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世界历史，有不少民族在历史长河中逐渐地消失了，或因丢失自己的语言文字和风俗习惯，而变成另一个民族；或因迫于战乱长期迁徙，同别的民族杂居共处，久而久之，被先进民族同化了。锡伯民族的先民也概不例外，这也许是世界各民族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众所周知，锡伯民族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少数民族。回顾锡伯族西迁新疆二百多年来的历史，锡伯族为了保卫祖国，屯垦戍边，建设边疆；为了维护祖国统一，与各兄弟民族一道同国内外分裂主义势力进行了长期的坚持不懈的斗争；为了立足于中华民族之林，历来非常重视文化教育，成为一个崇文尚武、名列前茅的民族。因而，在本世纪五十年代至九十年代进行全国各少数民族教育文化素质评比中，除朝鲜族外，两次都名列第二名。

 据我所知，锡伯民族有这样一句谚语：“自我吹嘘的人是一个大傻瓜”。那么，我们暂且不作自我评论，听听国内外其他人士如何评价锡伯民族吧。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同志在世时曾说：“锡伯民族是自古以来的翻译民族”；全国政协副主席赛福鼎·艾则孜同志赞美锡伯族说：“锡伯民族是一个像食盐一样不可缺少的民族”；原自治区党委书记宋汉良同志和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铁木尔·达瓦买提（现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同志也曾鼓励道：“锡伯民族是在教育等各方面都走在各少数民族前面的先进民族，你们要世世代代发扬光大这个光荣称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在视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时，也曾道：“锡伯族为维护祖国统一立过功勋，是一个在文化、体育等方面都取得很大成绩的伟大民族”。国外学者也曾赞誉：“锡伯民旗是东方的犹太族”。这是国内外人士对锅伯族的总的评价。

 作者在想简要介绍一下锡伯族西迁新疆后创办刊物的一些鲜为人知的情况。锡伯族西迁新疆以后，从二十世纪三-年代末开始创办锡伯文杂志，截止目前先后办过七种刊物．下面逐一作简要介绍。

  一、《曙光》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至四十年代初，抗日战争爆发后，为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处在祖国西北的新疆各族人民，在陈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革命烈士的领导和鼓舞下，矛盾、张仲实、赵丹、徐韬、王为一、于村，陈谷，鲁少飞，戴鼓荫等一批名作家、艺术家，通过写小说、作报告、讲课、演戏、教歌，绘漫画等各种宣传形式，激发了新疆各民族的崇高的爱国热情。

 在众多的宣传活动中，文艺形式始终占了重要地位。锡伯族知识青年也同长辈们一起，奔赴战斗前线做了很多工作。初期，在乌鲁木齐求学的进步青年，在“锡索满文化促进会”会长安子瑛的带领下，在图奇春、赵德林、忠谦等同志的大力支持下，大唱革命歌曲，走街串巷演出文艺节目，同时，创办了《曝光》杂志。大家积极撰写文章，勇跃投稿，全面展开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在此影响下，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的有志青年也在各个学校自发地组织起来，掀起了编演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为题材的话剧、大合唱的高潮。如“战斗”、“插翅虎”、“老三参军”、“在原野上”、“太行山下”、“黄河大合唱”等等。因而，对提高锡伯民族和其他兄弟民族的革命觉悟，发展民族文化，开阔眼界，点燃革命火炬，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这是一份锡、汉两种文字的杂志，原来决定每月出一期，由于受经费和人手的限制，改为季刊。这个刊物，主要采用本民族学生撰写的文章。此外，为了提高刊物质量，学习兄弟民族的先进文化．从汉文中翻译选登了不少外国文学名著，比如：《白雪公主》、《普希金诗歌选>、《渔夫与金鱼的故事》、《鲁宾逊飘流记》等。

 该刊物的主要内容是，国内外大事，锡伯民族的好人好事、锡伯族历史、民间文学作品以及简讯等，为团结本民族，发展本民族的文化教育事业，作出了贡献。

 在1936年至1938年间，该刊物共编印六期。每期约10万字，印数为500册。

 后来，因新疆政治局势起了变化，安子瑛等同志被盛世才逮捕入狱，参加编刊工作的学生也因学习期满参加工作，加上经费来源枯竭等，被迫停刊。

 二、《文化向导》

 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虽然在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建立了文化馆、文工团、图书馆、广播站、电影院、报社等等，但是一直没有一个单位或个人举办文化刊物。正在这个时候，在当时文协的大力支持下，四牛录的管兴才先生首先提出创办一个刊物的倡仪，这个举动感动了西力春、新田，忠浩等热血青年。他们节衣缩食，一点一滴地积累资金，终于创办了《文化向导》杂志。

 这个杂志，从1953至1954年基编印8期。办刊地址在四牛录，月刊，每期8万字，印数300份。

 该杂志的主要内容是，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刊登诗歌、民歌及其它文学作品外，也翻译选登了其他兄弟民族的优秀文学作品。比如：《吕梁英雄传》、《李有才板话》、《高玉宝》、《清史演义》等，把这些优秀作品介绍给锡伯族广大读者。

 该杂志的出版发行，除极大的活跃了锡伯人民文化生活外，更重要的是为子孙后代留下了不朽的传世之作。比如，管兴才先生编著的《西迁之歌》，至今流传在锡伯族人民中间，达到家喻户晓、人人诵唱的程度。在1981年评比全国少数民族优秀作品时，被评为一等而获奖。

 三、《察布查尔文艺》

 该杂志是在五十年代为促进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锡伯族群众文化应运而生的。当时，为了满足广大锡伯族群众的要求，县文化馆专门组织人力用手刻、油印出来后，在全县范围内发行。可惜的是，因经费不足，印发第一期后便停刊了。

 到1977年末，在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县委宣传部的组织下，又重新复刊。先后印发6期，每期8万字，印数300份。从而，进一步促进了正熊熊燃烧的群众性文化活动。随着作者及其作品的不断增加，为该县专业文工团和民间艺人提供了很多剧本和文艺素材。使得他们有幸参加全国、自治区及自治州级的文艺比赛，并获得了名次和奖励。

 该刊物的主要内容是，积极宣传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刊登短篇小说、诗歌、散文、评说、民歌、论文以及挖掘整理刊登深藏在民间的锡伯文古籍等。

 四、《演唱材料》

 随着群众性文化活动的蓬勃发展，在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各牛录都自发地组织了由老年和青年组成的民间文艺队，这时原有的一份《察布查尔文艺》杂志已远远不能满足飞速发展的形势需要。在这种情况下，察布查尔县文化馆和爱新舍里镇文化分馆联合创办了《演唱材料》杂志，作为《察布查尔文艺》的副刊。

 该杂志为16开本，每期10万字。先后编印两期，共600多份，在全县范围内发行。

 该刊物的主要内容是，歌曲、秧歌剧、舞蹈、民歌等。参加编辑工作的除《察布查尔文艺》杂志编委会的全体编委外，还有爱新舍里镇文化分馆的春儿和铁山同志。

 五、《文萃》

 该刊物是一九七九年间，新疆锡伯族除了《察布查尔文艺》外没有其他杂志，停止学习和使用锡伯文字的情况下，由特克斯县退休老干部苏富林独自创办的综合性锡伯文油印杂志。

 当时，苏富林先生虽然年老退休，但思想还没有退休，为了发挥晚年的余热，产生了创办刊物的念头。他认为：“文化也是生产力。因为不同的社会背景，可造就不同的社会生产力；不同的企业文化，亦可以在微观上产生不同的经济效益。具体说，文化是通过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人——去发挥作用的；不同的文化可以塑造出不同品位的人，不同品位的人则可以创造出有着质的差异的生产力其它要素。”

    在办刊过程中，苏先生在人力、物力、财力不足的条件下，始终坚持大打人民战争这个战略方针，千里迢迢发动亲朋好友，克服千辛万苦，终于在三年间出版发行了六期《文萃》杂志。

    该杂志16开本，每年两期，每期十二万字，共印300册。它以民间文学为主，兼用锡伯族名人、史料、风俗习惯、语言文字、新疆和东北三省锡伯族相互通信的主要内容等。

该杂志问世后，在锡伯族当中产生了广泛深刻的影响。广大读者纷纷来信来电祝贺《文萃》杂志的成功发表，希望它更上一层楼。

苏先生为了响应人民的期望，他在《文萃》杂志第六期上发表了一篇感谢信，信中写道：“你们对我的帮助，实际上是为人民服务的具体表现，这六期《文萃》杂志的顺利出版发行，完全是党给了我勇气，人民给了我力量，没有党和人民也就没有我的今天。为繁荣和发展锡伯族文化事业，我要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可惜的是，年高德劭的苏富林先生，因身体欠佳出版发行《文萃》杂志第六期后，就未能如愿以偿。

    六、《学会通讯》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鼓舞下，为弘扬锡伯民族的传统文化事业，于1980年成立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语言文字研究学会之后，在县文教局长殷登保同志的带领和吴文龄、佟清福、伊津太等同志的共同努力下，依靠手刻和油印，在全国范围内发行的一个刊物。创办之初，起名《语言通讯》用锡伯文编印发行。到1985年，随着形势发展和全国各地锡伯族读者的要求，将该杂志名称改为《学会通讯》，并用锡、汉两种文字编印发行。每本8万字，每期印数为300份。先后印发40期，共计12000余本。从而加强了新疆和全国各地锡伯族之间的联系，为互通信息，增进友谊，共同进步，起了很大作用。

    该刊物的主要内容是，除及时宣传党中央的声音外，刊登了锡伯族历史、民间习俗、语言文字、全国各地锡伯族简讯等。

   七、《锡伯文化研究》

 1994年，是察布查尔锡伯自洽县成立四十年大庆之年。为了向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介绍锡伯族，在该县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的带头下，将原有的《学会通讯》改名为《锡伯文化研究》，出了一期专辑。该刊物第一期，印发了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成立四十周年大庆活动之际。刊物为16开本，用汉文印刷，18万字，定为双月刊，每期印数200份。

 令人惋惜的是，这份杂志虽然在民间产生了很大影响，群众呼声很高，但是，因受经费所限，只出一期即告暂停了。

 该刊物的主要内容是，历史、风俗习惯、教育、双语研究、文艺、语言文学、论文等。

 参加该刊物编委的有：郭根生、安英新、傅刚、何元秀，葛丰交、林海、佟玉香、崔吉春、何坚韧、富金才、吴金生、赵春生、韩清寿、高青松、华孝昌、安鸿毅等人士。

 八、《锡伯文化》

 为了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特别是为了适应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根据广大锡伯族人民的要求，在新疆人民出版社的哈萨克拜副总编、吴文龄等同志的共同努力下，于1987年创办的综合性刊物。

 创办初期，正处在按照计划经济办事的年代，由于经费有保证，  《锡伯文化》每期印刷1700份，每本定价0.55元。简而言之，这个时期，是不愁没有经费，不怕刊物发行，也不为印数忧虑的最顺利的时期。

 市场经济之后，少数民族出版事业都出现了经费缺少的问题。仅以《锡伯文化》杂志为例，一期只印300份，大约需要一万元；每本杂志成本费超过25元，每本实际亏损22元。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再要出版其它锡伯文书籍就无从谈起了。由于经费奇缺，加上发行困难等，给锡伯文图书出版工作带来了较大的困难。

 新疆人民出版社锡伯文编辑室为了提高刊物质量，把《锡伯文化》杂志办成精品读物，想了很多办法，并制定了一些制度。比如，选登优秀作品，稿件的舍取要经过集体讨论，根据作品分类出版，限制采用内部稿件，开辟稿源，用锡，汉两种文字出版等等，使刊物质量有了明显提高，受到广大读者的好评。

 该刊物的主要内容是，不折不扣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和国家的法律法规，以民间文学为主，兼顾其它方面的稿件。比如，为了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在刊登政治、经济、民间故事、诗歌、散文、短篇小说、语言文学、历史、论文、习俗、宗教、图片、生活常识及科普知识等内容的同时，翻译介绍了先进民族的优秀文学作品；该刊物更重要的任务是，互通信息、敬重老作家、专家学者的同时，也积极采用了后起之秀的作品，为培养跨世纪人才做出了贡献。

 该刊物原来一年只出两期，从1993年开始改为季刊。刊物内容锡伯文占三分之二，汉文占三分之一，从而为丢失或不懂锡伯文的全国各地锡伯族同胞及兄弟民族读者提供了一个文化园地。同时，也为提高本民族的文化素质，让国内外人士了解锡伯族，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

 该刊物16开本，每期约10万字。从1987年至1996年底出版发行共27期。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锡伯文化》杂志第一至十四期的内容全部是锡伯文，第十五期开始含有锡伯文和汉文两种文字；从第二十四期开始，使用电脑打字、排版、印刷。

 该刊物编委会成员有：道尔巴、扎鲁阿、格吐肯、郭元儿、傅玉珍、佟梅珍等。

 以上，锡伯族西迁二百多年来，始终重视发展教育和文化，因此，人数很少的锡伯民族才能立足于中华民族之林。锡伯族的知识分子，为了发展文化教育事业，提高本民族的文化素质，克服重重困难，一次又一次地创办刊物，先后创办了诸如《曙光》《文化向导》《察布查尔文艺》《演唱材料》《文萃》《学会通讯》等八种杂志，共发行四万三千四百余份，取得了一定的社会效益。

 在这里不提别的，只说说正在编印发行的《锡伯文化》杂志。国家颁布《教育大纲》之后，该刊物立即全文转载，在锡伯民族中间掀起学习《教育大纲》的热潮，刊登葛丰交同志的《锡伯族教育现状及其对策》一文后，在锡伯族读者中产生了较大影响，而且在全国及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评奖活动中荣获“青年佳作奖”；扎克丹先生的一篇短篇小说被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文艺团体改编成活剧，并在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少数民族文艺会演中获得二等奖；以一件小事为例，锡伯族自古以来喜欢养猪，但是出卖活猪时，因没有过称的习惯，往往被买猪者蒙骗而受到经济上的损失。鉴于这种情况，在《锡伯文化》杂志上介绍了一篇出卖活猪时如何计算重量的小文章。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的锡伯族读者看到这篇消息非常高兴，奔走相告，老百姓很快就学会了使用方法。从此，老乡出售活猪时再也不上猪贩子的当了。

 新疆锡伯族在创办刊物中，取得了很大成绩，也积累了一些经验。但是，也还存在着不少困难和问题。如果说有什么经验的话，那就是长辈的自强自立，重视科学文化教育，克服各种困难，长期坚持创办刊物，也积累了一些经验，使锡伯族文化刊物逐步走向成熟阶段。

 如果说有什么教训的话，我们深为锡伯文刊物的将来所担忧，实际上至今还没有一份经过国家有关部门审批的，有正式刊号的，可以通过邮局订阅的锡伯文刊物。《锡伯文化》杂志，也只不过是一套丛书的翻版而已。据笔者记忆，新疆人民出版社于1993年曾向全国各地锡伯族聚居区发出订单征订《锡伯文化》杂志，然而收到的订数只有三十多份。因此，上级有关部门未予批准正式刊号。《锡伯文化》在只印300份的情况下，大部分都交给作者去推销。按理说，这种做法是不符合党和国家的出版政策的，但是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只有这样做了。在这种情况下，新疆人民出版社锡伯文编辑室为了不让这份唯一的刊物中途夭折，绞尽了脑汁。他们为了提高刊物质量，增加发行数量，年年派人到村户宣传动员，又在有关报刊上连续不断地刊登广告，加大了宣传力度。

《锡伯文化》是用两种文字出版的面向全国近18万锡伯族而办的杂志，如果人人献出一份爱心，至少可以救活自己的刊物吧！笔者在下面算了一笔帐：1987年一吨纸张的价格为890元，到1996年已超过7000元了；工厂印刷费，1996年比1987年上涨56%左右；再加上其它费用就更高了。我们的《锡伯文化》杂志正处在难以为继的窘境中。我们认为，作为一个民族的唯一的一份杂志，不能不考虑其政治影响，也不能不算经济帐。为了把刊物继续办下去，除了依靠党和国家的扶持以外，主要靠调动编者、作者和广大读者的积极性。为此，我们渴望大家为办好《锡伯文化》杂志多提出宝贵的意见。

（本文原载《锡伯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