为上一年准备就绪的书稿。因此，1961年仅出4种翻译图书。1961年10月伊犁日报社锡伯文图书出版编译室再下放与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报社合并。1962年编译出版《提高政治水平改进工作作风》、《中国共产党党章教材》和《我的一家》3种读物。1963年出版《党费》、《百鸟衣》、《天山血泪》、《中国共产党章程》及《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章程》5种书。当年下半年，锡伯文图书出版工作正式停止，编辑人员归报社编制。直至1980年新疆人民出版社正式恢复锡伯文编辑室，锡伯文图书才开始恢复出版。期间的近二十年成为锡伯文图书出版的空白之年，造成了锡伯族文化发展史上的较大损失。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各方面的积极努力下，新疆人民出版社锡伯文编辑室得以恢复，这是第二阶段的出版活动。自1982年开始出书至20世纪90年代，是锡伯族出版史上的发展变化阶段，期间既有发展和繁荣时期，也有衰微的阶段。在这一时期，首先，从事编辑人员的文化素质比前大有提高，知识面扩大；其次，出版手段和技术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图书的印制质量大为改观。但是，锡伯文图书的读者群比第一阶段有了萎缩，印数下降，已开始危及其正常发展。这是因为，自文化大革命始，锡伯文教学全面停止，目前的四五十岁年龄段的中年人多系锡伯文文盲；再者，“十年浩劫”之后，锡伯族开始普遍使用汉语，锡伯文读物的出版已跟不上形势的发展。因此，这一阶段的锡伯文出版，加强了知识积累性读物和民间作品的整理出版，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益。1982年出版法律、文学、历史方面的读物8种。其中有《来自辉番卡伦的信》、《迁徙之歌》、《锡伯族迁徙考记》等本民族作者创作和编著的散文、叙事长诗和历史读物。1983年出版有关政治、法律、文学方面的读物8种。文学方面有锡伯族作家郭基南的诗集《心之歌》，民间叙事长诗《三国之歌》。1984年出版政治、法律、语言文字、文学方面的图书15种。除3种外，其余均为文学类读物。自当年始加大了对锡伯族民间文化的搜集、整理、出版工作，出版了《锡伯族谚语》、《锡伯族民间故事》（1）（2）、民间叙事长诗《喀什噶尔之歌》；选编了一部古籍《古文观止》（满汉合璧）；作家郭基南的第二部专集、散文集《准噶尔新图》和歌曲集《锡伯族创作歌曲》出版。1985年出版17种有关政治、法律、文学类图书。其中文学译著有《三国演义》（1—4）、《兄弟民族谚语选编》、《唐诗一百首》；民间文学作品有《锡伯族民间故事》（3）、《锡伯族情歌》（锡汉合璧）；本民族作者创作的诗作有《诗集》和《哥妹泉》；历史著作有《锡伯族简史》。1986年出版7种，其中有《兄弟民族民间故事选》、《外国谚语选》。1987年出版文化教育、语言文字、文学、历史等方面的读物15种，其中语言文字方面的图书有《锡伯语语法》、《锡伯（满）语词典》、《旧清语词典》；文学方面有民间叙事长诗《拉希罕图之歌》、《锡伯族民间故事》（4）（5）、《笑话选》，纪实文学《锡伯骑兵连纪实》、《小说选》；历史方面有《清代锡伯族档案史料选编》（一、二）、《锡伯族历史资料拾零》和《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概况》。其中的《清代锡伯族档案史料选编》（一、二），对锡伯族清代政治、经济、历史研究，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当年开始出版综合性刊物《锡伯文化》。1988年出书5种：《古文观止》（满汉合璧）、《劝学篇》、《唐宋词一百首》（汉锡合璧）、《小说选》和《锡伯族民歌》。1989年出版语言文字、文学、艺术、历史类读物14种。其中语言文字方面有《汉锡简明对照词典》、《满语入门》；文学方面有译著《西游记》（1—3）、《慈禧太后演义》（上）、《锡伯族民间故事》（6）（7）、《寓言故事》、《阿凡提的故事》；文化、历史方面的有《锡伯族习俗志》、《敦吉纳见闻录》、《格图肯书法集》（锡汉对照）、《汗亚依拉克之战》、《东北锡伯族研究文集》等。1990年出版文学、科技类读物19种。其中有《锡伯族民间故事》（8）（9）、《锡伯族民歌》、《六部成语》、《萨满歌》、《锡伯汗都春》、《锡伯族创作歌曲集》、《锡伯族名人录》等受欢迎的读物。1991年出书9种，主要有《锡伯族民间故事》（10）、《满汉合璧西厢记》、《满文教材》、《察布查尔中草药》、《规范化名词》、《锡伯语语汇》等。1992年出书5种，有《新歌曲选》、《诗经》、《锡汉会话》等。1993年出书6种，其中郭基南的长篇小说《流芳》出版；还有自治区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办公室整理的《聊斋志异选译》（上）（中）出版，译著《红楼梦》4卷本出版。1994年出书5种：《聊斋志异选译》（下）、《锡伯族民间故事》（12）、郭基南的长篇小说《春到河谷》、《满汉词典》、《锡伯营职官年表》。自1995年始，锡伯文的读物的出版直线下降，到2005年底，只有《现代锡伯语》《锡汉教学词典》《锡伯族姓氏考》《盛京移驻伊犁锡伯营镶红旗官兵三代丁册》等几种书出版，并免强维持《锡伯文化》的不定期出版。2009年之后出版数量有所提高。

 在第二阶段的出版活动中，前十年可谓繁荣时期，多数是具有文化积累价值和保存价值的语言工具书、民间作品集、历史著作、创作作品、译著及古籍等，都是在这一阶段出版发行的。而且，图书各方面质量也大有提高，其中的很多图书还远销到日本、韩国、美国、英国、德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但是，到90年代初，这一繁荣局面很快宣告结束，并开始走向衰落。之所以出现这种衰落趋势，是与锡伯语言文字的衰落趋势具有紧密的联系。因为文字是语言的媒体，而一种语言走向衰落时，作为媒体的文字必然也出现衰落的趋势。这是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语言文字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

 在锡伯文读物出版方面，新疆教育出版社也功不可没。该出版社于1956年设立锡伯文编辑室。上面已述在此之前，锡伯族地区学生锡伯文教材的出版任务由新疆人民出版社承担，先后出版了数十种初高小语文、算术、历史、地理、自然等教材，之后，这类教材的出版任务归新疆教育出版社承担。自1957年至90年代，新疆教育出版社先后出版中小学锡伯文语文、算术（后改数学）、自然、地理、历史、政治、思想品德等教材以及农民识字读物等近200种（套）。这些读物的出版，推动了锡伯族地区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对延续和巩固锡伯语文的地位，起了不小的作用。

 新疆教育出版社锡伯文编辑室也是命运多舛。1956年设立才4年，就于1960年初被下放同新疆人民出版社锡伯文编辑室一起与伊犁日报社合并，直至1981年在有关部门的努力和锡伯族群众的呼吁之下，才恢复新疆教育出版社的锡伯文编辑室，自1982年始恢复出版锡伯文教材。但是，由于诸多主客观原因，锡伯文教材的出版一年比一年滑坡，以至到90年代末因没有订单而基本停止其出版工作。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随着汉锡文化的不断交流，尤其是汉文化日甚一日地冲击和渗透，使锡伯语锡伯文的使用环境和条件越来越发生变化，使用群体越来越缩小，中小学锡伯文课程的设置已变得可有可无，或无更好。事实求是地讲，要改变目前这种困境，是不大可能之事。因为从民族语言学角度讲，大语种同化小语种，小语种日渐失去语言地位是一个不可抗拒的客观规律。

 锡伯族汉文图书的出版也是锡伯族文化史上的一个重要方面，它对本族文化的发展具有很重要的意义。首先通过有关锡伯族历史、文化方面的汉文读物，使其他兄弟民族对本民族逐步有了了解。在此之前，许多民族尤其是多数汉族群众对本民族没有任何了解。其次，大多数锡伯族青年及相当一部分群众，通过汉文读物才开始正确了解本民族的历史与文化。因为，很多少年、中年以及部分群众，因不习锡伯文，或缺少这方面的锡伯文读物，只能通过汉文读物来认识自己民族的面貌。第三，汉文读物对本民族文化积累和记录其历史、文化事象具有重要的意义。锡伯文图书因印量少、流传范围狭窄、阅读人群少等原因，不但存世者少，而且熟练阅读者将越来越少；而汉文读物不但流传范围广，有庞大的读者群，而且收藏的公共文化领域也广泛，故基本能够代代相传。

 锡伯族汉文图书的出版，始于20世纪60年代，即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结束之后。当初锡伯族调查组将调查所得经过整理，于1962年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概况》；于1963年编写出《锡伯族简史简志合编》，内部铅印发行。通过该书，使知识界及民族部门对锡伯族有了初步了解。之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20年时间无其他汉文读物出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 ，锡伯族研究工作逐步得到重视。1981年新疆社会科学院编辑20余万字的《锡伯族文学历史论文集》，内部发行。1984年民族出版社出版《锡伯语口语研究》一书，系锡伯语方面第一部汉文读物。1986年是锡伯族汉文读物出版最多的一年。民族出版社出版国家民委五套丛书之一《锡伯族简史》和《锡伯语简志》；辽宁民族出版社出版《锡伯族史论考》和《锡伯族源流史纲》；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国家民委五套丛书之一《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概况》《锡伯族谚语选》。1988年辽宁民族出版社出版《沈阳锡伯族志》《漫话锡伯族》。1989年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锡伯族历史与文化》《锡伯族民间故事》和《乌孙山下的歌》；辽宁民族出版社出版汉文版《清代锡伯族档案史料选编》（一、二）；内部铅印发行《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地名图志》。1990年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锡伯族研究》；民族出版社出版“民族知识丛书“之一《锡伯族》；出版《伊犁文史资料·锡伯族专集》。1991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故事大系”之一《锡伯族民间故事选》。1992年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萨满神歌》。1993年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锡伯族史》；新疆青少年出版社出版《喋血金佛》。1994年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出版《锡伯族风俗志》；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血胆名猎》；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出版《锡伯族民间图案集》；民族出版社出版《锡伯族图录》。1995年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锡伯族百科全书》。1996年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流芳》；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出版《锡伯族》。1997年辽宁民族出版社出版《锡伯族民间美术概论》。1998年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父亲之死》《人的故事》和《岁月没有栅栏》；辽宁民族出版社出版《丹东锡伯族志》；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锡伯族研究文集》第一辑。1999年，新疆大学出版社出版《西域锡伯人》；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我就这么活着》；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最美的还是我们新疆·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伊车嘎善五十年》。2000年辽宁民族出版社出版《锡伯族民歌集》。2001年辽宁民族出版社出版《辽宁锡伯族史话》。2002年辽宁民族出版社出版《锡伯族民间故事集》；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情感的火花》。2003年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美是我》；云南人民出版社、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吴扎拉氏锡伯家·锡伯族》。2004年新疆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中国锡伯族双语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锡伯族风情录》和《锡伯族古籍资料辑注》；辽宁民族出版社出版《锡伯族谚语集》和《情系锡伯》；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锡伯族—辽宁省沈阳市新民村调查》。2005年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出版“中国少数民族风情游丛书”之一《锡伯族》。2006年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无声的游赋》。东北各锡伯族聚居地区，自90年代始，也先后出版了当地的锡伯族志。此外，还有不少正规出版物将锡伯族历史与文化作为专章专节或作为独立单元出版，或作为辞书的部分条目收入其中，如《中国少数民族婚姻家庭》《中国原始宗教资料丛编》《中国少数民族》《新疆古代社会生活史》《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中国各民族宗教与神话大词典》《新疆民族辞典》《西北民族词典》《西域地名词典》《中国各民族文化大词典》等，都有锡伯族的历史文化内容。

 在新疆地区来讲，锡伯族汉文读物的出版，相对于其他少数民族丰富得多。而且，学术著作的研究范围和深度，也可谓走在前列，学术方面也少有禁区。这深刻反映了锡伯族是一个开放的民族、善于进取的民族。

（本文原载贺灵、佟克力著《历史、民族、文化》，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