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7月至2015年4月，笔者根据国家农业部关于申报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要求，依据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认定标准，在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人民政府的组织安排下，完成了《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新疆伊犁察布查尔布哈农业系统项目申报书》《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新疆伊犁察布查尔布哈农业系统保护与发展规划》等文本的编制工作。现将察布查尔布哈农业文化系统的基本情况概述如下。

  一、历史和现实意义

 本系统所述察布查尔布哈具有207年的历史长度，两个多世纪以来在布哈两岸生成和发展了独具特色的农业文化系统。察布查尔布哈是清嘉庆年间，伊犁锡伯营军民在总管图伯特的倡导和带领下，于1802——1808年间开挖的伊犁地区最大的水利工程，完全用人工方式开挖，引伊犁河水上岸。开挖大渠时从锡伯营的八个牛录中每个牛录抽出50名兵丁，统共为400名，分成两队，春天一队，秋天一队，轮番施工，并且边开挖边种植，当年开挖当年收获粮食，历经七年才开挖成功。开挖当初全渠长90公里（东起坎乡麻扎村察布查尔布哈龙口，流径察布查尔腹地全境12个乡镇场，西出爱新色里镇乌珠牛录村，尾水流入伊犁河），渠深约3.3米，渠底宽约4米。大渠开挖成功后开垦了大片农田，垦荒造田灌溉面积近8 万亩，锡伯族军民在亘古荒原上建设起自己美丽富饶的家园。

 察布查尔布哈的开挖成功给锡伯营军民的生产生活带来了巨大变化，有力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八旗土地制（公有制）的形成，实现了男女老少均有田、人人有地种的目标，使锡伯族军民的生存条件有了根本保障。布哈开挖之初，其灌溉农田出产的粮食产粮占到当时伊犁四营（为锡伯营、索伦营、察哈尔营和厄鲁特营，另有两个满营，统称为伊犁四营）屯田总产粮的近一半。布哈开挖成后，锡伯族军民由原来居住在绰霍尔河流域潮湿地带先后搬迁到新渠两岸，修筑城堡定居下来，出现了规划齐整、村落相望、阡陌相连的村落，形成当今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锡伯族八个牛录早先居住的格局。

 察布查尔布哈的开挖成功不仅有效地解决了锡伯营军民的口粮问题，而且由于有了经济支撑，军马不断更新，兵马处于最佳状态，使锡伯族官兵能够忠实地履行戌边任务，安心守卫祖国西部边境，先后守卫18座卡伦边防哨卡，遏制住了沙俄对我国西部边境领土的蚕食。除外，锡伯营官兵还换防驻守塔尔巴哈台和喀什噶尔台站，维护地方治安，期间多次参加抵御外敌入侵和平定地方民族分裂主义叛乱的军事斗争，屡立战功，付出重大牺牲，先后有四位英雄人物绘图紫光阁。

 察布查尔布哈不仅是锡伯族人民的母亲渠，也是生活在该地区各族人民的生命之水。察布查尔布哈两岸的土地，是锡伯族人民世世代耕耘的热土，是锡伯族根之所在。布哈开挖207年来，经过不断修缮维护和改扩建，现灌区规模已达30余万亩，粮食产量占全县粮食总产量的70%以上。目前，察布查尔布哈依然是整个伊犁地区和伊犁河灌区骨干输水工程，养育着占全县近14万各族人民。布哈两岸形成了以锡伯族农耕文化遗产为主体，汉、维吾尔、哈萨克、回等民族文化相互交融的一体多元文化格局。察布查尔布哈被锡伯族人民称为“母亲渠”，有大量歌颂布哈的诗歌、散文、小说、歌曲和影视作品问世并流传。正因如此，1954年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成立时，就以察布查尔布哈命名自治县的名称（察布查尔在锡伯语中意为“粮仓”）。时至今日，察布查布哈依然是展示锡伯族人民保卫边疆、建设边疆的杰出贡献以及热爱生活、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开拓进取的精神象征和历史见证，对于建设小康社会，弘扬锡伯族爱国家、爱家乡、反侵略、反分裂、捍卫祖国统一、艰苦奋斗、自强不息、团结友爱、学习先进科技文化等民族精神，展示锡伯族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等都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和现实意义。

 二、开挖察布查尔布哈的历史背景

 锡伯族军民抵达伊犁后，伊犁将军将他们安置在与伊犁将军府一河之隔的伊犁河南岸 (今日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所处地域)，组成锡伯营（为伊犁四兵营之一），守卫与沙俄交界的西部边境。当时伊犁河南岸除小片湿地外大多为缺水的荒地或草场，基本无耕地，清政府除给锡伯营一定军饷外，其余包括军粮在内的全部生活资料均要自给，经济条件十分艰难。为了完成国家赋予的戍边任务，锡伯族军民除了履行防守卡伦、驻守台站等戍边职责外，积极发展生产，首先疏通拓宽了当地废弃的一条 180余里的绰合尔渠（现称大稻渠），垦种一万多亩耕地，初步解决了自身的口粮问题。锡伯族军民西迁戌边37年后，人口繁殖达7000余人，靠万余亩土地已不能满足口粮供应，无法解决生活问题，并且所居地形“渠北地隘虑在无田，渠南阳崖，患在无水”(见徐松著《西域水道记》卷四，18—19页)，无法扩大生产。

 摆在锡伯族军民面前唯一的出路，就是另外开渠，屯垦种植，扩大耕地面积，以维持全民族的生计。时任锡伯营总管图伯特深刻意识到锡伯族军民要生存下去，履行好守卫西部边防的神圣职责，就应兴修水利，垦荒造田，发展农业生产。在此之前，图伯特的前任也曾多次修建渠道，均因渠线选择不当，施工组织设计不周等原因，遭到失败。为了民族的存亡，为了保卫祖国神圣边疆，锡伯营总管图伯特毅然决然地提出修渠开垦，屯垦戌边、建设自己家园的主张。图伯特深入研究分析了伊犁河以南的地形土壤等自然条件。当时察布查尔地区除了依靠仅有的几十条泉水和夏季的山洪水外，再没有别的可利用水资源。而泉水和洪水，都满足不了生产、生活的需要。在这种情势下，图伯特广泛征求群众意见，踏遍伊犁河以南的所有地方，比试各种各样的土壤，反复勘察设计修渠路线，最后决定从伊犁河南岸开挖龙口，引水上岸，垦荒造田，造福后代。他向伊犁将军松筠提出了开挖布哈的建议，阐述了兴修水利、垦荒造田对巩固边防与国计民生的重大意义，并以九族担保，保证七年之内完工。他的建议得到了伊犁将军松筠的批准。嘉庆七年（1802），图伯特带领锡伯族军民，正式兴工开挖大渠。

 大渠从察布查尔山口开凿龙口，南引伊犁河水灌田”。渠工开始时，在劳动力不多]、程又很艰巨的情况下，图伯特从八个牛录中抽出四百个劳功力，分编为两个大队，春秋两轮流换工挖渠。渠道因地制宜，边挖渠边耕种，开一段就引一段水进行耕种，当年开挖当年收益。这样不仅解决了渠道试水问题，也解决了劳动力的口粮问题，减轻了群众的负担。渠工开始后，图伯特就住在工地，不惮疲劳，遇事和老农共同研究。白天指挥劳动，夜晚则率领部分办事人员，用香火测量地形，钉桩，标明翌日开挖的渠道路线。锡伯族军民目睹图伯特公而忘私、不辞劳苦的情景，更是干劲十足。锡伯族军民在总管图伯特的率领下，齐心合力，艰苦奋战，终于在嘉庆十三年（1808）挖成了深一丈，宽一丈二尺，近二百里的察布查尔布哈，开垦八万余亩农田。除外，锡伯营分别在总管挡房和旗下挡房设立了牧场，畜养马牛羊等牲畜，解决了锡伯族军民对畜力和肉食、奶品等生计的需求。对此，道光十年（1830）锡伯营总管和特恒额在给图公祠立的碑文中作了这样的描述：“自垦种以来，年年丰收，家家富裕，人人丰足，诸凡衣食之用，婚嫁祭祀之典，无不赖此备焉。兆民含哺鼓腹，永承晴天和日，安享其乐；积粟满仓，以备不虞；严明法纪，克勤技艺；倡导孝悌，完善礼仪”。

 锡伯族军民修建察布查尔布哈，开荒造田，发展生产，不领国家口粮自耕自食的行动，给伊犁地区其他兵营的军民做出了示范，也受到清政府高度重视。时任伊犁将军松筠亲临视察布哈后，倍加赞赏，特别向朝廷提议：“满营八旗亦应按照锡伯营八旗之制，按名分给地亩，各令自耕自食”。嘉庆十七年（1812），清廷军机处专门提出满营应仿锡伯营之例，自行建房，垦荒造田，以自耕自农，自耕自食。并令伊犁八旗兵营，“应按锡伯营八旗之制，按名分给地亩，各令自耕自食，某人耕种者，即为某人世产”。此后伊犁满营、厄鲁特营、察哈尔营、索伦营等兵营纷纷仿效锡伯营，自耕自食。锡伯族军民在伊犁的戌边屯垦业绩，为清政府在天山南北两路进行旗屯提供了宝贵经验。由此发端，伊犁旗屯全面铺开，全疆范围内形成了屯垦热潮。

 嘉庆十八年（1813）曾任陕西榆林知府，熟悉汉中名渠郑渠、白渠水利灌溉系统的徐松被发遣到新疆伊犁后，目睹察布查尔布哈之水流经的地域土地肥沃，粮食丰收，赞叹不已，在其所著《西域水道记》中对布哈的功能这样写到：“既濬新渠，辟田千顷，遂大丰殖，雄视诸部。郑白之沃，不足云也”。

 伊犁将军将图伯特的功劳奏报朝廷后，嘉庆皇帝令其进京朝观，绘图紫光阁。图伯特进京时，带去察布查尔地区的十多种土壤，向嘉庆皇帝逐一介绍了各色土壤的性质，宜种何种作物，以及怎样发展农业生产的远景计划。

 察布查尔布哈一经建成，锡伯族军民欢欣鼓舞，生产积极性十分高涨，很快就开垦了8万多亩农田。布哈的开挖成功，极大地改善了锡伯族军民的生存环境，沿伊犁河南岸居住的几个牛录，先后迁移到察布查尔布哈南北两岸修筑城堡定居下来。从此，在一片荒无人烟的原野上，出现了村落相望，阡陌相连的居民区。之后，锡伯族军民更加奋发图强，不断扩大耕地面积，年年丰收，军民生计大为改善，而且还为渠水流经的维吾尔族村庄的农业生产提供了充足的水源，对当地维吾尔族农业的发展也起到了促进作用，加强了锡伯族军民与维吾尔族人民之间友谊，增进了民族团结。

 二百多年来，察布查尔布哈经过多年的整修和扩展，现今的灌溉面积已达30余万亩，成为伊犁河灌区主要引水渠之一。察布查尔布哈的建成，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经济意义和现实意义，它是锡伯族军民开发建设我国西北边疆的一大贡献和历史见证。

 三、锡伯族军民兴修水利经验和技术的推广

 锡伯族军民修建察布查尔布哈、屯垦开发、自耕自食的成功经验和技术，为伊犁地区乃至北疆地区水利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示范带头作用。锡伯族军民在开挖察布查尔布哈的过程中，培养了一批水利专业人才，他们积极帮助各地区兴建一系列的农田灌溉工程，对当地农业生产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道光二十四年（1844），伊犁将军布彦泰组织伊犁河北岸回屯及各部，从喀什河引水，整修延伸湟渠至霍城县惠远城（伊犁将军府所在地），工程开始后由于缺乏技术力量，遇到很多难题。为此专调锡伯营副总管色明阿和他的儿子泰斐额担任工程技术指导。父子俩与当地军民一起，同甘共苦，风餐露宿，测绘地形，确定疏浚方案和新支渠的开渠路线，亲自带队施工，锡伯营还派去大批劳力去支援，终于将全长99公里的湟渠疏浚成功。有关湟渠的拓展工程，民间流传这样一段传说：湟渠完工后，色明阿父子俩架着一叶小舟，乘水而下至伊犁将军府花园，向伊犁将军报捷。湟渠的修建为发展伊犁河北岸的农业生产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时至今日，湟渠已经形成成人民渠、青年渠、团结渠等大渠和若干条支渠，灌溉140多万亩农田，成为伊宁市、伊宁县、霍城县及大渠沿岸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各团场的主要引水渠道。

 1870年，索伦营领队大臣霍加布（锡伯族）率领因战乱在俄国流浪两年之久的锡伯、鄂温克、达斡尔等索伦营右翼四旗军民，在塔尔巴哈台西北开挖了一条东西长六十余里的“阿布德拉布呼”（布哈），开垦数万亩良田，解决了兵民口粮和军需。

 1874年，锡伯营总官喀尔莽阿率领500余名锡伯官兵和察哈尔营军民，将“阿布德拉布呼”（布哈）拓宽、挖深、延伸，增加水流量,扩大了种植面积。期间，第一年开挖了一条五十里长的引水渠，取名“相根布呼”，开垦近万亩良田。第二年，又开挖五十多里长的“喀尔莽阿布呼”（现称哈日布呼布哈，简称哈日布呼），开垦两万多亩良田。这两条布哈的水源源不断地流入博尔塔拉原野上，出现了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的景象，不仅解决了戍边官兵、闲散和察哈尔营十六旗兵民的口粮，还为收复北疆的清军储备了军粮和草料。19世纪80年代初，清军进兵新疆，打败阿古柏入侵、收复北疆地区的军事行动开始后，喀尔莽阿组织当地军民将粮食加工成面粉和其他食物，源源不断地运到精河、五台、四台、三台、松树头、二台等驿站，为清军提供军粮军草，保证了清军的后勤供应。锡伯营总官喀尔莽阿在博尔塔拉凿渠屯田的过程中，给察哈尔营军民传授修渠和耕种技术，今温泉县的哈日布呼镇就以喀尔莽阿主持开挖的哈日布呼布哈的名字命名，以纪念锡伯族英雄人物喀尔莽阿的功绩。新中国建立后，当地政府将当年喀尔莽阿主持开挖的“相根布呼”和“哈日布呼”两条布哈不断改建、拓展、延伸，使之在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的农业生产中依然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其中哈日布呼布哈灌浇的农业区的粮食产量，占温泉县粮食产量的90%左右。

 1875年，锡伯营佐领色布西贤率领另一支屯垦官兵，在库尔喀拉乌苏（今乌苏市）、车排子等地凿渠引水，开荒造田。

 1885年，锡伯营和索伦营官兵在驻守河源、登元、察罕鄂博等六处卡伦的同时,首先开凿了引灌苜蓿沟水的“安巴布哈”，渠长六十余里，至1905年又开凿了“旱稻约霍伦”（锡伯语意为稻渠），渠长四十余里。继而又开凿了“阿里玛图渠”、“伊泰渠”、“劈山渠”等五六条布哈，造田十余万亩，索伦营驻地出现了一片丰收景象和村落相望居民区。

 1897年，伊犁将军长庚为了解决惠远城新满营的口粮问题，并出于边境防务筹备军粮需求，派出40余名锡伯青壮官兵前往特古斯塔柳（今新疆巩留县）屯田。他们在喀布奇海谷沟处从特克斯河开挖布哈引水，开垦荒地，每年将所收获的粮食由伊犁河水道供应给伊犁将军府。翌年，伊犁将军长庚得悉特古斯塔柳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令锡伯营再挑选250名锡伯官兵，派往该地屯田。他们把原先开挖的水渠拓长拓宽至50公里，沿布哈两边开垦了十几万亩良田。该渠起初命名“锡伯渠”，后改名五一大渠。自此，一部分锡伯族定居在那里（巩留县现有近1600名锡伯族人口），成为在特古斯塔柳地区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的先行者和开拓者。

 1908年，伊犁新满营何福（锡伯族）署理额鲁特营期间，为解决翻山越岭调运粮食难的问题，率领额鲁特营军民，并自己出资，在特克斯县开挖了一条长六十多里的“何福布哈”（哈萨克语称黒鹏托汗），开荒屯田，解决了额鲁特营军民的吃粮问题。“何福布哈”现已改名为“友谊渠”，成为现今特克斯县喀拉达拉乡、喀拉托海乡、特克斯牧场等三个乡场农牧民生产生活的主要水源。

 时至今日，察布查尔布哈养育着生活在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境内的近14万各族人民，对县域经济社会发展依然做出着很大贡献。布哈两岸自然生态和人文环境良好，农、林、牧、副、渔及第二、第三产业综合发展。休闲农业、乡村旅游业方兴未艾，具有发展观光、休闲、旅游和现代农业新业态的空间。布哈两岸还形成以锡伯族传统文化为主体、多民族文化融合的多元文化格局，这些珍贵的农业文化遗产以其有形和无形的方式在民间存续，具有其活态性、动态性、适应性、复合性、战略性、多功能性和持续性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