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夏天，波兰华沙大学G·图里索夫博士前来伊犁师范学院进行学术交流。图力索夫博士研究东方语言文化，精通蒙语，通晓满意，此时他正在北京大学学习汉语，对锡伯文化也颇有兴趣，所以到伊犁来了解锡伯族，追其原因，图氏手里有本他的老师华沙大学教授斯坦尼茨拉夫、卡鲁宗斯基编辑出版的《伊犁地区操满语的锡伯族语言》一书。该书是用德文出版的。我不懂德语，但出版者独具匠心的封面设计，一下子吸引了我，在淡黄色的封面上印刷了用毛笔书写的满文信件墨迹，清晰可辨，拿起来一读原意是这样：

“师傅巴里善谨禀贤领事（俄驻伊宁领事）诸请颐安：近来贤事领偕太太小姐均安否？前贵处所问一事书函寄送，想必近已收到，此次贤事领所送图画，乃为萨满供奉之阻神画像。上端正中坐者，此为巫仙，两翼为其恭候之众徒弟，以下云中站立者，皆为巫仙之徒弟，其表意匡助上刀梯之萨满。猛虎雕鹰，原是巫仙拳养之兽鸟，均有灵异神气，故诸萨满疹治大小疾病时，跳绳到门口祈祷，先请雕鹰进屋，以此助威护身。”

我见过萨满神画，此信解释的是萨满诸神及灵异鸟兽的作用，对研究西部文萨满教育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是令人遗憾的是，一本书的封面容量有限，无法刊载信件的全文，也不知道信函写作日期，我在遗憾之余询问图氏，回国后能否将该信的原件复印一份寄给我？图氏满口答应。然后，我随便翻阅该书。发现前半部拉丁文，后半部是德文，无意中拼读一下拉丁文，是锡伯语口语，内容是锡伯族民间故事，按讲故事人的语气记录，共52个，还有26段5行的锡伯族情歌，我感到兴奋和好奇，想借来看一下，但非常不凑巧，此次我们是晚上见面的，图里索夫博士第二天就回北京，我无法仔细研读，第二年夏天，图里索夫和他是在塔什干出席国际学术会议之际，从阿拉木图再次来伊犁，他未能把信件带来，倒是把他的老师的那本书给我赠送一本，我请求他把这本书的前言翻译给我，他说自己的德文不怎么好，并告诉我，我院挪威籍老师懂德语，因挪威语属于日尔曼语系，与德语非常接近，也庆幸的很，我的楼下就住着我院外籍老师挪威人T·恩格赛斯先生一家，他一边教学一边学维语，他的英语、德语、汉语、维语都十分出色，我求教于他，翻译了德文前沿，弄懂了满文字母和拉丁字母相互替代的规律，经过一番潜心研究，进而将该书的全部民间故事，民歌翻译成锡伯文，了解了这些民间故事，民歌传到欧洲去的来龙去脉和该书出版发行的经过。

最近，苏德善先生在《伊犁师范学院学报》1996年第一期中，已在《波兰出版发行<伊犁锡伯族语言资料民间文学集>》为题发表文章，了解了这本书的情况。苏文提供了某些鲜为人知的资料，但也有些出入。现在，我把我所知道的和研究的情况公诸于世，以补充苏文。

锡伯族的民间故事究竟是怎样传到欧洲去的呢？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俄国彼得堡大学的研究生费德罗·穆诺木斯基，在该大学，研究东方语言。他是东方语言学家，教授维拉基茨洛夫.科特维克奇的学生。1906年3月，F·穆诺木斯基受我国中亚、东亚研究会的委派，到异地来学习满语和锡伯族语。这是他的第一次亚洲之行，不过他在研究语言方面，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因为他曾经前往伏尔加河流域喀尔玛克部落区学习过蒙古语和达尔翰语，他来到伊犁后，在察布查尔住了四个月，当时的锡伯营总管富勒牯伦、副总管艾新泰，还专门举荐马甲塔奇哈善为向导，协助F·穆诺木斯基进行采访活动，F·穆诺木斯基自述，他是从五月到九月，走访了8个“部落”（即牛录），七个村庄（一、三牛录实为一个村庄）。据他统计，当时的锡伯族人口约有25000人，这次，采访中，穆氏搜集记录了13个民间故事和神话，两首婚礼歌（实为婚礼习俗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沙林午春”即婚礼歌），1500个单词。1907年6月。F·穆诺木斯基再次来伊犁，在第二次采访中，他搜集记录了32个民间故事，2首民歌，对此他还前往索能赢索伦营，学习了达翰尔语河索伦语（鄂温克语）。锡伯营总管富勒牯伦、富总管艾新泰还委派官员伊乐春，带去两只鸭子表示慰问。F·穆诺木斯基在两次伊犁之行中，共搜集记录了45锡伯族名间故事，四首锡伯族名歌，1500个锡伯语单词，以及若干个达翰尔语、索伦营语（鄂温克族）民歌，他把锡伯族的民间故事、民歌，是用铅笔以斯拉夫字母记录在笔记本上，总共250页，其中两本为96页，其余为32页左右，F·穆诺木斯基在伊犁的第二次采访中，患了肺结核病。回到彼得堡后，病情没有好转，于1908年8月去去逝。

F·穆诺木斯基去世后，上述的这些材料就被他的老师W·科特维克奇接管.十月革命后，W·科特维克奇于1923年回波兰，把F·穆诺木斯基两次伊犁之行的全部材料带回去。W·科特维克奇回到波兰后，本想把F·穆诺木斯基的材料整理出版，也想出版一本达翰尔语词典，但W·科特维克奇回波兰后，不久就去世，他的愿望未能实现，这些原始资料就被她的女儿玛丽亚继承，玛丽亚有个学生名叫马力安.多维克什，他对这些材料很感兴趣。打算研究一番，但他逝世过早，也未能如愿，1976年，玛利亚把所有材料完好无损的交给了华沙大学语言学家，S·卡鲁宗斯基教授。

S·卡鲁宗斯基接受这些珍贵材料后，经过一番整理和研究，出了三部书，第一步是达翰尔语词典目录，第二部是索伦营词语典录，第三部于1977年出版，即《伊犁地区操满语的锡伯族语言》一书，这是第一卷。第二卷为《锡伯语语法》。第二卷我们还没有看到。《伊犁地区操满语的锡伯族语言》这本书，是由两部分组成，上半部是口述的并以口语的形式记录的民间故事和民歌。下半部分是从民间故事中整理、归纳、概括的锡伯语词典，F·穆诺木斯基记录的民间故事没有加标点，也没有标点符号，故事是用阿拉伯数字1.2.3.4、、、、来区别的，总共45个民间故事，S·卡鲁宗斯基也沿用穆氏的办法，没有加标题，仍用阿拉伯数字来区别不同的故事，但经S·卡鲁宗斯基仔细查看研究后发现，民间故事因为52个，而不是45个。据S.卡鲁宗斯基分析有几个故事非常短小，所以F·穆诺木斯基可能没有把它当做一个完整的故事对待，如该书中的第24、25、53号的故事，还有27号故事，是第6号故事的缩写而已。不过S·卡鲁宗斯基把这些故事都当做一个完整的故事出版了。F·穆诺木斯基用斯拉夫字母记录的，没有标点符号，S.卡鲁宗斯基认为，斯拉夫字母不能准确地记录锡伯语。而且许多单词发音记录的不太准确，所以他把斯拉夫字母译为拉丁转写，还运用了个别特殊字母，并做了技术处理，按句子加了逗点，对话则加了冒号、引号、问号，等标点符号。F·穆诺木斯基第一次来伊犁搜集记录的故事中，每个故事后面都注明了讲故事人的姓名年龄时间合适地点，如第一号故事的讲述人是殷德善，30岁，“四部落“人（即四牛录），讲述时间是1906年8月26日，因为S·卡鲁宗斯基是研究锡伯语言的角度出发的，而不是为了研究锡伯族民间文学，所以出版该书时，把讲述古人的姓名时间地点都去掉了，实在太可惜。

在这些民间故事中，有我们熟悉的《黑牛的故事》、《三个霍托（秃头）比撒谎》等，也有我们不太熟悉的反映氏族社会、东北森林中狩猎生活的《神鹿的故事》等，还有两个直接从蒲松岭的《聊斋志异》中抄下来的故事。如第13、第14号就是，至于民歌，F·穆诺木斯基搜集了四首，现在出版的只有一首，S·卡鲁宗斯基推断，所余三首民歌和1500条锡伯语词汇字典，可能留存于列宁格勒（现改为彼得格勒）的档案馆里。不久前，杨震远先生给我抄写了三首锡伯族民歌，据说他在北京编撰的《满汉大辞典》时，新疆社科院终玉泉女士给了他一个文复印件，不知何国文字，经过研究他发现是用外文记录的锡伯族民歌。在这3首民歌中有反映锡伯族婚礼风俗的民歌精品——《劝嫁歌-金钮扣》，也有格调较低下的《挑情歌》，加上已经出版的《情歌》恰好是四首，我估计杨震远先生翻译的那三首民歌，可能是F·穆诺木斯搜集，而S·卡鲁宗斯基没有找到的那三首。

S.卡鲁宗斯基编辑该书的锡伯语词典部分时，在民间故事、民歌中出现的词语错误和不清楚的地方，都加以修订，并作了注解，（当然，在卡文的修订中错误也不少）。为了纠正这些错误，注释锡伯语词汇，他翻阅大量的满语、锡伯语的辞典和有关文献。主要的有：“E·纳依勒，《俄满辞典》（1952年-1955年；H·科洛特考夫，《锡伯族的萨满教》（1912）；B·拉得西伊，1890年在伊犁编纂的《俄满词典》；J·诺尔曼，《锡伯语》；Y·扎哈罗夫，《满俄词典》；但他认为，这些词典收进的词汇太少，非常有用的还数日本人羽田亨编纂的那本《满和词典》

S·卡鲁宗斯基的《伊犁地区操满语的锡伯族语言》一书出版后，很快发行到波兰、匈牙利、原苏联、德国、意大利和日本。于是，锡伯族的民间故事、民歌由F·穆诺木斯基搜集记录，经过七十年的曲折经历，从俄罗斯到波兰，由S·卡鲁宗斯基编辑出版，然后再从波兰传到欧洲和世界。

（本文于1996年4月28日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锡伯族文化古籍研讨会上交流）